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里的同一种东西

血液里的同一种东西

武装党卫队[1]把这两个小伙子的母亲抓起来的那天晚上，他们爬到山上的共产党人家里去吃晚饭。共产党人的小屋子在丘陵的半山腰，上山要经过一条四周全是橄榄树和乱墙堆的小路。夜色越来越浓，越来越阴郁，几乎是急急忙忙地黑下去的，就好像想把一切都抹去。兄弟俩去他家的时候，一直警惕着山谷底下的狗吠；因为那可能意味着武装党卫队的人正在找他们，也可能是妈妈给放出来回家了，也可能是爸爸，或者是其他来给他们通信的人，总之是有原因的。但是狗吠是因为要吃饭了，山谷里家家户户的小孩用勺子敲着碟子，哇哇大叫。

事情变了，人的感知太迟缓，而思绪又太敏捷。事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了。哥哥和共产党人经过林子下山来。先前他们和弟弟去了法利赛人[2]的栎树林那里，给“百合花”的部队带去了药品。“百合花”和“瘦子”在栎树底下等着他们，他们的外套下面藏着手枪。“百合花”在乌鸦岩那里，和其他几个人自发地搞了几场突袭，他有时是这个连队的，有时是那个连队的，总之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他们坐在栎树底下，谈着如果睡在麦秸上腿上生了疹子可以怎么治好，谈着这个区域被击溃的游击队员要把编队的事宜弄妥，而且也不该像贼似的在林子里瞎转悠。然后他们让人给他们看了一个很好也很隐蔽的躲避处，在那里可以睡上五个人。他们回来经过森林的时候，碰见了一个赶羊的小姑娘，弟弟于是就停下来跟她一起了。整个林子里都能听到他和她一起唱歌的声音，他们和羊一起，在长着松树的陡坡上跳过来跳过去。

后来，在山顶小茅屋前，七家的住户全都聚到门外。他们中间也有瓦尔特。

瓦尔特激动地说：“你们都知道底下什么情况吗？”

“底下怎么了？”

“情况不妙。武装党卫队把你的母亲抓起来了。你的父亲下山去了，看他们会不会把她放出来。”

于是气氛突然变得紧张和凝重起来，就好像黑衫军[3]上山时一样，橄榄林间全是子弹扫射的声音。孩子的鼓膜边和喉咙口涌出了一堆问题。在他们的记忆里，间谍们那些绿色的脸庞时隐时现，就像一个个破掉的泡泡。这时，弟弟唱着牧羊女的小曲，心满意足地回来了，突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收住了声。

现在新出了这么个事，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变了，现在他们的母亲被德国人带走的这个刚发生的事情，也搅在所有其他的事情中间。兄弟俩好像回到了从前，虽然现在已经是长大了的小伙子，生活中已经有了书，有了姑娘，还有炸药，但他们还是回到了孩童时期，他们身上孩童的那一部分被破坏了，有关母亲的那一部分也被破坏了。现在他们好像没有妈妈的孩子那样，手牵着手，迷茫地走着。然而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把炸药、手枪、弹夹、步枪、药物和印刷单藏起来，要把它们藏在橄榄树的洞里，藏在墙上的石头缝里，这样德国人才不会一直搜查到这上头来，来找他们。他们还得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以及各种为什么，或大声地问，或在脑海中问，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橄榄林的人都已经疏散完了，就剩下那个小屋子，他们九十来岁的半瞎奶奶是一个在等待回答的黑色问题。在她身上，在她那无情的、清晰的记忆中，有着一段关于战争的悠久历史：库斯托扎战役[4]，门塔纳战役[5]，吹着小号的战争，敲着战鼓的战争；现在还得跟她解释武装党部队，解释会把母亲们带走的战争。最好是随便捏造一个提前宵禁的说法，或是什么德国人把城市封锁起来了，所以女儿才回不来的，所以女婿才下山去陪她的。

但是整个屋子就好像是一片问题的树林，兄弟俩还是更想上山去共产党人那里吃晚饭。那天共产党人为“金发”的部队刚刚宰了一头牛，把牛肚子也给烧了出来，于是请兄弟俩来跟他共进晚餐。兄弟俩一边上着山，一边说着杀不杀的事情。

