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葛茨声称,假如没有《圣经》,假如《圣经》不完全是路德宗信徒所认为的那种《圣经》,就绝对不可能有基督宗教。与这个严酷的命题相对,我提出另一些也许(这个也许使我无法得到原谅)同样严酷的命题。人们何以丝毫不肯原谅我却又原谅葛茨的一切?
葛茨如此顽固而无知地坚持的这一普遍命题具有非基督教性质的悖谬,它显然对整个基督教有害,只是表面上对他所属的团伙(Partei)有利,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应对此视而不见?难道因为我对葛茨的普遍命题作了微不足道的限制,就认为我肯定不是限制,而是要完全取消它吗?我认为最早的基督徒的教诲并非取之于《新约》诸书,而是取之于另一个更早的来源(【原注】参见《公理》之八和之十),甚至这些书及其——让我斗胆说出这个词——圣典性(Canonicität)也出于此:难道我这样说就是在断言《新约》诸书毫无用处,最早的基督徒根本不熟悉、根本不需要《新约》?【564】
我本以为,只有葛茨才会如此推断,因为,最恶意地引伸任何一种不可为他所用的论断,已成为他的本性。我本以为,只有宣道师才会如此推断,因为,这些人被准许无需关注信仰准则(regula fidei)与纪律准则(regula disciplinae)之间的差别。
当然!也只有葛茨才会如此推断!如果阁下的推断似乎与他差别不大,也只可记在他的账上。瓦尔希博士先生只是因为出于善心要为首席牧师代言,才不得不以首席牧师对我采取的立场来理解我:我必定是个货真价实反对《圣经》的人(Bibliomachus),不然,他会针对我写怎样一本书呢?至少不太可能针对我写这种东西的。
阁下自称写这种东西本来并非针对我的,更不想针对塞姆勒[5]博士先生。我怎么可能这么做?您问道,“因为,两人中没有谁提出过应该被给予响应的理由”。
塞姆勒博士先生会对这种解释作何评说,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未能尽早将他的兴趣与我的兴趣区分开,因为,即便到现在我好像仍然与他走在一条路上,我俩要去的地方肯定不是一处。
而且就在不久前,塞姆勒博士先生通过他以前曾研究神学、现在据称从事较为具体的学科(也许更须具体操作的学科)的好友将我送进了伯德兰疯人院。[6]这大概是为了让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否认与他有任何关系,假若我站在他那一边,我所想、所说完全跟他一样,岂不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在期待着,他会将一刹那的lucidum intervallum(闪亮的眼神)看成我的理性的全然恢复,于是便会下达命令说,可以将我从疯人院放出去了!不过,我在这曾经是或仍然自称是神学家的人们将我送入的疯人院里感觉不错,很不错!
相反,假若我持的意见与塞姆勒博士先生完全不同,极少与他发生瓜葛——愿上帝明鉴——【565】他就会结结实实给我戴上镣铐啰!
所以,我不愿与此同时作为对塞姆勒博士先生的回答;我必须坦诚告诉阁下,我不能不认为您的《等等等等述评》是冲我写的,不该针对我的原因愈奇特,便愈是针对我。
如果我曾经说,最早的基督徒并未认识到《新约》是他们的信仰准则,难道我就纪律准则也说过同样的话吗?我根本没有涉及纪律准则。人们还不曾让我讨论到它。
在你的书中,我被一段段全都是证明最早的基督徒只将《新约》看成纪律准则的评说的语流淹没了;请阁下自己判断,当我发现自己被这样淹没时,必然会感到何等悲伤。
我要说,全都是;我要说,全都是,全都是!其中没有哪怕一段话将《新约》推崇为源泉——早期基督徒在受洗时赞美的信仰便源出于此,他们通过洗礼从这源泉中获得信念、获得真诚赞美的力量。
诚然,阁下有整整一节凿凿有据地说,“《圣经》是基督教教诲的认识之源”(【原注】见《述评》,页168),为证明这一点,阁下援引了依纳爵(Ignatius)、查斯丁(Justinus Martyr)、特奥菲卢斯(Theophilus von Antiochien)、克尔苏斯(Cersus)、伊里奈乌斯、克雷芒(Clemens von Alexandrien)、德尔图良、亚大纳修、尤利安(Julian)、奚拉里(Hilarius)、保林努斯(Paulinus)、克里索斯托(Johann Chrysostomus)、哲罗姆、贝拉基(Pelagius)、奥古斯丁、狄奥多莱(Theodoretus)的著作。[7]
不过,在所有这些引文中,哪怕有一段话与我绝对抵牾,我也一定承认我是个吹牛大王,我也一定承认,我自夸是个不凡的读者,自夸我的命题(即我们信仰的基本教诲并非来自《圣经》,尽管它们如此清楚地包含在《圣经》中,因此,《圣经》不是教诲的唯一根据)是经潜心、反复研读最初四个世纪的教父著作后才提出来的!【566】
可是,我不吹牛,也不粗心,不论从总体上还是个别地看,您的所有那些引文都没有与我抵牾的东西。它们要么根本就没有谈到《新约》诸书,要么其来源为《新约》的那些认识,明显并不与基本信条的认识相干;从引用的个别段落、尤其引文所源于的整个著作的精神,这一点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请阁下允许我分析一下这些引文,简洁明了地对比一下其本来的内涵和为反驳我而强加给它们的内涵。
1)首先,我用同一个回答就足以打发掉(阁下引用的)伊格纳修、查斯丁和特奥菲卢斯(【原注】《述评》,页32,§Ⅲ,1和页34,§Ⅴ,3,5以及页40§Ⅷ,1、2、3。【译按】括号中的文字是为译文流畅而加)。三人都只专门讨论旧约的先知,并未涉及《新约》诸书。当人们谈到我们信仰的基本教诲来自《圣经》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新约》诸书。最早的基督徒勤于阅读,也许过分勤于阅读的是先知书,我怎么可能、怎么会否认这一点呢?最早的基督徒当然只有从先知书中才可能了解到基督是弥赛亚,基督正是那个为人盼望的人,他结束摩西律法,作为替代赠予世界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宗教。可是,当最早的基督徒在先知书中发现了新宗教的创建者时,莫非也在其中发现了这一新宗教的基本教诲?或者说,当他们从先知书中了解到比以往异族宗教能教给他们的关于上帝之更尊贵、更崇高的观念时,这类观念是否就是固有的、完整的基督教呢?我的问题指的仅仅是这种基督教,仅仅是这种包含在使徒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正统信条中的基督教精神。只是就这样一种基督教,我主张:从其本原上看,它不可能来自《圣经》,尤其不可能来自《新约》。我不希望人们就此指教我去查【567】阅许琴(Schottgen)的著作,这人自称在《琐哈尔》及其他米德拉西书籍中发现了所有基督教信条最清晰的踪迹。[8]因为,如果我无法判断的东西是真实无妄的,那么,上述书籍的作者肯定不是真正的犹太教徒,而是犹太-基督徒(Jusen-Christen),是拿撒勒派(Nazarener)或伊便尼派(Ebioniten),他们将基督教理念注入先知书,而非从中取得这些理念。[9]
