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反蒋斗争最前列
1926年底，随着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当时，围绕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这两个党政机构是迁往武汉还是南昌？出现了轰动一时的迁都之争，由此引发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武汉遂形成全国的反蒋运动中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旗帜鲜明地站在反蒋斗争的最前列，充当反蒋斗争的先锋。
首先，积极参加了旨在抵制和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提高党权运动”。蒋介石从1927年二三月间开始公开反共，先后指使其爪牙在江西省赣州、南昌、九江等地，制造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案。武汉分校各队党部召开联席会议，质问蒋介石，此种背叛行为“不仅是党与党军之耻辱，而尤其是钧座之耻辱”，要求蒋介石严惩“一切主要凶犯”，“以平民愤”。(25)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开会的当天，国民党湖北武（昌）（汉）阳夏（口）及汉口特别市各党部在汉口血花世界召集党员大会，决定派代表向全会请愿，要求提高党权，继续北伐，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有千余学生参加了大会，表达拥护党权之热忱。3月15日，武汉分校全体学生和武汉学兵团共3000余人，召开声势浩大的反蒋大会。会上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三大政策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黄埔行军歌》、《除军阀》等歌曲。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蒋介石17日在九江镇压工人纠察队，制造“南浔惨案”，武汉中央军校师生得此消息后，异常愤激，于20日召集全体紧急会议，一致议决向武汉政府请愿，要求查办肇事祸首；抚恤南浔死难烈士；废除本校校长制，实行委员制等。军校政治部发表了《为江西反动事件通电》，要求从速彻底追查此次事件行凶肇祸及一切操纵指使的反动分子，并严加惩办。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反蒋问题，并以此次会议为标志，把反蒋斗争暨提高党权运动推向了高潮。恽代英在会上提出裁撤由蒋介石把持的军人部的意见，得到邓演达等与会者的赞同，全会议决撤销军人部。会上，邓演达和恽代英还一致要求严惩“阳新惨案”(26)的凶手，全会指定邓演达和共产党员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陆沉等共同处理此次惨案。事实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的阴谋。3月18日，军校特别党部发表宣言，拥护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党部领导。
其次，以《革命生活》为舆论阵地，旗帜鲜明地刊载大量文章，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针对蒋介石抛开武汉国民党中央，擅自委任江苏临时军事委员会政务委员会，破坏政治和军事统一的行径，《革命生活》于4月5日以《蒋介石之行动》为题发表署名文章，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汉口“四三”惨案后，《革命生活》编辑、共产党员袁澈于4月6日在该刊发表题为《惊天动地之“四三”惨案》的评论，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刻认识日帝国主义者的四三惨案的这种野心！”“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反对同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的蒋介石！否则，惊天动地之四三惨案，难免不重演一次！”4月9日，《革命生活》转载了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的著名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该刊按语写道：“这是一本小册子，关于蒋介石之阴谋及其诡计伪行动叙述甚详。特此转载，以餮本刊读者。”《革命生活》于4月13日还发表袁澈写的评论《反蒋运动应该停止吗？》，文章阐述了反蒋斗争的性质，指出蒋介石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代表者，我们的反蒋运动，并不仅仅是反对蒋介石一个人的运动，而是代表一切革命势力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政治斗争。此外，《革命生活》发表的《“反英”“反奉”与“反蒋”》、《反共产？——反党权运动？》、《我们赶快去向反革命派算账》，以及《讨蒋通电》、《告各期全体同学书》和《讨蒋宣传大纲》等短评、文电，无不深刻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该刊成为当时全国反蒋斗争的有力工具和一面旗帜。
