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源起、现状与前景
——孙吉胜教授访谈

袁 莎

编者按　语言是国家间交往的媒介，是影响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政治语言学结合国际政治学与语言学理论，从语言的视角来研究国际政治问题，以期补充和拓宽国际政治的研究视阈。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国际政治语言学有何独特的研究议程和方法？相关研究经历了哪些发展？存在哪些不足？发展前景何在？我国学者又能为该领域的发展作出何种贡献？为此，本刊特约记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袁莎博士专访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吉胜教授。孙吉胜教授长期从事国际政治语言学、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外交研究，在外交学院创立了国内首个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博士点，著有《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主编），译著有《我们建构的世界：社会理论与国际社会中的规则与统治》《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与波斯尼亚战争》（合译）等。

一、国际政治语言学的源起

袁莎（以下简称“袁”）：孙教授您好，近年来，国际政治学中的语言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作为系统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您认为语言是如何进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视野并进而形成国际政治语言学？

孙吉胜（以下简称“孙”）：国际政治语言学是一个前沿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它的出现首先与政治和语言的关系密不可分。

政治与语言相互影响，紧密相连。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也是“唯一具有语言功能的动物”，正是语言及由此产生的理性让人类可以从事政治活动。¹语言一直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治而言是最重要的媒介。语言可以塑造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也是争夺意义的过程，意义直接影响政策的合法性。语言同时也是政治家们建立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可以用来解释政策、动员社会，甚至可以建构现实，改变世界。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软权力，语言的运用也是权力的体现。

实际上，政治学与语言学已经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互鉴。从政治学的发展过程来看，一个突出特点是经常会和一些临近学科交叉创新，产生新的领域，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伦理学等，而政治语言学也是如此。在语言学内，许多语言学大师把政治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教授诺曼·弗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等语言学家都致力于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认为语言是形成意识形态和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当然，他们主要通过研究语言的政治性，探索语言学的问题。同样，政治学也日益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以语言为切入点，来研究政治现象，揭示政治问题和规律。20世纪70年代，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教授默里·埃德尔曼（Murray Edelman）就开始强调语言、意义和隐喻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他提出“政治即象征行动”，而语言是象征行动中最重要的要素。²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薇安·A.施密特（Vivien A. Schmidt）则引领了政治学“话语制度主义”的潮流，进一步提升了语言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³此外，一些学术期刊也为这一跨学科探讨提供了平台，例如，《语言与政治期刊》（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的创刊就是为了整合传统语言学、交流学与政治学的研究，进一步探索现代和后现代世界中政治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类似的期刊还有《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修辞与公共事务》（Rhetoric and Pubic Affairs）等。语言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都凸显了政治的语言性和语言的政治性这两个重要方面。

国际政治学主要研究的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政治后果，而语言是国际行为体表达意图、传递信号、进行互动的重要工具，语言的政治性、权力性、社会性、建构性等特点时刻在影响国际政治的进程与结果。古典国际政治学家早就认识到语言在国家间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指出，是语言让人类走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促成了利维坦的形成，人类最重要的发明就是言语⁴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也强调，除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外，用语言“控制舆论的权力”也至关重要。⁵但是，随着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兴起，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逐渐主导国际政治研究，语言被边缘化。新现实主义反对理想主义，认为国家间的言语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即使后来出现了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其分庭抗礼，国际政治研究依然坚持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些有利于建立简约和“科学”的理论，却不能全面解释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把“人”的影响忽略不计了。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日新月异的世界，尤其是美苏关系的缓和，以及两极格局的垮塌和冷战的悄然结束，当时的两大主流理论（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力不断受到质疑，更多新视角、新概念开始进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语言也重新得到重视。

在这一背景下，一批后实证主义学者重拾语言研究，开启了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这些学者非常关注语言，指出语言不仅是人类表达、沟通和理解的媒介，而且会建构观念、身份和利益。而国家间关系不仅涉及军事和经济等物质行为，语言博弈也无处不在。作为国际政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语言的存在、作用和影响需要进行系统地描述和阐释，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事实上，国际政治学本身是一门非常年轻且不断发展的学科，纵观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它不断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汲取营养，甚至是量子力学和生物学也出现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当然，这也使人们对国际政治的认识更加丰富和深刻。国际政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不仅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而且反映了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不仅扩大了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视野，而且增强了国际政治理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袁：国际政治语言学将如何展开研究？它的研究议程是什么？