关于依纳爵的那段话,我要特别提醒注意,这些话曾被粗暴阉割和伪造,阁下和赖斯(Leβ)博士先生[10]现在自以为在其中发现的东西,本来绝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至于依纳爵究竟怎样写的,我想,从《使徒律令集》[11]卷二第三十章来推测较为可靠。这里并没有谈到福音,没有谈到使徒,没有谈到先知,没有谈到作为作者的先知们及其书卷。这里绝不是Εναγγελι?(福音),必定是Επισκοπ?(主教);依纳爵只是想以自己的榜样教导费拉德尔菲亚人,[12]要他们高度敬重自己的主教、长老和执事,应将主教看成基督的肉身,将集会的长老看成使徒,将执事看成先知。总之,我坚信,这整段话应大致如下:“我求助于主教,将他当做耶稣基督的身体;我求助于教会长老,将他们当做使徒;我敬爱执事,犹如敬爱基督并像使徒那样拥有同一个(圣)灵的先知”(【译按】原文为希腊文)。[13]只有如此,才会产生符合依纳爵和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我不想在这里逐一证明我提出的所有改动和增添。只须从所引《使徒律令集》的有关章节中,阁下便可猜测出它们的基本意思,尤其如果您比照一下致斯密尔纳人[14]的信中的第八节的话。我认为,这是最完整、最关键的对勘段落。至于我的进一步表述,【568】拟在别的地方再说;我希望所有毫无偏见地思考而且不担心因此失去解释《新约》真实性的主要证明——我不知这是哪一种证明——的人,都将支持我的看法。
2)让我们从这三个使徒般的人物转向一个与他们极其不同的人——克尔苏斯(【原注】《述评》,页41)。什么?莫非他也知道基督徒将《圣经》看成他们宗教的认识源泉?阁下从克尔苏斯的残篇中引用的段落,几乎不能证明他对《新约》诸书有些许了解;因为,克尔苏斯从不曾明文引用过《新约》的任何一段话;奥利金曾在各种场合有力地证明,其对手对众所周知的福音书记载无知,他怀疑克尔苏斯是否读过福音书。克尔苏斯看似引用《新约》的东西,也可能从其他千百种书籍中取得。就算克尔苏斯读过福音书,又何以证明对我不利?福音书因此便是所有人和每个人都能够读到的书了?当时的基督徒便不会把福音书当成秘密了?后来的希罗克勒斯(Hierokles)[15]在其反基督徒的文章中透露出太多的秘密,ut aligquando ex eadem disciplina fuisse videastur(以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曾是这一教诲的追随者),在这种情况下,拉克坦西(Laktanz)[16]称他为最卑劣的泄密者,同时,拉克坦西还补充了怎样一句话呢?他补充说,Nisi forte casu in manus ejus divinae litterae inciderant(除非神性的典籍曾一度落到他手里)。[17]难道不正是类似的偶然情况为克尔苏斯提供了有利时机吗?要么是这一偶然情况使克尔苏斯产生了撰文反对基督徒的用心,要么因为他早已有此用心而更急切地利用这种情况。从拉克坦西的话,无论如何可以得出一个不可辩驳的结论,只有作为基督徒,希罗克勒斯或者克尔苏斯才可能得到这些福音书,不然,这些书落入他们手中便纯属特别偶然,因为,这些书在当时不可能很普及。不过,不论很普及还是很不普及,据说克尔苏斯有这些书;据说克尔苏斯知道这些书是基督教认识的来源。可【569】这是哪方面的认识呢?难道不是历史方面而非教诲方面的认识吗?基督徒就其宗师的遭遇和行迹而求助于福音书,对克尔苏斯而言,这是已知的事实。他不知道的只是,基督徒也习惯于就并非直接从宗师行迹中产生的教诲而求助于这同一些福音书或《新约》现在的某一卷书。这一点之所以不可辩驳,乃因为克尔苏斯在谴责基督徒拥有秘密教诲时恰恰提到另外一些书,比如《天国的对话》(Das himmlische Gesprach)。假如克尔苏斯知道基督徒的教诲概念的固有来源,他还会从这样一本可怜的灵知派的书中证明基督徒的这个罪过吗?熟知我们的信经书籍的人,还会引用一种赫恩胡特兄弟会式的[18]教理问答读本来反路德派吗?
3)关于伊里奈乌斯,我可以就引自他的主要段落提请查阅《莱辛的必要答复——续一》,如果阁下尚未得见此文,我将深以为憾。这是甚至葛茨也熟知的同一段话;谁会不熟知呢?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每个会造句的孩子必然注意的事,成人却见不到。伊里奈乌斯的这段话是:Non enim per alios dispositionem nostrae salutis cognovimus,quam per eos,per quos Evangelium pervenit ad nos,quod quidem tunc praeconaverunt,postea vero per Dei voluntatem in scripturis nobis tradiderunt,fundamentum et columnam fidei nostrae futurum(我们认识我们得救的条件,不须通过其他任何人,只能通过那些传给我们福音的人,他们当时传布福音,后来则按上帝的意志将福音以书的形式传给我们,它应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和支柱)。这段话难道是说,《新约》诸书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和支柱么?绝对不是!倘若如此,则必定是futuris(将是)而非futurum(应是);既然造句法不容许funtamentum et columnam futuris(将是基础和支柱)这一形式,因而,修改便是必要的。假若伊里奈乌斯没有选择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又要让他说出有人戴着路德宗的眼镜显然要在其中发现的含义,至少须改为fundamento et columnae futris(将成为基础和支柱)。Futurum(应成为)关涉的是福音;不论是传布的(praeconatum),还是以书的形式流传下来的(scripturis traditum),这些福音都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和支柱——这是伊里奈乌斯这段话的本义。【570】我还有什么必要去讨论出自伊里奈乌斯的其他引文?谁如果断言,伊里奈乌斯使《圣经》脱离传统而独立存在;谁如果断言,他认为一旦使徒们的书形成,使徒们的口头教诲便不再为人们关注;谁如果断言,他并不认为,只有集中体现和保存于信仰规则中的使徒们的口头宣讲才是我们信仰的真正基础,才是理解使徒们的书不可缺少的锁钥——谁如此断言,谁就从没有在具体语境中读懂伊里奈乌斯的著作,谁就几乎不可能曾花费力气哪怕只是草草浏览一下他的五卷《反异端论》的基本结构。在这五卷书中,伊里奈乌斯的思路是怎样的呢?在揭露了灵知派有害的陈词滥调之后,在首先以灵知派自己的荒诞不经并通过理性推断将之否定后:eversis,qui irreligiosas adinvenerunt sententias,aliguid quidem ex propria unius cujusque illorum doctrina,quam in suis conscriptis reliquerunt;aliquid autem ex ratione,universis ostensionibus procendente(在那些提出渎神见解的人被消灭之后:部分基于这人或那人在其著作中遗留下来的自己的学说,部分基于理性和通过一般分析),伊里奈乌斯的第一要务不正是通过教会的公开宣教(manifestato praeconium Ecclesiae)批驳这些陈词滥调吗?这种教会宣教(praeconium Ecclesiae)不正是信仰准则吗?或者如伊里奈乌斯更乐于说的Regula veritatis(真理准则),即他根据《圣经》给予种种批驳之前所确立的κατης
λη
ειας。伊里奈乌斯确信,必须按照这一准则着重检查一段经文是与异端针锋相对,还是可能支持异端。首先是traditio(传统),然后是ostensio ex scripturis(取自《圣经》的证明)。倘若稍微注意一下从中摘引个别段落的那本书的整个精神,事先根据这整个精神检查个别引用段落,看它们是否可能讲出在孤立情况下似乎可能讲出的东西,岂不更好?
