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政治中立的语言

正如高质量的商品来自于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高质量的思想也来自于自由公平的思想竞争。当思想市场的规则受到破坏时，思想的伪劣品就会大行其道。因此，首要的问题应该是，中文亟须从一种过度政治化的语言回归到一种政治中立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思考问题的基本工具，而概念是语言的基础。如果说一种语言是一座大厦，那么概念就是一个个的砖块。当关键的概念模糊不清时，我们就无法有效思考了。很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教授曾经批评过“被毒化的语言”的问题。今年以来，张维迎教授多次严肃地批评中国的“语言腐败”问题。他们的批评，首先都与概念的误用有关。而在当下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关键概念的模糊不清甚或误解误用，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公共领域中要想进行有效的思考和讨论，首先要想清楚：每一个概念都确有所指吗？如果同一个概念既可以指甲，又可以指乙，而甲和乙又是很不同的事物，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样的概念进行清理，这是进行有效公共讨论的前提。概念的混乱，只能导致思维的混乱，从而使有效的公共讨论成为不可能。

比如，民主是中国过去一百年中最重要的公共话题之一。那么，民主确有所指吗？民主在学理上有明确的边界吗？从实质含义来说，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即政府的组成和政策应该反映多数公民的偏好与诉求。但是，这个定义可操作性比较低。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后来提出了一个关于民主的程序性定义。他认为民主是一种竞争性的选举制度，这也是目前国际学术界一般接受的概念。只有基于这样的概念界定，思考和讨论才会更有效，才不容易混淆民主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再比如，改革也是中国公共领域的热门话题。那么，改革确有所指吗？今天的做法跟昨天的做法不同，都可以被称为改革吗？以高考改革为例，从3+2的高考科目到3+X的高考科目，是高考改革吗？如果发现3+X也存在弊端，再从3+X回到3+2呢？又是一次高考改革吗？如果从全国统一高考到分省高考，再由分省高考回到全国统一高考，是两次高考改革吗？在具体的高考出题形式中，如果从主观题到客观题，再从客观题回到主观题，也是两次高考改革吗？

要确定什么是改革、什么不是改革，首先要界定改革的本义。如果对改革的本义进行有效的界定，就会发现“改动”和“变动”本身不等于改革。改革的本义至少包含了新事物要比旧事物更好，而不只是说新事物与旧事物不同。因此，改革必须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改革的标准是什么？改革的愿景是什么？改革的路径又是什么？仍以教育改革为例，只有真正明确了教育的目标和教育系统的绩效，只有剖析了旧教育系统的弊端，只有明确新教育系统的构建路径和实施要点，在此基础上从旧教育向新教育的“变动”，才能被称为教育改革。否则，就可能只是方向不清、路径不明的“教育改动”而已。

如果说概念是语言大厦的砖块，那么逻辑就是语言大厦的基本结构。若是逻辑结构混乱，语言这座大厦就会扭曲，甚至倒塌。但现实情形却是，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充斥着大量的逻辑谬误。比如，常见的情形是，有人提出了一个逻辑不清的观点，然后另外的人同样以逻辑不清的方式进行反驳，随后双方开始激烈的争论。诸如这样的讨论，既不能厘清问题本身，亦不能使旁观者从中获益。(https://www.daowen.com)

如果某个重要问题在不同时代被反复讨论，但大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并没有显著进步，就基本能说明其中的逻辑性是很弱的。比如，关于一国公民素质与民主的关系，早在20世纪10、20年代就被热烈讨论过，30、40年代再次被讨论，80年代继续被讨论。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又有人拿出这个问题来老调重弹。这种议题的重复和观点的重复，至少说明公共领域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公共讨论的低水平陷阱”。

在公共讨论中，任何有价值的观点都要经得起逻辑上的推敲。如果一个观点经不起严密的逻辑分析，它就没有任何意义。逻辑混乱的一种极端情形是，一个人可能会主张他本来会反对的观点。比如，最低工资法是很多劳工阶层代表的政策主张，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保护劳工阶层的利益。然而，很多经济学家已经从学术角度论证，最低工资法无法达到本来的目的。从逻辑上说，最低工资法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劳工阶层的利益，反而会伤害这一阶层的利益。其中的核心逻辑是：由于最低工资法的存在，那些市场价值低于最低工资率的普通劳工将很难找到固定的工作，其结果是失业率的大幅攀升。最低工资定得越高、越脱离原有的市场均衡水平，失业问题就可能会越严重，或者非法的低收入雇工现象就会越突出。这当然是最初提议这一政策主张的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在国家与市场之争中，一个现在仍然很流行的观点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所以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这一观点看似合理，但其中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这一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不会出现政府失灵。换句话说，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同样可能会出现政府失灵。固然市场有市场机制的成本，但政府也有政府机制的成本，而且在一些领域政府机制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是否需要政府干预，从逻辑上说还需要比较市场失灵的代价和政府机制的成本。一种逻辑更严密的观点应该表述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当政府机制的成本低于市场失灵的成本时，政府干预才成为必要。

对于公共讨论中的概念不清和逻辑混乱，学术界和教育界负有最直接的责任。这一领域最活跃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具有职业学者的身份。因此，如果说中国目前公共讨论的水平尚低，学术界自然脱不了干系。高校学术训练的不足，还直接影响了一代代毕业生的学术鉴别能力。什么样的文字更容易发表？什么样的观点更有市场？什么样的声音更容易赢得掌声？这些都与中国教育系统塑造的整个社会的学术鉴赏能力的高低有关。

当然，除了学术和教育原因，这一问题还与中国国情下语言的过度政治化关系重大。1949年后的较长时间内，中国的语言系统被高度政治化了。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学术、教育和媒体的意识形态化，为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预设政治标准，以及公开出版物的政治筛选机制，都降低了语言作为一种开放的思考工具的有效性。这种情形会对一个国家公共领域的讨论质量产生严重的损害。“真理是科学体系的首要价值。”如果还存在超越真理标准的更高标准，科学体系的科学性本身就要大打折扣。当对真理的探索和讨论超越预设的意识形态框架时，如果还需要服从这种预设的意识形态框架，概念不清和逻辑混乱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原载于《东方早报》2014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