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
——任晓教授访谈

孙志强

编者按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实施，增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研究成为中国工商界、知识界和决策者共同的诉求。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发展迅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那么，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 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现状如何？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有何成就与不足？如何看待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异同？ 如何优化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机制以进一步促进学科深入发展？ 围绕这些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本刊特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孙志强就上述问题对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进行专访。任晓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政治理论、东亚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代表性著述包括《走向世界共生》（2019年）、《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五种权力》（2015年）、《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2008年）等。

一、世界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我国的发展现状

孙志强（以下简称“孙”）：目前，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受到较大重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大潮流或趋势。您能否先简要介绍一下区域国别研究的由来及发展？

任晓（以下简称“任”）：区域国别研究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已经有好几位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探讨，¹触及或提出了不少问题，这方面的讨论应该继续深入下去。

区域国别研究实际上是一国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性探究。任何一国都有了解他者的需要。历史地看，这与世界各地区的联系从松散走向紧密是密不可分的。²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快速扩展，全球范围内各个原本孤立存在的区域日益连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在今日被称为“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各区域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加深，使推进对外部区域的认知成为人们基本的知识需求，区域国别研究由此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就西方国家而言，作为全球市场的开拓者，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以及殖民活动的推进，以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欧洲殖民列强需要增进对于广大非欧洲地区的了解。具体而言，包括这些地区中各个政治实体的历史、语言、经济形态、政治组织、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以服务于殖民开拓活动。在这一进程中，某些特定人群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是传教士群体。随着“地理大发现”及全球体系的逐渐成型，大批西方传教士怀揣传播“福音”的理想，走向广大的未知地区。为在目标国传教，传教士首先需要学习当地国家的语言，了解其历史文化，进而与当地人沟通，进行传教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群体客观上推进了早期的区域国别研究。此外，医生、教育工作者、慈善机构等社会组织及个人对于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也具有客观的推动作用。换言之，随着西方列强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殖民活动，有的奴役土著，有的移民垦殖，为数众多的传教士、医生、政务随员、教育工作者，乃至慈善组织成员以各种方式来到世界其他地区，他们从各个侧面对当地进行观察、记录、研究，形成了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其中难免泥沙俱下，事实描述与主观臆断交织，但对于我们了解掌握西方如何看世界、看异民族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欧洲多国的汉学研究及后来人们所说的中国研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³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早年称汉学，是从19世纪发展而来的。例如，哈佛大学的汉学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1877年，美国驻牛庄（营口）领事鼐德（Francis P. Knight）为适应美国在华商务、外交和教会利益的快速增长，进一步扩展美国在华利益，写信给时任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建议聘请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到哈佛担任教席。这成为哈佛大学汉学起源的直接导因。哈佛大学接受了鼐德的建议，在中国海关税务司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等人的资助下，聘请中国学者戈鲲化到哈佛教授三年中文。自1879年10月起，戈鲲化在哈佛大学教授中文两年多，1882年2月不幸因病去世。尽管所授学生只有五名，但这是哈佛大学汉学的滥觞。⁴稍早前则有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年），系美国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1833年来华，为美国公理会工作，后曾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1877年辞职回美后，担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

就中国而言，同样有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问题。近代以前的对外交往及相关著述，多见于二十四史中的《四夷志》《外国志》等。19世纪区域国别研究的发端则与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融入全球体系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自鸦片战争失败，国门打开后，中国社会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⁵为应对空前严峻的外部挑战，有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积极探索外部世界的先贤包括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化、法律制度、军事技术等，并主持翻译西方文献资料，先后编纂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具有启蒙意义的重要著作，建立起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初步认识。此后，随着中外多维度交往的加深，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也逐渐深化，开始从早期的政治、军事等单一维度的观察深入到社会文化习俗等更为细致的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起，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先后编辑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主持人均为钟叔河。该丛书洋洋大观、内容广泛，汇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反映出19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外交官、改革者走出国门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画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走向世界丛书”是精心编辑整理的作品，共100种，该套丛书既是百多年前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历史见证，又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碰撞而生的历史火花，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这些作品中对当时世界的描述和评价，对中外文化的比较和批判，无论是从学术、思想、文化等方面来看，还是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来看，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简言之，要说区域国别研究的诞生与发展，中外之理相同，都是源于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它既是一种知识性探索，又往往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⁶

此外，还应当看到，一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衰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其发展程度也与该国综合国力有明显的相关关系。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去殖民化进程瓦解了欧洲殖民帝国，传统欧洲列强主导区域国别研究的局面也随之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国别研究在新兴世界超强美国得到蓬勃发展，且逐步走向制度化。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兴起，它的目的是：第一，全面地理解对象地区；第二，迅速掌握对象地区的语言。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以陆军和海军为中心，集中地培训包括军官在内的专门人员。这一时期在语言教育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成果。⁷

出于赢得战争的需要，美国在战时就派遣了不少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前往战区工作学习，或者利用各种手段研究战争对手。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报告，也即其后出版的《菊与刀》，⁸至今仍为研究日本问题研究者所看重。在冷战期间，美苏冷战是美国世界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国会于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案》（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NDEA），在以“苏联学”为代表的区域国别研究上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人才培养、研究机构建设及研究项目推进。美国各研究型大学陆续建立起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它们在若干年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使区域国别研究取得长足进展，这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咨政需求。