之所以提醒人们注意这件事,只是为了首席牧师葛茨先生的缘故。在阁下,这种草率复述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他,我完全确信我可以为此当面向他提出指责。在这方面,阁下是另一种情况。您在这里必定是按新教徒习惯上普遍认为【571】的行文转引伊里奈乌斯的这段话的,如果人们对您搜集的类似段落还没有提出指责,还没有说它们具有一个非常本质性的缺陷的话。我只是为达到我个人的身心宁静而从事研究的,我绝不想妄自将自己等同于一个其地位和义务将使其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皆用于斯的人。只要这样一个人承认我不是在白日梦呓,不是在恶意攻击基督宗教,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有人却声嘶力竭如此阴险地指责我哩。
我希望阁下为我洗雪这样的罪名——什么要彻底摧毁抗议宗教会、尤其路德宗教会之类,如果我补充说,我认为伊里奈乌斯的真理准则并非取自《圣经》,而是作为基石置于《圣经》之下的信条;在我看来,这真理准则也仅仅是他从使徒传统中理解到的唯一的信条。试图从使徒传统中把握更多东西的天主教作者们,至少从伊里奈乌斯的著作中得不到证明。仅从这一点,阁下便能够看到,我不支持一切教宗制,我更不想重新挑起关于传统与《圣经》的古老争论。[19]不过,当整个古代异口同声地向我呼叫,我们的宗教改革家们以憎恶传统的名义丢弃(传统的东西)太多太多的时候,我无法故意装聋作哑。他们至少必须承认,伊里奈乌斯就传统所理解的东西,应具有他们认为只能赋予《圣经》的同一种神圣地位。
我至少确信,倘若阁下认识到传统这个词在伊里奈乌斯著作中具有其真实的最古老的含义,您在翻译引自他的著作中的那一段话时就会较少反感。按照您的看法,伊里奈乌斯也说:“假若使徒们没有遗留下经书,那么,人们必须遵循使徒们向他们委任为教会主持的人传授的口头教训”。——难道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吗?【572】我感到遗憾的是,如果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徒将这看成出于宗教偏私的贬低——假如还不至看成故意伪造的话——我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他。难道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换言之,既然使徒们留下了经书,就不必有维护传统之虑了?这是伊里奈乌斯的本意?根本不是;在这里,阁下本来必须肯定伊里奈乌斯提出的问题:Quid autem,si neque Apostoli quidem scripturas reliquissent,nonne oportebat ordinem sequi Traditionis(假若使徒们没有为我们留下经书,又该如何?难道不是同样有义务恪守传统的准则吗)?因为,这个问题说明,人们在假设的情况下必然无可争辩地认识到的传统的用处,伊里奈乌斯在没有发生这一情况的时候仍然认识到了。相反,如果不引用这个问题,在与前一个句子相联系的语境中显得鲜明突出的东西就黯然失色了。总之,从前一个句子可以看出,伊里奈乌斯绝对想象不到传统与《圣经》的分离,在他看来,如果不按传统来理解《圣经》,《圣经》便不成其为《圣经》了。所以,一旦我们知道伊里奈乌斯所理解的传统无非是信条,这对于一个路德信徒(Lutheraner)而言还有什么悖理的呢?我们自己不就是将三种不同的信条置于我们的信经典籍之前吗?[20]
事实上,我并没有将超出其本意的东西加给伊里奈乌斯。正是他称之为Regula veritatis(真理准则)的,他在另一些地方称为veritatis traditio(真理传统)或者vetera Traditio(古老的传统),随之直接加上不容产生任何误解的信条这个词。在初代教会中,信条除了叫做传统以外,还可能有别的什么称谓呢?因为信条不可以写出来,而是必须让有资格接受圣礼的人(Competenten)背诵,而且往往按口头的领读背诵。在奥古斯丁时代,教会中仍然保持着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理由妄自猜测当时是另一种情况呢?奥古斯丁为解释信条而多次作的宣讲全都称为Sermones in Traditione Symboli(关于信经传统的讲道),其中一篇讲道[21]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Nec ut eadem verba【573】symboli teneatis(为了牢记信条的这些话),奥古斯丁对受洗者说,ullo modo debetis scribere;sed audiendo perdiscere:nec cum didiceritis,scribere;sed memoria semper tenere atque recolere(你们绝不可把它写下来,而应通过听掌握它;如果你们已经学过它,也不要把它写下来,而是应永远牢记在脑海里,并反复温习);接着他又说,audiendo symbolum discitur;nec in tabulis vel in aliqua materia,sed in corde scribitur(人们通过听学会信条,不要把它写在记事板或其他某种材料上,而应写入心田)。伊里奈乌斯使用同一类话语,他在提到不能阅读使徒经书的野蛮民族的信徒时说,他们sine charta et atramento scriptam habent per spiritum in cordibus suis salutem(没有纸墨却有圣灵写在他们心田里的拯救信息)。难道伊里奈乌斯说这话时指的不是同一件事?所指的难道不是信条?不是在信徒们的心田里熟读成诵、由圣灵的力量伴随着一直封存到自己获得永福时的信条吗?
4)从(亚历山大的)克雷芒著作中选取的将《圣经》表述为基督宗教之本原的引文,不少于五段。我不想在审慎思考所有五段引文之前——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此说明我的看法,可我几乎无法抑制住自己,不由预先发出感叹:要么是我,要么是阁下在引用克雷芒著作时受到多么奇特的厄运的捉弄哟!因为我发现,在我的读书札记中,这五段引文中至少有三段被注明是最有力的佐证,支持我关于当时的基督徒通常使用《圣经》的情况的看法。难道这几段话自身包含着如此明显的歧义?让我们来看看。
a)关于引自教育家(【德文版编者按】指克雷芒的《教育家》一书)的一段话,阁下自己抢先作了回答。那位教育家指出“如何以《旧约》和《新约》圣经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这是不难办到的,尤其如果那位教育者不是将《圣经》交到儿童的手中,而只是一段一段向他们讲授适合他们理解力和情况的东西的话:谁会对此表示怀疑呢?然而,道德并非这种或那种宗教,而是所有宗教的基础;克雷芒经常援引包含着同样规定的异教的作者们的著作,而且颇【574】感满足地承认,过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并不需要启示。虽然基督教的教育者并不局限于理性道德,而是讲授更高一层的基督教道德,但基督教道德毕竟还不是基督宗教。关于后者我倒要问,那位教育者根据《圣经》的话讲授了原初的基本教诲吗?没有,根本没有。教育者为其青年学子引用了《圣经》中的伦理教诲和道德箴言,而不是基本信条之dicta probantia(论证性判断);这与我们的路德宗教师完全相反。凡是我们的路德宗教师所做的,教育者几乎都不去做,因为他知道,做这种事要么为时过早,要么为时已晚。如果他的后生们尚未受洗,这就过早;如果他们已经受洗,这就太晚了。在前一种情况下,后生们对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尚一无所知;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已经无须对此作进一步的了解了。洗礼,洗礼是有资格受洗者藉以体认一切的关键时刻。他们这时所体认,是完整的基督信仰,是本真的基督宗教,在任何启示宗教中,惟有这种理性不可能企及的东西才是启示宗教的本质,因为它要么超然于理性之上,要么只是实在的、任意性的。关于这一点,我谨请查阅一下这位教育者的著作的第一卷第六章。我自己不愿脱离上一段话的语境,因为,在这个语境中,出现了我最初从中抽象出我的命题的另一段话。可是,克雷芒或者那位教育者自问道,[22]既然从《圣经》中为儿童和仍然是儿童的普遍基督徒所取用的仅仅只有将罪恶连根拔出的道德教条和格言,既然《圣经》中还包含着如此多的其他东西——而且,整个《圣经》都是受到圣灵默示的,那么,所有其余的部分是为了谁的呢?对此,克雷芒回答说,是为了π
οσωπα
κλεκτα,即【575】为了受遴选的人。克雷芒认为,这些受遴选的人是些什么人呢?部分是具有神职身份的人:主教、长老、执事、寡妇。部分是他认为具有灵知的人(Gnostiker),即这样一些基督徒,他们有时间和力量渗透进圣灵认为应在《圣经》中通过谜语(Aenigmata)和譬喻来暗示的信仰深层。这明显地表现在紧接着简短总结使徒诸书包含着的一切理性的道德教条之后的一段话中!
