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雄主持政治教育多彩多姿
（一）政治工作的新进展
黄埔军校初始阶段，周恩来的工作格外忙碌。是时，军校尚无系统的政治教育，只有零碎的政治讨论会，而且政治教官也只有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等国民党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急盼尚在欧洲勤工俭学的共产党员熊雄能早日归来，参加军校工作。
熊雄，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3月由法国往德国留学，1923年3月转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又被派到苏联红军中接受军事政治训练。因国内急需军事工作人员，1925年夏奉调回国，参加第二次东征，任第一军政治部秘书和东征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6年1月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接替已担任第一军二师代理党代表的鲁易，邵力子仍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筹备委员。
为了统一军事教育，192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决议，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将各军军校合并成立统一的军事学校，以担负国民革命军培训军政干部的任务。从2月起，黄埔军官学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3月1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3月8日举行第四期开学典礼，正式上课。
在熊雄任内，军校政治工作又有了新进展和新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添设政治科。政治部聘请富有实践经验和具备教学才能的共产党员担任政治教官，其中有恽代英、高语罕、沈雁冰、安体诚、于树德、张秋人、萧楚女、聂荣臻、廖划平、杨其纲、韩麟符、任卓宣、李合林、孙炳文、吴云、王懋廷等。政治训练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政治教官通过上政治课，向全校师生讲述国内外大事和革命发展趋向，解答一切党务上、政治上的重要问题，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受到广大师生的敬仰与爱戴。
军校突出政治教育并将政治训练作为必修课，在中国军队史上尚属首次，表明学校的任务不仅要培养军事领导人材，而且要培养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战士。强调政治教育目的在于，使广大师生了解中国是如何受到列强和军阀压迫，以及解除这些压迫与痛苦的途径。这对于团结全体师生员工，提高革命热情，严明纪律，奋勇作战，以及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瓦解敌军，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熊雄接手政治部时，职员不过20余人，到10月，“全部职员按编制已达七十余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十余人，临时政治教官亦有十余人”(45)。政治部制定了《政治指导员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政治教育大纲》、《政治讨论会规则》、《官长政治教育计划》、《政治部服务细则》、《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等条例。据统计，从1926年3月至10月，“在本校出有《黄埔日刊》，由六千份增至二万六千份之多，尚有革命书报每期刊行万份，此外出有丛书、讲义、各种纪念册及小册子等，综计八个月内共出刊物已达千万份以上，发行地点已有三四千处，几普遍全中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学生“曾开过政治讨论会十余次，政治问答及政治测验十余次”(46)。
第二，从第四期起，特设政治主任教官。《政治部服务细则》规定：“政治主任教官受主任及副主任之指挥，督同各教官负有实施政治教育全部之权。”(47)共产党员恽代英任政治主任教官（北伐后政治主任教官由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兼任）。
恽代英是最受欢迎的政治教官之一，他主讲《社会发展史》、《社会问题》、《国际政治》、《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被誉为“青年运动之师”。在讲授军队政治工作时强调：“我们军队中政治工作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要确定我们要引导他到哪一个地方去。”(48)四期学生文强回忆说：“恽代英同志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与周恩来同志可以媲美，大家都亲热地称他恽老师。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读到过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有慈母一般的心肠，严师一般的智慧，在他的身上永远都存在磁石吸铁的力量。”(49)三期学生宋瑞珂说，恽代英“讲反帝斗争和他在上海做学生运动，内容生动活泼，语言不多，却意味深长，寓道理于事例之中，富于知识性、趣味性，使我们在类似听故事的讲演中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他往往在讲演中插上句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精神兴奋之际，而把重要关键问题灌输进去。讲革命形势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举的典型事例，含有很深的哲理，耐人寻味，发人深思”(50)。