孙：国际政治语言学主要以语言为切入点来研究国际政治，当然这里的语言在研究中可以是言语行为、叙事、话语、话语权、翻译、修辞、语境等具体语言学概念。研究主要沿两个路径展开：一是将国际政治中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就如同研究身份、权力一样，以揭示国际政治的真谛；二是借鉴语言学的思想、理论、视角来研究国际政治问题，两条路径的目的都是通过研究语言加深和拓宽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国际政治而非语言。

第一个路径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语言在国际政治中是否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

首先，语言在国际政治中是否起作用？国际政治为何要研究语言？传统国际政治研究大都坚持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认为行为体是理性的，只有物质行为才会发挥权力作用。之后，学界对理性主义和物质权力观进行了反思。一个主要原因是行为体并非完全理性的，国家的政策选择和行为经常受国际规范、国内政治、决策者个人和群体的特征、情感、惯例等非理性因素影响。国家不仅仅需要物质性“硬权力”，还需要非物质的“软权力”。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麦克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和明尼苏达大学教授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将权力分为“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四类，⁷这体现了权力软性的一面。当前，人们已经普遍认同权力既包括物质层面，又包括非物质层面。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语言和权力之间相互影响。特定的语言一旦形成，其结构性、差异性、关联性等内在特点就会形成一种话语秩序，约束行为体的言行、观念和彼此身份认同。因此，国际政治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国际政治语言学的首要研究议程，就是研究语言这一非物质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其次，语言在国际政治中起什么作用？语言不仅起到促进沟通交流的作用，还可以建构社会事实，建立话语秩序，产生社会性效果。国际政治语言的第二个研究议程主要围绕这些内容而展开。第一，借鉴语言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成熟的理论观点，强调语言是行为体发出并诠释意图的重要方式，行为也需要在语言创造的语境中被赋予意义，而作为社会建构的媒介，语言是重要的社会制度，也是建构制度性事实的基本条件。第二，从国际政治研究的理论困惑出发，指出传统研究的问题、不足和漏洞，以语言的本体建构性为切入点对国际政治进行分析。第三，就是发挥语言的思辨作用，通过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具体问题，质疑、解构和挑战国际政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概念和理论。例如，对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国家利益、危机、安全等问题、假设及概念进行解构和重构，为一些长期困扰国际政治研究的问题提供新的理解和阐释路径。

最后，语言如何起作用？通过何种机制？需要何种条件？这个研究议程更为细致，通常是分析具体的话语、文本，主要围绕语言使用者的言语实践及言语对象对语言的理解而展开。第一类是研究言语使用者本身如何使用具体的语言来实现建构目的。例如，人们经常使用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些具体案例，通过寻找文本中的“话语节点”，对其中的前提假设、谓词、主体定位等进行分析，尤其分析如何用形容词、动词、副词等谓词给对象贴上一系列标签，来建构性质、特征和身份，产生影响。第二类是研究言语受众的理解过程，如不同的国际行为体对同样的语言和同样的国际行为如何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整个信息加工过程如何产生了理解差异。这个过程不仅涉及语言本身，而且涉及语境、言语受众的背景知识、习惯等，它们直接影响话语的接受过程和受众最终形成的意义。

第二个路径是借鉴语言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研究国际政治中的现象、问题和规律，尤其是那些反复出现却悬而未决的经典问题，如身份的构建、规范的传播等。

一些研究重新思考冲突和战争问题，从语言冲突的角度来解释当今国际体系中的许多冲突症结。例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bell）研究了外交政策语言如何进行“自我”和“他者”的身份建构。⁸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斯塔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研究了语言如何让利益变得不可分割，指出从理性角度，任何利益都可以分割、交换或共享，利益的不可分割性并非客观存在，而是语言长期建构的结果，语言所建构的身份认同、民族情感、价值判断等让利益争端变得更加难以调和。⁹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卡琳·菲尔克（Karin M. Fierke）研究了一些被界定为“恐怖分子”的人如何被另一些人奉为“烈士”，表明语言的对立只会激化国家间矛盾，使恐怖主义难以根除。¹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尤塔·维尔德茨（Jutta Weldes）研究了国家间的语言互动如何通过界定“国家利益”和“威胁”，最终导致“危机”，甚至引发战争。¹¹