在这许多教训中,有少数是教育者作为例证从《圣经》原书中取来陈说给他的孩子们的。通过这些训诫,恶——可以说——将被连根拔除,不义将被消灭。可是,在《圣经》诸书里还写了无数针对受遴选的人们的好的训诫,一些是为长老的,一些是为主教、执事的,还有一些则是为寡妇的;关于这些,我将另找时间来讨论。但是,读者也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比如通过谜语或者譬喻受益。(【译按】原文为希腊文)
我不可妄加推断,阁下可能就克雷芒在受遴选的人们中竟提到寡妇而对我提出异议。因为阁下很清楚,这个称谓指的是,在克雷芒时代只可从寡妇中招聘的女执事。我将在另外的场合再次讨论这一看法,我将指出,所有的女性《圣经》读者——他们在《评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不属于她们在书中被置于其中的俗人之列,她们大概全都是女执事(Diakonissä)。
b)现在,我要讨论克雷芒的第二段话,它属于我请求准许必须在这一次来讨论的那些引文的范围。对于阁下对这段话的Quid pro quo(混淆),我只可能作唯一一种解释:您自己并未查阅这段话,而是在您在第20和21页极力向人推荐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人的著作中读到的。让我们首先讨论一下Quid pro quo本身,然后再谈那些人的用法。这段话出自克雷芒泛论写作的《杂论》【576】(Stromata)第一卷的开头。在就诸如人们是否必须写、什么人必须写,出于什么原因必须写等问题,从不同方面做了一般考察之后——其中有些已经散佚——克雷芒最后得出结论说,写出的作品始终具有双重的不容争辩的益处:其一是对作者,其二是对读者。作者写作时不论多么努力巧妙构思、娴熟运笔,却总会从书写获益,它有助于记忆,它是应验不爽的φα
μακον λη
ης(医治健忘症的良药)。相反,从读者方面看,他自己愈是无知,写出的作品对他便愈是有益。甚至一个其
ταν
πημβλυται κακη τ
οφη τε και διδασκαλια το τηςφυχης
μμα(灵魂之眼由于不良的教育和训导而变得昏浊),因而在其教育和启蒙阶段耽误了的人,如果要弥补耽误了的东西,也只须求助于每个人自身拥有、原本属于每个人的光,即π
ος το
ικειον φως βαδιζετω(他应走向原本属于他的光),只须寻求这样的真理教师——他用写成的东西来解释未写成的,走向
πι τη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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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ιαν,τη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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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φως τ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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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φα δηλουσαν(用成文的解释未成文的真理),这就是说,只须去阅读。这种对阅读的一般意义上的赞扬如此精妙和正确,这是许多人不会期待于一个教父能做出的说明。然而,上帝明鉴,事实便如此!谁如果从书中学到的只是书里的东西,他就没有利用到书的一半。如果书没有使一个人有能力学会理解和评价它所未包含着的东西,如果书不能砥砺和启迪一个人的理智,这个人即便根本没有读过书,情况也不致变得更糟。“书写的作品”,克雷芒接着说,“点燃了灵魂的每一颗火花,使内在的眼睛习惯于观察。它也许像一个正在嫁接作物的农夫那样加进了某些东西,但完全可以肯定,它在唤醒深藏于其中的东西”(【原注】克雷芒:《杂论》Ⅰ,1,§10,4)。我无须提醒人们注意,克雷芒在这里指的是柏拉图式的渐进(die Platonische Entwicklung)。虽然这种对读书的一般赞扬必【577】然也同时针对《圣经》诸书,可是,阁下有什么理由将这段话翻译得好像只是单单指《圣经》诸书呢?难道γ
αφη(文章)始终只指《圣经》?莫非由此决定让波特(Potter)将这个词大写付印?要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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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φως和
γ
αφα的涵义并非成文的东西和未成文的东西,而是具有特殊涵义,即二者习惯上都指《尼西亚信经》!?够了,别再咬文嚼字了!对这种伪造,对紧接着通过伪造向我们展示一个事实的行为应给予更为尖刻的谴责。——克雷芒想预先指出,他原本要在其拟想的作品中记述些什么事情。他回忆起青年时代有幸听到的一些使徒般的人(apostolische Männer)的言行,很想记录下他们的教诲,以免年老时全部遗忘无从追记。在谈到其中一个人物时,克雷芒特别指出,这个人像只蜜蜂,在西西里先知和使徒耕耘过的田野采撷花朵;关于所有这些人物,克雷芒总结说,他们直接从彼得、雅各、约翰、保罗那里得到永福教诲的真正传统,使他们由于上帝的恩宠而一直活到他那个时代,所以,克雷芒也能够通过他们分享古老的使徒播下的种子。值得注意的是,克雷芒就上述那一个别人物所说的话,优西比乌(Eusebius)[23]在引用整个段落时自作主张地删去了。诚然,古代一位无可怀疑的、在先知和使徒耕耘过的田野上采撷花朵的宗师,并非能够让我们对《圣经》的同质神性(homogene Göttlichkeit)有较深理解的人;不过,优西比乌也不可以如此出言不逊,他在另一个地方谈到帕皮亚(Papias)[24]时,也以令人更为反感的口吻说过类似的话。人们对这些话只要稍作改动,其中所言难道不完全是路德宗的基调吗?阁下的译文毫无反感意味:“凡利用先知和使徒耕耘的草地上的花朵的人,都犹如西西里的蜜蜂,他将无比珍贵的知识宝藏放入那些听他训导的人们的灵魂。这些宗师保持着从彼得、雅各、约翰、保罗这些圣徒手中领受并从父到子一代代传到我们当今的永福【578】教诲的真正传统”。我不再从文字上批评,只将一位第三者的译文与之比照,我想可以吧?这位第三者是施特洛什(F.A.Stroth,【译按】1750-1785,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先生;不久前,我得到他的优西比乌的教会史译本,非常忠实而流畅。在优西比乌引用克雷芒那段话的卷五第十一章,他是如此行文的:“这是一些维护了他们直接从彼得、雅各、约翰和保罗那里——像一个孩子从自己的父亲那里——承袭的真正传统的人物(虽然孩子与自己的父亲并不太相像),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人的行迹:他们将来自祖先的那些使徒播种过的种子传给了我们”。译得既优美又准确!这才叫做翻译!只有一个小地方——即上帝让我们经历——我想最好改为:上帝让他们一直活到我们现在;因为,经历(erleben)自身带有“未来”这个次要概念,它可能会使时序不确定,除非是众所周知的。阁下是否敢于将您不假思索地附在您的译文之后的批注同样与施特洛什的译文并列比照呢?我指的是您的断言:“四位使徒的名字明显是指他们的书信,而非他们的口头教诲”。阁下真的敢于如此断言?您如此肯定这个“明显”?如果这里果真可以理解为雅各的书信,那么,米歇里斯骑士(【译按】见《编者的反对意见》注)和赖斯没有将这段话当成这些书信的真实性的明显证据,便毫无道理了,而阁下将这种发现推到他们眼前,便勘称善举了。但我的确敢断定,不论米歇里斯骑士还是赖斯,都不会认为您看似如此明显的东西是可能的,哪怕只是些微可能。更为可惜的是,甚至路德也没有从克雷芒的这段话中获知,在使徒作者【579】们当中至少还可信地有一个雅各!否则,他就不致用禾草般的书信这种字眼儿来恼怒我们了。——当真地、不带任何讥讽意味地说:在克雷芒这段话中,有两种情况是明显的。其一,克雷芒指的是经由他的宗师从上述使徒传给他的口头秘密信息(mündliche geheime Nachrichten)。克雷芒究竟有何必要从他们那里获取使徒书信呢?或者,阁下为了能够使这种情况有几分像样,不致会真的践踏自己的成果吧?其二,克雷芒重视自己的老师潘代努(Pantanus)、巴德撒纳斯(Bardesanes)、塔提安(Tatianus)[25]以及其他一些老师,并不亚于重视上述使徒,这从他提到的荷马的一句诗中可以推知:“虽然孩子们与自己的父亲并不太相像”;在这句诗里,施特洛什先生对òμοιοι(同样的、相同的)这个词的译法,其实还可以更强化些。因为,单纯外貌像其父亲的孩子难道还少?