另一位颇受师生们敬慕的政治教官是萧楚女，1926年12月24日应聘为军校政治顾问，主要担负解答一切党务上、政治上的重要问题。在萧楚女的聘书上，被称为“党中之先进，革命中坚，关于党的主义，革命工作经验颇深。”(51)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课程时，极受学员们的欢迎，当时记载，听讲者“凡二三千人，大礼堂亦不能容，则在操场中授课”(52)。
第三，增设政治科大队。为加强政治训练，从1925年底军校增设政治科大队，由共产党员胡公冕任政治科大队长。共产党员在研制政治科的教学大纲及原则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26年2月，政治科学员开始上课，学员大部分是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政治科第一期学员共460人，共产党员有99人，占21.5%。北伐时，该大队改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宣传大队，胡公冕仍任大队长。
按《政治教育大纲草案》规定：政治科大队第一期教授课程共24次，其中：“社会主义运动”6次，即《总论》、《乌托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关系》；“农民运动”4次，即《中国农民运动概况》、《本党的农民政策》、《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农民运动中的重要问题》；“劳动运动”4次，即《中国劳动运动概况》、《本党的劳工政策》、《工会与工人代表会》、《劳动运动中的重要问题》；“青年运动”4次，即《中国青年运动概况》、《本党与青年运动》、《学生会学生运动中的问题》、《青年农工运动与其问题》；“军队中政治工作”6次，即《军队的性质》、《兵士与民众的心理》、《平时对于兵士的政治工作》、《平时对于民众的政治工作》、《战时对于兵士民众的政治工作》、《战时对于敌人俘虏的政治工作》。(53)上述课程的设置，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多样性和针对性，使学生能得到全面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四，系统实施政治教育。军校明文规定：“本校学生为担负本党军事工作之中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览外，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还规定：“以后入伍诸生，每日须有一定时间，受政治训练！各队官长，毋得藉端阻挠！不宁惟是，各队官长，自身亦当随时留心研究政治问题，以为学识之修养。”(54)军校政治教育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革命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要内容，着眼于提高政治觉悟，培养学生成为既熟练于指导作战又长于政治工作的全面人才。
中共十分重视军校的政治教育，由政治部具体负责安排与规划，政治部经常召开研究政治教育的会议，并首次将政治教育列为必修课，使政治教育在军校中逐渐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的重要手段。通过政治教育，使学生“彻底了解自己的责任，是要能够担负责任使一切已经与国民相结合的武力，渐进而成为真正的国民之武力”；“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以及“军队中政治工作应注意的事项”。(55)政治工作的加强，政治工作之对于军队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后，对学员有系统地实施政治教育，使军校在培养任务、教育计划和组织机构等方面，都同中国其他军事学校有本质的区别，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奠定了统一广东根据地的胜利基础。
军校的政治教育训练，共分为4种类别，即学生队、入伍生、高级班和官长。对各类政治教育训练提出不同的要求，如学生队“对于革命能尽忠诚的任务”；入伍生“拥护党纲，服从主义”；高级班“担任革命中较重要或专门之军事工作”；官长“以期教学相长”。(56)通过政治教育，共产党员不仅加强了政治工作的力度，而且使政治工作内容更加多样化。“通过政治教育，学生们懂得了为什么从军，为什么打仗的道理，明确肩负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只有练好本领才能在战场上呈强斗勇。”(57)
从第四期开始，军校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要求学生通过进行系统的政治训练，使学生彻底了解许多问题，其中包括：自己的责任；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对于农工运动的态度；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纪律是造成统一集中的力量所必要的，等等。每期学习的政治科目多达20余种。所有政治课程，都是聘请共产党员和社会名流做政治教官，进行专门讲授。政治教官的职责规定：“根据党的主义与策略，授以近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使学生确定革命的观点，并趁每次群众运动的机会使他们组织宣传队，练习宣传工作的能力，并养成向民众宣传的习惯。”(58)
（二）政治教育成绩卓著
1926年的最后两个月，政治部做了大量工作，如修订《政治教育大纲》；增设各学生队的政治指导员；新设俱乐部和政治教官特别藏书室；熊雄和恽代英参加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的工作；熊雄担任军校附属第一军官补习班百余学员的毕业考试委员长；办两期军校附属政治研究班，培训学员120余人，每周聘请知名共产党员和社会人士来校特别讲演两次，等等。
