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和平解决
表面看来，美苏两国剑拔弩张，但双方领导人都在关键时刻采取了冷静的态度，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相当的克制和谨慎，尽力避免危机的升级和失控，并开始寻求摆脱危机的途径。邦迪写道：“在星期六，我们感到局势已变得如此紧张，如此蕴含着不可预知的冲突，如此接近于失去控制，只有立即结束才能使我们免于冒无法接受的升级乃至核交锋的危险。”[56]这句话实际上道出了美苏领导人共同面临的选择。
的确，赫鲁晓夫公开提出进行导弹交易使肯尼迪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坚持认为美国不能在苏联的威胁和讹诈面前低头。虽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并没有多大的军事和战略价值，但是对土耳其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体现了盟国的团结一致和美国对盟友的责任。如果用土耳其的安全来换取美国的安全，那很可能意味着西方联盟将发生分化，将对美国在欧洲的地位造成严重影响。美国国务院起草了一份明确拒绝苏联建议的回信，强调任何交易都是“不可接受的”，美国不会从土耳其撤走导弹，并要求苏联首先必须立即停止导弹基地的建设工程，然后才能讨论其他问题。[57]
但在肯尼迪看来，导弹交易总比战争要好得多。他强调，如果要保留在土耳其的导弹，“我们就会不得不要么入侵古巴，要么对古巴实施大规模轰炸，这样就会丢掉柏林”，苏联也会对土耳其采取报复行动。这正是他所担心的事情。[58]他很清楚，即便能在一场核战争中摧毁苏联，但一枚或多枚苏联的导弹也会击中一个或多个美国城市。因而，压倒一切的是要想方设法避免战争的发生。肯尼迪不仅拒绝了军方提出的对苏联导弹基地进行报复的要求，而且通过各种途径谋求走出危机。鉴于导弹交易问题的敏感性，肯尼迪只得通过私下接触的途径与苏联方面进行磋商，由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多勃雷宁向赫鲁晓夫传递有关信息。
事态的发展表明危机显然正走向失控，世界徘徊在核战边缘。邦迪称“实际上已经能够嗅到战争的气味了”。肯尼迪的顾问们都一致认为10月27日是一个最不寻常的日子。肯尼迪的政治顾问小阿瑟·施莱辛格回忆说，“星期六之夜几乎可以说是最为漆黑的一个夜晚”，除非几小时内赫鲁晓夫做出妥协，否则执委会星期天的会议“就很可能要面临最可怕的决定”。[59]麦克纳马拉后来也称：那天离开肯尼迪办公室时曾想到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活着看到下一个星期六的夜晚了。白宫新闻秘书塞林格透露，当他27日晚上走出白宫准备回家时，有人递给他一个密封的信封，让他转交给他妻子，并告诉他一旦次日因战争爆发，白宫工作人员转移到安全场所，他妻子可以按照信封里的指示带着家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事实上，所有高层官员的家属都收到了这样的便函。[60]罗伯特·肯尼迪的话典型地说明了当时笼罩着执委会会议的悲观气氛：“我们还没有放弃希望，但是，现在一切希望都取决于赫鲁晓夫在今后几个小时内改变其行动方针。这是一种希望，而不是一种期待。期待的是10月29日也可能是明天要出现的一场军事对抗。”[61]
赫鲁晓夫无疑同肯尼迪一样窥见了核灾难的深渊，意识到这场赌博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得不寻求妥协，因为任何其他途径都意味着“走穷兵黩武的道路”，“除了相互毁灭之外没有别的前途”。他称当时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62]得知美国一架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他深感震惊。当马利诺夫斯基解释说，因为来不及与莫斯科联系，驻古巴苏军司令官决定按照卡斯特罗的指示行事。赫鲁晓夫对此大发雷霆：“我们的将军是在哪国部队服役？是苏联军队还是古巴军队？如果他是在苏联军队服役，为什么他要听从别人的命令？”赫鲁晓夫强调，没有莫斯科的批准，不得擅自向美国侦察机开火，不许任何人接近在古巴的导弹，在古巴的苏联军队要绝对服从莫斯科，不能自行其是。[63]马利诺夫斯基一天之内数次电告驻古巴苏军司令普利耶夫：停止一切导弹基地工程；没有莫斯科的命令不得使用中程导弹、巡航导弹、“月神”导弹和飞机。他同时批评说：“你们击落美国U-2侦察机的行动过于草率匆忙”，与美国政府的谈判正取得进展，有望通过和平途径阻止对古巴的进攻，“我们已经决定拆除导弹基地。”[64]他还特别告诫说：须知击落美机这一事件发生于这样的时刻，此时苏联面临着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导弹核冲突，如何找到尽快解决危机的最有利的办法，命令防空部队不得再对U-2飞机进行攻击。要求驻古苏军未经莫斯科的授权不得动用战术核武器或飞机；任何人都不得接近导弹，任何人的发射命令也不得执行，核弹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安装上。[65]虽然如此，一旦美国对古巴采取行动，在情况危急时刻驻古巴的苏军难保不会动用核武器。
