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一）中共掌握全校政治工作
黄埔军校政治部于1924年5月25日成立，政治部的前两任主任均系国民党员，分别是戴季陶和邵元冲。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任期甚短，从1924年6月13日上任至19日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仅一周时间。邵元冲从6月25日接任至11月13日离任，前后不过5个月，其间，邵曾多次往返于国民党中央党部、总司令部和军校政治部之间，加上新婚蜜月去上海逗留40多天，实际任职也只有两个月左右。在邵元冲离粤赴沪期间，军校政治部主任空缺。经孙中山和廖仲恺商议，决定邀请中共方面推荐适当的人选担任政治部主任职。由副主任张申府举荐，周恩来出任第三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于1924年9月初从欧洲回国抵达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亦称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即被派往黄埔军校工作，先是担任政治教官，主讲《政治经济学》，后代理政治部主任，11月正式出任政治部主任，当年只有26岁。
军校政治部成立之初，组织机构极简单，只有两名担任记录的书记，加之前两任主任司职太短，政治工作显得死气沉沉，无大作为。周恩来到职后尖锐地批评说：“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23)中共对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极为重视，自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后，政治工作焕然一新，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他陆续选派大批优秀干部参加军校政治工作，在制定政治工作计划，政治教育制度和开展政治工作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全校的政治工作实为中共所掌握，从而开创了黄埔军校的新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并任军校首席顾问的切列潘诺夫回忆说：“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里的工作是既热情又慎重的”，“当政治工作在黄埔军校开始建立时，我们的顾问和军队中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便在编写大纲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共产党人在军队的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军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共产党人在政治部里起了积极作用，因而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学员的训练水平并大大加强了黄埔军校的纪律性。”(24)1925年9月来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回忆说，军校的政治工作，完全是中共“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25)。
军校政治部是贯彻实施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教育制度的核心，为军校担负政治教育的唯一机关。政治部的职责规定：对内“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的遵守革命纪律，坚定本党主义之信仰，完成国民革命之历史的使命”。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26)。政治部与党代表的关系相辅相成，“政治部对党及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务使严重的军队纪律在正确的政治认识和指导之下，以巩固战斗力之基础，使部队成为严密的组织”(27)。另据《服务规则》规定：“党代表有监察校内行政，指导党务进行，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之责。”(28)
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恩来要求政治部做好三件事：一是向新成立的军校教导团选派党代表；二是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出油印壁报《士兵之友》；三是建立政治部正常工作秩序和政治工作制度。为此，政治部增加了部员，扩大和健全了组织机构，增设指导、编纂、秘书3个股，并着重抓了以下工作，在宣传教育方面：（1）出版《士兵之友》，壁报每日用油印印发给学生士兵。（2）举行第二期学生政治讨论。（3）制定学生、官兵、士兵各种调查表。（4）规定士兵政治训练计划。（5）统计学生成绩，及官长、学生、士兵调查事项。在学生工作方面：“扩大图书室，增购书报；创立体育会，筹办各种体育用具；政治讨论及政治问答，继续举行；每星期有一次或二次讲演。”(29)另外，政治部还进行恢复俱乐部，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等工作。
（二）教导团首次采用党代表制
