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欧洲

以色列将它最重要的奖项颁发给国际文学，在我看来，这并非偶然的现象，而是悠久的传统。事实上，这是因为伟大的犹太贤人志士，他们远离了自己原初的土地，在超越了民族主义激情的环境下成长，他们始终对于超越国界的欧洲展现着一种特殊的感受，他们将欧洲想象为文化，而非领土。尽管欧洲曾以悲剧让犹太人陷入了绝望之境，可是在此之后，犹太人却对这欧洲的世界主义忠诚依旧，而他们终于失而复得的小小祖国以色列，在我眼里，则有如欧洲真正的心脏，这个奇异的心脏，长在身体之外。

今天，我带着极为激动的心情来领奖，领取这个带着耶路撒冷之名，带着犹太人伟大的世界主义精神印记的奖。我以小说家的身份得到这个奖。我强调，我说的是小说家，不是作家。依照福楼拜的说法，小说家是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意味着要放弃公众人物的角色。这并非易事，今天，无论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得通过大众传媒那座照亮得令人无法忍受的舞台，这跟福楼拜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结果是作品消失在作者的形象之后。在这种处境里，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福楼拜的见解在我看来几乎是一种预警：小说家一旦接受了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会让自己的作品陷入险境，作品有可能被当作一条阑尾，附庸于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公开发言、他所采取的立场。然而，小说家并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我要将这个论点一直推到小说家甚至不是自己想法的代言人。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宁娜》的初稿时，安娜是个非常令人反感的女人，而她悲剧性的下场不过是罪有应得罢了。小说最后的定稿却大异其趣，但我不相信托尔斯泰在这期间改变了他的道德观，我会说，应该是在写作的时候，他聆听着另一个声音，这声音并非他个人的道德信念。他聆听的声音，我喜欢称之为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越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了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点。比自己作品聪明的小说家都应该改行。

但是这智慧究竟是什么？小说又是什么？有一句犹太谚语很令人赞叹：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个警句带给我一些启发，我常想象有一天弗朗索瓦·拉伯雷听见上帝的笑声，于是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这样诞生了。我喜欢把小说的艺术来到世界想做上帝笑声的回音。

但是为什么上帝看着人类思考就要发笑呢？因为人在思考而真理却逃离他。因为人越思考，一个人的真理就会离另一个人的真理更远。而最终的原因，是因为人从来不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正是在现代的黎明之际，从中世纪走出来的人，显露了这个基本处境：唐吉诃德思考，桑丘思考，不仅是世界的真理躲开了他们，连属于他们自我的真理也都避开了。最早期的几位欧洲小说家看到也捕捉到人的这个新处境，并且在其上建立了一门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的艺术。

弗朗索瓦·拉伯雷发明了许多新词，后来这些词都进入了法语和其他语言，但是其中有一个词被遗忘了，或许我们会为此感到遗憾。这个词就是扼结乐思忒（agélaste）；它是从希腊文来的，意思是：不笑的人，没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讨厌扼结乐思忒。他对这种人感到害怕。他抱怨说这些人“对他如此残酷”，害他几乎要停止写作，永远停止。

小说家和扼结乐思忒之间永无宁日。这些扼结乐思忒从来不曾听到上帝的笑声，他们相信真理是清晰的，他们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应该相同，他们相信自己和心里所想的自己一模一样。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个人，恰恰是因为他失去了对于真理的确信以及与其他人的一致共识。小说，是属于个人的想象天堂。在这片领土上，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安娜不是，卡列宁也不是，在这里，所有人都有权被人理解，安娜有，卡列宁也有。

在《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的第三卷里头，欧洲第一个伟大的小说人物巴奴日为了一个问题感到苦恼：他该不该结婚？他请教了医生、卜者、教授、诗人、哲学家，这些人轮番引述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的话。但是在这占据了整本书的浩瀚博学研究之后，巴奴日依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结婚。我们这些读者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相对的，我们却从所有可能的角度探索了不知该不该结婚的人既可笑又基本的处境。

拉伯雷的旁征博引如此大气，但是和笛卡儿的博学相比，还有另一种意义。小说的智慧和哲学的智慧是不同的。小说并非诞生于理论的精神，而是诞生于幽默的精神。欧洲的一个失败，就在于它从来不曾理解欧洲最伟大的艺术——小说；欧洲不理解小说的精神，不理解小说无边无际的认识与发现，也不理解小说历史的自主性。受到上帝笑声启发的艺术，其本质并非屈从于意识形态的确信态度，而是去反对它。跟帕涅罗珀一样，这门艺术在夜里拆散了神学家、哲学家、学者在前一天编织的挂毯。(https://www.daowen.com)

近来，人们习于谈论十八世纪的坏处，甚至一直谈到这个陈词滥调：俄国极权主义造成的不幸是欧洲的作为，尤其是启蒙时代无神论的理性主义，因为它信仰着理性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些把伏尔泰说成该为古拉格负责的人，我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同他们论战。相反，我觉得自己有能力说：十八世纪不只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的时代，也是（或者该说，尤其是！）菲尔丁、斯特恩、歌德、拉克洛的时代。

这个时代所有的小说，我最喜欢的是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这是一部奇怪的小说。斯特恩追忆着项狄被孕育的那个夜晚，以此开展这部小说，但他才刚开始说这件事，另一个想法随即吸引了他，而这个想法又通过自由联想唤起了另一个反思，接着是另一个小故事，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离题，而小说的主人翁项狄，则在长达一百多页的篇幅里被遗忘了。这种怪诞的小说写法或许会让人看作一种单纯的形式游戏。然而，在艺术里，形式永远不只是形式。每一部小说，不管愿不愿意，它都要提供一个答案给这个问题：什么是人的存在？它的诗意又在哪里？斯特恩的同代作家，像菲尔丁等人，他们特别懂得品味行动与冒险的非凡魅力。但是斯特恩小说里暗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诗意，照他的说法，不在行动里，而是在行动的中止里。