也有一些研究探讨了和平问题，即语言如何促进国家之间的接触、和解与合作。建构主义学者尤其认为语言说服对于国际规范的建立、习得和遵守非常关键。例如，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研究了行为体如何运用说服策略，传播国际规范，建立国际制度，建构国际社会的共享观念。¹²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等学者研究了国际组织如何通过规范话语争论，促进一些国家的人权制度进步。¹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伊曼努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麦克尔·巴内特研究了行为体之间如何通过话语建构共同身份、价值和意义，超越安全困境，进而形成“安全共同体”。¹⁴

还有些研究涉及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例如，批判学者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指出：“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话语作为研究对象，来揭示理论霸权之下掩盖的权力关系。¹⁵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副教授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通过“二次阅读”，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权国家”概念进行解构，挑战了“无政府状态”的假设。¹⁶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罗伯特·沃克（R. B. J. Walker）则反思“民主和平论”，认为这是一种具有“空间和时间性”的语言修辞。¹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讲师吉姆·乔治（Jim George）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充满政治话语，其本身就是一个由语言界定边界的微型话语世界，让某些政治进程和诠释获得优越地位，而其他话语则被忽略。¹⁸

从以上研究议程可以看出，国际政治语言的研究可以启发人们跳出惯常的研究范式，对很多国际问题和现象提出更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不同的研究问题和解决办法。

袁：2010年，外交学院设立国内第一个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博士点，请问设立的初衷是什么？

孙：外交学院在国际政治学科下设立了国际政治语言学的博士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希望更加系统地研究国际政治语言学这一领域，开辟新的学科增长点。当时进行这样一个命名，也是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启发，国际政治语言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类似，都是以一种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国际政治。国际政治语言学借鉴语言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解释、理解甚至是重构国际政治中的现象、问题和规律。这样一个过程本身可以加强对国际政治学科的建设。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流派，但是，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强调语言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设立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方向，提出明确的研究议程，有助于化零为整，集思广益，使这个领域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学者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有针对性地培养一些年轻学者，支持该领域的未来发展。

二是充分利用外交学院的理论研究优势。外交学院一直重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尤其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中国外交理论等。设立这个博士研究方向就是希望结合国际关系理论、语言学研究和外交实践方面的优势，系统探究国际政治中的语言因素。这个项目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在理论研究中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从话语战略、言语理解、言语习惯、图像语言、叙述、翻译、互文性、语际关系等角度，思考了诸如国际合作、国际冲突、对外战略、安全困境、气候变化、互联网规则等国际政治中一些重要的经验性问题，并于2017年开始出版“国际政治语言学丛书”，希望带动创造更多研究成果。¹⁹

三是希望为外交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国际政治语言学除了进行学理层面的研究外，也需要研究国际政治中的现实问题。实际上，中国目前强调的很多方面，如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理念传播、国家形象构建、话语权塑造、软实力提升、文化自信等都与语言相关。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学界也需要思考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建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软环境。进行相关的学理研究，可以为外交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二、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袁：您可以介绍一下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最初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吗？

孙：国际政治语言学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坚实的理论传承和基础。早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就开启了“语言转向”，强调语言一方面是人和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反映现实的镜子，同时语言也可以建构现实，具有本体作用。20世纪70年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已经扩展到人文学科，如文学、文化、艺术和建筑，以及社会科学，如宗教和社会学等领域。国际关系理论长期由实证主义主导，学界也大多持两种语言观：一种是将语言视为战略工具，对语言背后的意图大加揣测和诠释；另一种认为语言不足为信，是“廉价的言辞”（cheap rhetoric），不会独立产生作用的附带现象。这两种语言观看似南辕北辙，实质都基于实证主义的假设。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原有所谓主流关系理论解释力的质疑使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百花齐放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也出现了“语言转向”，涌现出一批关注语言和反思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1989年，三部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把语言提升到理论的核心位置。第一本是佛罗里达大学荣誉教授尼古拉斯·奥努夫（Nicholas Onuf）的《我们建构的世界：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他从言语行为角度重新思考国际关系，强调语言、规则和统治之间相互建构，作出了“世界是我们建构的”著名论断，并首次把“建构主义”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中。²⁰他也因强调“规则”是国际社会的核心而被奉为“规则建构主义”的鼻祖。第二本是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的《规则、规范和决策》。他强调语言中的规范要素在建构社会事实中的作用，他的理论也因此被称为“规范建构主义”。²¹第三本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詹姆斯·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和夏威夷大学马阿诺分校教授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Shapiro）的《国家间／文本间关系》。与前两本的建构主义思想不同，德里安和夏皮罗从后现代主义视角，通过对国际关系中的文本进行话语解构，对一些所谓“真理”提出质疑和挑战，并揭露出其中的权力关系。²²这三本著作作为国际政治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奠定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基础。