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经历过一定的起伏，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20世纪上半叶以来，实证主义（positivism）导引下的科学行为主义风潮开始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兴起，一股倡导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推崇以实证主义方式挖掘人类社会的“运作机制”，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化”的风潮席卷美国社科学界。其结果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科学范式”大行其道，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法则，适用于任何国家和地区。围绕特定国家或地区开展的专门研究、比较强调地域独特性的区域国别研究受到一定的冲击。⁹其次，1991年底苏联解体，两极格局最终瓦解。由于与苏联冷战的核心关切消失，美国政府和私立基金会对苏联研究，以及其后俄罗斯研究的支持明显减少。在美国“一超独大”之下，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似乎不如过去那么大了。尽管如此，由于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然制度化、定型化，故而这一研究领域虽然受到一定冲击，在学术研究及咨政服务中处于守势，但很难从根本上动摇。

2001年，“9·11”事件发生，震惊全球。美国社会顿时惊呼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竟然对美国造成如此巨大威胁。然而，美国却严重缺乏懂得普什图语、谙熟阿富汗事务的人员。对于恐怖袭击的酝酿，美各情报机构未能充分预警，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前也未能就此作出有效研究。¹⁰显然，以“理性选择”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不了这样的恐怖主义事件，倡导问题导向、实地调研的区域国别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美国国务院坦承，在外国语言教与学方面存在的赤字，这对美国家安全、外交、执法、情报工作和跨文化理解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一状况使美国无法在外媒环境下有效传播，损害了反恐努力，消除了与冲突后地区的人民和政府携手合作、促进相互理解的能力。美国的商业竞争力也在进行有效接触和扩大海外新市场方面受阻。¹¹五角大楼、中情局等机构都深感缺少阿拉伯语和其他“重要外国语言”人才，特别是在翻译情报方面。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9·11”事件提振了美国一度沉闷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使这一领域重新受到关注。2006年，美国政府设立“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为其拨款1.14亿美元，用于支持和鼓励人们学习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等语言。这一拨款有的直接用于资助学校的外语教学，有的用于资助留学生海外深造。实际上，该计划的目的是让儿童从幼儿园开始学外语，并出资在小、中、大学及以上水平的教育机构加强外语教学。

在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后，美军在阿、伊近乎陷入泥潭，终于认识到，“反叛乱”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政府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必须从当地人的视角看问题，才能有效地知道前进的方向。因此，美国政府开始求助文化人类学家来制定反叛乱政策。与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合作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风气，就是在各级训练中培养文化意识，这也就是对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而这恰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把目光转向欧洲与日本，会发现它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成就不小，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的，欧洲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有着殖民主义的历史渊源，故而，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往往对自己的前殖民地、后来独立的各国有相应较深入的研究。以荷兰为例，得益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及大量资料的累积，荷兰对印度尼西亚有深入的研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学术研究的发展与一国总体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密切关联，区域国别研究涉及多学科共同协力，保持和提升其研究水准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撑。一段时间来，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颓势导致了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经费削减，从而限制了其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提升。例如，在亚洲和非洲研究方面久负盛名的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俗称“亚非学院”），在英国政府削减对大学拨款的背景下，已经遭遇科研经费不足、研究人员士气不高以致人才流失等问题。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也有比较长的历史，尤其对中国、苏联及俄罗斯、美国、东南亚、朝鲜半岛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与欧洲国家有些类似，在经济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加剧、政府削减大学拨款的背景下，也遇到一定的困难。

孙：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成就？

任：广义地说，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发端较早，过程曲折，这跟整个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前面讲到，晚清时期已经有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积极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和变化，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历史文化、语言风俗，以求抵御外辱、自强求富。随着眼界的开阔和中西交往的加深，缘起于清末的区域国别探索在民国时期得到延续和深化。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探索，如梁启超就曾经基于自己对于战后欧洲现状的考察，撰写了《欧游心影录》，¹²从文化角度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还有为数不少、留学欧美和日本回国的学人写出过十分优秀的作品，例如，关于各国政府和政治的著述。应该说，民国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虽然不那么专业化、制度化，显得零碎和分散，但这方面的学术探索和成就，包括国际贡献，却是切实存在的。¹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演进的过程。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政治学等被视为“伪科学”，大学中的社会学系、政治学系被撤销，这显然是不利于区域国别研究开展的。不过，相关研究在各个高校的历史学系、外语系等系科延续了下来，为日后区域国别研究的复兴和发展保留了基础。至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推动，区域国别研究迎来了第一次发展机遇。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尤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963年12月，周恩来开始出访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亚非十四国，在出访前他主持召开了关于加强国际研究的会议，其后，中央外事小组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列举了加强国际研究的必要性和一系列具体措施。对此，毛泽东主席批示称“这个报告很好”，从最高层次上加以肯定。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国于1964年雷厉风行地成立了一系列地区国别研究机构，大大推进了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具体而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于1964年都建立了国际政治系，并在研究对象上作了分工。其中，北京大学侧重研究亚非地区，为此成立了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侧重研究欧美国家，成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侧重研究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此外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开始时受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双重领导，1966年划归中联部，着力对相应的三个区域开展研究。1980年后，上述研究机构从中联部成建制地划归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地方层面上，基于地域特点和优势，在我国边疆各省份因地制宜地设立了一系列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研究机构，具体而言，包括1956年已设立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60年设立的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64年设立的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1964年设立的吉林大学日本研究室及朝鲜研究室等等。¹⁴上述三方面的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的发展称为“第一期发展”。“第一期发展”为后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非常可惜的是，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严重冲击，区域国别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后，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得到恢复性发展。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迎来“第二期发展”，这一阶段最为显著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起了八个国际研究方面的研究所，分别是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现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以及综合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资深国际问题专家、外交家宦乡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七大区域国别研究所及世经政所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很快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区域国别研究国家级机构，其创办和主管的各个学术刊物，如《当代亚太》《美国研究》《欧洲研究》《日本学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拉丁美洲研究》《西亚非洲》等，也大多成为本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此外，各重要高校也开始陆续建立区域国别的研究中心，如复旦大学先后于1985年、1990年和1992年建立了实体性的美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和韩国研究中心（后称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区域国别研究得到恢复并有明显发展，但因受制于一些现实条件制约，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研究经费缺乏、研究成果出版困难、研究人才不足等等。

