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危机与独裁的机会
一个曾经梦想受挫的奥地利艺术青年、一个毫不起眼的维也纳临时工、一个德国战场上受伤退役的上等兵、一个因偶然机会发现自己政治能量的生活失意者，是如何一步步地走上魏玛政坛、征服德国选民的呢？
故事当然要从魏玛共和国说起。1918年，德国战败导致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倒台。1919年1月19日，德国20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参加了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国会。随后，新国会的首次会议于2月6日在小城魏玛召开，通过了《魏玛宪法》。
德国废除君主制和建立民主制的尝试，似乎给这个尚未摆脱战争失败噩梦的社会带来了新的希望。在知识界看来，魏玛宪法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但问题是：这个新兴民主政体能够克服诸种困难存活下来吗？
魏玛共和国大致经历了前后相续的三个时期：1919～1923年的政治经济危机，1924～1928年相对平稳的“黄金岁月”，以及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如果抛开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贯穿魏玛共和国14年历史的一条政治主线是：民主政府治理国家和应付危机的能力逐渐衰减。当民主政体无力治理国家时，就为民主的替代性方案打开了大门。而这一切又跟《魏玛宪法》在政治制度安排上的重大缺陷有关。
一般来说，政府稳定性是衡量民主质量的重要指标。魏玛共和国的基本特征是内阁稳定性很低，政府更迭频繁。
从1919年2月13日到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魏玛共和国总共产生了20届内阁（有些内阁总理是同一人选）。平均算下来，每届内阁的持续时间不到9个月，只有4届内阁的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此外，1930年3月之前由国会产生的内阁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内阁能获得国会的多数支持。最为夸张的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两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和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先后领导的内阁，在国会支持率都没有达到10%。
魏玛内阁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国会的政党分化程度过高，缺乏能够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这又跟当时实行的纯粹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有关。《魏玛宪法》第22条规定：“（国会）议员由年满20岁的男女，按照比例代表制，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法选举产生。”与一个选区产生一个议席的多数决定制相比，比例代表制的最大优点是具有更好的代表性，而最大弊端则是鼓励小型政党，对大型政党较为不利，容易导致国会政党数量过多和政党体制的碎片化。(https://www.daowen.com)
早在讨论《魏玛宪法》草案时，就有政治家敏锐地意识到纯粹比例代表制的危害。当时的左翼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指出，“比例代表制不适于确立政治领导集团”，会强化德国政党林立的局面。后来还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比例代表制，纳粹党肯定无法在1932年赢得选举上的巨大成功。
在魏玛时期，被选入国会的政党数量通常都在15个以上，有时还超过20个。就赢得国会议席比例超过1%的政党数量来说，1919年是6个，1928年是11个，纳粹党实现选举突破的1930年则是12个。魏玛时期政党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新的小型政党不断兴起，而大型政党则容易发生分裂。当时两大主要政党都发生了分裂，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党分裂出了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些都削弱了主要政党的政治力量，客观上使得稳定的多数派执政联盟更加难以形成。
魏玛民主政府的不稳定与低效能还与半总统制的制度安排有关。《魏玛宪法》规定了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而总统拥有极大的权力，总统是国防军的最高统帅，可以任免总理和部长，还有权解散国会，但总统任命的总理和内阁在国会至少要得到消极支持。这意味着国会的不信任投票可以让总理和内阁下台。与议会制相比，这种半总统制的政府形式在总统、总理与国会之间塑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关系，也更容易引发三者之间的政治冲突。
《魏玛宪法》还存在一个偏袒总统的重要条款，即后来臭名昭著的第48条。这一条款规定，总统在必要时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包括采取武力恢复法律和公共秩序，以及搁置公民的全部或部分基本权利。固然，宪法同时规定国会对这些措施拥有否决权。但如果把这个第48条与第53条总统可以任免总理、第25条总统可以解散国会，以及第47条总统为国防军最高统帅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魏玛宪法》第48条赋予了总统实施个人统治的合法权力。
1930年3月27日，由于参加联合政府的各政党无法就财政政策达成妥协，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议会内阁倒台了。在国会无法组阁的情况下，3月底，总统兴登堡就授权海因里希·布吕宁组建新政府。这样，魏玛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统统治”的授权内阁就诞生了。而这样的内阁越来越难以获得国会的支持，于是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就陷入了某种僵局。
其实，当时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早就认识到《魏玛宪法》的严重缺陷，他于1929年2月16日指出：“我们现在正陷于国会制的危机，这种危机超越了一般的信心危机。这种危机有两个原因：第一，德国国会制度的扭曲性；第二，国会在对于国家责任方面的错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