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儿子

懒儿子

拂晓，我和我哥哥脸还陷在枕头里时，就已经能听见我们父亲那带着钉子的脚步声在房间里转悠了。我们父亲起床时动静很大，也许是存心的，他穿着打上钉子的鞋子，故意在楼梯上来来回回走了二十遍，但他怎么走都没用。也许他这一辈子都是这样，只是浪费体力，做着完全徒劳的工作，也许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抗议我俩，我们总让他生气。

我母亲不会弄得很吵，但她也很早就在那个大厨房里忙活了，用她那双变得越来越黑瘦的手捅火，削东西，擦洗玻璃和家具，搓衣服。这也是抗议我们的举动，她抗议着自己永远这么默不作声地打理一切，还要把这个没有用人的家勉强操持下去。

“你们把房子卖了，我们就有钱花啦。”每当他们折磨我说什么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就耸着肩这样回答他们，可我母亲仍旧沉默寡言地辛勤劳作着，起早贪黑的，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睡的觉。而同时，天花板上的缝隙总是越裂越长，一队队的蚂蚁沿墙而行，杂草和荆棘从屋外荒芜的花园里爬上了屋子。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的房子就只剩下一堆覆满爬山虎的废墟了。可我母亲早上从不来叫我们起床，因为她知道反正也没用，而她那样一声不吭地打理那个快要塌在她身上的屋子，正是她折磨我们的方式。

然而我父亲六点就已经打开我们的房门，穿着猎服，打着护腿，大嚷道：“我要用棍子打你们了！懒汉！这个家里除了你们，所有的人都在干活！皮埃德罗，你要是不想挨我打的话，就赶紧给我起来！你把你那该死的哥哥安德烈也弄起来！”

我们在沉沉的睡意中早就听到他过来了，但我们把脸埋在枕头里，连身都没转。如果他说个没完没了，我们有时会吼上那么几声以示抗议。但很快他就走了，他知道一切都是没用的，他只是做做样子，一种不肯认输的仪式而已。

我们又在睡意中翻起身来。大部分时候，我哥哥甚至都不会醒，他都习以为常了，毫不在乎。我哥哥又自私又冷漠，时常让我生气。我也跟他一样，但我起码明白不应该这么做，而且对此表示不满的首先就是我。但我还是老样子，虽然一肚子的气。

“你这狗东西，”我对我哥哥安德烈说，“你这狗东西，你把你父母气死了。”他没搭话。他知道我又虚伪又轻浮，也知道再没有比我更游手好闲的人了。

十几二十分钟以后，我父亲回到门口，来自找麻烦。这次他会使上另一种法子：几乎是一种冷淡而善良的建议，一场可怜兮兮的闹剧。他说：“那么谁跟我去圣柯西莫？那里面有葡萄枝要捆。”

圣柯西莫是我们的地。那里的地都枯掉了，既没人手，也没钱把地经营下去。

“我们有土豆要挖。你来吗，安德烈？嘿，你来吗？我在跟你说呢，安德烈。豆角地里要浇水。那你来吗？”

安德烈把嘴从枕头上挪开，说了句“不去”，又睡过去了。

“为什么？”我父亲还在装，“皮埃德罗决定了吗？你来吗，皮埃德罗？”

然后他又发了通脾气，接着又平静下来，说了一些要在圣柯西莫干的活儿，就好像已经说好了我们要去一样。这个狗东西，我这样想我的哥哥，这个狗东西，本可以起来，至少让父亲高兴那么一次吧，可怜的老人家。但在我自己身上，也没感到任何要起来的动力，我努力使自己重拾已经消失的困意。

“好吧，那你们快点，我等着你们。”我们父亲说完以后就走了，搞得好像我们已经同意了一样。我们听他走来走去，从底下大声叫嚷，准备要带到上面去的肥料、硫酸盐，还有种子；每天他出门和回家时都驮着好些东西，就像头骡子。

我们以为他已经出门了，可他又从楼梯底下喊道：“皮埃德罗！安德烈！上帝的耶稣啊，你们还没准备好？”

这是他最后一次叫我们，然后我们就听见他包了铁的脚步声走到房子后面，听见他猛地关上小栅栏，听见他咯着痰、哼哼唧唧地在小路上远去。

这下本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但我却再也睡不着了，我想着我父亲，想着他背上那些东西在骡道上爬着，咯着痰，然后又想着他在地里朝庄稼汉发火，因为他们偷他的东西，留下一片狼藉。他看着植物和耕地，看着到处啃噬挖刨的害虫，看着枯黄的叶子和浓密的莠草，看着他这一辈子的劳动成果就这么被毁掉了，就像地里每场雨后都会被冲毁的矮墙那样，于是他又诅咒起他的儿子来。

这个狗东西，一想到我哥哥，我就这么说，这个狗东西。我侧耳细听，从下面传来一些碗碟碰撞的声音，还有扫帚柄倒在地上的声音。我母亲一个人待在那个巨大的厨房里，白昼刚使窗户玻璃褪了色，她就为背身过去的人们操劳起来。我这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还不到十点的时候，这回是我们的母亲嚷上了，她从楼梯上喊道：“皮埃德罗！安德烈！已经十点了！”她的声音非常气愤，就好像是对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恼火至极，但其实每天早上都是如此。“好哟——”我们嘟囔道。我们又在床上待了半个小时，醒着，只是为了让自己习惯过来：要起床了。

