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替代方案

所以，即使没有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魏玛共和国民主政体的缺陷也已经暴露无遗。而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到来，成为了最终推倒魏玛民主政体的那张多米诺骨牌。实际上，当时魏玛民主政体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1928年，德国失业人口不到100万；到1932年，失业人口突破600万，失业率高达43.8%。另一个重大问题是魏玛政府财政资金的困境，国会和政府根本无法就如何通过改革来克服财政危机达成妥协。此外，随着德国经济与社会困难的加剧，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种族主义的势力开始升温，社会层面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也在不断升级。政府同样没有能力去控制这种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总之，1932～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已经岌岌可危。

当一个社会的民主政体无力解决基本的政治经济问题、难以克服重大危机时，魏玛选民就更有可能转向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

此时，阿道夫·希特勒走到了德国政治舞台的中央。他敏锐地意识到，大萧条的到来正好给纳粹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机会。希特勒开始考虑如何才能获取已经失望透顶的德国选民的政治支持。他给中产阶级承诺恢复法律和秩序，他给上层阶级承诺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他给军队描绘新式军队和重新崛起的蓝图，他给工人阶级承诺克服失业和贫穷。

希特勒本人的核心优势是一流的演讲术和杰出的领导力。他一方面不知疲倦地在德国各地进行一场场的演讲，另一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纳粹党的组织。在1932年，希特勒共进行了320场演讲，他的演讲还被灌制成5万张唱片发行。从组织层面看，1931年年底纳粹党党员已经达到80万，冲锋队人数已经达到22.5万，党卫队人数已经达到1.5万。结果是，加入纳粹党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时尚，甚至连老皇帝的一个儿子奥古斯特·威廉都成了纳粹党党员。

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生活越是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希特勒就越是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发表反民主的言论。在进入国会之前，希特勒就公开叫嚷：“结束选举的鬼把戏！……多数能干什么？多数代表了愚昧……多数的统治就是不负责任的统治……我们承诺要在国会中进行最大程度的斗争，以反对愚昧和不负责任的统治。”他还这样说，“德国国会制今天意味着德意志民族的衰落和终结……创造德意志帝国的是一个人：俾斯麦……能够拯救德国是基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团结基础上的独裁统治。”(https://www.daowen.com)

纳粹党的主要“吹鼓手”戈培尔博士则赤裸裸地宣称：“我们进入国会，目的是在民主的武器库中向我们自己提供民主的武器。我们成为国会议员，目的是借助魏玛民主本身搞垮魏玛民主。”

由此可见，纳粹党要搞独裁统治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认为这是解决当时德国政治问题的唯一出路。正如后来耶鲁大学教授胡安·林茨所指出的，当民主政体本身无力解决问题时，反民主的反对派会把反民主的统治方式作为替代性的解决方案。

从功能视角看，在魏玛共和国后期，一个好政府的首要条件是能够恰当地应付当时的政治经济危机。任何一个缺乏基本效能的政府——无论是民主的还是威权的——在当时都会遭到失败。

与魏玛时期相比，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做法则完全不同，他们的政治行动是迅速且有力的。从政治上说，纳粹党通过控制军队与警察、打击德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限制或取消公民权利等做法，获得了强大的自主性与行动能力，能够在应付政治经济危机方面采取果断、有效而快速的行动。

从经济上说，纳粹德国政府通过投资大量公共工程、实现金融的稳定化政策、鼓励扩大煤铁工业和化工工业、集中资源优先发展军备工业等做法，解决了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并使德国经济开始走上正轨。这样，希特勒掌权之后，德国的失业现象到后来几乎彻底消失了，国民收入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福利待遇改善了，大部分人也更有安全感了。从数据上说，1933年德国失业人口高达601万，1935年减少到297万，1939年则降至30万，基本消灭了失业现象；1933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为590亿德国马克，1935年增长至830亿德国马克，1939年则攀升至1300亿德国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