共产党人的家只是一个低矮的房间；晚上的时候，从外面看就好像是一堆石头。离屋子不远的地方，在橄榄树上挂着一头被肢解了的牛。屋子里面黑黢黢的，没有点蜡烛。兄弟俩坐在矮桌边的两个树桩上，一声不吭。共产党人的女人给他们盛了两盘牛肚橄榄酱汤。兄弟俩就这么摸着黑、丁零当啷地舀着浓稠的食物吃。这时从天花板那边，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好像在什么壁龛的黑窟窿中，有鸟儿在振翅。兄弟俩听出来是共产党人的老鹰“狼刚”，它是春天的时候在山里被逮到的，给它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狼刚”军营和七月战败的那场大战的，那个军营在老游击队员的记忆中可以说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存在。

共产党人女人膝上坐着一个孩子，突然笑起老鹰来。这不是他们的孩子，而是一个宪兵的孩子，宪兵逃跑前把孩子交给了共产党人。于是他们聊了起来，先是聊了聊在“金发”的人来把牛拿走之前把牛藏起来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又聊了究竟是谁做了奸细以及为什么会做奸细。

共产党人个子很矮，是一个长着大脑袋的光头，他见过世面，什么都会。他了解生活中的善与恶，尽管看到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糟糕，但也相信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是一个读过书的工人，一个共产党人。他在乡下做临时工，因为他觉得城里的空气不行了；他干活儿干得不错，他精通播种，善于种菜。但是他更喜欢坐在墙头上，谈那些全世界正在失去的东西，谈在巴西被烧掉的咖啡，谈被扔在古巴海里的白糖，谈在芝加哥码头箱子里烂掉的肉。这是一个一生充满了不幸和漂泊男人的回忆，一个跟宪兵打过交道的男人，一个在被生活锤击过以后，还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的男人，不管是坏事还是好事，他都会琢磨一番。

经过田里的时候，哥哥手上拿着几本书，如果碰上黑衫军的人了，他就躲到河里去；弟弟呢，一直在找手枪射出的子弹，冲锋枪的弹夹。他们是在山路上碰到他的，他正牵着那个宪兵儿子的手，给孩子解释那些植物的名字，那是一个光着头的小孩，穿着一身皱巴巴的黑衣服。于是他们就开始讨论，跟哥哥讨论列宁和高尔基，跟弟弟讨论手枪的口径和自动武器。

现在在兄弟俩的周围，笼罩着一片充斥着鲜血和愤怒的沉寂，言语都陷入其中。只有女人可以在那团黑暗中给出一点温度，她试着鼓起勇气去给出这点温度；她是个还很年轻的女人，有一点憔悴，像她这样的女人身上，带着一种分不清是母亲还是情人的那种温柔，就好像这种温柔在她们身上是没有界限的；她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女人，她是一个明白人们为什么会痛苦的女人，她进城的时候会把左轮手枪藏在筐子里。

吃完饭以后，兄弟俩和共产党人走上通向森林的小路，他们肩上披着被子，准备去“百合花”指给他们看的那个洞里睡觉。他们经过葡萄园的时候，听到了黑暗中有脚步声，弟弟叫起来：“站住！你给我站住，否则我就开枪了！”而其他人却朝他背上砸了几拳，叫他别出声。原来是瓦尔特，他赶上他们，也打算去洞里睡觉。

弟弟和瓦尔特两人形影不离，他们总是揣着手枪，追着法西斯分子的行踪，在田地里转来转去，他们跟那些被疏散的人一起时表现得很专横，跟姑娘们一起时又很英勇。哥哥是个好空想的家伙，就好像是什么外星球来客，他说不定都不会给手枪上膛。但他却很会解释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共产主义，也知道很多革命的故事，谙熟反对专制的诗文；这些东西知道知道也是有用的，但是战争结束以后，他有的是时间去学习和了解。弟弟和瓦尔特只要听他说上一小会儿，就会为了手枪皮套或是姑娘的问题，又吵起架来。

但是现在兄弟俩有了一种共同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变了，对现在这种生活的兴趣，还有可能遇到的风险，都不再是他们身外之物了，而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已经沉浸在血液之中了。战斗，以及对法西斯分子的那种仇恨跟之前不一样了，虽然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对于哥哥来说，是从书本上习得的知识突然间可以被拿到生活中去实践，对于弟弟来说，是一种可以狂妄自大的资本、是可以背着炸弹在骡道上转悠、去吓唬小姑娘，不管那是什么，都已经是他们血液中流淌着的同一样东西了，一种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就好像母亲的意义一般，一个一旦被决定后整个人生都有所改变，并且伴随他们一生的事情。