进入21世纪后，主要在教育部推动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进入“第三期发展”。具体而言，“第三期发展”又可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阶段，教育部秉持“一流”及“唯一”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九个涉及国际问题的重点研究基地，分别是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的欧洲研究、四川大学的南亚研究、南开大学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及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基地。第二阶段，教育部又启动了“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其目标是在“211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及重大攻关项目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创新能力。在这一进程中，超过半数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后来“985工程”相同研究领域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在这一阶段，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跃升，区域国别研究受到更大重视，资金投入显著增加，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整体水平上迈上了新台阶。

此外，经过这样三期的发展，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还鲜明地体现在研究机构的多元、研究成果的丰富、研究队伍的壮大三个层面上。仅以东南亚研究为例，我国广西、云南、广东、福建等地陆续建立了更为多元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在广西，1978年，广西社会科学院设立东南亚研究所（原名“印度支那研究所”），先后持续出版了《中国－东盟年鉴》《越南国情报告》《中越关系史简编》等学术著作，并创办学术刊物《东南亚纵横》；广西社科联设立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广西大学设立中国－东盟研究院、中国－东盟协同创新中心；广西民族大学设立东盟学院。在云南，云南社会科学院设立东南亚研究所、缅甸研究所、老挝研究所、越南研究所、泰国研究所，并创办学术刊物《南亚东南亚研究》（前身为《东南亚》和《东南亚南亚研究》）；云南大学设立东南亚研究所、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研究中心、缅甸研究院。在广东，暨南大学有东南亚研究所，并且创办学术刊物《东南亚研究》；中山大学设立东南亚研究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依托语言优势，整合国际研究的资源，于2018年建立国际关系学院。在福建，厦门大学设有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持续出版《东南亚蓝皮书：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创办并多年出版学术刊物《南洋问题研究》及发表外国研究成果的《南洋问题译丛》；华侨大学设有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并先后建立起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研究中心，并出版了连续性的《泰国蓝皮书：泰国研究报告》等著作。总的来看，中国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已经有了显著提升，研究机构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学术成果日益丰富，研究队伍也日趋壮大。

孙：您认为这一时期区域国别研究建设还存在哪些不足？

任：东南亚区域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可喜变化和进步，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建设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尽管成果十分丰富，但总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现有的区域国别研究尽管以国别和区域研究为导向，却经常对研究对象国的语言缺乏熟练掌握，普遍缺乏长期扎实的田野调查，缺乏一手资料的累积，较多地依赖英文二手材料。如何在“量”的基础上提升“质”，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未来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其次，现有区域国别研究和社会科学学科和理论的结合严重不足。现实中，许多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者虽然对对象国家或者区域的现实情况比较熟悉，也有实地调研的经验，但缺乏必要的社会科学训练，在研究中难以做到自觉地将区域国别研究和学术理论问题结合起来，进而造成研究产品缺乏“张力”，仅能在一个狭小的研究圈子中被阅读，难以在国际关系、区域研究学界产生广泛共鸣，也难以引发反思和讨论，进而推动社会科学理论新的发展。

孙：您刚才谈到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与欧洲列强的殖民开拓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其对外政策。那么自21世纪以来，我国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有哪些考量？

任：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也不完全如此。正如前面讲到的，欧洲列强推动的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美国学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苏联研究、中国研究等，发生在殖民开拓、全球冷战的历史背景下，相关学术活动确实有着服务于对外活动和全球战略的现实考量。¹⁵然而也应该看到，区域国别研究的推进及发展，不完全是学术服务于对外政策的结果，而是有着社会科学知识积累、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反映出人们对于探究外部世界的强烈求知欲望，这是一个学术探索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实施这一历史条件下，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国别研究，从功利的一面说，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从而更有效地维护本国在海外的合法利益；只有明确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实发展诉求，才能更好地推动发展倡议落地生根，造福当地，实现中国与有关国家的互利共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跃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公民走出国门，开展业务，谋求发展。相应地，中国的现实利益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¹⁶这既是中国崛起的必然结果，也给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带来了挑战。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迅速扩展，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保障中国企业、公民的合法权益及人身财产安全，正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进也使得这一问题日益凸显，切实做好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权益维护，成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命题。