因此,我有理由重复我的推测,阁下无疑认为亲自查阅和核对克雷芒的这段话实在多余,于是,您在沙米尔(Chamier)或苏伊泽(Suixer)[26]或天晓得哪个人的著作中找到如此转引的这段话。于是,我被迫就如此粗暴的曲解说了些激烈的话,这些言词都反弹到了阁下一个人身上。我说不定会严重误解瓦尔希先生的其余著作,假如我认为他本人蓄意要将这类尘沙撒进我们眼睛里的话。作为正直的人,他大概认为,这些人考察过的东西都一劳永逸地考察清楚了。不过,切不可如此认为,我尤其不愿我的同乡和教友,不愿格尔哈德们、科托尔特们、佐恩们[27]如此轻信。这些善良的人们都是无比诚笃的路德宗信徒,他们往往不会在与之全然对立的东西所处的环境中观察自己的教诲概念。事实上,他们所用的引文尤其需要做大大的修正:难道不是这样吗?有学养的天主教徒在这一点上已经取得最具关键性的成果,而且已置身于自己的故土之中。
c)在讨论克雷芒的其余引文时,我想尽可能简略一些。第三段引文是克雷芒对赫尔玛斯(Hermas)[28]一部作品的解释。如果说赫尔玛斯的这本书特别有利【580】于我关于《新约》的形成以及最早的基督徒有义务使用它的情况的假设;那么,克雷芒的这段解释也同样如此,虽然解释本身是如此牵强。只是,我对这段话的理解与阁下自认为得体的译文稍有不同。既然《圣经》κατα την ψιλην
ναγνωσιν(读一次)便应使所有人理解,所以,我对紧接其后的一句话και ταυτην
ιναι την πιζιν ζοιχειων ταξιν
χουσαν(这是外在的初始理由阶段的信仰)只能如此理解:在这里πιζις的意思不是信仰,即我们灵魂的根性(Disposition),而是信条(Glaubensbekenutnis)。而且,将信条与《圣经》的初始成分即文字相比较,比将灵魂的根性与之比较更为合适。只有信条才会使《圣经》为一切人所理解:这恰恰是我要说的。但这种信条绝非取自《新约》,它必然早于《新约》,完全不依赖于《新约》,至少其可信性与《新约》相同。如果说赫尔马斯的书——优西比乌在论及它时,说它曾被用作最早的宗教教科书——只字不提《圣经》,赖斯先生对此表示大惑不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么《新约》诸书当时尚未结集,要么还没有它现在所处的地位,因而,在基督宗教的教理讲授中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这两种情况都有。
d)关于克雷芒的第四段引文,我非常希望阁下能够倒退几行读一下。克雷芒要讨论的是灵知派的圣经诠释(Gnostischen Auslegungen der Schrift)带来的困难。在从事(解释圣经)这一重大活动时,克雷芒说,始终担心的是重大失误;为避免这种失误,我们惟有恪守从真理本身承袭下来的真理规则。Σγαλεο
αι γα
ναγκη μεγιζα τουςμεγιζοις π
αγμασιν,
ν μη τον κανονα της
λη
ειας πα
'
υτης λαβοντες
χωσιτης
λη
ειας(【581】最容易出差错的,是那些研究最重大的问题而又没有从真理本身获得和拥有真理规则的人们。【原注】克雷芒《杂论》Ⅶ,16,§93)。可是,我们现在从伊里奈乌斯那里知道——虽然不是从他本人知道——什么是真理规则,什么是κανων της
λη
ειας(来自真理本身的规则)。这便是信条,即上一段话中说的πιζις,正是信条使得《圣经》中可理解的东西即便对于最普通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理解的东西即便对于最富进取心的研究者也仍然是不可理解的。我无须对阁下说明,克雷芒如何将伊里奈乌斯归纳为πα
αδοσεως
κκλησιαζικης(教会传统)这一共同名称的κανονα της
λη
ειας(来自真理本身的规则)与κανονι
κκλησιαζικ
(教会规则)区别开来。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在思想上不牢牢记住这种区别,便无法读通克雷芒的书,从中仅会发现灵知派的老生常谈,而在事实上,克雷芒是以非常确定的概念为基础的。当然,克雷芒是从《圣经》的神性出发的,可是,我难道否认过这一点吗?我只是表示了我的不满,因为,人们很快便离开了克雷芒,走他们自己的路,对理解《圣经》的辅助手段的价值的设想与他如此不同,比如,抗议宗教徒自以为是,将这类辅助手段加进圣经,而克雷芒以及整个古代的基督教则认为,这类手段是在《圣经》之外的。不错,克雷芒确曾说过,“让我们不要相信那些径直(
πλως即没有证明地)宣讲其学说的人,他们以这种方式宣讲的,也可能是谬误”(【原注】克雷芒,《杂论》,Ⅶ,16,§95,8-9)。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克雷芒认为,没有证明地言说就意味着没有取《圣经》的证明而言说?在他看来,没有证明地言说恰恰是相反的情况;他认为,没有证明的言说就是除了引自《圣经》的段落而不要任何其他东西来证明;即便所有的异端也莫不以此种证明自诩。据称克雷芒继续说:“如果人们不仅仅径直说出自己的意见——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证明其所说的,那么,我们要期待的不是人的证明,我们将通过主的道(das Wort des Herrn)证明应证明的东西。主的这种声音在可靠性上超过一切证明(
ποδειξεις);确切地说,只有主的这种声音才是一种证明。通过这种信念,那些品味过《圣经》的人们便产生了信仰”。如果克雷芒果真是如此说的,那么,德尔图良的话又当作何解释:Fides salvum facit,non exercitatio【582】scripturarum(使人获得永福的是信仰,而非努力研读《圣经》)?克雷芒并没有如此说,人们不负责任地滥用他的话,以便让他讲出并不属于他自己的思想的话来。在克雷芒看来,人的证明就是先知和使徒的证明,只要它独立地取自真理规则的话;主的声音——唯一有效、唯一不容许进一步演示(Demonstration)的主的声音,是我们从真理本身领受的这种真理规则,一句话,就是信条。而这,就是学问(Wissenschaft),κα
'
ν
ι μεν
πoγευσαμενοι μονον τωνγ
αφων,πιζοι:通过它,即便只是品味过《圣经》的人也将产生信仰。即便只是品味过!Aπογευσαμενοι μονον。哎,阁下,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没有将这个μονον(只是)翻译过来?您无疑觉得,让克雷芒说,主的声音——如果主的声音必然意味着书写的上帝之言的话——也会使那些只是品味过圣经的人们产生信仰,这或许是非常乏味的事,对吗?可是,您为什么不愿由此推断:产生于主之言的信念不可能是产生于《圣经》的信念?您为什么宁可阉割您援引的作者的话呢?我只可能认为,阁下在这里仍然只是用这样一个编辑者的眼睛进行观察——他在援引别人的著作时完全删去了μονον。我不得不尽可能设法结束关于克雷芒的讨论。我早已不再可能为那些将这类石块当面包塞进我们手中的人生气和动怒了。
e)最后,关于克雷芒的第五段话,我只须回答说,克雷芒在这里特指灵知派,而非泛论基督徒。灵知派当然必须从《圣经》解释和证明《圣经》。基督徒却无此必要,因为,灵知派不论超越《圣经》多么远,最终必然重又回到《圣经》;虽然他们确凿无疑地从《圣经》证明了《圣经》,但只有通过信条才有可能达到确凿无疑的证明。这是克雷芒下一段话的真正内涵,假若没有这层内涵,那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意味了。【583】Ουτως και
μεις,所以我们,我们灵知者,
π'
υτων πε
ι
υτων των γ
αφων τελειως
ποδεικνυτες
κ πιζεως πει
ομε
α
ποδεικτικως(也要从信条达到确凿无疑的信条,我们从《圣经》本身获得关于《圣经》的确凿无疑的证明。【原注】克雷芒,《杂论》,Ⅶ,16,§96,1)。
5)我确实为完成了关于克雷芒的讨论而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作者比他行文更晦涩费解,比他提供了更多争执口实。尤其他的《杂论》,是一部如此光怪陆离、如此突兀多变的作品,人们很难在一页篇幅之内与他保持同一思路。这并不是说,此书在争执性的考察中毫无用处;我只是要说明,克雷芒的作品要求人付出特别的注意。在20个捧读克雷芒作品的读者中,18个人所捕捉到的肯定仅仅是克雷芒从世俗知识宝库中取来撒在字里行间的美丽碎片;其余两人中,还有一个也只不过逗留在既符合这一教诲概念、也适用于那一教诲概念的美丽的神学宝石堆旁边而已。现在,我们从克雷芒转向在风格和语言方面都更为晦涩费解,但在整个表述的条理性和清晰度方面则远远超过他的拉丁人——德尔图良。
关于他,我不得不事先向阁下承认,我自认为我正是从他的著作中首先得到了关于我们的信仰之真正本原的较为正确的观念;正是他首先让我对过分强调单纯的《圣经》这一做法产生怀疑;正是他首先让我确信,如果使徒们是首先就某一确定的程序(Formular)相互协调,以便不仅使信仰、也使教诲趋于一致,这该是多么简单;即便时至今日,这种程序也必然比使徒们后来的书更有实效,使徒们的书只可能是对这种程序的这一点或那一点的即席解释而已;没有任一篇章是用来造就基督徒的,所有的书都是针对已经成为诚笃基督徒的人而写的。