然后我咕哝起来：“快点，醒一醒，安德烈，快呀，我们起来吧。快呀，安德烈，可以起来了。”安德烈又咕哝一阵。

最后我们叹着气，伸着懒腰站起来了。安德烈穿着睡衣，像老人一样缓慢行动着，他头发蓬乱，眼睛都还没怎么睁开，就已经在那里舔烟纸了，然后就抽起烟来。他在窗户前抽完烟，然后才开始洗漱和刮胡子。

这时他又嘟哝起来，而且慢慢地，从这嘟哝声中就冒出一首歌来。我哥哥有着男中音的嗓子，但跟其他人一起时，他总是最悲伤的那个，从来不唱歌。而当他一个人，刮胡子或是洗澡时，就会用他那低沉的声音，唱起那些有节奏的旋律。他也不会唱什么歌，于是就唱出一首诗，那是他孩童时学的、卡尔杜齐[1]的一首诗：“正午的太阳砸在/维罗纳的城堡上[2]……”

我在一旁穿衣服，合声伴唱，不仅没什么兴致，还有点儿恶狠狠的意思：“碧绿的阿迪杰大河/潺潺细语流向明澈……”

我哥哥继续低声唱着，一段也没漏掉，从头唱到尾，一边洗着头，或是刷着脚上的鞋。“像只老乌鸦一般漆黑/双眸中藏着炭……”

他越唱我越气，我气得自己也唱起来：“我多舛的命运啊/我碰到的恶畜啊[3]……”

这是我们唯一会吵闹的时刻。之后一整天我们就都悄无声息了。

我们下楼，热了牛奶，然后我们把面包泡在牛奶里，吃的时候弄出很大声响。母亲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说着所有要忙的事情和要买的东西，虽是抱怨但也适可而止。“好啊，好啊。”我们应道，然后立马就忘了。

早上我通常是不出门的，只是把手插在口袋里，待在走廊里瞎转悠，或是收拾书架。我很久不买书了，那需要太多的钱，而且，我放弃了太多曾经感兴趣的东西，要是重新开始的话，我会想把这些书统统读上一遍，但这样一来，我又不想读了。可我继续整理着书橱上仅有的那么一点书：意大利的，法国的，英国的，或是按主题分类——历史，哲学，小说，或是按包装分类——所有那些装订成册的，精装版本的，还有那些破破烂烂的，被搁置在一边。

我哥哥则是去鹰派利亚咖啡店看别人玩台球。他不玩，因为他不会。他能连续好几个小时看打台球的人，看小球打转、撞击，他抽着烟，不怎么上心，也不下赌注，因为他没钱。有时，他们会让他记分，但他经常分心，所以老出错。他也做点小买卖，挣到的钱也就足够他买烟；六个月前，他在导水管公司申请了一个足够他维持生计的职位，但他并不积极争取，反正目前他不缺吃的。

午饭时，我哥哥会晚到，我们两人一声不吭地吃饭。我们的父母总是就花销、收入和负债的问题争论个不停，总是在谈两个儿子都不赚钱如何才能把这一大家子维持下去。我们父亲说：“你们看看你们的朋友科斯坦佐，再看看你们的朋友奥古斯都。”因为我们的朋友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开了家公司，做伐木林的买卖，总是在外奔波，谈生意，也和我们的父亲谈，赚着成堆的钱，很快他们就会有卡车了。他们是骗子，我们的父亲也知道，但他还是希望我们跟他们一样，他不喜欢我们现在的模样。“你们的朋友科斯坦佐在那笔生意中赚了不少钱，”他说，“你们看看是不是也能搞上一把？”但我们的朋友只是来找我们随便玩玩，生意的事从不跟我们提——他们知道我们游手好闲，一无是处。

下午，我哥哥又去睡觉了，真不知道他怎么能睡那么多的觉，还总能睡着。我则是去电影院，每天都去，尽管他们会重放我已经看过的影片，这样我就可以不用费劲去理解剧情了。

晚饭后，我躺在沙发上，读一些翻译过来的长篇小说，都是别人借给我的。经常是读着读着，就丢掉了头绪，我从来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哥哥一吃完就起身出去了，去看别人打台球。

我父母很快就去睡觉了，因为清晨他们很早就得起床。“你回你房里去，在这里待着费电。”他们上楼时跟我说。“我这就去。”我说，但是还是留在那里。

等我已经上了床并睡了一会儿后，大约两点钟的时候，我哥哥回来了。他打开灯，在房里转转，抽掉最后一支烟。他跟我讲城里的事儿，给人们予以宽厚的评价。那才是他真正清醒的时刻，而且很乐意说话。然后他打开窗子让烟味散出去，我们看着丘陵，那上面的道路通亮，天空漆黑而清明。我起来坐在床上，我们长久地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心情轻松，一直聊到睡意再次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