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黄埔支部及其外围组织
（一）成立中共黄埔支部
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建设。1924年8月，成立了隶属广东区委军事部领导的黄埔一期党支部，称为中共黄埔支部，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直接负责。支部成员全部由一期学生担任，书记蒋先云，组织干事杨其纲，宣传干事王逸常，候补干事许继慎、陈赓。(61)这是中共在军队中最早的党组织。
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第一期即将毕业，第二期开学不久，须重新选举中共黄埔支部，第二任支部书记为杨其纲，组织干事余洒度，宣传干事周逸群，候补干事王逸常、麻植。杨、王二人为一期学生，余、周、麻三人为二期学生。1925年7月，第二期学生即将毕业，第三期开学后，中共黄埔支部又重新改选，第三任支部书记仍为杨其纲，组织干事曹素民，宣传干事段子中，候补干事焦启铠。(62)除杨其纲之外，均为第三期学生。从第三期起，聂荣臻、鲁易具体负责黄埔支部的日常工作。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第四期后，1926年4月中共黄埔支部改为中共黄埔特别支部，主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团结革命师生，指导党团员参加革命斗争；巩固和发展国共联合战线。特别支部书记为杨其纲。同时增设“党团”领导小组，由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5人组成；恽代英、熊雄先后主持“党团”工作，干事有安体诚、杨其纲等。“党团”作为中共在军校的最高指导机关，实际上成为独立的共产党支部，领导本校共产党员开展广泛的革命活动。
此外，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黄埔军校还建立了青年团组织。1924年底，军校共有青年团员31人，分为5个团小组，各小组和各小组长联席会议，均为每周一次。因党员人数少，许多共产党的工作需要青年团员去做，故许多青年团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党团工作难以分化。“因军事运动多属政治运动的工作，故虽C.P.与C.Y.混合组织，亦多由C.P.区委指挥也。”(63)
由于中共黄埔支部处于特殊的环境，工作进行方式多采取秘密小组的活动，所以“党团员身份，只有少数人公开，大部分还是秘密的。党团活动的内容，除了搞教学以外，最主要的是在黄埔的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在党团活动中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展党团员，成绩也是显著的”(64)。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小组，组织各种会议，对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参加实际斗争，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团结左派，孤立和打击右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凡是优秀学生，差不多都加入了共产党。据统计，1925年1月为43人，1926年初达到150人，同年9月增至500人。各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是军校的活动骨干和革命中坚，起到了核心作用。
广东区委对黄埔军校党组织十分关心，每周由区委军委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召集一次党小组长以上及积极分子的报告会或演讲会，多由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彭湃、毛泽东、邓中夏、陈延年等知名共产党人作政治形势教育报告，共产党员踊跃参加。此外，各学员队的党小组，每周要开一次小组会。黄埔支部成员“几乎每周要到广州一次，向区党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候是听报告”(65)。每当革命处于紧要关头，军校党团组织都能及时得到党中央和广东区委有力的指导与帮助。广东区委多次明示军校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军校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配备国民革命军各军的军事政治骨干与后备力量。”(66)1925年元旦，中国共产党发出《通告第六十二号》，指示各级党组织迅速多选派党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67)。
黄埔军校是当时共产党员最集中的地方，令反动派对共产党势力的发展极为恼怒与恐慌。1926年3月，蒋介石勾结“孙文主义学会”右派分子，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事发后，周恩来对蒋介石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予以坚决的斗争，迫使蒋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四五月间，周恩来在大佛寺主持了政治训练班，将被扣押释放的第一军共产党员和黄埔军校及潮州分校的共产党员集中培训3个星期。周恩来兼任班主任，并多次向学员们讲话，要求共产党员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邓中夏、彭湃、苏兆征、阮啸仙、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分别为政治训练班作关于工运、农运、青运及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后来这个训练班全部并入北伐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被编为宣传大队，对北伐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中山舰事件后，国共关系渐趋紧张，黄埔军校成为革命与反革命角逐的中心阵地。在蒋介石的压迫下，党组织活动受到了限制，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为了军队的统一，中央决定解散黄埔军校的支部。”(68)宣布军校的所有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但不停止党的工作。蒋介石继中山舰事件后，又制造了“整理党务案”，妄想实现其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的阴谋。为了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指示军校党团和共产党员，“一个都不要向所在单位国民党部表态，尤其是一向没有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更应保持常态”(69)。这一指示为保存军校的革命实力及尔后的安全转移奠定了基础。
（二）成立火星社
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军校进步学生，除了建立中共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外，还迫切需要建立进步的群众团体。在第二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李劳工、周逸群、王伯苍、吴明、萧人鹄、吴振民等，共同倡议组织秘密进步团体，并效仿列宁在1900年创办《火星报》的含义，大约在1924年底成立了火星社。这是军校左派中最早出现的进步政治组织，“是当时黄埔军校内唯一的革命组织”(70)。在半年多内，发展会员近百人，其中二期学生60余人，三期学生30人左右。