然而,这里并非如此场合——我必须指出自己的体系中究竟有哪些东西应从唯一的德尔图良的著作得到证明。现在我应回答的只是阁下为反驳我而引用的德尔图良的几段话——【584】您以此作为确凿例证,说明德尔图良也将《圣经》视为基督教教诲的唯一认识本原。
第一段话出自《护教篇》,按阁下的译文是:“你们异教徒怎么可以想入非非,认为我们基督徒不关心皇帝的福祉?你们要亲自读一下上帝的命令,即我们认识的源泉,我们自己绝不会遏止这源泉,它规定了许多对非基督徒的特殊义务”。这就是我从阁下所使用的同一版本中录得的德尔图良那段话的译文。Qui ergo putaveris,nihil nos de salute Caeserum curare,inspice Dei voces,literas nostras,quas neque ipsi supprimimus et plerique casus ad extraneos transferunt(如果你认为,我们不关心皇帝的福祉,那就请看一下上帝之言,读一下我们的经书,我们自己对它并不压住不放,偶然情况下往往也让它流传到外人手里。【原注】德尔图良,《护教篇》,第31章)。在这里,德尔图良何尝提到认识源泉?您不至认为必须用认识源泉来取代literas nostras(我们的经书)吧?您莫非认为,literae nostrae(我们的经书)可以完全等同于primae literas fidei nostrae(我们信仰之原初文献)?当然,如果可以如此翻译的话!倘若如此,自然一切都可以在一切之中了!最后一句话同样是如此谬误而又毫无根据地加进去的:“它规定了许多对非基督徒的特殊义务”。Casus(偶然情况)译成了“义务”!transferunt(流传)译成了“规定”!究竟谁如此认为?德尔图良明明说的是,他在这里指基督徒没有压住自己的经书不放,而是通过这种或那种偶然情况让它落入异教徒手中。这正是上文提到的拉克坦西(Laktanz)谈到希罗克洛斯(Hierokles)时作的推测,在这里,我禁不住还要作一类似的提示。即便像德尔图良在这里所说的那样,原初的基督徒真的没有将自己的神圣经书压住不放,而且不得不允许它偶然落入许多非基督徒手中,那么,人们也断不可以说,他们自愿地努力传播这些经书,使之广为人知;人们也断不可以否认,原初的基督徒也曾有某种程度的谨慎,对此保守秘密,近似共济会会员对自己的章程书籍或者普鲁士军官对自己的条例保守秘【585】密,后二类人也并非对自己的章程或条例秘而不宣,而是无法防止它们流入广阔的世界。
出自德尔图良同一本书的第二段话,只要我稍稍费点力气,对于我同样是一场轻松的游戏。Cogimur ad literarum divinarum commemorationem,si quid praesentium temporum qualitas aut praemonere cogit,aut recognoscere(在当今的时代环境需要告诫我警醒的时候,我们便走到一起,唤回对神性的经书的记忆)。我只须问阁下,您如何证明litteris divinis(神性的经书)是指整部《新约》?就因为我们当今在这个一般的称谓之下理解它吗?在德尔图良的同一篇护教文章中,Divina litteratura(神性的文献)明显只是指《旧约》,关于《旧约》,他说,这是一切外来智慧的宝库,与之显著不同的是——用德尔图良的语词来说——某种novitiola paratura(相当新近的补充),即他所理解的《新约》。我没有必要让任何人陷入讨论这些事件的窘境,我举双手承认,福音书作者和使徒们的全部书籍不仅当时已经存在,而且也为基督徒所应用。我只想问,用在哪些方面?我只想问,他们是否从中取得自己的教诲?没有这些书,他们是否就不会有自己的教诲?对此,德尔图良的这段话并没有作多么肯定的回答,它似乎指的完全是另一种用法,一种与某些时代环境相应的纯属偶然的应用。基督徒查阅自己的《圣经》犹如罗马人查阅自己的秘密档案记载或《西卜林神谕集》,[29]他们并不是为了从中学习律法,而是为了从中了解,发生某些事件时,以前是怎样处理的,或者,在遇到预兆不祥事件时,他们将面临着的是什么。德尔图良紧接着说:Certe fidem sanctis vocibus pascimus,spem erigimus,fiduciam figimus,disciplinam praeceptorum nihilominus in compulsationbus densamus(事实上,我们靠神圣之言维持我们的信仰,建立我们的希望,坚定我们的信念,并在斗争中加强抵抗一切的规则之约束力)。[30]很清楚,这里说的只是对《新约》之纪【586】律方面的应用,而不可能是教义上的应用(dogmatischen Gebrauche)。Fidem sanctis vocibus pascimus也只可能意味着:为增强信仰,让我们唱宗教歌曲。我们确实知道,唱歌在早期基督徒聚会时颇为流行;相反,关于讲道,至少小普林尼(der jüngere Plinius)[31]没有经历过,不论是关于善还是关于恶的宣讲。假若Compulsationibus(斗争)可以理解为迫害,那么,人们便不可对任何人进行非难,如果他要将commemoratione literarum divinarum(提醒对神性经书的记忆)首先理解为宣讲对神圣的殉道者的审判的话,当然,这在普林尼时代以后才可能真正流行起来;而且人们都知道,最早的教会多么看重下述情况:ut armentur filiorum animi,dum patrum recensentur triumphi(在讲述父亲们的胜利时,儿子们的精神被武装起来)。
这就是为反驳我而从德尔图良的著作中可能引证的一切吗?我多么顺利地脱身了哟!我担心,一旦我要让德尔图良替我代言,我就不可能让阁下如此轻松地脱身了。不信吗?为了让这反复提出的威胁不至始终仅仅是类似威胁的东西,请阁下允许我立即就一点稍稍离开主题,这一点最能够说明,我们两人中谁最精通德尔图良的著作。好吗?
这一点关涉的是信条。阁下根据巴斯纳日(Basnage)[32]的意见,认为信条无非是对最初由基督亲自采用的洗礼程序的偶然的属人的推广(zufällige menschliche Erweiterungen),因为人们还未能足够及时地使受洗者熟悉异端的区别教诲(Unterscheidungs-Lehren der Ketzer)。关于这种区别教诲,博士先生,您在《述评》的页205以下提到一系列论断。您——我不知道您是出于怜悯还是自鸣得意,抑或自豪——对于那些贸然为此撰文的人居然不知道这些论断深表惋惜。所以,如果我自认为,我不可能及早把握机会洗却我的一种如同小学生般无知的嫌疑——没有什么无知比居然不知道别人相信的东西更像小学生了——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当然,我并没有妄自认为,如此众所周知的陈说因此而无须证明。不过,我当时曾考虑逐条讨论的直接交锋,并非这场小小的冲突。
关于最早的基督徒信条的题外话
§1如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认定,开始时只要承认基督(《太》28:19)规定的洗礼程序便足以允许对那些愿意信仰基督的人们施洗,那么,基督在复活之后难道就不大可能、甚至根本不可能为其门徒们遗留下他们未来应宣讲的东西的精髓(Inbegriff)吗?基督之所以在死前不可能向门徒们传授这一精髓,是因为所发生的还仅是这精髓中最微不足道的。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种精髓是非常有用的。根据我们今天完成的重大发现,基督自复活一直到升天,不仅不时向自己的门徒们显现,而且这整整40天继续像以往一样与他们一起生活;可见,基督有足够的时间这么做。
§2在2世纪结束之前,有人已经看到一种经增补的洗礼程序或者固有信条的一丝踪迹;如此断言是否错了?彻底错了?这类东西果真首先出现在伊里奈乌斯和德尔图良的著作中吗?谁如果认为它更为古老,谁就没有说出历史真相,只是臆测和假设?对此我愿作出回答。首先,是否有比伊里奈乌斯和德尔图良更早、其著作可能记载着一种固有信条(ein eigentliches Glaubens-Bekenntnis)的教父?我说的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曾参与批驳异端,因此有机会明确地提到信条。【588】其次,这些人的著作中首先出现了基本信条,如果这些著作的作者确认,他们所述说的就是立即与福音一起在世界上传布开来的东西,hanc regulam ab inito Evangelii decucurrisse(从福音开始之时,这种规则就流传开来);如果他们确认,这正是教会从使徒、使徒从基督、基督从上帝获得的同一种东西,即quam Ecclesia ab Apostolis,Apostoli a Christo,Christus a Deo tradidit(教会从使徒、使徒从基督、基督从上帝承传的东西);如果他们确认,这正是保罗最终必须——尽管他直接达到了领悟——从使徒得来的东西:难道这些不是一丝更为古老的踪迹?
