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先生”：政府为何响应以及如何问责
既然法治国家的前提是政府要守法，那么如果政府不守法，那又该怎么办呢？从历史经验来看，政治文明国家与政治野蛮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统治者是否被驯服。驯服统治者的主要办法，就是民主的规则与程序。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早在2000年前就把“民”（民众）置于“君”（统治者）之上了。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这意味着公民共同体成为委托人，统治者成为代理人。既然如此，统治者“为人民服务”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至于统治者有没有服务的资格、服务得好不好，都应该有人民说了算。从一般意义上说，统治者被驯服的标志包括：统治者经由合乎民主原则的制度与程序产生，统治者不再拥有政治特权，统治者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受到约束和制衡，统治者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后果并接受政治问责，等等。
当然，仅有原则是不够的，民主还是要落实为程序。就目前的经验来看，经由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来决定统治者的人选，是实践民主的主要方式。选举的一边是拥有选票的普通公民，另一边是提出政纲的政治家当选票能够决定政治家的执政资格及其政策受欢迎程度时，后者就不得不对前者的政治偏好与利益诉求做出回应。所以，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塑造的是一种统治者对普通公民的响应机制。与响应机制相匹配的是问责制——意指政治家与官员需要承担自己施政行为的政治后果。从程序上讲，作为代理人的统治者定期向委托人及其代表机构报告实际的工作状况，是问责制的日常表现。但在实际政治过程中，真正能够约束政治家的一个主要规则是，干得不好或不受欢迎通常都必须去职。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条件下的统治者或政治家不需要权威或尊严。相反，他们同样需要权威与尊严。但是，这种权威与尊严来自人民的多数认可和自愿服从。一个合格的民主派政治家应该懂得通过合法地获得权力、有节制地行使权力与增进人民的福祉，来赢得真正的权威与尊重。当然，优质民主不唯独需要优秀的政治家，也需要优秀的公民。对合格的公民来说，他们应该恪守的规则是——既珍惜自己的政治权利，又能够服从合法的政治权威；既善用民主手段来表达诉求，又不会对民主索求无度。
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民主总给人以两种不同的印象。对一部分人来说，民主的价值受到珍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民主的理念受到质疑。有人担心民主方式无法产生优秀的统治者；有人担心民主可能会妨碍市场制度的运转；还有人甚至认为民主或可侵犯自由与导致“多数暴政”。当然，民主并非万能，民主可能带来诸种弊端。而从经验来看，当民主与法治携手时，民主才更有可能保障权利与自由；当民主与市场并进时，民主才更有可能带来经济繁荣；当民主与科学互补时，民主才更有可能实现善治。
中国自近代以来，民主就一直是一个高悬于空中的政治梦想。在帝制时代与战争时代，很多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梦奔走呼号，抛头颅洒热血。孙中山先生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了“创立民国”的政治主张——民国，即为民众之国。至于开头提到的陈独秀先生，他认为唯有德先生与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毛泽东1945年曾与民主人士黄炎培有过一次著名的政治谈话，在回答如何打破历史周期率时他说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邓小平则多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这些言论来看，民主是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政治梦想。中国必须走政治民主道路，业已成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共识。如今，民主又成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https://www.daowen.com)
尽管如此，在政界、知识界和公共领域，仍然有不少人质疑民主的价值与功用，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还反对民主。比如，不少人用素质论来否定民主的价值；又比如，有不少人用文化特殊论来质疑民主对中国的适用性；再比如，还有不少人干脆把民主贴上西方价值观的政治标签，这样的文字甚至还出现在官方主流媒体上。此外，还有不少人从更加学理的视角来反思，民主是否能选出够格的政治领导人、能否提升政府效能以及能否带来善治？当然，对一个尚未完成现代政治转型的国家，这样的思想观念并不出人意料。即便像德国这样的一流发达的国家，一直到20世纪60、70年代之后，该国国民才逐步确定了民主价值观。而此前，包括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内的很多德国人一直试图在非民主的道路上寻求国家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从制度与政策上讲，中国下一步民主建设的首要问题是落实民主的制度和程序。人民主权的原则、公民政治参与的原则、政治问责的原则、权力制衡的原则能否落实，关键是相应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程序是否能得到强化。如果这些民主原则不能在制度和程序上得到保障，民主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中，执政党权力过大，党政权责不清，党内民主建设不足，选举与公民参与制度保障欠缺，以及人民主权原则尚未充分落实为操作程序，等等，都使得民主的制度和程序建设成为一个薄弱环节。
其次问题在于民众主动参与不足和自治能力养成不足。这个问题，当然与民主制度和程序建设的不足有关。没有制度保障，何来公民主动的政治参与和自治能力的改善？尽管如此，民众政治参与和自治能力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民众主动参与意识的提高，民众自治能力的养成，民众珍视权利习惯的塑造，甚至民众主动争取政治权利的做法，客观上都有助于改善民主的制度与程序。反过来说，如果民众政治参与和自治能力不足，即便有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和程序，恐怕还无法造就一个成熟、稳定、有效的民主社会。
此外，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代史揭示：对民主建设最不利的是高级领导人权力不受约束和民众个人崇拜情结相结合的情形。这很可能会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历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创始人毛泽东领导国家的后期就出现过此类情形，对国家与社会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其中的政治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过去几年，西南某市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苗头。那么，未来是否还会出现这种高级领导人权力不受约束与民众个人崇拜情结合流的情形？如果是这样，中国的民主建设不仅不会取得任何进步，而且还会导致严重倒退。所以，这是最值得警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