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500年之前的传教士与贸易者

【导读】在当代，关于由成吉思汗所开创并由其子孙推进的蒙古帝国大征服的历史影响问题，中苏两国之间曾有过争论。对于苏联人来说，这次征服是一场彻彻底底的灾难。基辅这座跟西欧都市相比都可以说具有高度文明的城市，被劫掠一空。斯拉夫人被驱赶到更贫穷、更荒凉的地区，并切断了黑海贸易以及来自拜占庭帝国和地中海的文明影响。莫斯科大公们开始作为这一地区的新生力量逐步崛起，他们一开始扮演的是蒙古人收税代理者的耻辱角色，直到他们足够强大的时候，才开始攻击他们的领主——金帐汗国。

中国人则恰恰相反，他们相信蒙古帝国的征服具有某种补偿性特征。它拓展了中国地理与历史的范围，而在中国内部，它也带来了大一统。这虽然是一种被迫的一体化，但并没有损耗中国的财富或毁灭其文化。相反，蒙古人比绝大多数中原王朝（通常重农轻商）都更喜欢贸易：而对货物交换的提升也促进了观念的交流。对于中国的民族自豪感而言，在观念层面最重要的是拓展了中国的西向影响，而与此同时，当时的商贸路线都在蒙古军队的保护之下。

西方人自然生成的观念对中国人或苏联人来说，都有些不一样。在西欧历史上，蒙古人的入侵从东边触及了欧洲的利益区域，是与十字军类似的一种关联现象，它拓展了欧洲人对于东方世界的兴趣边缘。与俄罗斯不同的是，西欧并没有被蒙古人占领和摧毁。最初，当这种情形似乎要到来的时候，关于蒙古人推进的报道中充满着担忧与恐惧。随后，他们的推进不仅停下来了，而且还从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退回了俄罗斯。这两种充满希望的观念开始让欧洲受益。这些观念在欧洲不怎么流行，这是真的。但在当时的一些领袖和商人那里，这些观念却几乎是唯一被关切的。(https://www.daowen.com)

这些领袖，其中包括著名的法国国王圣路易，着迷于说服蒙古人接受从后方攻击撒拉逊人，而欧洲从正面进攻的主意。蒙古人并非穆斯林这一事实为人知晓，而这种情况为真实的欧洲利益展现了两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可能在蒙古人统治的某个地方被找到，如果找到的话，蒙古统治者自身可能会转而皈依基督教——实际上是失败了。随着最西部的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而非基督教，这些希望破灭了。

在商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商人中，他们在十字军区域之外早已跃跃欲试，所希望的则是随着受到十字军掠夺和削弱的拜占庭帝国的衰落，他们从威尼斯的一条船上出发，将贸易活动拓展到蒙古人所征服的地区。因此，马可·波罗巨大兴趣的重点就放到了蒙古统治下的各地所盛行的法律和秩序上面。由于这是一个贸易垄断的时代，因此他对于实际的专业知识、商贸细节以及贸易规则所知甚少，但他确实参与到如今可以被称为“制度性”的宣示中——提升在当地进行商贸活动的观念。

在另一方面，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尤其是鲁布鲁克在13世纪中叶作为前往蒙古统治者跟前的使者一路旅行，兼负外交和知识报告者的使命，在他的记录中包含诸多关于贸易和贸易路线的信息。鲁布鲁克是一位尤其敏锐的观察者：他是第一位对中国书法加以知识性叙述的欧洲人，这些信息在马可·波罗的记述里付之阙如。约翰·孟帖·科尔维诺虽然是一位传教者，却非常像外交使者，他们都对国家状况以及可能会影响他们所代表宗教传播的权力与影响力的彼此争斗非常关注。约翰·孟帖·科尔维诺关注的则是他的前辈们，那些在他进入蒙古人统治下的契丹（中国）⁽¹⁾地域前就已经获得优势地位的聂斯托利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所知的关于聂斯托利派的信息中，其中一些人甚至对同属罗马劝导下的共同宗教信仰者充满着反感与不信任。

蒙古的征服使得从欧洲前往中国的旅行变得可能，而这也令中国人有可能向西旅行。其中之一就是长春真人，他是一位道士，由于道教理念对长生不老之说颇有门道，而且他本人也深得自然之道，因此就被当时正在经略中亚的成吉思汗召见。在他的旅行进行时，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首先，蒙古人还没有征服华北边缘之外的区域。对于作为整体的中原来说，他们当时还只是视野中的一种威胁。其次，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当时已经被两个北方王朝相继统治了300年左右的时间，它们分别是由来自东北和蒙古边地的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以及来自东北核心区域的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中国西北地区当时依然在其他部族的控制之下，党项人的西夏，其创建者来自藏区。然而，在这一时期，华中和华南地区继续处在一个汉人王朝——宋朝的统治之下。汉地的文化、哲学、艺术以及诗歌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日渐繁荣，而北方的汉人，像长春真人这样，生活在外族统治之下，他们在文化上的向往对象并不是其北方民族统治者，而是他们的南方宗亲。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像长春真人这样的旅行者的记述，对于他的这些同胞有着深切的吸引力；当那些有教养且有影响力的人考虑被蒙古人征服的可能性时，这一记述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判断。此外，长春真人的记述也确实对成吉思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一个真正君临天下、统御万邦的“天子”应该平和而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