早期的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者以一种反对、批判和挑战物质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形象出现，他们自称为“异见者”和“流放者”，国际关系学界也因此开启了所谓“理性主义者”和“反思主义者”之间的论战，《国际研究季刊》在1990年出版了一本特刊献给“1989精神”。²³正是这些勇于打破学术垄断、敢于追求学术真理的前辈唤醒了学界对语言的重新关注和重视。

袁：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国际政治语言学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那么，当前这一领域主要有哪些代表学者，持何种观点？

孙：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学者初期围绕语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大论战渐渐平息，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正在不断拓宽、加深、细化，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是语言建构主义研究。语言建构主义是建构主义最早出现的分支，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行为体如何用言语行为建构社会事实。聂文娟在《现代语言建构主义及“实践性”的缺失》一文中的核心研究议程是通过借鉴语言哲学的思想，探究国家利益、威胁、安全等传统现实主义概念的本质，理解是谁、为何及如何运用语言将它们建构成社会事实，产生了何种社会影响。²⁴卡琳·菲尔克把语言游戏理论运用到国际安全研究中，强调语言游戏的规则影响国家行为，约束国家安全政策，建构国家安全观念。²⁵托马斯·里斯等学者在尤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基础上，提出国际关系中的“争论逻辑”，研究行为体之间如何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争论达成共识。²⁶当前，语言建构主义在建构主义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第二类是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后理论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后理论研究包括后结构主义、后建构主义、后现实主义等。其中，后结构主义认为话语是一种开放性、生成性的不稳定结构。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琳娜·汉森（Lene Hansen）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学者，她借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论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探究语言如何通过结构性、差异性和相关性建构话语，揭示身份与对外政策之间如何通过话语相互建构。后结构主义学者对国际安全问题非常关注。汉森就从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话语实践与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²⁷以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奥利·维夫（Ole Waever）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则借鉴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安全化理论的研究议程。

后建构主义理论比建构主义更加激进，不仅研究语言的建构，而且试图通过语言进行彻底解构和重构。例如，美国理海大学副教授詹尼斯·比埃利·马特恩（Janice Bially Mattern）认同身份是语言建构的观点，但强调因为语言的不稳定性，身份也具有不稳定性，维持国家间的身份认同和秩序需要不断进行语言建构和重构。²⁸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罗纳德·克莱伯斯（Ronald Krebs）则提出语言的作用并非只是说服，而是通过建立主导话语，排斥其他观点，让其他人无法反驳，因此语言具有“强制性”。²⁹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副教授夏洛特·爱泼斯坦（Charlotte Epstein）也认为只有重新回到语言研究，对身份进行完全解构，才能让建构主义获得更强的生命力。³⁰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也大多建立在这种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并通过语言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由此可见，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始终是贯穿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意义的确定并非像建构主义所述的那样简单，而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第三类是话语实践研究。20世纪后半叶，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生活时发展了实践理论，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符号互动主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常人方法学、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等，实践理论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管理学、哲学、科学史等学科迅速发展，于是，便出现了“社会理论的实践转向”这一说法。近年来，国际关系学也发生了“实践转向”，将实践推到台前，强调行为体的行为不仅遵循后果逻辑和适切逻辑，还遵循实践逻辑。³¹挪威奥斯陆大学副教授伊弗·诺伊曼（Iver B. Neumann）借鉴社会理论实践转向，提出“让实践回归语言转向”。³²这些学者尤其关注话语实践，探究话语实践本身及其产生的影响。而话语实践研究的对象不仅是领导人、官员和政府，也可能是普通人的说话、书写、翻译、传播等日常话语实践。尽管话语实践研究还在探索阶段，但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类是实证主义的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虽然理性主义学者大多并不认可语言可以独立发挥作用，但是，在具体研究中也会运用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通过行为体使用的语言，探究行为体有何种意图、如何传递信号、如何说服对象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主义学者也认识到语言的作用，提倡正视国际政治中的语言研究。³³还有一些理性主义学者试图结合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理论框架，对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对话、演说、辩论、叙述等话语形式的存在和作用进行研究，显示了语言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对国际关系研究所发挥的作用。³⁴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重地，这主要得益于欧洲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传统，而这些学科也较早发生了“语言转向”。欧洲学者将这些学科的语言思想融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汲取了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思想，法国巴黎学派借鉴了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丹麦哥本哈根学派则受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启发。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期刊，例如《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也收录了大量相关研究文章，为国际政治语言学的探讨提供了平台。

