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关系的维度划分
社会网络理论指出,关系网络是由个体或组织之间的双向关系构成的能够相互影响的整体体系。关系网络可以被当成是一种独特的、难以复制的社会资本,从而产生利益资本[40]。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形成的这种稳定关系体系,有利于个体间的资源、信息共享等,能够提升企业能力。随着对网络关系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企业网络关系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划分探讨,研究不同类别网络关系中的利益相关者会给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的影响。
1.强网络关系和弱网络关系
Granovetter(1973)[41]在后续的研究中根据网络关系强度将关系网络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两种。“强网络关系”是指主体的网络同质性较强(即网络参与者所交往的人群从事着同构性的工作,掌握的信息都是趋同的),彼此之间有着高水平的情感亲密关系。反之,“弱网络关系”是指主体的网络更具有异质性特征(即网络参与者的交往面较为广泛,交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可以获得的信息也是多方面的),人与人关系松散、不够紧密,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维系。网络关系的强弱对个人或者企业获得信息资源的性质以及达到其行动目的的可能性有着差异化的影响。就像Granovetter(1973)发现,弱关系在创新领域具有重要正向作用,虽然这个研究结论在直觉上是反常识的,但经过研究已经被证明是网络理论的经典理论之一。根据Granovetter的理论,边燕杰学者(2013)[42]提出了中国情境下的强关系假设,认为中国社会不似美国的弱关系社会,而是一个强关系社会。也就是说,在中国情境下,我们常说的“找关系”靠的不是弱关系所能提供的广泛而多样化的信息,而是强关系所能带来的确定而有力的帮助。严格来讲,边燕杰并未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只是基于Granovetter的研究对他的理论在中国做的一次检验,提出了该理论在中国特定环境下的假设。
国内外学者对于网络的强弱关系进行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揭示了网络关系强度对主体行为、行为结果等产生的影响作用(见图4-1)。戴佩华(2022)[43]对企业网络关系与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发现,集群企业外部网络关系属于弱关系,更有利于异质性信息的传播和获取;内部网络关系属于强关系,对现有知识的交流深度有积极作用。侯广辉等(2022)[44]基于“强关系”和“弱关系”对个体创造力的作用差异,发现“强关系”在创意实现阶段更有利于提升个体创造力,而“弱关系”可能在创意产生阶段具有更有利的影响作用。Sosa(2011)[45]和Chua(2012)等[46]也认可了“强关系”的信任和感情支持对主体创造力具有积极作用。李丹等(2018)[47]研究表明,弱关系强调正式化交易原则,不需要非正式化的“关系承诺”,对节约资源和新关系的建立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突破式创新的实现。
图4-1 “强网络关系”和“弱网络关系”嵌入的影响作用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所得。
然而,网络参与者过度地嵌入强关系和弱关系之中,会对其行为结果产生消极影响。戴佩华(2022)[48]在肯定强弱关系所带来的正向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发现,过分重视强网络关系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发展路径依赖,造成信息冗余。而过分重视弱网络关系容易使企业资源分散、效率降低,均不利于企业创新行为。Burt(2004)[49]在网络结构和创新进行研究时发现,“强关系”因为重复交换知识和信息,进而降低创新绩效。Perry-Smith(2014)[50]认为,个体通过“强关系”搜寻信息可能因为固化了已有的认知途径和习惯,对其创造性知识的产出产生障碍。
2.社会网络关系、商业网络关系和政治网络关系(https://www.daowen.com)
在中国的社会结构背景下,社会普遍存在着“差序格局”的网络关系,社会主体和别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己”为中心,向外逐层扩展,由此形成社会关系网络中亲疏有别的关系体系[51]。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关系网络的研究开始向其他方向延伸,如老乡关系、亲缘关系、同事关系、校友关系等各类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研究关注了企业关系网络的形成及其对企业行为等产生的影响。陆瑶等(2014)学者[52]在对“老乡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存在较强老乡关系的公司在兼并行为上边表现得更加积极,但企业财务风险较高。李新春等(2020)[53]在家族企业研究中发现,在宗族文化的影响下,家族网络在市场中有着独特优势或者成为“灰色”社会资本。吴溪等(2016)[54]探讨“同门模式”对审计程序的影响,“前同门”模式带来最严格的审计,“同门”模式则带来最宽松的审计。也有研究证据表明,网络参与者的社会网络关系产生的负向效应也容易通过彼此间的社会互动传播到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群体中,形成“社会乘数”效应。曾庆生(2014)[55]和Berkman(2014)[56]等学者认为,与上市公司高管存在亲属关系等密切社会关系的人员出现违规交易行为的可能性较大。
商业网络关系也是企业间的润滑剂,有助于促进企业间关系的建立,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曾德明等(2015)[57]认为较强的商业网络关系可能使得关系双方有更多的情感投入和承诺水平,这促进了企业间项目合作的持续进行与深度交流。黄钟仪等(2020)[58]肯定了商业网络关系带来的同质性资源和信息的作用,由于彼此之间组织类型和利益诉求趋同更易促发企业对现有资源的重点整合使用,提升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恰恰由于商业网络中的联结对象彼此之间利益目标较为趋同,可能会导致企业陷入闭塞。Baker和Nelson(2005)[59]发现,由于嵌入了闭锁的、贫乏的商业网络,自身陷入封闭化的网络活动范围,削减了对专业化、高质量的市场和资源的获取,阻碍了新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杨震宁等(2013)[60]学者肯定了商业网络关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过度嵌入则会对资源的有效获取和使用产生不利影响。寿志钢等(2018)[61]学者认为,当企业机制不公时,越强的商业网络关系越有可能放松对商业伙伴的监督和控制,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背景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关键资源分配和信息流通的控制者身份。通过嵌入政治网络关系,企业在合法性的获取、技术转移、关键性资源的获取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影响,帮助企业实现资源协调与互补。康健(2017)[62]从组织资源获得的角度分析,企业家积极与政府构建各种关系,有助于新创企业准确把握政策脉络,识别创业投资机会。Peng(2000)[63]、Wu(2013)[64]等诸多学者在对企业网络关系影响研究中发现,不同规模的企业对于不同网络关系的需求存在差异,相对弱势的小企业、民营企业的企业成长更需要政治网络关系的帮助。然而,对政治关系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对企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Sheng(2011)[65]在对企业政治关系影响研究中发现,企业对政治关系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对企业的创新文化发展产生不良影响。Li等(2014)[66]认为政治网络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会带来更多的成本投入,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政治网络关系在机会获取方面的效率不足。
3.其他类型
除了以上划分类型之外,学界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进行了更多类型的划分,主要的划分前提是探讨相关利益者会为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同的影响作用。基于网络关系视角,Andersson等(2002)[67]将从业务嵌入和技术嵌入两个方面探讨企业的网络关系,前者代表企业与外部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亲密度,后者则反映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联系带来的新技术吸收能力。李鹏等(2022)[68]对国际创业企业成长进行研究,发现知识网络关系的嵌入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企业成长绩效均有积极的正向作用。苏德金和陈浙英(2022)[69]从社会网络嵌入和产业网络嵌入对国际新创企业的影响进行研究,前者帮助新创企业打破“外来者劣势”,后者则有利于解决“新进入者劣势”。
综上所述,基于网络关系视角,诸多学者对网络划分开展了研究,表4-3对以上划分方式进行简单总结。
表4-3 网络关系划分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