或许，小说与哲学之间，一场伟大的对话间接地在这里发生了。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建筑在莱布尼茨著名的句子上：nihil est sine ratione——没有任何存在之物是没有理由的。科学受到这个信念的刺激，热烈地检视着一切事物的为什么，好让一切存在之物看起来都是可以解释的，所以，也是可以计算的。人，希望自己的生命拥有某种意义，他会放弃每一个没有原因和目的的行为。所有的传记都是如此写下的。生命看起来像是一道因、果、成、败的明亮轨迹，人则是一边以焦急的目光紧盯着自己行为的因果链，一边继续加速向死亡狂奔而去。

世界退缩成一连串事件的接续交替，面对这样的简化，斯特恩的小说以其唯一的形式肯定了：诗意不在行动里，而是在行动中止之处；在那儿，因果之间的桥梁被摧毁，思想在无所事事的甜美自由里游荡。存在的诗意，斯特恩说，它处在离题之中。它在无法计算的事物之中。它在因果关系的另一边。它sine ratione——是没有理由的。它在莱布尼茨的句子的另一边。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思想、理论概念就来评价一个世纪的精神，却不去注意艺术（尤其是小说）。十九世纪发明了蒸汽机车，黑格尔也确信自己已经掌握到世界历史的精神。福楼拜发现了愚蠢。我敢说，这个以科学理性而如此自傲的世纪，它最伟大的发现就在这里。

当然，即使在福楼拜以前，人们也已经知道了愚蠢的存在，但是人们理解的方式有一点不同：愚蠢被视作一种单纯的缺乏知识，一种可以经由教育矫正的缺点。但是，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蠢是跟人的存在密不可分的一个维度。它伴随着可怜的爱玛度日，直到她做爱的床笫，直到她临终的病榻，病榻旁，还有两个吓人的扼结乐思忒，郝麦和布尼贤在那儿交流着他们漫长的蠢话，仿佛悼词似的。但是在福楼拜对愚蠢的看法里，最吓人、最令人愤慨的是：愚蠢在科学、技术、进步、现代性的面前并未被抹去身影，相反，世界在进步，愚蠢也跟着进步！

福楼拜怀抱着一股淘气的激情，搜集了他身边的人们为了表现聪明、跟得上潮流的样子，而对他说出的刻板用语。他把这些用语编成了一本著名的《庸见词典》。我们就借用这个书名来说吧：现代的愚蠢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对于世界的未来，福楼拜的发现比起马克思或弗洛伊德那些震撼人心的思想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未来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心理分析，却不可能没有固有观念无可抗拒的潮涌。固有观念被输入计算机，被大众传播媒体广为宣传，很可能即将成为一股粉碎一切原创与个人思维的力量，因而扼杀现代欧洲文化的本质。

福楼拜想象出他的爱玛·包法利，之后约莫八十年，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有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谈到现代小说反对媚俗潮流的壮烈努力，最后却被媚俗击垮。“媚俗”这个词指称的态度，是想要不惜任何代价讨好大多数人。为了讨好，就得去确定什么是人人想听的话，就得去为固有观念服务。媚俗，就是将固有观念的愚蠢转译成美和感动的语言。媚俗从我们身上淘出了同情的泪水，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所思所感的平庸事物。五十年后的今天，布洛赫的句子变得越来越真确。由于讨好并且赢得大多数人的注意是迫切必要的，大众传播的美学无可避免地成了媚俗的美学；渐渐地，大众传播全面拥抱、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媚俗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美学与道德。现代主义直到最近某个时期都还意味着不因循随俗的一种反叛，对抗着固有观念与媚俗。今天，现代性却与大众媒体无边无际的生命力混在一起，“成为现代的”意味着一种狂热的努力，为的是要跟上时代，因循随俗，比最因循随俗的人还要因循随俗。现代性穿上了媚俗的长袍。

扼结乐思忒、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媚俗，这个三头怪物，是作为上帝笑声而生的艺术唯一且同一的敌人。这门艺术知道如何创造迷人的想象空间，在其中，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每个人都有权被理解。这个想象空间和现代欧洲一同诞生，它是欧洲的形象，或者，至少是我们的欧洲梦想。梦想屡屡遭到背叛，却依然强大，足以将我们全部团结在远远超越我们小小欧陆的友爱之中。然而我们知道，个人受到尊重的这个世界（小说的想象世界、欧洲的真实世界）是脆弱、稍纵即逝的。我们看到扼结乐思忒的大军出现在地平线，窥伺着我们。恰恰是在这场没有宣战的永恒战争时代里，在这个命运如此戏剧化、如此残酷的城市里，我决定只谈论小说。或许各位也明白，这并不是我在逃避所谓严重的问题。因为，尽管欧洲文化在今天似乎受到威胁，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威胁——在它最珍贵之处：尊重个人、尊重个人原创的思想、尊重个人不可侵犯的隐私权——但是，欧洲精神的这种珍贵本质，却宛如存放在小说历史的银匣子里，存放在小说的智慧里。在这篇谢辞里，我要致敬的对象正是这小说的智慧。可我这会儿也该打住了。我刚刚一直忘了，上帝看见我在思考，他就会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