实际上，海外维权的重要前提是对广大的外部世界有深入了解和把握，唯有细致地掌握海外投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营商环境、文化习俗、外交政策，中国企业才能“防患于未然”，进而有效规避投资所在国因为政党轮替、政策变动、教派冲突、恐怖袭击等意外事件造成的冲击和损失。这就对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进，在现实需求的导向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从传统重点关注欧美资本主义强国，日益向扩展研究广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国家转变。传统上，中国的国际研究学界对美、欧、日比较重视，对广大欠发达国家研究不足。然而，在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建设方针的积极引导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视野得到极大拓展。为统筹和协调区域国别研究建设，教育部国际司在北京语言大学设立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委托其行使相关职能。在教育部推动下，截至2019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各大学正式建立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有42个，非正式的备案研究中心有395个，数量总计437个。统观这些为数甚众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基本上做到了全球范围内区域国别研究的地域全覆盖。目前，我们的研究视野已经拓展到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各大学的积极性十分高涨，比如，福建农林大学还建立起了“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连斐济这样传统上不太重视的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现在也有学者从事研究。随着一系列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的设立，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将会得到极大拓展，这对保护中国企业、侨民在海外的投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维护海外合法利益的现实考量，但与以往欧洲殖民大国和超级大国不同，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绝不是出于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早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宣示中国永远不称霸。习近平主席也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谋求共同发展的合作倡议，旨在推进基础设施、商业贸易及人文交流的深度联通，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共赢。¹⁷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倾听其发展诉求，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帮助维护它们的合法权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基于此，中国乐于与他国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机遇。古语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不应仅是简单的经济援助，除了“输血”，更重要的是还要“造血”。为此，我们大力推进区域国别研究，除了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外，还着力了解各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进而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努力对接，促进合作，从而实现双方共同发展，互利双赢。概而言之，平等协作、互利共赢是中国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理念和人文关怀，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中国和平崛起与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之路的最大不同。

孙：如您所讲，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此期间，陆续建立起一系列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推动的研究能否理解为是您所论述的区域国别研究？

任：前面讲到，中国的国际研究已经历了“三期发展”，其中包括区域国别研究。经过三期发展，中国已经陆续建立起了数量可观、覆盖面广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但应该指出的是，目前的状况与成熟的区域国别研究还存在明显差距。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普遍存在的缺陷在于，区域研究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及理论发展之间是相互脱节的。尽管中国建立起了为数不少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也以特定的区域或国家为研究对象，但很多研究长期停留在历史或现状描述的初级阶段，缺乏学术意识和理论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延展性。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造成围绕特定区域或国家展开的研究常常脱离于国际研究的主流，碎裂成以地域性为分界的窄小学术圈，很多时候自我设限，这极大地限制了学术互通、彼此借鉴和理论创新的可能。应该看到，虽然区域国别研究强调语言基础、田野调查和对于一手材料的运用，但却不能没有学术意识而变成简单描述。恰恰相反，理论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关系。在传统意义上，具有理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对机制、理论的概括和提炼，但理论的建构绝不能是“无源之水”，扎实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能为理论建构提供鲜活素材，而且能为理论修正、完善提供有益的对照。地域性的区域国别研究得来的知识，在比较、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上，可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¹⁸美国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正是在对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精细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提炼出了“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这一精辟的社会科学范式。¹⁹当前和未来，我们要发展好区域国别研究，必须要具有社会科学学术意识，自觉地将区域国别研究与学术理论问题结合起来，加强与主流国际关系学界的融通与对话。如此，则不仅有助于逐步形成理论研究与区域研究相互补益、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还将极大地提升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水平。

孙：您认为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这对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建设有何启示意义？

任：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称为“area studies”，其历史相对长一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发端，到目前已经比较成熟和制度化，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界从事国际研究的稳固阵地。前面已谈到过一些。大体来说，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第一，国家和社会两股力量共同助推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和发展。美国政府的官方支持对于其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持促进作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赢得战争，美国政府派遣相关学者前往战区对特定国家从事的研究，就属于区域国别研究，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他是战时被美国政府派往美驻华大使馆从事相关工作和研究的，以提供政策咨询意见。²⁰还有一些社会科学家，虽然没有前往战地，但也受美国政府的委托从事相关研究。应该说，美国政府在战时支持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对于政策制发挥了重要的咨政作用，因而，这一做法在战后得到延续。战后不久，美国即面临与苏联全面冷战、你争我夺的全球形势，对世界各个地区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很自然便受到极大重视。美国政府于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对区域国别研究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正是得益于政府的资金支持，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起了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使得战后时期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出蓬勃繁盛局面。

此外，美国社会中作为私人部门的基金会对于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福特基金会发挥的作用最大。1950年，福特基金会设立了“外国区域奖学金计划”（FAFP），据统计，1951—1966年，福特基金会先后共投入2.7亿美元支持相关研究项目。截至1972年，共资助了约2 050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从事区域国别研究项目。1972年，福特基金会又宣布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共同组建了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多个区域研究委员会，在此后30年时间里，为大约3 000项区域国别研究提供资助，为相关学术研讨班、会议、成果出版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支持。同期，福特基金会还为美国15所研究型大学提供了约1.2亿美元用于建立各类区域国别研究中心。²¹除了福特基金会，美国其他各有关基金会也向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重大的支持，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等等。可以说，美国私人部门尤其是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兴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简言之，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繁盛，是官方力量和私人部门协力推动的结果。正是因为得到政府和私人部门两方面的协力支持，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才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才培养和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推动力量来自政府，特别是教育部，还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国际问题研究的资助。相对而言，来自民间私人部门的推动力量还不明显，区域国别研究要想取得长远而切实的发展，除了需要官方的重视支持，还需要私人部门一定程度的资金投入。私人部门的支持可具有灵活性强、覆盖面广、政治性弱等特点，对于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经济进一步活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将会得到更为多元的助力。

