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第二黄埔”
1926年10月北伐军克复武昌后，为了培养更多的军事政治人才，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和准备第二期北伐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3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决定武汉分校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从筹建军校到军校结束，共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筹备和招生时期。
筹备工作从1926年10月16日开始，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设立政治训练班筹备处。由共产党员包惠僧任筹备处主任，参加筹备工作的最初只有4人。筹备工作开始不久，政治训练班筹备处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于10月27日移入武大附中，仍由包惠僧负责。政治科主任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兼。最初计划以武昌大学为校址，招生500人。后来扩大招生1200多人，校舍容纳不下，于是找像黄埔军校那样规模的校舍费了很大周折，最终才找到两湖书院的旧址，当时是湖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舍。包惠僧回忆说：“最初是一无所有，从炊事家具起，一直到校舍和学校的一切设备，都要一样一样地购买好设备起来，限期又非常迫促。”(1)
其次，成立招考委员会。11月1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成立招考委员会，这一机构“为筹备期中的最高机关，本校一切计划及设施均由此会解决”(2)。邓演达任主席，有共产党员李民治（李一氓）、董必武、刘芬（刘伯垂）、包惠僧等为委员。招考委员会讨论决定了招考的范围和招考的程序，印发招考的章程。在全国共设立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上海、奉天（今辽宁）6个招考处，派出特派员到各地招考学生。此外，国民党在河南、安徽、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热河等地的省党部，也纷纷介绍考生投考。
包惠僧于12月中旬从汉口给上海特别市党部负责人、共产党员沈雁冰发一电报，要求沈雁冰在上海负责武汉分校的招生工作，并汇去经费。沈雁冰通过共产党的关系在1926年11月23日《申报》上登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上海招生广告》，具体要求如下：
（1）本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一部分，以养成健全宣传人才充以军事政治工作之下级干部及各地社会工作人员为宗旨；
（2）本校设在武昌；
（3）本校共定额一千一百名，分速成科、本科、女子特别班；
（4）速成科修业三个月，本科修业一年，女子特别班修业六个月；
（5）凡中等以上之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历，经各级党部及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者，皆得投考；
（6）初试科目除三民主义大要外，依照中学毕业程度还要考试国文、算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等科，上海初试时加口试，检查身体。
因投考者约有1000人左右，而阅考卷人手太少，沈便“找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几个同事来帮忙，有吴文祺、樊仲云、陶希圣，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又是跨党分子”(3)。沈雁冰还给录取的200多名学生发了路费。
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是全国青年向往的地方，各地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选送大批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政治科。因此，政治科招收的学生，不仅文化程度高，而且政治素养好。时在第四军政治部任职的共产党员朱其华回忆说：“武汉分校的色彩始终是很浓厚的，一般人都把分校看做是清一色的C.P.。”(4)时任学生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的徐向前回忆：武汉分校的“革命性、战斗性、纪律性相当强，真正继承和发扬了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5)。全校有“四分之三的学生处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之下”(6)。陈毅后来也回忆说：军校学生中，中共党员不少，党的同情分子更多，右派的势力很小。
再次，招生考试。分初试和复试，先后各5次。初试生约6000余人，复试生约4000余人。最后决定取男生986人，女生195人。男生以四川籍为最多，共207人，女生以湖南籍为最多，共61人。
又次，拟订教育纲领。在筹备期间，根据邓演达的提议，包惠僧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起草了《教育纲要》，但因忙于招考工作，加上学校名称尚难确定，故具体教育计划无从着手实施。
1926年12月中旬，由包惠僧、章伯钧、李达3人开会讨论军校政治科学生教课事宜，决议如下事项：（1）准备开3班，每班每日授课2次（每次90分钟）。（2）在本校未开学以前，暂取讲演形式讲授。（3）讲授科目分3项：一、有关于政治之讲演；二、有关于主义之讲演；三、有国内外政治报告。讲演题由讲者自定，每日预定出席者6人。（4）担任出席之教官如左：邓演达、铁罗尼、李汉俊、董孚光、吴企云、李达、章伯钧、包惠僧、周佛海、毛泽东、恽代英、李合林、郭冠杰、朱代杰。（5）担任特别讲演之人员如左：鲍罗廷、徐季龙（徐谦）、宋子文、孙夫人（宋庆龄）、孙科、詹大悲、唐孟潇（唐生智）、董必武、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担任讲演之教官，由总办厅先期通知，担任特别讲演之人员，由办公厅派员前往接洽。(7)(https://www.daowen.com)
第二阶段：开办武汉分校时期。
此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宣布在广州停止办公，全部迁移武汉。在广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政治科学生400余人，于11月30日由广东出发，12月15日到达武汉，连同在武汉新招收的第六期政治科学生1100名，共计1600余人。政治科设立9个班，教学计划与黄埔军校基本相同，但强调学生须实际参加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每星期至少请社会名流来校讲演1次。除政治科外，炮兵、工兵两科亦陆续来汉，于是准备筹建武汉分校。
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开学时，由于交通困难，直隶并无一学生来校，根据共产党员于树德的提议，1927年1月1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议决，提前为第二次招生规定直隶学生名额为50名。
武汉分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由蒋介石任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为代理党代表，张治中为学兵团长兼教育长，周佛海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蓝腾蛟为军事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后为施存统）。政治教官中大部分由共产党员担任，如沈雁冰、李合林、李富春、樊仲云、马哲民、吴文祺、陶希圣、许德珩、谭平山、施存统等。特约来校作演讲的共产党员有：鲍罗廷、毛泽东、高语罕、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吴玉章、董必武、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向忠发等。