最后，把武汉地区声讨蒋介石的斗争持续推向高潮。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蓄谋已久，并从此在全国实行“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然而，共产党员并没有被反革命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而是与之进行更坚决的斗争。4月15日，在邓演达、恽代英主持下，武汉中央军校召开欢迎汪精卫大会，并通过以下决议：（一）催请中央即刻开除蒋介石；（二）请中央即刻下令讨伐蒋介石，同学一致愿作前锋；（三）请中央严重惩办“三三一”惨案祸首蒋介石及刘湘并枪毙杨引之。(27)(https://www.daowen.com)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校师生对反蒋斗争的认识，4月中旬，军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作了题为《反蒋运动》的报告，深刻阐述了反蒋运动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反蒋运动，决不是哪个对蒋感情冲突，对蒋的报复行动。反蒋运动是有社会的背景，客观的条件。”这“就是蒋介石所代表的是少数特殊阶级，与大多数痛苦民众的利益冲突”。明确提出：“蒋介石是一个新军阀。”并着重分析了新军阀蒋介石与旧军阀张作霖的区别是：“（一）蒋介石总算在革命党里逛了十余年，张作霖则在革命战线里未曾提过半条腿。（二）蒋介石口里还是说服从三民主义，不过对于联俄、联共、工农三大政策有点不满意，张作霖对于三民主义，丝毫没有表示。（三）蒋介石用钱买通民众团体（其实是反革命的团体），一到上海南京，还有许多民众欢迎他，拥护他；这些勾当，又是张作霖做不来的。（四）蒋介石仍致电欢迎汪精卫同志，表示始终服从汪同志，并声言将财政、民政、军政交把汪同志；这些聪明的手段，又是张作霖望尘莫及。”报告深刻地指出：反蒋运动，“乃是整个的党的问题，整个的社会问题”。
是时，武汉中央军校为了联合黄埔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成立了各期学生讨蒋大会筹备会，筹备会由35人组成，共产党人蒋先云、陈赓、熊受暄、陆更夫、叶镛等担任筹备员。4月23日，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在武昌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主席蒋先云首先报告开会理由，他指出：“蒋介石自去年三月二十日以后，叛逆日著，民众已经认得很清楚。我们从前是他认为很亲爱的学生，兄弟从前曾担任过他的秘书，所以他的罪状，我们都能切实的证明。他的手段，比张作霖、吴佩孚还厉害。他是封建势力的领袖，他的革命是假革命，是反革命。……我们今天召集大会，为的是表白我们的态度，来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工具。”接着，共产党员高语罕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言指出：“蒋介石办黄埔不是为革命，是为养成军阀的工具。……蒋介石现在反革命，是我们的敌人。黄埔同学仅说不为蒋介石牺牲利用，消极的抵抗，是不够的，应该努力去打倒他。”总政治部代表、共产党员李合林在发言中揭露蒋介石打着革命的招牌，“完全是为了个人。因为有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便没有他，他才卖力。……现在我们不愿作他的工具，我们要打倒他”(28)。讨蒋大会上，发表《告各期全体同学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讨蒋宣传大纲》，列数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指出：“总之，今日之蒋介石，他的罪行，实已罄竹难宣。”“他是一个万恶滔天的罪人，他现在已恶贯满盈了。”(29)大会收到了《呈请中央明令本校各期学生武装为讨蒋前驱》、《呈请中央明令本校各期学生密拿蒋介石交人民裁判》、《通电反对李济深捣毁黄埔本校，并派代表慰问被难同学》、《请中央设法救济后方被缴械同学》等提案，最后通过了《讨蒋通电》，胪列了蒋介石的种种罪行，指出：“现中央已宣布蒋贼之反动罪状免职缉究，敝校同人忝属党员一分子，目击危立，于焉惕惧，爰集期会，一致声讨。并愿荷枪实弹，听中央驱策，作民众之前驱，誓溅热血，灭此相食，谨布忱悃，务望全党同志，全国同胞，共申义愤，荡此逆氛，完总理之遗志，共跻大同之世界，有厚望焉。”(30)
4月19日，武汉政府誓师第二次北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发表《为国民政府誓师讨奉告武汉民众》，指出：“我们在革命中心的武汉民众们，我们应当十二分的加紧我们的工作，扩大我们的宣传，扑灭奉鲁军阀，以完成我们的民主革命。”中央军校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将学生总队政治大队第一、二队于4月中旬毕业的学生，分配到各军工作。5月12日，恽代英提出了加紧培养军事人才的计划，他说：“因为本校是一个军事教育机关，各方面都来请求下级干部的人员。我们预备将在此地所招收的政治科改为步民科，或加紧步兵的训练，专门培养政治工作的人才是不敷分配了。下一期考取新生，为适应环境起见，更预备变换成分。假定招一千人则要使学生占四百，工、农、兵各占两百，并不要怎样好的程度，只稍认识字，有普通的知识就行了。”(31)
为了把反蒋斗争持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在第二次北伐期间，5月6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黄埔各期毕业学生代表大会在武汉军校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学生讨蒋运动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3日发表启事称：“本会现拟将蒋介石过去叛党叛国摧残民众的一切罪恶广为征集，编成小册，使社会人士咸晓蒋贼之罪恶，共申义愤，灭此朝食，务希各机关各团体及各界人士关于宣传蒋贼罪状的文字，讨蒋的著述，蒋贼的历史，请寄敝会宣传部。”(32)18日，该会召开庆祝五、六两期同学奉令成立中央独立师大会。继之，该会接连发表许多宣言和文告。20日，发表支持工农运动的训令。23日，发表《慰劳前方将士》、《告河南战地民众》、《告为夏逆蹂躏各地民众》、《慰劳各地被迫来鄂同志》和《慰劳本校同学》5个宣言。6月2日，在报刊上刊登告示，征求共产党员蒋先云遗著、事略和照片，以便“开会追悼并出刊，以志悼痛，借彰蒋同志在革命史上的功勋”。9日，为“马日事变”发表宣言，坚称：“本会谨代表数千反蒋的武装同学，一致作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许克祥的前驱！”(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