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该团体一面推行中共的方针政策，扩大其影响；一面为吸收中共党员做些实际准备工作。1925年2月1日创办刊物《青年军人》（后改名《革命军》）。火星社最突出的成果是，在国民党军校特别党部第二届委员会换届选举中，运用自身的组织力量展开竞选运动，结果按照预定计划获得完全胜利，在5名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4名；3名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2名。这次竞选的胜利，令全校为之震惊！
随着第二期学生毕业，1925年9月火星社自行解散，大多数成员后来相继加入了共产党组织。该组织的活动与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右派势力，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三）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在火星社成立不久，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继之而起，这是另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个公开的进步团体，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秘密的火星社。青军会前身是一期学生联络广州各军校学生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为了进一步团结青年军人，联合民众，扩大革命势力，黄埔一、二期学生在周恩来的领导与关怀下，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参加的成员来源十分广泛，除黄埔军校外，还有粤军讲武堂、湘军讲武堂、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铁甲车队、海军3艘舰队、军用飞机学校和直属孙中山大元帅的卫士队等。该团体成立的目的，是“团结全中国有青年朝气的军人，尤其是士兵，成为一个有主义的组织，与革命的工农联合，一致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军阀买办阶级进攻”(71)。
1925年2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最初会员有2000人。大会通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总章》规定其宗旨是：
“甲、团结军人保障自身的利益。乙、联合军队中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丙、帮助国民党建设一个统一的巩固的国民革命政府，和有革命纪律的国民革命军。丁、在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作政治文化的教育工作。戊、建立军队与民众间的密切关系。已、建立各军队间相互的密切关系。”(72)
青军会进行的主要工作：“一、领导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向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进攻；二、深入一切军人群众，告诉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他们所受的痛苦；三、努力同农工群众联合，结成农工兵的严密的联合战线。”(73)
青军会成立后，从组织上看，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学生蒋先云、王一飞、李之龙、周逸群、徐向前、陈赓、许继慎、傅维钰、左权、吴明、张其雄等及教职员金佛庄、鲁易、胡公冕等共产党员，都是该团体的重要成员。王一飞任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军会1925年改组后，共产党员仍占优势，李之龙（军校）任常务委员，曹汝谦（甲车队）任宣传委员，黄锦辉（军校）任编辑委员，李汉藩（军校）为候补委员。青军会还在广州以外发展会员，曾秘密派人赴上海、青岛、烟台、天津、北京、保定、郑州、开封、洛阳等地的军队中发展会员。成立1年半期间，会员范围由南方扩大到北方，由国民革命军扩展到国民军，共达2万余人，比成立初期增长了10倍。从宣传上看，为了鼓舞革命斗志，通过出版发行会刊《中国军人》（王一飞主编）、《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胡允恭主编）、《青年军人》、《兵友必读》、《三月刊》等刊物，以及公开散发《向导》、《中国青年》、《民主周刊》等革命刊物，向校内外、军内外广泛开展宣传工作。
为了扩大宣传范围，1925年青军会组织北江宣传队，向湘军、滇军、攻鄂军各部广泛宣传革命道理。第一次东征期间，青军会东江政治宣传队，“每次战前，均在军队中预先宣传党义及政府之意向，以鼓舞其敌忾心。战争之中，则极力向民众宣传解释，以安人心，而收军民合作之效”(74)。经过宣传工作，使许多青年军人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认识，进而追求真理，研究马列主义，逐渐倾向共产主义。
显而易见，青军会是中共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成为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纽带。由于共产党员在青军会所做的出色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使其真正成为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中心。这个团体在促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觉悟与联合，宣传民众，打击国民党右派等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
（四）“两会”的对峙
军校的左右两派的斗争始终不断，国民党右派分子视青军会为扩张共产党势力的据点。为了对付这个进步团体，右派分子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办法，于1925年4月24日发起成立“中山主义学会”。6月3日，中山主义学会正式成立，该学会打着信仰、研究、宣传、实行中山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团体。12月29日改称“孙文主义学会”。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大言不惭地表示：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就是要和共产党及青军会“划上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75)。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发表成立宣言，明目张胆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说“在现在的中国，是不能行这种不合国情的主义的”(76)。孙文主义学会除广州外，在上海、北京、湖南、四川等地都建立了组织。半年之内，会员由成立时的400人猛增至2000余人。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分布军校内外，主要骨干有：黄埔军校的王柏龄、缪斌、贺衷寒、曾扩情、陈诚、酆悌、林振雄、杨引之、潘佑强，以及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等。这些人又都是蒋介石的亲信。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千方百计地向青军会寻衅肇祸，监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行踪，盗窃中共文件，肆意污蔑、中伤，甚至枪击青军会的负责人。有一次，王柏龄纵容孙文主义学会头目、军校管理部主任林振雄与青军会领导成员李汉藩，因领取办公用品发生口角，由对骂到拳脚相加，最后林竟向李开了枪，虽然没有打中，事情却越闹越大。在旁边的共产党员奋勇将林振雄的手枪夺了过来，并将林振雄捆绑起来关进禁闭室。林振雄事件，反映出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尖锐矛盾。在处理时，周恩来坚决要求将林振雄撤职查办，而王柏龄因有后台蒋介石的支持，借机向共产党猖狂进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蒋先云发动全校进步学生和青军会成员公开揭露王柏龄及其同伙的行径，使王柏龄威信扫地，给孙文主义学会一次沉重的打击。
