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先生”：知识创新与科学进步的缘由
德先生固然重要，但倘若没有赛先生，一个国家的国民缺乏必要的科学素质，也是无法实现善治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差异表现为科学知识积累的数量与知识创新的速度。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在于科学知识的有效积累。在经济史学者看来，18世纪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并非由科学革命直接驱动，但也得益于欧洲长期的科学知识积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更是逐渐步入了一个以系统的组织方式来积累和创新知识的全新时代。这使得人类科学进步和知识创新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消极模式变为积极模式，由个人创造改为组织创造，由偶然发现转向系统研究。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系统的科学进步与知识创新主要依赖于三种方式：一是19世纪以来基础教育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的逐渐普及，以及与此相关的价格低廉的教科书的流行；二是自洪堡在德国首创研究型大学以来，一流大学逐渐完成了从神学教育和博雅教育向前沿科学研究的转向；三是自德国西门子公司首创公司研发部门和设立实验室开始，一流大型公司和高科技创业公司成为人类技术革新的主要引领者。这样，基础教育和教科书促进了科学知识的有效传播，大学和公司成为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创新的组织载体。结果，人类从19世纪到20世纪迈向了一个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创新的时代。以最近20年为例，人类仅仅在计算机、移动通信与互联网领域的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就是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无法想象的。
值得提醒的是，人类的知识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生产的知识，而且包括国家、制度、法律与治理的知识。如果说前一种知识是与直接创造财富有关的，那么后一种知识则是与使创造财富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有关的。在人类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英国，不仅查尔斯·达尔文、艾萨克·牛顿这样伟大科学家的头像印在英镑纸币上，而且亚当·斯密这样伟大社会科学家的头像同样印在英镑纸币上。实际上，社会科学知识是人类科学知识体系的一个部分。而在一些国家，社会科学知识却容易受到忽视，但其实后一种知识同样重要。
一个国家即便有了“市场先生”、“法治先生”和“民主先生”，但倘若没有“科学先生”，该国仍然没有多少机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更无法成为人类文明新的创造中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通过教育普及已有的科学知识，如何通过科学研究拓展“科学的边疆”，如何通过企业活动促成科学知识向产品与服务的转化，都是关键问题。
对中国来说，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古典文明的一大缺憾是科学精神的相对不发达。尽管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记述了古代中国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了传统社会的非凡高度，但这些技术成就与近现代科学尚有很大的差异。探讨“李约瑟之谜”时，有学者认为，神秘主义的流行严重抑制了中国古代的科学进程。还有人认为，中国皇权社会的科举制度和对社会精英的评价机制，使得科学精神不受重视。时至今日，尽管中国基础教育已经普及且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了很多中等收入国家，但中国社会的科学精神仍然比较匮乏。比如，很多人还相信基于神秘配方的神奇滋补品，并将其作为看望长辈的节日礼物；比如，在涉及转基因食品的重大争论中，只有少数讨论是基于科学原理的，多数则是新闻报道似的渲染；再比如，很多重大公共政策的讨论与决策并未引入严格的科学评估流程，而是着眼于各种各样的权宜考量。
从制度与政策层面看，如果说一国的科学进步主要取决于有效知识的积累、传播与创新的话，那么中国目前尚有很大的改进余地。首先，尽管基础教育已经普及，但中国国民的科学素质尚不能令人满意。据媒体报道，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曾经说，中国具备科学素质的人口比例“不超过2%，与国外相差超过十倍”。这种说法可能存在争议，但一个长期从事科普工作的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应该引起注意。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青年群体整体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比较差。这一说法也在互联网空间中得到了印证。比如，重大公共事件出现以后，很高比例的网民首先不是弄清事实和进行逻辑分析，而是根据预设立场进行站队。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思维训练需要进行系统的反思。根据笔者对中学教育的观察，目前语文、政治和历史等学科的一些出题方式，不仅不符合科学原则，而且是反科学的。这无疑会败坏年轻一代的逻辑思维能力。(https://www.daowen.com)
其次，现代大学——特别是一流研究型大学，是知识创新与科学进步的重镇，因此大学体制是否合理极其重要。大学以求真为本，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探索未知。因此，任何预设意识形态立场的研究实际上都不是严肃的科学研究。从这个角度讲，能否恪守学术独立，是决定大学能否推动知识创新与科学进步的关键。而在科学研究中过分强化意识形态标准，会极度损伤大学的学术研究能力。此外，政府过度介入科学研究，包括在科学研究领域确定评价标准、设立过多项目等，都可能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这样做的结果是，官僚化与行政化的标准往往会取代真正的科学标准。在这一方面，政府应该减少过多的科研项目经费，大幅增加对大学基础研究的一般性资助，而把决定经费投向的权力交给大学和科学家群体。政府还应该退出一般的科学研究评价领域，进行科学评价的恰当主体是国内外科学同行，而非政府机构或高级官员。特别值得提醒的是，政府试图左右社会科学研究的倾向也不值得提倡。实际上，政府被视为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主要“客户”的国家，社会科学都不会出现真正的繁荣。
最后，如果想让大型公司与高科技创业企业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有效主体，政府最需要做的其实不是对具体项目的资助和扶持，而是创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按照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的研究，日本政府在20世纪后期大力扶持的产业绝大多数都没有获得全球性的竞争力。对中国企业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有效的产权制度、自由的经营环境以及优越的社会基础设施，而非政府的定向扶持。以汽车这样高度竞争性的产业为例，国有资本比例过高、汽车企业设立的严格许可以及生产销售等环节的过度审批，都会影响了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整体进步。实际上，像特斯拉这样的电动车产品几乎不可能率先出现在中国（当然，这家公司的前景还不明朗），原因不在于具体的汽车技术，而是国有资本主导的市场可能缺乏足够的创新激励，同时政府的各种管制与审批可能已经扼杀了这类创新。
总之，全球发展经验揭示的是现代化离不开这四位“先生”。同样，中国现代化也应该离不开这四位“先生”。“市场先生”关系到财富增长与经济繁荣，“法治先生”关系到约束政府和社会规则，“民主先生”关系到公共部门治理的有效性，“科学先生”则关系到知识创新与科技进步。
放眼全球，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与模式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一般逻辑可能是相似的。至少从经验上看，没有这四位“先生”，一个社会注定会被排斥在现代文明世界之外。如果向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先生请教这个问题，他或许会这样说：“现代国家都是相似的，而落后国家各有各的不同。”
（原载于《东方早报》2015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