1927年1月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决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亦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工作，认为：“黄埔军校不可放弃，当常放在左派手中。”(8)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与总司令部学兵团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代理校长邓演达、代理党代表顾孟余、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徐谦、彭泽民等和共产党员吴玉章、于树德、董必武等出席了开学典礼。吴玉章在会上讲话指出：“为什么我们要武装？是为的革命；我们并要作革命先锋勇往前进。”“革命要懂得革命的理论和意义，否则决不能建设革命事业。”“一个革命队伍，若果没有革命理论，则将来一定成为革命的罪人！我最希望武装同志们不要作第二个军阀，要为全中国痛苦民众及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谋幸福。”(9)当天，发表《武汉分校开学典礼宣言》，郑重表示：全校师生“已经准备着用最大的努力，继续本党总理与革命诸先烈的生命，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与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而作战。”(10)
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发展变化迅速。自最初筹备至举行开学典礼，在短短百余日内，“校名已三易，招生分至六处。办事人员由三数人增至四百余人。校址由一处扩至三处”(11)。武汉分校设有政治部、训练部、学生总队（炮兵大队、工兵大队、政治大队）、入伍生总队。2月14日，武汉分校正式上课，学员及入伍生共6000余人，其规模几乎与黄埔本校旗鼓相当，堪称“第二黄埔”。
第三阶段：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期。
为了阻止蒋介石专权独裁，1927年3月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军事政治学校之决议案》，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根据这一决议案，3月22日，吴玉章在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委二次会议上，提议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会议通过了这一议案，并于28日正式公布。包惠僧回忆说：“学校的名称因为国民政府准备迁武汉，广东就变成了地方行政区，黄埔练兵的重要性因而有所改变，到了定案时就不是黄埔的分校而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2)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委第二次会议，任命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顾孟余、徐谦5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员，以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3人为常务委员。这3名常委中，邓演达忙于中央农民部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工作；谭延闿担任政府职务，只是挂名，而“真正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恽代英”。(13)周佛海说：“恽代英是邓的灵魂，邓演达的许多主意，都是恽替他想出的。”(14)聂荣臻指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完全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15)所以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不仅是武汉国民政府的一支生力军，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决定，原武汉分校的学生总队于3月26日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军校自改为委员制以后，恽代英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将隐藏在校内的孙文主义学会、民社和社年团等反动分子清洗出去，把大批党、团员招收到军校工作或学习。军校经过整顿大见成效，壮大了革命力量。武汉中央军校的领导机构，除设立常务委员外，还设有总办公厅、政治部、训练部等。全校共有学生3700名，其中从广东黄埔本校来的1200名；在武汉本地招考的政治班1200名；由学生团改编的1300名。“以前蒋介石当校长的时候，黄埔学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现在改成了委员制，虽然还没有完全铲除这种风气，但也纠正了不少。”(16)
1927年3月，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四川出现一片白色恐怖。正在四川从事兵运等工作的陈毅，于5月从四川调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是时武汉中央军校已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先是由恽代英主要负责，陈毅来后，由恽代英、施存统和陈毅3人组成中共军校党委，陈毅任党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军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陈毅到任后，即秘密开展工作，到各支部了解情况，发展一批秘密党员。陈毅后来回忆说：“学校实际上交给我党领导。”(17)
4月底，根据恽代英的提议，国民党中央决定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特别党部，由总政治部指定恽代英等7人为筹备员。5月16日，正式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选出的3名常务委员叶镛、陆更夫、袁澈，都是共产党员。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沈雁冰撰写《祝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特别党部成立大会》的社论，对军校提出了3点希望：
（1）“希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同志本此精神，对于革命观念更求其澈底认识，对于内部尚沉淀的假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分子，当更以严密的淘汰。”
（2）“希望军事科与政治科全体同志不但能诚切接受军事政治兼重的训令，并且要明白军事科毕业后不仅仅是带兵，政治科毕业后不单是作军队中政治工作，他们都有服务于民众武装团体的责任，到民间去，也应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志们的使命。”
（3）“希望诸位同志不但是很光荣的各先驱者，并且要以身作则打破以当军官为唯一目的而入军事政治学校者的迷梦！革命者投身军事学校是为武装起来，不是为解决生活问题谋一个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