青军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在解决“两会”之间纠纷和冲突过程中，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却偏袒、支持孙文主义学会。1925年12月8日，蒋介石在潮州召集第一军干部会议上，提出《调和党争办法》，规定；“校内准共产党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得公开”；“本校亦不禁止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惟加入共产党者须向特别党部声明。”(77)1926年2月2日，蒋介石佯装调解“两会”党务纠纷，主持召集“两会”负责人联席会议，议定4项办法：（1）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两方面干部互相加入；（2）两会在本党军校及党军，须受本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3）团长以上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4）两会会员对此有不谅解，得请本蒋校长及党代表解决之。(78)这些规定，分明是蒋介石想利用孙文主义学会监视青军会，把青军会置于蒋的直接控制之下，并对共产党员的活动加以限制。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79)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两会”斗争愈演愈烈。1926年3月，蒋介石操纵并勾结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陈肇英、陈策、欧阳格等，阴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趁机逮捕青军会负责人、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以平息“两会”之间长期的对峙与纷争为由，于4月7日颁发《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称：
近查校内各官生于本校特别党部所属组织外，尚有其他组织，实于集体化、纪律化之旨相妨碍。自本令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着即一律自行解散，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如稍有违纪，一经查出，实行严重究办，以维纪律。(80)
据此，中共中央军事部建议：“逐渐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使其成为军队政治部的机构。”4月10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布解散的通电，称：“本会拥护革命而始，亦以拥护革命而终。”(81)解散青军会实属无奈之举，这无疑是对军校进步势力的一次重大打击，但苏联军事顾问却认为：“军事部采取的取缔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取缔青年军人联合会才有借口取缔孙文主义学会。”(82)果不其然，在青军会宣布解散11天之后，孙文主义学会亦于4月21日发表自动解散宣言。
蒋介石为对付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进一步限制共产党员的活动，直接控制学生组织，在“两会”宣布解散后，决定成立“黄埔同学会”。1926年6月27日，黄埔同学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亲任会长。可是事与愿违，该会最初并没有完全依照蒋介石的本意行事，而是由左派学生掌控，实际上为共产党员所把持。该会筹备时，蒋先云担任筹备委员。成立后，许多共产党员为黄埔同学会负责人，游步瀛任总务科文书股长，刘仇西任组织科统计股长，余洒度任宣传科长，杨其纲、蒋先云为监察委员。瞿秋白当年在一份报告中说：“黄埔同学会是左派主持，右派势力已打下去。”(83)中共中央在另一份报告中也谈道：“左派学生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到广大中去，又企图扩大到全国。”(84)相反，蒋介石却深感不安与反感，并且抱怨说：“黄埔同学会仍旧失了作用。”(85)
为了加强黄埔军校的革命力量，中共中央继续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选送人员投考黄埔军校。1926年10月3日再次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鼓动国民党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革命青年，“前往报考；使此国民革命的军事训练机关勿为右派分子所拿去，造出一般反动的军事人材”(86)。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黄埔同学会逐渐成为蒋介石排斥共产党的御用工具和扩充其个人权势的重要支柱。蒋介石曾直言不讳地说：黄埔同学会“完全是CP的一个对象，我们同学会的任务，就是要阻止CP分子在我们党里，军队里，学校里，出来活动捣乱，简直可以说是监察CP防制CP在我们党里活动的一个机关。”(87)史书上通常所说的“黄埔系”，就是蒋介石通过从孙文主义学会到黄埔同学会的发展过程中，为其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奠定的班底。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时，立即饬令黄埔军校学生不可“妄有发言以及越轨行动”(88)，严令停止在校内开会。继之，广州发生了“五一五”反共政变。由于事发突然，军校党组织毫无思想准备，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在广州的留守处转告上级的指示：要“保持镇静，提高警惕”，力求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人员保持常态，并商议军校共产党员转移事宜。是时，国民党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清党”运动，认为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黄埔军校。4月18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派兵包围了黄埔军校，逮捕共产党员200余人，黄埔学生及入伍生800人亦被缴械。接着，军校共产党员熊雄、萧楚女、杨其纲、安体诚等遭到逮捕与杀害。这些烈士的光辉业绩已彪炳于青史，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