周恩来未到黄埔军校之前，在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下，1924年8月，军校通过组建教导团的决议。周恩来上任伊始，1924年11月、12月，军校先后成立了由学生组成的教导第一团和教导第二团，两个教导团（外界称为黄埔军校校军，或黄埔学生军），共3000人。胡公冕回忆被派到浙江去招收教导团的士兵情景说：在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与帮助下，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招来了两团兵，约一千人。同从湖南招来的一千多人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教导一团和二团，绝大多数营连排长是我们的同志和黄埔一、二期进步的学生”(30)。教导团的编制，自排至团采取“三三制”，每团3营，每营3连，每连3排，每排有26名至30名战斗兵，此外还设有特务营、侦察队、机关枪连、辎重队、通信队、卫生队等直属团部的特种部队。
教导团仿效苏联红军制度，首次采用党代表制。在团、营、连设党代表，进行切实的政治工作。各级党代表大部分由共产党员担任。最早3个师的党代表，共产党员占两个；9个团的党代表，共产党员占7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都有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员蒋先云、许继慎、张际春、张隐韬、游步瀛、李奇中、赵枬、刘仇西等，分别在教导团各连任党代表。共产党员章琰任教导团第三营营党代表，著有《士兵日课问答》，影响很大。蒋介石1925年1月16日发出命令：“将营党代表章琰所著《士兵日课问答》发交团党代表，转令各营连党代表实施之。”(31)
周恩来任职的头两个月，人才缺乏，工作难以开展。军校成立两个教导团后，政治部工作十分繁忙，一面要担任兵士政治训练，一面要继续学生政治训练。于是周恩来从学生队中选调蒋先云、李之龙、王逸常、杨其纲、洪剑雄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的见习干事，以充实政治部的力量。同时，政治部为解决人才缺乏的困难，“特决定设一政治训练班，以第二期学生队、第三期入伍生队、湘军学校、滇军投诚干部学校学生、桂军军官学校学生及学兵连中，选拔一百二十人，分三班教授，一班速成，以一月为期，两班普通，以三月为期。期在养成党代表及政治宣传员人才，以济急需”(32)。
（三）政治教育生机勃勃
为加强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在周恩来主持下，重新制订了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的分量，丰富政治工作的内容。周恩来拟定的《政治思想教育纲领》，内容包括：（1）革命军最大的使命是救国救民。（2）革命军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3）革命军当前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即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4）革命军的本领是一个人打胜十个人，打胜一百个人。（5）革命军的品德是不要做军阀、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6）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33)政治部除向学生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外，还编写出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导教材，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使军校政治气象焕然一新。一期学生徐向前回忆说：“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34)
1925年1月，军校政治部组织“血花剧社”，赋予“先烈之血，主义之花”之含义。这是一个艺术革命化的宣传团体，任务是宣传革命，活跃军校气氛，提高社会艺术。李之龙任社长，核心成员有蒋先云、陈赓等。他们自编、自导、自演了许多反帝反封建题材的话剧，特别是《还我自由》、《新时代》、《革命军来了》等剧目，博得校内外的一致好评。4月，军校成立俱乐部，分政治、经济、美术、戏剧、音乐、体育6个组。“血花剧社”和军校俱乐部，活跃了课余生活，陶冶了精神情操。8月，李之龙离开黄埔军校后，“血花剧社”为右派学生所把持。
周恩来除主持政治部工作外，还经常深入课堂，亲自给学员讲政治课，参加听课和讨论，并及时回答学员们的问题，获得学生们的一致好评，他严于律己，为人师表，言传身教，被称赞为“最好的老师”。一期学生宋希濂回忆：“周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的作风，谦和的、谆谆善诱的态度，赢得了同学们的敬爱。”(35)二期学生李默庵回忆：周恩来“讲课深入浅出，逻辑性强，又能旁征博引，生动形象，很受同学们的欢迎”(36)。周恩来平时和学员们打成一片，对学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三期学生黄铁民说：“周恩来的革命风度，豪迈英勇，潇洒磊落，而又俭约朴实，最重革命感情。不论党内党外的教官和学生，对他都有好感（除国民党右派分子外）。他似乎有一种魅力，吸引着人们，愿意与之接近。”(37)
由于政治工作的加强，国内发生的每一政治事件都会迅速反映到军校中来。军校自成立以来，每次发生的重要战役战斗，如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息杨刘叛乱等，师生没有不参加的。黄埔学生军和教导团“到处帮助人民的组织，政治工作人员所宣传的，与军队所做出来的，军事行动与政治工作都成为一个整个的一律的动作”(38)。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评价说：“军校政治部不仅在本校学员中，而且在其他陆军学堂中广泛开展政治工作，启发学员关心社会政治事件。”还说：“军校的政治影响即已超出黄埔的范围，成为广州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在广州，任何一次大的政治事件、游行、群众集会，都必有军校学员参加。”(39)
