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税、限购与限行

最近一两周，微信朋友圈曾被一条信息刷屏：“师傅，请给我加300元92号税。”这条信息表达的是公众对财政部自2014年11月以来3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不满。事件的背景是：国际油价连续下挫，而财政部却将汽油消费税从每升1元调至1.52元，由此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5毛钱是小事，但税率却是大事。那么，谁有权决定税率？按照《立法法》，税收立法权属于人大，但人大可以授权。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两次授权国务院在税收、改革等领域制定行政法规。至今，1985年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授权依然有效，而实际行使税收立法权的是财政部。

税收是敏感的政治问题，直接关乎公共福祉。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税率和税种是否过于随意？相比之下，税收立法权由立法机关掌握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税收立法将会是一个更加审慎的过程，需要经过提案、审议和表决等程序；二是税收立法将会是一个更加公开的过程，从而增加立法与政策调整的可预期性。一个可以借鉴的细节是，发达国家的立法过程都有辩论环节。为什么立法过程需要辩论环节？一方面是让各方利益和观点得到充分的表达，另一方面能够做到更加审慎和周全。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在股市大幅上涨后突然宣布将股票交易印花税从1%调高至3‰。结果，这一旨在给股市降温的措施引发了上证指数的暴跌，很多投资者损失惨重。

最近同样备受关注的，是深圳市2014年12月29日宣布实施汽车限购。实际上，过去两年关于深圳市将实施汽车限购的传闻不断，但深圳市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都曾公开“辟谣”。这就引发了强烈质疑。从表面上看，公众质疑的是深圳市汽车限购的必要性与否，以及深圳市政府在该事件上的公信力问题。(https://www.daowen.com)

但是，有人关注更为基本的问题：深圳市政府有权实施汽车限购吗？《通告》提到了两个主要文件。一是国务院2013年9月10日颁布的《大气污染行动防治计划》，该计划指出：“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要严格限制机动车保有量。”二是202011年10月31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该条例第76条规定：“市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交通拥堵治理措施：（一）实行机动车保有量增量调控……”

尽管有这些政策与法律文件，喜欢较真的人仍会追问：公民是否有权利购置汽车并以合理方式取得车牌呢？这个追问的关注点是基本的公民权利。如果公民有这种权利，与其他具体法规条例相比，这种权利是否具有优先性呢？如果这种权利具有优先性，政府是否不应该对这种权利设限呢？尽管很少有人认为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不恰当的，但如果要干预，是否可以采取更加温和的手段呢？

第三个事例跟笔者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有关。2008年10月11日，北京开始实行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但这位朋友认为，若非紧急状态，政府不应该设立尾号限行的管制措施。这项规定生效后，这位朋友依旧每天开车往返学校。结果一年下来，他共收到30多张尾号限行罚单，合计罚款3000多元。

交完罚款后，他拿着交款凭据跟笔者说：“我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北京市有关部门吗？我可以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尾号限行规定违反宪法吗？我或许应该提起这项司法审查诉讼。”当然，他并没有这样做。一位熟识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如果法律可以规定私人汽车每周按尾号限行一天，那么市区私人住宅是否可以实施根据门牌号码限住的规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