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实质性减税

如果说国际经验仍然是中国制定财政政策的重要参考，那么，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实践揭示了三条重要的财政经验：

第一，世界没有一个以市场化方式完成工业化的大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是实施高税收政策的。西欧和北美的主要大国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之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通常仅为10%左右。这些国家是在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之后才实施高税收政策的。

第二，发达国家的财政形态在从低税收向高税收转型的过程中，新增税收的去向主要用于建设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占了过去100年这些国家新增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换句话说，发达国家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对应的是建设福利国家。(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尽管低税收与高增长没有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低税收通常意味着高增长，高税收通常意味着低增长。如今高税收、高福利的发达国家面临的低增长、高失业率以及公共债务危机，都昭示着这种财政选择并非审慎而深谋远虑的做法。相反，发达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倡导的“低税收”和“收支平衡”的古典财政教义。

一道简单算术题证明了财政收入高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如果任由财政收入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这一政策的不利后果。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期维持财政增速远超经济增速的局面。只有领导层高瞻远瞩，着眼未来，克服税收刚性难题、破除财税政绩工程和抑制政府部门预算冲动，才能扭转财政收入过快增长的局面。逻辑上不可持续的事情如果还没有转化为眼前的危机，主要理由是时间还不够长，须加以警惕。

（原载于《南风窗》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