1926年底，熊雄被委任为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时任军校代理校长、教育长的方鼎英回忆说，熊雄的功绩有口皆碑，“他忠于革命，始终如一。他认为国民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必经之路，必须贯彻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态度诚恳，感人最深，诚我黄埔全体师生的良师益友。”(59)周恩来后来也说：“宣传黄埔要宣传熊雄。”(60)足见熊雄在军校的重要地位，当不言自明。
在熊雄主持下，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主要成绩如下：
其一，讲授政治课。政治课是政治教育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手段，在全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每期总数要在百次以上。凡任课教官都要编写讲义、谈话和课程内容。重要的讲义及知名人士来校的讲演记录稿，均由政治部整理出版。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在参与制订《政治教育大纲》并将其付诸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治教育大纲》规定政治教育各科内容，开设有：《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共18门课程。后来又增加《农民运动》、《劳动运动》、《青年运动》、《苏俄研究》等，共计20多门课程。第五期政治课程，由共产党员担任之科目有：廖划平讲授《本党之宣言及训令》、《党的组织问题》、《社会进化史》；张秋人讲授《国民革命概论》、《苏俄研究》、《各国革命史》；李求实讲授《青年运动》；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熊雄讲授《军队政治工作》、《本党宣言训令》等。通过讲授政治课，传播了进步思想，使学生了解到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明确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及历史职任。针对有的教官讲课多用注入式之教授法，学生多有不明了的情况，军校认真研究了改进措施：一召集教官和政治部主任及主任教官谈话会，研究教授计划及教学内容；二讲课后由学生提出问题，教师答辩；三讲义须先作纲要，使学生明了教学内容；四发给学生参考书籍。
其二，继续开办政治训练班。为了选拔训练党代表和政治宣传员人才，政治部决定开设政治训练班和宣传研究班，以适应军校迅速发展的需要。1925年6月设立政治训练班，从第二期学生队、第三期入伍生中选拔120人参加。1926年，军校继续组织政治训练班，加紧教育，预备校中的下级干部。政治训练班开设《帝国主义的解剖》、《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政党史略》、《各国革命史略》、《三民主义》共8门课程。由共产党员高语罕、张太雷和苏联顾问担任训练，共产党员萧楚女、孙炳文、施存统、李求实等先后为政治训练班作过讲演或报告。
其三，举办政治演讲会和报告会。每周定期举行一次政治讲演会和两次特别讲演会，邀请共产党员来校作政治教育特别演讲，如邓中夏演讲《省港罢工之经过》，陈启修演讲《最近世界经济状况》，施存统演讲《革命运动发生之原质》，罗绮园演讲《广东的农民运动之经过》，李求实演讲《全国青年运动概况》，彭湃演讲《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恽代英演讲《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之经过》等。此外，许多知名人士，如国民党方面有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等；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吴玉章、张太雷、萧楚女等，也应邀来校讲演。每次在军校大花厅讲堂，总是座无虚席。尤其是共产党人的讲演深入浅出，条理分明，妙趣横生，发人深省，极大激发了广大师生的反帝爱国热情。
其四，举办政治讨论会。每周举办一次，由政治部主持，政治教官出题并负责解答学员提出的疑难问题。在讨论会上，畅所欲言，各持己见，引发大家认真的思考及浓厚的兴趣。同时，每两周举行一次政治测验，亦由政治教官出题，并作答案，测验内容既简单明确又注重实际问题。
其五，举行政治问答。每两周举行一次，对内容复杂的问题，由教官出题作答案。从1926年12月起，政治教官将学生平时所提出的各种政治上不清楚的疑难问题或重点问题，在校刊《黄埔日刊》上公开作答，深受学员的欢迎。之后，由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廖划平、张秋人4人将这些答案汇集成册，于1927年1月由政治部编辑出版《政治问答集》。这是政治部出版的政治丛书之一种，是一部通俗读物。全书共10编，10万余字，前六编的题目分别为：《关于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系统等》、《关于马克思、列宁的主义、政策等》、《关于各种主义学说》、《关于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等》、《关于革命的理论、策略、历史等》、《关于革命青年的修养、主义的研究，实际宣传的方法等》。
其六，出版多种刊物。除公开发行《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马列主义书刊外，还大量印行各种书报期刊，在校内广为发行，影响很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安体诚主编的《黄埔日刊》、杨其纲主编的《黄埔潮》半周刊、蒋先云主编的《中国军人》、聂荣臻主编的《军事政治月刊》。此外，还出版《士兵之友》、《革命之声》、《革命画报》及特刊、文集、丛书、讲义等政治宣传读物。1926年8月，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共发行书刊1.6万余册。截至1926年10月，《黄埔日刊》的发行量由6000份增至2.6万份。上述书刊的出版发行，对于宣传马列主义、三民主义及其他革命思想，都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