他们下到洞里去的时候，也是因为冷，他们蹲得很近，一个挨着一个。他们很想睡上一觉，那一觉最好沉得能把他们埋起来，能让他们不要再胡思乱想，能帮他们清除掉那些德国人把犯人关押在旅馆里的画面，在那里，武装党部队的人在通宵亮灯的过道里踱来踱去。他们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感到被冒犯的，感到灵魂深处最稚嫩的地方被冒犯了，他们一直在报复，而且就算他们的父母回来了，他们还是会继续报复下去的，因为那是生命源头的什么东西被冒犯了，是一件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事情。而让他们最感到害怕的是，想到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会突然想起来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第二天，哥哥坐在隔在森林和田地中间的荒地上，就在那时，海面上出现了一些战船，这些船很快就轰炸起了城市。它们几乎总是在那个时间开始轰炸：先是看到船上冒出像火星一样的炮，然后能听到发炮的声音，最后是炮炸到东西的声音。他在等弟弟，弟弟下山打听情况去了，还没回来；到目前为止他们掌握的消息都不是很让人放心；母亲被德国人扣为人质，父亲突然旧病复发，还在医院里住着。

他脚下的城市延伸至海边，他自己的城市现在却把他拒之门外，在他平常走的路上到处散发着死亡的味道。而在城市的中心，他的母亲正被囚困着。一发发的炮响，像拳头一样，从有着道道波纹的深蓝色海面上砸来，就像是从空处打过来似的，对着他的城市，对着他的母亲。

这时，应该是城里的什么火药库爆炸了，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了一连串很密集的炮声，不像是从海上传过来的。很快，一团烟云从房子间升起，烟云间的黑色斑点，打着旋儿蹿到烟云的顶端；爆炸声响彻山谷。如果烟雾稀薄了，就能看到已被炸毁的房子现在给炮轰成了废墟。

于是小伙子就想到了他自己，他整天衣衫褴褛，在森林里追来找去，父亲住在医院，母亲被囚在德国人那里，而他的城市，他的家，在自己眼皮底下一天天地被摧毁着，他的弟弟还没回来，说不定被抓去了，但尽管如此，他发现自己几乎可以说是很平静的，就好像一切就应该是这样，一切都是正常的，就好像生活此刻的模样，对他来说才是正常的。

弟弟终于回来了，他还带来一盒装满了玉米糊的容器和比之前好一些的消息：他们的父亲是为了不被抓起来才装病的，他想在医院受到看护，这样他们才会放了他们的母亲；他们的母亲仍被扣着，她托人带话，叫他们多加小心，还叫他们不要担心她；底下海军第十突击登陆艇被炸掉了，半个家乡都给炸掉了。

和他一起上来的还有“百合花”，“百合花”这个人，劲头儿大得很，看着轰炸，兴奋无比，一边用拳头砸着掌心，一边大叫着：“炸吧！炸吧！好好炸！把一切都炸掉吧！先把我家炸掉！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去死吧！其他所有人都好好地活着！再来点伤员也没关系！来得更猛一些吧！先炸我家！”

第二天，他们和共产党人去了“金发”的营地，去给他们送牛肉。他们的人都全副武装着，每天夜里都会下山进城跟敌人交火。

他们烤了四分之一的牛肉，然后所有的人一起围在篝火旁边吃起来。边吃着边说到了被杀死和被拷打的战友，说到了被处死和应当被处死的法西斯分子，还说到可能被干掉的德国人。

“但是，”哥哥说，“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碰德国人。因为我妈还被扣在他们那儿呢，这种事儿最好还是别开玩笑。”但是这话一说出来，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就好像自己在放弃什么，就好像在那一刻，他又把母亲抛弃给把她从他身边抢走的人。他也为说完这话后的沉默感到难为情。

回去的路上，他跟弟弟闲聊，说：“我可没工夫过这种反抗者过的奢侈生活了。我们要么当游击队员，要么就不当。我们这几天最好找一天，走山路去跟大部队上山。”

弟弟说自己早就这么想过了。

然后，他们回去时在乌鸦岩那儿停了下来，是因为要给“百合花”吹哨。就在他们都坐在悬崖边缘等“百合花”的时候，共产党人自问着这岩石，这沟壑，这山峦，都是怎么形成的，地球有多少岁了。然后所有的人一起讨论起这岩石有多少层，地球经历了多少代，以及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