袁：您提到许多学科的学者、流派和思想，能否帮我们梳理一下国际政治语言学借鉴了哪些与语言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孙：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那里借鉴了丰富的思想、理论和方法。

第一，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启发了国际关系学的语言转向。此前，西方哲学界对语言持两种观点，一是传统的“镜像式”语言观，即将语言看作表示世界客观事物的标签和反映事实的镜像；二是将语言看作个人思维过程的产物。哲学的语言转向始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观点，把语言提升至本体地位，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他还提出语言游戏理论，强调语言游戏规则限制了语言的边界，而规则除约束行为外，还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观念。在语言转向引领下，语言哲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其中，言语行为理论对国际政治学的影响很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约翰·塞尔（John Searle）提出言语即行为，指出语言不仅具有描述作用，还具有建构社会事实的作用，不仅有限定功能，还有建构功能。³⁵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把言语行为分为“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三个方面。³⁶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和语言哲学对语言建构主义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国际政治语言学也吸收了语言学的精髓，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瑞士语言学家、巴黎大学教授弗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俄罗斯语言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等学者发展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法国人类学家、法兰西公学院教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 Claude Levi-Strauss）进一步推动了20世纪结构主义的发展。根据结构主义观点，语言是一种差异化的体系，具有结构性、任意性和关系性等特征。国际政治语言学则进一步突出语言结构在行为体的自我－他者身份、威胁感知等方面的作用。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从内部对结构主义进行了批判，德里达、福柯、巴黎第三大学教授让－弗朗索瓦斯·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巴黎大学教授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巴黎第九大学教授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后结构主义者强调通过知识考古、谱系学、解构、互文性等方法，揭示语言结构背后的权力关系，不仅指出语言对事实的建构，更强调要通过语言对事实进行解构。国际政治语言学中的后理论研究主要借鉴了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

第三，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也从语言学中借鉴了成熟的研究方法。例如，我们熟知的文本分析法主要通过建立语料库，对词汇、语法、文本结构等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探究行为体言行背后的原因、规律和变化等。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文本进行了超越，以话语为研究对象。话语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文本；二是话语实践，即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三是社会实践，即文本更为广义上的结构和意识形态。³⁷文本不仅针对官方外交文本，而且包括更广泛的文本，如媒体、传记、小说等，以考察话语如何在文本之间得以建立、传播和内化。总的来说，国际政治语言学运用的方法论包含以下涵义：一是以语言为本体，即社会事实是话语建构的；二是承认话语受语境制约；三是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行动；四是强调意义并非产生于单方向的话语表述，而是产生于话语实践互动之中。

第四，国际政治语言学还从语言学中借鉴了很多重要概念，成为国际政治研究新的切入点。例如，在研究冲突时，引入语际冲突和一些翻译的研究概念，如归化、异化；在研究国际合作时，引入关于叙事的一些研究；研究大国关系时，引入隐喻等修辞概念；研究外交政策演进时，引入互文性概念等等。这些都产生了一些非常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成果。

三、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前景

袁：您认为当前的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存在哪些不足？应该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和挑战？

孙：应该说，国际政治语言学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也有很多研究问题尚待挖掘，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当然，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有的放矢地解决、改进和提高。