第二，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以各主要研究型大学为主要阵地，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走上了制度化、细致化的道路。在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协力帮扶下，美国各研究型大学基本建立起了全覆盖式又各有所长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实现了研究队伍的专业化、研究机构的制度化及研究项目运行的常态化。仅以哈佛大学为例，在1948—2003年间，哈佛大学先后建立起了俄国研究中心（现为戴维斯俄国与欧亚研究中心）、中东研究中心、东亚研究中心（现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金茨堡欧洲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赖肖尔日本研究所、乌克兰研究所、韩朝研究所、戴维·洛克菲勒拉美研究中心及米塔尔南亚研究所。当前，崛起中的中国存在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类似的情形，即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和人员开始“走出去”、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相比而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还处于相对粗放的发展阶段，制度化、精细化程度还有待加强。在向教育部申报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的过程中，全国各大学为了占有一席之地，并在财政资源分配中分得一杯羹，争先恐后纷纷加入，成立了大量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但仔细审视，很多研究中心存在人才不足、研究机构空洞化、低水平重复等问题。如何在数量庞大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中甄选出具有较充足人才配备、较好研究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学术机构，加大对其财政支持力度，使其组织机构制度化、研究工作细致化，既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对我们的启示，又是中国当前推进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孙：您刚才谈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成就和问题，指出在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的研究风潮之下，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或多或少处于守势。而区域国别研究在日本则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确立了比较牢固的学术地位，请问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与美国有何差异，“日本路径”对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

任：日本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有自己的特色，最大的特点就是细致。日本学者在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可能得益于其民族性格的影响，往往能够深入对象国的现实中，扎实掌握语言，搜集一手资料，注重田野调查，产出了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日本早年对中国的研究，可暂不论。按照安藤彦太郎的说法，日本人的中国研究，一向是分为研究古典的中国和研究现实的中国两个非常不同的领域的。日本人非常尊敬古典的中国——即古代的中国，但对现实的中国，在近代以来的很长时间中，是持有轻视或蔑视的态度。原因有两点：一是认为中国没有可学的东西；二是认为不值得研究。对中国感兴趣是出于商业上的需要或军事侵略的需要，为此而进行的调查是日本的陆军或与军方有密切关系的机关及企业等。说它是研究，不如说是调查，这种调查可称为兵要地志调查。

最初有计划地进行兵要地志调查的机构是1887年在上海成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它是以日本陆军为后台而创立的一种学校，后来发展成为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撤回日本，是今日爱知大学的前身。日俄战争后，日本势力进入了中国东北，不久创办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在其中建立了大规模的调查部。这个部遂成为中国调查的中心机关。²²

“满铁”在中国开展的调查研究生动地体现了日本式区域国别研究细致入微的特征。首先要明确的是，“满铁”是一个服务于日本侵略扩张的机构，它的工作最终是为日本蚕食中国、甚至发动侵华战争服务的，这必须明确和批判。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具体审视“满铁”开展的调查研究，会发现他们的研究做得极为细致。“满铁”在华北开展的调查研究不仅是深入到县一级单位，甚至可以具体到某一个村庄。“满铁”的研究人员多毕业于日本各个国立大学，接受过专业的学科训练，多采取文化人类学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日本的侵略对象国展开研究，形成了大量专业的研究成果。“满铁”还创办了专门的研究刊物《满铁调查月报》及《满洲经济年报》，定期发布研究成果。应该说，“满铁”的研究工作为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活动起了很大的咨政作用，也鲜明地体现出了日本区域国别研究深入细致的特征。至今，吉林社会科学院仍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在整理和研究“满铁”的对华研究报告。得益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对东亚地区开展的调查研究，战后东亚也成了日本区域国别研究的专长区域。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及独立的东洋文库，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研究方面在国际上都具有很高的声誉。

日本对东南亚地区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并建立起了高度专业化的研究机构。在学术研讨会中，我们常能听到有人发问：“为什么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投入了大量资源，积极开展互利合作，可当地国家对中国依然疑虑重重；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侵略国，可如今却在东南亚地区获得了极高的认同？”实际上，战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进行了长期的经营。²³自“福田主义”出台以前和以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源，通过开展经贸合作、援建基础设施、加大教育援助等措施，在东南亚区域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日本东南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背后有着扎实的区域国别研究作为支撑。京都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是一家享有盛誉的从事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机构，出版有《东南亚研究》（Southeast Asian Studies）、《日本东南亚研究杂志》（Japanes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及《京都大学东南亚评论》（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等多种学术期刊，对许多现实问题进行了大量扎实的研究。除了京都大学为代表的高校，日本诸多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也从事东南亚区域的研究，如“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就设有专业化的研究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研究所”（JICA Research Institute），该所有一定的力量从事东南亚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此外，现设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之下的“亚洲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cs-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IDE-JETRO）是一家老牌的研究机构，成立于1958年，长期来深受官、产、学界重视，从事综合性调查研究、共同调查研究、特别调查研究及委托调查。亚洲经济研究所不仅研究范围广，内容多，而且形式多种多样。该所不仅重视对公开资料的调研，也很注意对外国的实地调查和研究。²⁴它在东南亚研究方面也是一支极重要力量。