美苏双方都对美国侦察机因迷航而误入苏联一事感到非常紧张。赫鲁晓夫指示马利诺夫斯基给全国防空部队下达命令，没有总司令部的特殊授权，不经过特批，不许擅自拦截来犯的侦察机。与此同时，他致信肯尼迪，“你们的飞机侵犯了我国领空，而此时我们和你们正处在这样一个不安的时刻：一切都处于战斗准备状态。要知道，我们完全可能把入侵的美国飞机当作是一架载有核弹头的轰炸机，这就很可能促使我们采取有严重后果的一步，何况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早就声称你们的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在不断地进行巡逻飞行”。[66]事实上，苏军参谋部的确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发起核攻击之前进行最后的侦察活动，以准确地确定打击目标。赫鲁晓夫的外交顾问特罗扬诺夫斯基认为，对于苏联领导人而言，这是危机期间最为紧张的时刻。[67]
古巴领导人的信同样令赫鲁晓夫深感不安。10月26日晚，卡斯特罗致函赫鲁晓夫，认为今后24—72小时内美军的入侵是不可避免的，建议赫鲁晓夫“在与美国进行谈判时，应使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威胁手段来击败美国对古巴的任何威胁”。[68]在赫鲁晓夫看来，卡斯特罗实际上是在敦促苏联“立即对美国发起核攻击”，这表明他“完全没有明白我们的意图”，苏联部署导弹并不是要攻击美国，而是要用古巴来钳制美国。[69](https://www.daowen.com)
所有这些使赫鲁晓夫认识到，已经到了迅速改变立场、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关键时刻了，局势有可能随时会失控，应立即从古巴撤出导弹。10月28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会议，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与会者对于苏联应采取何种政策存在着较大分歧，一派赞成尽快与美国达成和解，另外一些人则要求坚持强硬立场，主张如果美国进攻古巴，苏联就对柏林和设在土耳其的美国导弹基地采取报复行动。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必须找出一个摆脱这次冲突的体面办法，应从古巴撤出导弹，条件是美国政府要向苏联保证，美国军队或任何其他军队都不会入侵古巴。他强调，“我们正面临着战争和核灾难的危险，其结果可能毁灭整个人类，为了拯救世界，我们必须退却”。赫鲁晓夫对美国方面承诺撤走土耳其的导弹感到非常满意，并清醒地认识到，这是肯尼迪能够做出的“最后让步”，现在该是结束危机的时候了，除非苏联立即做出妥协，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70]经过秘密磋商，苏联同意从古巴撤走导弹，而美国则保证不进攻古巴，并承诺拆除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1962年11月初，苏联拆除了所有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并在公海上接受了美军的检查。1963年4月，美国将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全部撤走。
核武器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苏核军备竞赛的结果。危机期间，美苏更是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更重要的是，基于对核冲突的恐惧，双方最后都不得不做出妥协让步，谋求和平解决危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清醒地认识到，核战争对双方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因而，尽管拥有明显的核优势，美国军方也曾多次要求通过军事手段摧毁苏联在古巴的导弹，但都被肯尼迪所拒绝。对于肯尼迪来说，美国战略空军的动员以及所采取的军事部署行动，旨在威慑苏联，防止其贸然行动，并以此作为与苏联进行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