§3是的,这最后设想的踪迹不是将我们引领到我们可能达到的高度了吗?不是将我们引领到使徒自己的证明了吗?Paulus Hierosolymam ascendit(保罗动身前往耶路撒冷),德尔图良说,ad cognoscendos Apostolos et consultandos,ne forte in vanum cucurrisset,id est,ne non secundum illos credidisset et non secundum illos evangelizaret.Denique ut cum auctoribus contulit et convenit de regula fidei,dexteras miscuere et exinde officia praedicandi distinxerunt(以便见使徒,向他询问求教,这样就不至徒然奔波,就是说,保罗自己所信仰的不至与他们不同,自己宣讲福音的方式不至与他们不同。当保罗与这些信仰准则的创立者商讨并取得一致后,他们相互伸出右手,并分配传教职司。【原注】德尔图良:Gegen Marcion(《驳马克安》),卷四第二章)。自然,这指的是《加拉太书》2:2,按路德的译文,这段经文仅仅是:“保罗与使徒们讨论了福音”。可是,既然
νατι
εσ
αι只是在这个地方以这个涵义出现,那么,古代的教父们必定有其理由察觉出其中有对固有信条较为明确的暗示。因为,不仅德尔图良,而且奥古斯丁都看出了这一点,即Regula fedei(信仰规则)这同一个词所表示的东西。虽然信经(Symbolum)——如博士先生所说的——仅仅是单纯的秘密问候,就像现在我们的手工艺人的问候那样,那么,
νατι
εσ
αι το
ναγγελιον(宣示福音)的含义便可能是:说出这种问候,以此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中的兄弟(einen wahren Bruder in Christo)。【589】
§4莫非信仰规则并不是指信条?难道德尔图良对事情的直接补充还没有充分确认这个词的含义?瓦尔希先生,您好像很想否认这一点。因为,不仅尚有待确认κανων(规则)和κανων
λη
ειας(真理规则)的含义是否为公众的信条(das öffentliche Glaubens-Bekenntnis),而且根据它们确认的拉丁文译名(德尔图良既用regula veritatis【真理规则】,也用regula fidei【信仰规则】),大概也只是最重要的基督教教诲的集汇;那么,仍然是没有指明固有的信经了?不是固有的信经了?那么,可以算作固有信经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其最初藉以得到表达的Ipsissima verba(同一些词)吗?只是由于没有用这些词,德尔图良的信仰规则就不应是固有的信经了吗?博士先生怎么不提醒我注意,信经是被禁止书写的呢?ipsissma verbis自然是可以书写的。
在将《圣经》当成基督教教诲的认识本原的教父行列中,随之而来的便是亚大纳修(Athanasius)了。亚大纳修?还有别的谁吗?正是这些人物能够标志教会的第二个时期开始,并将教会带进第四世纪。
对所有这些人——请允许我向阁下讲老实话——我几乎无法在这里做出推测。诚然,我在提出论断的所有地方,都是指最初四个世纪。但我确实认为,如果人们只是指教会的第一个时期,就应允许作如此概括的表述:这个时期结束的标志是,就外界环境而言,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 der Groβe,【译按】306-337在位)执政期,其内部环境是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召开。我确实认为,一个谈论最初四个世纪的教会的某些特点的作者不至会说,这些特点刚好持续到399年为止。我确实认为,人们如果要以平和态度对待这个作者,首先便必须注意他确定的时期中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形成的【590】主要观念。
然而,阁下有什么理由如此平和地对待我呢?人们不都是只对自己的朋友才宽厚,对由于自己的原因而不属于朋友之列的人则极为严厉么。在自己本身因某人而会蒙受许多损失时仍然一味对他采取宽厚态度,就是愚蠢了。(https://www.daowen.com)
我的命题本身恰如其分,明明白白,假若我这样来表述的话: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以前,人们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足以说明教会将《圣经》看成其教诲的本原。可是,假若我如此小心地表述自己的看法,阁下难道就没有什么损失了?您的书显然会大大压缩,压缩得只剩下三分之一;这就是辩论术——人们以为应在最少越轨的地方向对手发起攻击,其实那里恰是他无法顺利脱身的地方。
当然,阁下会说,我进一步限制我的命题无非是击剑中失误的一击,即所谓中断比赛而已,企图以这种手段抵挡将被刺中的一击。上帝明鉴!才不是如此哩。阁下看到,从尼西亚宗教会议开始以及在此之后,教父们开始赋予《圣经》以更高的价值,而且逐渐地想象,固有的信条似乎也是从《圣经》中引出来的,甚至认为必然是从中引出来的。我不想否认,我也并非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尼西亚会议之前的教父们之间的差别和会议之后的教父们之间的差别,正是最先引起我关注的所在。
我曾暗自思忖,这一差别必定有其更为特殊的原因;因为,这差别出现得如此突然、如此迅速!不可能是更大的明证逐渐扎根(allmählige Wurzelgewinnung der gröβern Evidenz)的结果。必定是某种外在的原因促成了这种差别。【591】
在这里我不由想到,一切异端从来都勤于研究《圣经》,在这一方面,他们真是无可指责,只是,他们在其中探讨的不仅是quod salva regula fidei potest in quaestionem devenire(撇开信仰规则而可能提出的疑问),而且还想根据自己的揣度从中发现这种信仰规则本身。尤其阿里乌派,从一开始便以其诠释《圣经》的特殊才能著称。阿里乌本人……
……(【中译编者按】本文为遗稿残篇,不全,比如这里缺1。)
2、论奚拉里
在这里我也无须为个别段落多费笔墨,因为,没有哪段话与我相干。所有这几段话,都只是证明奚拉里(Hilarius)曾熟知、使用和推荐《圣经》。对此我从未否认过;这并非问题所在。问题在于,奚拉里为了什么使用、推荐《圣经》?问题在于,奚拉里使用《圣经》是不是为了从中学习信仰教诲(die Glaubenslehren)?他推荐《圣经》是不是为了让其他人、尤其普通信徒从中寻求信仰教诲?这肯定不是他的目的。
诚然,奚拉里在其《三一性》(Trinitate)的书中援引了大量《圣经》段落。但这只是为了纠正阿里乌派对《圣经》的歪曲,只是为了使之成为天主教教诲的证明,丝毫不是为了使之成为天主教教诲的来源。
正是阿里乌派,正是受到阿里乌派煽动的君士坦丁,[33]强烈要求关于基督神性的争论应该tantum secundum ea,quae scripta sunt(完全根据成文的东西。【原注】Hil.ad Constantium[《奚拉里致君士坦丁的信》],lib.Ⅱ.§8)来了结。奚拉里对此表示非常赞许,他说:Hoc qui repudiat antichristus est,et qui simulat anathema est(凡对此表示拒绝的,就是反基督的人;凡以此行欺瞒的,必定受诅咒)。他接着还说:Sed unum hoc ego per hanc dignationis tuae sinceram audientiam rogo,ut praesente synodo,quae nunc de fide litigat,pauca me de scripturis evangelicis digneris audire(但我恳请陛下真诚关注这一点,请屈尊驾临正在为信仰问题争论的教会会议,垂听我就福音书所发表的几点意见)。奚拉里的这段话到此为止;不过,我们并未因此而无法确切推知其本来的内容。奚拉里在这里向皇帝说明,信仰教诲不可能从单纯的【592】《圣经》文句取得,除非人们同时承认一种为理解有关的《圣经》文句而必须遵循的规则。这种规则如果有的话,只能是在洗礼中赞美和从洗礼中领受信念的信条(Glaubens-Bekenntnis)。这种内在信念,奚拉里说,他并非取自《圣经》,也不需要来自《圣经》的外部信念:penes me habeo fidem,exteriore non egeo(我拥有的信仰在我心中,我不需要外在的信仰)。在洗礼中获得的这种信仰,必须被接纳为《圣经》的内涵;除了这种信仰,所有仅仅以《圣经》为基础的所谓信仰是不存在的,因为,即便异端也经常引用《圣经》文句。所以,在相互矛盾的诠释掀起的风暴中,最安全可靠的做法是,返回人们出发的港湾。——人们不难看出,奚拉里这里指的是什么港湾。Inter haec fidei naufragia,coelestis patrimonii jam paene profligata haereditate,tutissimum nobis est,primam et solam evangelicam fidem confessam in baptismo intellectamque retinere(在信仰的这场沉船灾难中,在天国财富的遗产几乎沦丧的时候,我们最安全可靠的做法是,坚持我们在洗礼中认识和理解的最初和唯一的福音信仰)。
难道这就叫做让《圣经》成为唯一的信仰本原?奚拉里是否也认为,没有《圣经》,他根本就不会有信仰?假若《圣经》没有说明他按谁的名字受洗命名,他就没有受洗命名了吗?