简而言之，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也已经颇具制度化。受其独特的国民性格影响，日本走出了不同于美国的研究路径，不那么受社会科学理论的“污染”，更强调掌握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历史、文化，开展扎实的田野调查，产生了不少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对中国、美国、俄罗斯、东南亚等区域国别的研究方面独具专长。

二、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辨析

孙：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有紧密联系，但二者似不能等同，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https://www.daowen.com)

任：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既有交集又有不同。首先，区域国别研究是从历史、语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等视角对某一特定区域或者国家开展的研究，自然会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交集。如果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区域国别研究是对某一国家或特定区域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这当然属于一种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在具体的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中，不可能不涉及对象国的外交政策、国际战略、政治人物等议题，因而，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有密切的关联性。然而，区域国别研究又不能等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前面提到，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以特定的区域国别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探究，强调掌握对象国的言语，在开展研究时要深入到对象国的社会之中进行深度田野调查，讨论的内容也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而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着重关注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及对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变动进行规律性探索。相比较而言，区域国别研究所涉及的方面远远超过对外关系研究的范畴。如果用图示表示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是两个存在交叉部分的圆圈：

此外，应该看到，区域国别研究由于其内容极为丰富，几乎要求对对象国的各个方面都展开研究，因而区域国别研究具有显著的多学科或跨学科特征。这就需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要基于学科导向的培养模式，须在某一学科中具有专门的训练，同时，最好又傍及其他一两个学科，形成一种一定意义上说是复合的培养模式，力求使研究者兼具学术视野和研究能力。在过去，一个从事特定国家或区域研究的学者可能是个“通才”（如早期的汉学家），但在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高度专业化、分科化的条件下，培养“通才”几乎是不可能的，某一个研究者不可能对某一国家或区域的各个方面都有研究。这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必然是多学科的研究，必然要求开展来自不同学科人员的协力研究。要用好各个学科的“专才”，发挥集体智慧和团队作用，在综合性的研究平台上整合多个学科的研究力量，组建研究团队，共同聚焦某一特定区域或国别，以求对这个特定区域或国别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才能是深入的、有成效的。

孙：您曾说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旨在对国际事务进行规律性总结，强调“共性”；而区域国别研究则旨在对某一国别或区域进行细致深入的全面考察，强调“个性”。您倡导“有学科意识的区域国别研究”，请问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应当如何处理导向不同的理论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强化区域国别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

任：学问都是相通的。前面讲到，国际关系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强调对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变动进行具体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把握国际关系的规律和机制，正如你提到的，这种研究既可以是细致入微的，也可以是比较宏观的。²⁵应该看到，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绝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须要有“源”和“本”。而区域国别研究恰恰能够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完善提供一定的来源支撑。现实表明，有益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往往是从微观的案例研究入手，研究者在对特定区域国别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探索规律和机制，然后通过扩大研究范围，不断对既有规律加以补充和修正，最终提炼出宏观、深邃的社会科学理论。比如，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久负盛名的“发展型国家理论”（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就是这样产生的。“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研究起点是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探析。经过研究，约翰逊认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政府发展经济的意愿及政治管理模式起到重要作用。²⁶在考察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约翰逊放宽视野，继续研究了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发现它们的发展路径与日本有许多相似的内在机制，于是，在此基础上，他又发展和完善了“发展型国家理论”。²⁷这一案例生动地展现了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之间健康的互动关系。作为区域国别专家的约翰逊和作为理论建构者的约翰逊可以说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此外，区域国别研究绝不仅仅为社会科学理论贡献“原材料”，实际上，它还为社会科学理论的修正和完善提供了标尺。尽管社会科学理论强调规律性、普适性，但或许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实中，引进外国社会科学理论和考察某一国的现实问题，或多或少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这时就体现出区域国别研究对社会科学理论的修正作用。在特定的区域国别研究映照下，社会科学理论可能会遭遇到解释力困境，这恰恰是对理论进行修正、完善的良好时机。如能立足于新的现实基础，反思原有理论的缺失，进而提出新的完善了的理论论述，那将有效扩展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路径，推动理论探究的深入。

简言之，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绝不是两相孤立、相互排斥的研究领域。恰恰相反，二者天然存在互相促进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提供鲜活的素材和来源；另一方面，理论能够激发和启迪研究者提出问题。区域国别研究还是修正社会科学理论的标尺和参照。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反映现实、观照实践，高屋建瓴，但绝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在国际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理论的研究不能“空对空”，而应当放到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中接受检验，进行修正从而进一步发展。只有这样，理论研究才是具有生机和活力的。

还需指出，当前，在社会科学学界特别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存在一种并不健康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在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时，有的学者过度看重理论，事事以理论为先导，出现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现象。不少学者将时髦的社会科学理论当作绝对真理，在现实研究中简单套用。为了维持理论的解释力，不少研究者甚至不惜“阉割”现实，在研究中选择性地使用材料，凡是符合理论的就采用，凡是不符合理论的就舍弃。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丧失了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把区域国别研究变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注脚，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注脚。这样的“研究”无助于推进对特定区域或国别的认识，甚至造成“学术殖民化”的现象，限制了社会科学自我修正和发展的潜力。实际上，从事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倒过来”，研究者必须从某一区域国别及数个区域国别的现实出发，扎实推进实证研究，然后在归纳、概括、比较、提升的基础上反思、修正和发展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²⁸