长期以来，不少西方学者以及尼采、泰勒等人都过分夸大了美国战略核力量对苏联的威慑作用，将危机的和平解决视为美国“强制性外交”的胜利，把赫鲁晓夫的妥协、退让归结为美国的核优势，称赫鲁晓夫完全明白他面对着美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包括核力量，而且他也非常清楚美国可能发动核攻击，即便苏联率先向美国发动突然进攻，美国的报复也会给苏联造成难以预料的伤亡，并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他为何撤走导弹的唯一原因”，否则，这场危机不可能这么快就结束。在他们看来，美国的核优势对于危机的解决“至关重要”。[71]他们还认为，肯尼迪及其顾问所犯的主要错误是对核战争危险的过分担心，因而对采取行动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泰勒等人多次表示，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不仅享有“战术优势”，而且也具有全面的战略优势，如果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根本用不着担心苏联会进行报复，更不会触发一场核战争。[72]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联的核劣势是造成赫鲁晓夫最后失利的“根本原因之一”。[73]应当说这些看法有失偏颇。
美国的核优势在促使苏联谋求和平解决危机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绝非导致危机和平解决的唯一因素，更非决定性的因素。核战争对双方来说意味着两败俱伤，没有胜利者。危机期间，肯尼迪就对如何减少苏联的核打击给美国造成的伤亡感到束手无策，因为面对一场核战争，美国政府的保护措施几乎是无济于事。[74]1962年10月初，美国政府应急计划办公室下属的国家资源评估中心利用计算机模拟系统，就苏联对美国发动大规模核打击的后果进行了分析，认为在2天之内，苏联可投掷355枚核武器，假定苏联的攻击仅仅限于军事目标而不是城市，即使如此也将会有50个城市的中心地带遭到轰炸的破坏；尽管1.64亿人可以幸存，但其中3400万人将严重缺水；美国的海空力量将因为人员和设施的损失而受到沉重打击；48%的工厂设施将遭受严重破坏；整个通信系统将陷于瘫痪状态；由于核辐射和爆炸的影响，全国有25个州的州政府至少在3个月内不能正常运转。[75]当时美国已经完成的庇护所能容纳6000万人，不到美国总人口的1/3，而且现有的庇护所尚未储存足够的食品、水和其他物资。负责民防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向肯尼迪汇报说，9200万美国人处于古巴导弹的射程之内，其中包括58个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76]
麦克纳马拉曾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强调，不论美国拥有多么庞大、多少种类的核武器，要想有效地摧毁苏联大部分的战略核力量而同时确保自身不受大的损害将是非常困难的。[77]他多次坦率地承认，尽管美国拥有5000颗核弹头，而苏联只有300颗，美国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他并不认为美国有能力对苏联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同时保证自身完好无损。根据他的估计，即使美国率先发动进攻，苏联原有300颗战略核弹头中或许会有25%保留下来，足以对美国和欧洲大陆造成灾难性的破坏，造成数百万美国民众的丧生。因而在他看来，1962年发动一场核战争不仅会摧毁苏联，而且美国、欧洲都难以幸免。危机结束后，肯尼迪曾坦率地承认，仅是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就对其构成了重大威慑。[78]因而，他宁愿做出某些让步以求达成谈判解决，也不愿意用当时的压倒优势发动一场核战争。[79]1982年9月，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20周年之际，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等人联名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在解决危机中起决定作用的军事因素是美国在这一地区具有明显的随时可投入战斗的常规力量的优势。他们强调，古巴导弹危机表明，面对着可能幸存下来并将实施报复性打击的热核力量，核优势并非至关重要，而是无关紧要，“美国的核优势并非决定性因素”。[80]邦迪也表示，“我们对任何核交锋都没有兴趣，而是要避免它，我们自己的战略力量具有绝对优势这一事实并不能使我们感到安逸”。[81]
很多人都对肯尼迪在这场危机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赞誉，认为这不仅是肯尼迪在白宫“最辉煌的时刻”，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不朽的典范”，表明一个人如何能够防止灾难降临到这个世界。[82]新近解密的资料表明，不论是肯尼迪还是赫鲁晓夫，不仅对核武器而且对整个局势都没有绝对的控制，失误、偶发事件频频发生。在当时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况下，每一个错误的举动都有可能酿成一场冲突。美苏两国距离一场核冲突实在太近了。[83]有学者甚至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肯尼迪的危机决策乃是一个失败的案例。[84]在核时代，不可能对危机实施有效的“管理”，必须努力避免危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