1925年2月，军校一、二期学生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取得了很大成功。周恩来在东征中亲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与广大官兵同甘共苦。因周恩来随军校出发东江，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急需找人代理，5月4日，共产党员包惠僧任代理政治部主任。(40)届时第三期入伍生入校，军校设有两个政治部，周恩来为前方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包惠僧为后方代理政治部主任。
7月下旬，国民党中央任命汪精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汪未到任前，政治部工作由副主任、共产党员邵力子代理。周恩来从此不再担任政治部主任职。
10月，邵力子、鲁易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而“邵先生因事赴上海，部务全由鲁副主任担任”(41)。在共产党员鲁易主持工作期间，政治部做了大量工作：（1）重行改组，下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七股，及总图书室和总俱乐部等机构；（2）将壁报由油印改为铅印；（3）出版《黄埔潮》半周刊等多种宣传刊物；（4）政治讨论每星期举行一次；（5）编印《本党重要宣言集》、《中国国民党史概论》等多种图书。政治部机关全部职员20余人，共产党员担任许多重要职务，如杨其纲任政治部秘书兼编纂股主任，黄鳌任秘书股主任，王逸常任指导股主任，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兼组织科长，王懋廷任宣传科长。在政治部内，还有宣传科科员杨其纲，组织科科员卢德铭、谭其镜、杨溥泉等共产党员。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共产党人在政治部里起了积极作用，因而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学员的训练水平并大大加强黄埔军校的纪律性。”“共产党人在军队的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军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共产党员的“工作是既热情又慎重的，他们顾及到基本群众的政治情绪”。(42)
军校的学习训练十分紧张与艰苦，但有着崇高理想和信仰的共产党员却不以为然。张隐韬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在军校生活的真实情景，1924年8月30日日记写道：“我自入校以来，所受的痛苦固然很多，但我为实现世界的真正和平，而将各国的民族并列在同一的水平线上，所以我决不以为苦。”(43)
（四）共产党员担任各部门要职
中共在黄埔军校内，除主管政治工作外，还选调一批共产党员参加各部门工作，并担任领导要职，使国共合作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得以较好的贯彻实施。
在第一期4个学生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有：第二队队长茅延桢，第三队队长金佛庄，第四队副队长严凤仪；惠东升、郜子举、吴济民、郭俊、曹石泉等7人为区队长；胡公冕任管理部卫兵长（后调任卫兵队长），徐坚、季方、徐成章、徐天炳为特别官佐。连级干部多由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担任。
军校两个教导团成立后，每连有军官9人，几乎半数是共产党员，胡公冕、茅延桢分任教导一团第二、三营党代表；金佛庄任教导二团第三营营长；曹渊、蒋先云、谭其镜、许继慎、黄鳌、傅维钰、张其雄、杨溥泉、张际春分任教导团的学兵连第一至第九连的党代表。随着教导团建制的变化，共产党员的职务亦有所变化，严凤仪任教导二团第三营营长；胡公冕、季方、郑洞国分任教导二团第一、二、三营党代表；茅延桢、惠东升任教导四团第二、三营营长；蒋先云兼代教导二团第二营营长。1925年7月，教导团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后，共产党员任职的有：周恩来任第一军一师党代表，金佛庄、包惠僧、严凤仪、蒋先云、张际春、王逸常分任第一、三、五、七、八、九团党代表。由此可见，教导团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尔后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此外，1925年12月，鲁易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师代理党代表；郭俊任第三团代理党代表；包惠僧代理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团党代表，1926年1月调任教导师党代表。
在黄埔军校历届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及其他部门中，共产党员一直占有重要席位。1924年7月选出第一届5名执委中，严凤仪、金佛庄、李之龙3名共产党员当选；1925年1月选出的第二届5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占4席，即周逸群为常务委员，吴明（陈公培）为宣传委员，陈作为为财政委员，罗振声为组织委员。(44)在国民党区党部成立的“青年军人社”中，共产党员也担任重要职务，吴明任编辑股长，吴振民任校对股长，陈作为任经理部长，罗汉任发行股长，王伯苍、萧人鹄、王一飞、卢德铭等为股员。是年9月，军校筹备校史编纂委员会成立，邵力子任主席，鲁易、杨其纲、周逸群等为编纂员，周恩来等为审查员。1926年6月，军校国民党特别区党部，推举共产党员范荩为组织委员，蒋先云为宣传委员。12月，政治部党部选举安体诚为执行委员，张秋人为候补委员。军校国民党特别区党部成立宣传委员会，聘请熊雄、萧楚女、张秋人、孙炳文、廖划平等为政治顾问，安体诚、张秋人等为宣传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