三、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前瞻

孙：有学者指出，区域国别研究的独特性在于跨学科属性，从多个学科出发对特定国家或区域进行“全息式”研究。而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一大缺陷即在于视角单一和学科分散。您认为，为深入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应采取哪些举措推动相关学科建设？

任：整合基础性的学科资源以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开展，涉及高校科研架构及其组织。总的来说，中国各大学中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镶嵌在各高校的国际关系学院之中，另一类是各高校建立的实体性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前者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内有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则设有美国研究中心、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设有美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此类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对于国际关系学掌握较娴熟，具有学科视野，对于对象国的外交政策具有较精准的把握，但缺陷在于缺乏多学科视角，对于对象国的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结构等可能缺乏把握。后一类如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等，此类研究机构往往历史较悠久，对于特定的区域国别有着长期的专门研究，对于对象国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宗教信仰及社会结构都有专人研究，对于相关国家基本国情有较为深入的把握，但缺点是欠缺国际关系的学科视角和理论视野。此类机构开展的研究往往长于描述，短于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意识。如果只是停留在对历史或现状问题的简单梳理和描述，就难以对社会科学理论的修正与创新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并且常常碎裂为狭窄的地域研究圈子，难以在国际关系主流学术界参与对话，产生共鸣，引发思考。简言之，这两类情况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视野的分离，这一分离局限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开展。

针对上述问题，解决方案是推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资源重组，积极引导区域国别研究与较具普遍性的理论问题相结合，走向“有学科意识的区域国别研究”。具体而言，可能有两种路径：其一，建立较具实体性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大学于2018年4月建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KU）。这个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平台，是一个集学术研究、学术管理、人才培养、智库功能、对外学术交流五项工作于一体的建制单位。它以各院系现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充分尊重和利用历史资源和现有条件，动员北京大学多样化的学科力量和长期积累的国内外联系，试图整合和盘活各院系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梯队和物质要素，激发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做到既面向国家需要，也面向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拓展加深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和潜力，构筑跨学科、全方位、多层次、有活力、协同合作、共同攻关的学科新布局。从该院网页的“相关机构”看，属于“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工作范围的有地中海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朝鲜半岛研究中心、蒙古国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所等49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研究所），²⁹布局可谓宏大。从这些中心或研究所的情形看，虚实兼有。其二，建立区域国别研究的平台。当前，我国不少研究性大学及科研院所都建有数量可观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尽管其研究人员往往也有着不同学科背景，但却难以在全校范围内调动、整合分布在各院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力量进行团队协作。这种机制性整合其困难往往在于一所大学是以院系为单位组成的，从事某一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一般身处在不同的院系。由于学者的编制在不同院系，相应地，其业绩评定、工资奖金、绩效考评也分属各个院系管理。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如何开展好需要多学科汇聚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无论叫作“中心”，还是叫作“研究院”，无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实体，核心问题都在于如何充分地将分布在各个院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力量调动整合，形成研究合力。从实践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越是实体，开展的研究也越“实”，这二者间看来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孙：传统国际问题研究主要侧重于大国研究，如美国、欧洲、日本研究等。相对而言，对于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如拉美、非洲、东南亚则研究不足。这一现象是否会影响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为补足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关注不足的欠发达地区研究，应采取哪些举措？

任：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传统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比较注重发达地区和大国研究，对于广大的欠发达国家相对缺乏研究。但要看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就地域而言也日渐开阔，加上教育部专项计划的引导与鼓励，这一情形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当前，研究传统意义上广大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正大量涌现出来。考虑到中国学术界对于广大欠发达地区的研究相对不足，在新时期推进针对这些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当着重考虑三大因素，即研究者的语言能力、社会科学专业训练及“同吃同住同劳动”式的田野调查。现实地看，现有许多研究者可能具备上述三项要求中的一两项，却较少能同时满足所有条件。当前，有不少以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国别为对象的研究机构都建立在语言类大学之中，它们的研究人员通常拥有较好的语言能力，但比较缺乏必要的社会科学训练，对于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可能也欠缺扎实的把握，这成为作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瓶颈。应该看到，语言基础对于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在田野调查、资料搜集过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从学习语言的青年学子中选拔培养“冷门”区域国别的研究专家可能是一个好办法。不过也应当明确，对于学习语言出身的青年学子的培养，必须要制定科学的培养方案，在夯实其语言基础的前提下，在研究生阶段应着重加强社会科学的训练，进而满足进一步深度研究的需要。简言之，一个好的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应当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且能够在对象国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这应当成为我们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三条标准。

孙：既然区域国别研究要求多学科、“深扎根”“融入式”，对研究者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实现学科导向的国际关系研究和问题导向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无缝对接”，您认为应当如何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任：区域国别研究是以特定的区域和国家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从来就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组成部分，不是相互矛盾或对立的关系。围绕不同地域、国家展开的区域国别研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些共通性。提升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质量和水平，要求研究者们从三个共性出发，即掌握对象国语言、良好的社会科学专业训练及融入式的田野调查，不断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进而满足21世纪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需要。

