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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由百首四行诗构成的诗作,带着近乎童稚的单纯,探索着最沉重也最复杂的领域,伟大的捷克诗人这么写道:
诗人并不发明诗
诗在那后面的某个地方
许久许久以来它就在那里
诗人只是发现它
所以写作对诗人来说,意味着打破一层隔板,在隔板后面的暗影里,藏着某些永恒不变的东西(“诗”)。这正是为什么“诗”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立刻让人目眩神迷。
我十四岁的时候第一次读了《城堡》,此后,这本书不曾再带给我如此强烈的魅惑,尽管书中包含的一切广泛知识(属于卡夫卡式的一切真实范围)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还是目眩神迷。
后来,我的眼睛习惯了“诗”的光芒,开始在这些让我目眩神迷的东西里看到我自己的经历;然而,光芒始终在那里。
永恒不变,“诗”等着我们,扬·斯卡采尔这么说,“许久许久以来它就在那里”。但是,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永恒不变难道不是纯粹的幻象吗?
不是的。所有的处境都是人的作为,而且也只能包含人身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处境是存在的(真实处境及其形而上的部分),作为人类的可能性,“许久许久以来它就在那里”。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非永恒不变的事物)对诗人来说代表着什么?
在诗人眼里,历史这个奇怪的东西,处于一个跟诗人平行的位置:历史并不发明,历史只是发现。借着不曾出现的处境,历史揭露了人是什么,“许久许久以来”就在人身上的是什么,人的可能性又是什么。(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诗”已经在那里,那么要说诗人有预见的能力就不合逻辑了;的确,诗人“只是发现”人类的某种可能性(这首“诗”,“许久许久以来它就在那里”),历史也一样,有一天历史也会发现这个人类的可能性。
卡夫卡没有预言什么。他只是看到“在那后面”的事情。他不知道他的所见也是一种预见。他无意揭开某种社会体系的假面。他只是将他在人的私密事物与微观社会学的实际事物上所认识的种种机制放在明亮的光线下检视,也没想到历史后来的演变会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启动这些机制。
权力催眠的目光,绝望地寻找自身的错误,排斥以及忧心被排斥的不安,对于因循随俗的谴责,真实的鬼魅特性以及档案的魔幻写实,对私密生活永恒不绝的侵犯等等,历史在它硕大的试管里用人所做的这一切实验,卡夫卡(在若干年前)在他的小说里已经做了。
极权国家的真实世界与卡夫卡的“诗”的相遇会一直保有某种神秘,这相遇将永远见证,诗的行为因其自身的本质,是无法计算的;悖论则是:卡夫卡小说巨大的社会、政治、“预言”意义,正是存在于它们的“非介入”之中,也就是说,存在于这些小说面对一切政治纲领、意识形态、未来学预测时的完全自主之中。
其实,如果诗人不是去寻找隐藏在“那后面的某地方”的“诗”,而是去“介入”,事先运用某个众所皆知的真理(这真理自己会出现,它在“那前面”),如此,诗人就是放弃了诗自身的使命。这预先构想的真理唤作革命或是异端,唤作基督信仰或是无神论,都无关宏旨,这真理的正确性多些、少些也无关紧要;诗人如果不是为了一个待人发现的真理(让人目眩神迷的真理)服务,他就是个假诗人。
我如此热烈地执着于卡夫卡的传承,有如捍卫我个人遗产那般捍卫它,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模仿那无从模仿的事物有什么用处(然后再一次发现卡夫卡式的东西),而是因为卡夫卡的传承,是小说(是作为小说而存在的诗)彻底自主性非常了不起的例子。凭借这样的彻底自主性,弗兰茨·卡夫卡对于我们的人类境况(一如它在我们这个世纪所展露的)说出了社会学或政治学反思所无法告诉我们的事。
[1]此三人是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喜剧团体“马克斯兄弟“的成员。
[2]Max Brod(1884—1968),出生于布拉格的小说家,卡夫卡的至交。于卡夫卡死后编辑出版他的作品、日记和书信。
[3]Franz Werfel(1890—1945),出生于布拉格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4]Egon Erwin Kisch(1885—1948),出生于布拉格的记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