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2011年的元月，行走在寒风中的我为北大校园报摊上的一则新闻标题所吸引。这则新闻的大意是，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增幅超过20%，而同年中国GDP增速不到10%。这意味着当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幅超过了GDP增速的两倍之多。直觉上，我认为这是一个非正常现象。回到廖凯原楼436研究室后，我马上给著名时政期刊《南风窗》杂志写了一封邮件，大意是希望写一篇时政评论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结果，面对一位当时并未发表过多少严肃作品的博士生，《南风窗》杂志执行副主编赵义老师给予了热忱的回应。不到两周时间，刊载我第一篇严肃时评——《又一个财政“丰收年”的隐忧》的新一期《南风窗》杂志就在全国各地上市了。
此后，写作时评成了我学术生活的一部分。或有感而发，或应邀而作，我先后在《南风窗》刊发了《中国改革的关头：进还是退？》、《民主转型僵局》、《国家治理新思路》、《权利优先：法治国家的起点》等文字。其中的一些文字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关注，有的成了《南风窗》官网或其他知名思想网站的热门文章。除个别作品之外，这些文字大都关心的是“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宏大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些文字呢？借用著名学者杨奎松教授的一句话，那就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忍不住的关怀”。
如果说与媒体的第一次缘分是从我主动发出一封邮件开始的，那么与媒体的第二次缘分则是从我收到一封邮件开始的。大约是2012年初夏，我收到了来自《东方早报》编辑部的一封邮件，发件人是该报专刊《上海经济评论》主编张云坡老师，大意是希望我能够给该刊撰稿，或者开设专栏。这位主编甚至提到，给我写邮件，是因为读到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期刊《二十一世纪》上讨论民主转型的学术论文。起初，我有些诧异——媒体主编为什么会如此关注严肃的学术期刊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不过是这位主编及其编辑团队发掘有潜力的新作者的常规步骤。机缘巧合的是，我当时即将博士毕业并已拿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教职，而立足于上海的《东方早报》又是整个华东地区最有“态度”的媒体。所以，短暂沟通之后，一拍即合。我承诺办妥复旦大学入职手续后，即会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开设专栏。
尽管我们最初商定写作专栏频率为两周一篇，但学术研究与教学任务占用了我绝大部分时间。三年下来，我实际的专栏写作进度仅为一到两月一篇。在我看来，这已经够不上一个“合格”的专栏作家的标准了，甚至有被“辞退”的风险。不过，好在《东方早报》与张云坡主编给我以足够的宽容，不仅“容忍”我自由地选择写作主题，而且允许我以“慢工出细活”方式进行写作。同样重要的是，与我打交道的三位编辑郑景昕、吴英燕与田春玲都是优秀编辑的典范——他们一方面懂得恰当地赞美作者，以鼓舞写作的士气；另一方面懂得恰当地“压迫”作者，以提高作品的产量。
正是这样，从2012年11月20日在《东方早报》发表第一篇专栏文字开始，我陆陆续续写了二三十篇。这些文字或长或短，但主要关注的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政治文明何以可能？我的初衷是，尽管这是一个几乎难以驾驭的宏大议题，但如果化繁为简，每篇文字都能从一个细小的问题入手，久而久之，就有可能集腋成裘，把这一看似庞杂的宏大议题梳理清楚。这样，《政治精英与国家转型》、《贫富冲突与现代政治》、《岛屿的寓言：谁之统治？何种秩序？》、《美国制宪时刻的政治思考》、《韩国政治转型的关头》、《蛋糕政治定律》等一系列文字就陆续面世了。而本书的很多篇目都出自我的个人专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十年左右，民主在全球范围内似乎表现不佳，尤其是泰国的两次军事政变、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以及中东北非地区的转型挫败，都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国际与国内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有关民主的负面报道和文字。2014年3月初，英国著名时政期刊《经济学人》甚至为此刊发了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使其重焕生机？》，试图系统检讨民主在当前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困境及脱困之道。国内某知名网站以选择性翻译的方式介绍了这篇文章，并将标题改为《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一时之间，从舆论场的风向来看，这篇出自英国权威时政刊物、标题被改动的封面文章似乎又成了一盆新的泼向民主的“脏水”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为了与国内舆论场进行对话，2014年3月18日，我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发表了近5000字的长文——《被误解的民主》。这篇文字面世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门户网站在新闻频道的显眼位置转载这篇文字；新浪微博版被转发超过1000次，阅读量超过100万人次；知名思想性网站——共识网在首页显著位置推荐，同样产生了较大的点击阅读量。2015年1月16日，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被误解的民主》一文从众多著名时评家的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拿下“2014网易华语新媒体传播大奖之年度评论奖”。这一奖项既是对我过去写作的肯定，又是对我未来写作的激励。在此基础上，我趁热打铁，陆续撰写了《再谈“被误解的民主”》和《三谈“被误解的民主”》。后来，《东方早报》将其合称为“民主三论”，澎湃新闻则以“对民主的二十个误解”为题集中刊发。实际上，本书书名也出自这篇文章的标题。(https://www.daowen.com)
除了上面提及的两段“文字姻缘”，这部作品能够诞生，还要感谢很多杰出的媒体人士，特别是：《东方早报》副总编孙鉴先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主编张明扬先生，澎湃新闻编辑谢秉强先生，《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李晶女士，《新京报》编辑张弘先生，前《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编辑邓志新（阿登）先生，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先生，前共识网编辑、现《文化纵横》编辑徐书鸣先生，《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编辑林密女士，等等。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鞭策与包容，这部作品中的很多文字将无法问世。当然，促使我将这些文字结集出版的动力还来自法律出版社编辑高山先生的勉励和督促，本书的高质量出版也得益于他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与汗水。此外，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很多关心与帮助我的领导和同事们。
最后的感谢要送给我的家人。我的太太杨小静始终给予我足够的支持与包容。她在从事文学创作之余，承担了包括教养孩子在内的几乎所有家庭事务，为我从事研究写作赢得了时间与空间。我希望，有一天她作品的销量和读者数量能够远远超过我的作品。
按照我将满6岁的女儿如伊的说法，我是她排名第三的“好朋友”。每次看到我拿回家的报刊文字，刚学会认字的她经常用稚嫩的声音说：“爸爸！爸爸！今天报纸上又有你的文章，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对一个刚学会使用“简直”、“不可思议”这类词汇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话听上去有些搞笑。但对一个父亲，这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每当看到她一副自由自在的样子，我就会更多地思考身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我们这代人能够让下一代生活在一个更加自由、开放、公正的社会吗？当他们长大成人、行走于世界各地时，他们能够因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吗？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最大期待，也是很多人继续求索现代政治文明之路的动力源泉我们的下一代一定期待着更好的未来，而他们的未来，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中。
是为跋。
包刚升
2015年7月于复旦大学文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