首先，语言能力是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条件。长期以来，实际上，语言常是中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者的短板。在对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的研究中，这一问题还不突出，但在围绕广大欠发达国家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短板就表现得相当明显。许多从事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研究的学者不能熟练掌握当地国家的语言，长期依赖英文文献获取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所需要的“设身处地”，限制了研究者“融入”对象国社会，有时候甚至还带来了意识形态成见。想要客观、深入地把握对象国的状况，研究者必须要克服“语言关”，进而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掌握“触感”高的一手经历和材料。可以说，克服语言障碍将会极大地助力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建设。

其次，扎实的社会科学专业训练。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当然包括多个学科，不仅包括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还包括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某一位研究者一般是在某一个学科领域获得专门的训练，因而属于专才。同时，相关和必要的社会科学训练将会给特定的区域国别研究项目带来理论和方法的“支援”，使相关研究能够具有清晰的问题意识，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形成“靠谱”的研究结论，而避免变成对历史或现状问题的简单描述和归纳。这对于提升我们的研究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扎实的田野调查能力。区域国别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想要对某一个方面有深入的把握，仅仅凭借文献阅读是远远不够的。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从事扎实田野调查的能力，能够长期地深入到对象国的社会生活之中，进行参与式观察和调研。一般至少要有在对象国一年以上的生活经历，以及多次的往返。研究者应当具有清晰的问题意识、掌握熟练的田野调查技巧，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必要资讯，以期对所研究的问题达到深入、细致的了解。

孙：随着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式在国内学术界兴起，一系列研究机构陆续建立了起来，但也出现了重复性高、研究不深入、机构空洞化等问题。为了有效、有序地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您认为应当如何对各种新兴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加以规范和引导，进而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

任：这个问题的确存在。现实地看，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还处于相对粗放的发展阶段。在教育部加强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举措激励下，大量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实事求是地讲，确实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许多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虽然挂牌了，却缺乏必要的研究人才，图书资料积累也不足；有些研究机构则面临资金不足、研究条件受限、研究人员缺乏积极性等问题。我曾经听一位拉美问题专家谈到，在全国范围现已有50多个以拉丁美洲为对象的研究机构，然而，实际上既有专职研究人员，又有研究基础，能够切实开展研究的却并不多。见微知著，其他区域国别的研究可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想，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一个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当前数量庞大的各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就会呈现出差异，一批有实力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将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届时，可根据情况，有针对性地扶持有发展潜力的研究机构，及时裁汰或放弃支持低水平、空洞化的研究机构，这样可有效解决当前这一领域存在的泥沙俱下问题，进而集中优势资源，推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高质量发展。当然，这需要一个检验过程，还需要假以时日。总的来说，经过这么些年，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21世纪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中国与世界互动全面加深的当下，中国学者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条件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一定会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注释

1．比如牛可、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钱乘旦：《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学刊›发刊词》，载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编：《区域国别研究学刊》，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相关的英文出版物至少包括Mark Tessler,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East Poli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Gabriel A. Almond, “Area Studies and the Objectivity of the Social Sciences，”in Gabriel A. Almond, Ventures in Political Science: Narratives and Reflection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Da-vid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就外部看中国而言，可参见葛兆光：《想象异邦：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吴晗主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3．比如，英国的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可参见[加拿大]许美德：《英国的中国学》，载丁守和、方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史料选》，樊书华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59页。

5．梁启超：《李鸿章传》，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6.“走向世界丛书”和“走向世界丛书续编”，作者包括张德彝、康有为、容闳、黄遵宪、薛福成、郭嵩焘、曾纪泽、王韬等人，大部分是晚清1840年之后前往欧美、日本或出使，或游历，或肩负特殊使命的官绅。校点者钟叔河等，均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负责各品种的整理校点，岳麓书社陆续出版。

7.[日]安藤彦太郎：《日本研究的方法论：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卞立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7页。

8.[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9. Chalmers Johnson and E. B. Keehn, “A Disaster in the Making: Rational Choice and Asian Studies,”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36, Summer 1994, pp. 14—22.

10. Craig Calhoun, et al., eds., Understanding September 11, New York: The New Press,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2002.

11.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Briefing by Dina Powell, Assistant Sec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and Barry Lowenkron,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http://www. state. gov/r/pa/prs/2006/58733. htm, 2020-02-01.

1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13．比如，在很长时间里被人忽视了的张彭春及其贡献，参见孙平华：《张彭春：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4．相关情况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编、金熙德主编：《中国的东北亚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朴键一主编：《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编：《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15．参见Ron Robin,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En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美]雷迅马: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16．汪段泳、苏长和主编：《中国海外利益研究年度报告2008—200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18．例如政治发展理论，可参见Myron Weiner and Samuel Huntington,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 and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19.[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0．参见[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1. 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10—11.

22.[日]安藤彦太郎：《日本研究的方法论：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第2—7页。

23.[美]劳伦斯·奥尔松：《日本在战后亚洲》，伍成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林华生：《日本在亚洲的作用》，曾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4．徐之先、刘挹林编著：《日本的脑库》，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1页。另见亚洲经济研究所网页https://www.ide.go.jp。

25．前者如[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后者如[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6.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lmers Johnson, Japan: Who Governs? 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95.

27．禹恩贞编：《发展型国家》，曹海军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版。

28．例如[美]纳谷诚二等编：《发展的难题：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比较》，陈家海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美]加里·杰里斐、唐纳德·怀曼编：《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俞新天等译，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29．参见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网页https://ias.pku.edu.cn/fwzn/xgjg/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