政治精英与国家转型
历史似乎揭示着这样一条法则；当传统政治精英阶层成为国家变革的驱动力量时，国家转型通常能够更顺畅地完成；当传统政治精英阶层成为国家变革的阻碍力量时，变革经常会以底层革命的方式爆发出来。后一种情形下，国家转型的风险、成本和不确定性都会增加。
为什么自然资源更丰富的拉丁美洲会远远落后于美国？公元1500年，今天拉美的玻利维亚和秘鲁拥有整个美洲最高级的文明形态，美国基本上是一片荒蛮之地。1700年拉美和美国人均产出几乎一样，1800年拉美跟美国还相差无几，但此后两者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开，今天拉美的人均GDP大概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不同的人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解释，而在福山主编的出版于2008年的《落后：解释拉美与美国的发展鸿沟》一书中，美国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认为，政治因素是解释拉美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关键。
从逻辑上说，宪法是一国政治和政体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因此，如果普沃斯基教授的政治因素论靠得住的话，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说：1787年《美国宪法》也是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成长的关键。
如何缔造一个现代国家？创建一个自由国家的同时如何塑造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这是美国当时面临的挑战，美国决定召开制宪会议来应付这一危机。于是，55位制宪会议代表集聚一堂，他们要以自由的讨论和理性的言说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这些美国“开国之父”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华盛顿、富兰克林等独立战争中的显赫人物，也包括汉密尔顿、麦迪逊等对制定和批准美国宪法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
这些后来被视为“半神半人式”的人物，经过两个多月缜密的政治辩论和讨价还价，才完成美国宪法的起草。这部宪法在自由精神与政府效能、人民主权与精英治理、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之间实现了恰到好处的平衡。美国的立宪经历证明，当政治精英发挥有效的政治领导力时，“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是完全可能的。
而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政治精英的领导角色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落后的国家更需要政治精英来推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比如，日本就是一例。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给日本的统治精英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经历了短暂的阵痛和抗拒之后，他们举起了“维新”大旗，开始启动“以欧洲文明为师”的国家变革，“脱亚入欧”成为这些国家精英的明确主张。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是“脱亚入欧”的主要倡导者。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说：“现在世界各国……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印度则是另一个例子。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和社会分裂严重的国家，印度能维系民主政体，堪称“民主的奇迹”。这一奇迹主要得益于印度政治精英阶层的努力。独立之前，印度很多上层精英都接受过牛津、剑桥等英国名校的教育，普遍受到自由思想的熏陶，回国后又参与了地方选举和政党活动。拿政治人物来说，圣雄甘地对非暴力原则的倡导，尼赫鲁对民主政体的恪守，英吉拉·甘地在紧急状态后恢复民主规则的做法，都对印度的民主产生了有益影响。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印度宪法的巨大价值。这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安贝德卡尔博士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一位富有政治洞察力的法学家，他领导宪法起草委员会历时近三年才完成宪法的起草。印度宪法既借鉴了英国制度的优势，又考虑到印度族群、宗教与语言的多样性，后来的实践证明这部宪法具有维系民主制度的强大潜力。正是政治精英阶层的努力，推动了印度在政治上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政治精英阶层既可能是国家变革的动力，又可能是变革的阻力。比如，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以贵族和教士为主的传统政治精英为近代兴起的绝对君主制所俘获，他们与君主结盟，接受君主的庇护，与君主分享着统治国家的收益，过着奢靡的生活。尽管普通教士和部分普通贵族获益不多，但这两个等级的成员均享受着免税的待遇，而所有税负均由第三等级承担。这意味着法国传统政治精英阶层的利益与整个“旧制度”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当1789年5月第三等级提出改革国家的主张时，这个传统政治精英集团的态度一开始摇摆不定，后来倒向了君主的一边。这样，当国家变革成为新兴力量和平民阶层的呼声时，法国的传统政治精英不仅不能领导变革，反而为变革力量所抛弃，结果是充满血腥与暴力的法国大革命。(https://www.daowen.com)
与日本明治时代相比，晚清中国政治精英阶层的所作所为就要逊色很多。中国比日本更早领教欧洲的船坚炮利，然而，从1840年到1911年，以满清贵族和汉族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为主的传统政治精英阶层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无法担负起推动中国现代转型的重任。在经历了饱受争议的洋务运动、短命的维新变法和虚情假意的立宪改革之后，晚清统治精英还是无法为中国开启一条新路。当他们成为国家现代变革的阻力时，历史选择了以自己的方式开辟道路。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新军下级军官和士兵发动的起义为标志，晚清统治大厦随后轰然倒塌。
那么，在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政治精英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呢？简单地说，原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传统政治精英的利益是否高度地捆绑在“旧制度”中？1789年之前的法国，教士与贵族等级为旧制度所裹挟，因而他们难以承担起领导法国变革的重任。而美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如果把英属美洲殖民地或松散的邦联视为美国的旧制度，那么以律师、农场主、工商业主为代表的开国之父们不仅不依赖于当时的旧制度，而且他们本身就要求变革旧制度。
其次，政治精英阶层是否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与气质？如果政治精英阶层过分实用主义，过分注重实利和精于计算，就很难胜任规划变革远景和推动国家转型的任务。在印度，英国一流大学的教育不仅帮助民族运动中的政治精英阶层形成了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而且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决精神和理想主义气质。这种精神通常还孕育着勇气与行动能力。
最后，政治精英阶层是否具有较强的领导力与自组织能力？这里的领导力与政治精英阶层能否领导和激励其他社会力量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有关，而这又离不开政治精英阶层脱离于旧制度之外的自组织能力。如果在旧规则之外，政治精英阶层依然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采取有力的集体行动，那么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国家变革的动力。相反，在前面的讨论中，法国大革命之前和中国晚清传统政治精英阶层的变革型领导力与自组织能力都很弱。
历史似乎揭示着这样一条法则：当传统政治精英阶层成为国家变革的驱动力量时，国家转型通常能够更顺畅地完成；当传统政治精英阶层成为国家变革的阻碍力量时，变革经常会以底层革命的方式爆发出来。后一种情形下，国家转型的风险、成本和不确定性都会增加。当然，这些看法不过是基于局部的历史观察和比较，并非定论。而且，一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并非铁板一块，因而实际情形还要复杂得多。
但是，这些零星的观察对于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转型仍然富有启发性。中国亦是一个尚未充分完成现代转型的国家。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国家转型，中国现有的政治精英阶层正在扮演何种角色？将会扮演何种角色？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原载于《东方早报》2012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