3、狄奥多莱
(《教会史》卷一,页7;【译按】指以下为该卷页7的节录)
承担《圣经》诠释的阿里乌(Arius)论及亚历山大(Alexander)[34]时说:
ειοιςλογοις
πομενος(遵循神性的话语),即没有严格sacrarum litterarum vestigiis insistens(按《圣经》亦步亦趋)地译出的话语。在更大程度上,
ειοι λογοι(神性的话语)意味着神性的【593】传统。
[1]【题解】在这一标题之下,莱辛曾计划回答所有对他发表《残稿》有所反应的人。但是,一方面,他没有料到反应文章数量如此之大,不可能一一作答;另一方面,后来当局剥夺了他发表文章的自由,这两种情况使他的计划完全搁浅。从遗稿中,只发现了他给瓦尔希的信,其中第一封论说较为详细;第二、第三封则只有论题。瓦尔希(W.F.Walch,1726-1784)是教会史学家,在这场残稿论战中,他发表了题为《圣经在最初四个世纪古代基督徒中的应用述评》的长篇论文。莱辛的信即针对此文而发,此信是未完稿,写成于1779年11月和12月间。在某些观点上,此文是《公理》的发展和修正。
[2]这是葛茨在一次布道时说的一段话。汉堡市议会鉴于他的话有辱天主教徒而给予惩罚;后来,葛茨在一次布道时收回了他的这一说法。另外,据称葛茨收藏有各种版本的圣经,所以,他的话中特别提到这一点。
[3]【译按】这里的“神学家”原文是Theolog,而篇名用的是Gottesgelehrten(直译为上帝的学者)。
[4]【译按】“我所有善良的人们!”(mein Alle gute Geister!)是莱辛曾用过的称谓,其中Geister为Geist(精神、灵;人)的复数形式,也有“精灵”“鬼怪”的意思。
[5]塞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1725-1791),德国新教神学家,他根据史实诠释圣经经文,率先否认《圣经》是根据上帝启示写出的,但他又不完全同意莱辛和赖马鲁斯的观点。
[6]塞姆勒于1779年春写的《答佚名作者的残稿》一书所附录的匿名文章《论莱辛先生及其无名氏的目的》中称,应将莱辛送进疯人院。伯德兰(Bedlam)在伦敦附近。
[7]【译按】依纳爵(安提阿的),死于公元110-117年之间,他用希腊文写的七封反异端的信被称为《依纳爵书信》,其中的一封信首先提出katholikos一词(意为公教会,亦即教会)。查斯丁(约公元100-165),希腊教父,被后世教会称作护教士。(安提阿的)特奥菲卢斯死于公元180年,生于叙利亚,基督教教士。克尔苏斯(Celsus)生活于2世纪,罗马帝国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信奉罗马多神教,著有《真道》(Alethes Logos)四卷,已佚,零散见于奥利金(Origenes)的《驳克尔苏斯》一书。(亚历山大的)克雷芒(约150-约215),希腊教父,奥利金的老师。(叛教者)尤里安(332-363),幼年入基督教,后转信新柏拉图主义和神秘巫术;奚拉里(约315-367),拉丁教父,356年因与阿里乌派争论被罗马皇帝判处流放。(特里安的)保林努斯,公元358或359年殁,在亚尔勒(Arles)宗教会议上因替亚大纳修辩护而遭流放。克里索斯托即金口约翰(344/354-407),希腊教父;贝拉基(约354-约418),不列颠神学家,原为隐修士,后去罗马传播自己的主张:人的行善或作恶皆出于自由意志,与上帝恩宠无关,人自己有能力避免犯罪;狄奥多莱(约393-约466),生于安提阿的神学家和教会史学者。
[8]【译按】许琴(J.Ch.Schottgen,1687-1751)著有Horae hebraicae et talmudae in Novum Testamentum《新约中的希伯来文献和犹太法典成分》。《琐哈尔》(Sohar)意为《光明书》,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喀巴拉”(kabbalah)的主要著作;米德拉西(Midrash)是犹太教经典的诠释书籍。
[9]犹太-基督信徒即遵守犹太教律法的基督徒,拿撒勒派与生活于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伊便尼派(Ebioniten)是这类信徒的派别。
[10]【原注】《基督宗教真理》,第四版,页44。【译按】此版出版于1776年。赖斯(G.Leβ,1736-1797)著有Auferstehungsgeschichte nach allen vier Evangelien(《四部福音书所记载的复活史》)。
[11]《使徒律令集》(Apostolische Constitutionen),三、四世纪教会律令汇编,共八卷,虽未得到普遍认可,但对教义、圣事和教义法规有不小影响。
[12]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phia),小亚细亚的一座古城,早期基督教群体所在地。
[13]这段话原为:“……我求助于福音,将它当做耶稣的身体,我求助于使徒,将他们当做教会的长老职司;让我们敬爱先知,因为,他们的教诲也涉及福音,他们盼望着他(弥赛亚)、期待着他”。
[14]斯密尔纳(Smirna,Smyrna),伊兹米尔(Izmir)的希腊文名称。
[15]【译按】希罗克勒斯:公元300年前后罗马帝国派驻亚历山大的执政官,据说在他的要求下,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在位)于公元303-305年迫害基督徒。
[16]拉克坦西(约240-320),生于北非的拉丁教父,主要著作为《神圣的教规》(Göttliche Unterweisungen),其中转述了希罗克勒斯的反基督教文章的一些段落。
[17]【原注】Instit.lib.Ⅴ.c.2.,页581,Edit.,Bunem。【译按】此为德国教育家比内曼(J.L.Bunemann)于1739年编订出版的《拉克坦西文集》。
[18]【中译编者按】赫恩胡特兄弟会,见莱辛《赫恩胡特人所引发的思考》一文,收入《论人类的教育:政治哲学文集》(即出)。这里所说赫恩胡特兄弟会式的教理问答读本,指通俗的教理问答读本。
[19]莱辛在这里影射路德针对重视传统倾向而提出的“独尊圣经”(sola scriptura)的要求以及随之爆发的新教与天主教神学家之间的争论。
[20]在路德宗的《宗典全集》(Konkordienbuch)中,在宗典之前载有三种不同的信条或称信经,即习惯所称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大纳亚信经。
[21]【原注】Sermon CCⅦ.T.V.Edit,Bened(Bened,编:《讲道集》卷五,212),页653。
[22]【原注】Lihro Ⅲ,cap.12,页309,potteri。【译按】指John Potter编订出版的这位教父的文集,卷三,第十二章,页309。
[23]【译按】优西比乌(Eusebius,约260-约340),古代基督教教会史家,生于巴勒斯坦。著有《基督教教会史》十卷,关于克雷芒的论述见卷五第十一章:论(亚历山大的)克雷芒。
[24]【译按】帕皮亚(Papias,约60-约130),教父之一,曾任小亚细亚希拉波里(Hierapolis)主教。
[25]【译按】潘代努(?-约190),古代基督教学者,(亚历山大的)克雷芒的老师,生于西西里岛,原系斯多阿派哲学家,转宗基督教后专门研究《圣经》。巴德撒纳斯(154-222)是叙利亚灵知派学者;塔提安(约120-约175),叙利亚人,基督教早期护教学者。
[26]【译按】沙米尔(Daniel Chamier,1565-1621),法国改革宗神学家。苏伊泽(Johann Kaspar Schweizer或Suicerus,1630-1684),瑞士改革宗神学家。
[27]【译按】莱辛在这里提到的神学家,都像莱辛那样是萨克森人或在萨克森工作。科托尔特(Ch.Kortholt,1633-1691),教学史学者;格尔哈德(J.Gerhard,1582-1637),正统派路德宗神学家;佐恩(P.Zom,1682-1746),神学家和古典语文学家。
[28]【译按】赫尔玛斯(生活于公元150年前后),早期基督教作家,著有启示性的忏悔警世录,因其中忏悔天使以牧人形象出现,此作品被称为《牧人》。
[29]【译按】西卜林(Sybylla)为古代异教女先知,《西卜林神谕集》(Die sybillinischen Budier)是以她所传神谕汇集成册的诗句集。此书被呈献给罗马皇帝,藏在朱庇特神殿,由教士保管守护和查阅。
[30]莱辛所引的文本与通常文本不同:这里是……praecepturum inculcationbus……(通过强化规则【加强纪律】),而不是in compulsationbus……(……在斗争中……)。
[31]【译按】小普林尼(约61-约110),罗马演说家、作家和政治家,死后留下大量私人信件,其中反映了罗马人的日常生活。
[32]巴斯纳日(J.Basnage de Beauval,1653-1723),法国改革派神学家,著有Histoire de IEglise de Jesus Curist(《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
[33]这里指的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ιius Ⅱ,317-361),后者自337年起与其父一起执政。
[34]亚历山大(Alexander,公元328年殁),公元311年为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是他的下属阿里乌的论战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