首先，需加强不同学科和流派之间的对话交流。这个领域涉及国际政治和语言学两个学科，进行该领域的研究需要这两方面的学术训练，但大部分学者很难做到这一点。尽管现在语言学界的学者也开始研究国际政治相关的问题，但似乎缺乏国际政治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如果国际政治学者可以借鉴语言学领域的最新方法和理论，则可以更好地开展国际政治研究。目前，尽管这两个领域的学者经常关注类似的问题，但交流并不多，有时自说自话，所以需要加强这两类学者的对话。此外，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出各种各样的主义，而现实世界的问题非常复杂，单独的主义具有局限性。³⁸各种范式间的辩论经常各说各话，在研究具体问题中也往往以偏概全。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也存在这个问题，这不利于研究具体问题，也无助于学科发展。在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中，更需要开放思想，兼收并蓄。实际上，除国际政治和语言学外，有些研究还涉及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开放的研究心态至关重要。

其次，设计更加明确的研究议程。由于其跨学科性和反思性，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虽然比较多，但比较零散，系统性还需要加强。一些后实证研究对语言的探讨过于艰深晦涩，也很难进行经验验证。实证主义研究仍然不太认可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议程。例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就认为，后实证主义“很难确立明确的研究纲领”。³⁹实际上，这种批判有失偏颇，社会科学应该摈弃简单的实证主义和诠释理论、数据分析和文本批判的二元对立，也需要接受分析工具的多元性。但是，这一批判也提醒人们，应该以具体研究问题为导向，建立更为明确、可行、可验证的研究框架，以更好地与其他范式展开对话，研究成果才更具说服力。语言转向本身不是目的，而应该成为促进学科发展的工具。

最后，需要积蓄更多的研究力量。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目前，相关的研究人员来自多个领域，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语言学、传播学、外交学等。有很多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是出自个人兴趣或是碰巧接受过一些相关训练，大都具有偶然性或是外部因素使然。这也涉及跨学科研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尽管在研究阶段，学者进行跨学科或是交叉创新研究得到鼓励，但是在学术打基础阶，他们却很少受到这种训练。如果要使这样的研究领域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进行扎实的人才培养，使学术训练更加成体系。例如，就国际政治语言学而言，在本科或是硕士阶段设置类似的一些项目或是课程，使学生在完成国际政治相关学习和训练的基础上，较系统地接受一些语言学、修辞学、传播学的相关训练，就可以对他们未来从事更加系统的研究奠定学术基础。

袁：您对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有哪些期许？

孙：国际关系理论的语言转向发展到现在，许多概念、理论和方法已经为国际关系学界所接受，例如，叙述、文本、话语、符号、隐喻、语言游戏、言语行为等术语已经被广泛使用，语言的作用和地位已经毋庸置疑，未来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首先，国际政治语言学正从宏大的哲学辩论，转向范式间的对话、互鉴与融合。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例如，后实证主义学者菲尔克对语言游戏理论和博弈论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也有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呼吁应该加强对语言和修辞的认识和理解。⁴⁰此外，国际关系理论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研究“为什么”的问题，更应该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中，应该进一步博采众长，超越范式间的鸿沟，对不同研究范式进行综合，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研究。

其次，深挖语言学的前沿成果，深耕国际政治中的具体问题。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发展较为完善的一个学科，并且有了非常细化的分支，既有语言学内部的细致分工，如语义学、语用学、叙事学、音位学、语音学、修辞学等，也有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语言学分支，如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政治语言学等。国际政治语言学可以借鉴这些理论思想，为理解国际政治问题提供新的思考路径。例如，心理和认知语言学研究有助于理解国际政治中的特定话语如何被理解、加工和接受。社会语言学则可以帮助理解这些话语如何获得意义、传播、内化为规则和规范。翻译学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语际关系，理解理念如何在国家间传播。语言学还在不断发展和演变，仍存在一些理论争鸣和未解的难题，国际政治研究也可以从他们的学术争鸣中发现新问题、新思维模式和新的解决方案。

最后，国际政治语言学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冷战结束时的国际政治大变革催生了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而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政治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问题，需要去描述、去解释、去沟通和去研究。与此同时，大国竞争日益从政治、军事、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话语、信息和宣传领域，而社交媒体的兴盛让国内政治和国家间政治更容易受语言影响，语言将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日益广泛、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些为国际政治理论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政治语言学可以通过理论创新、跨学科研究、中层理论构建、微观层次分析等，创造新的知识生产点，促进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袁：您认为中国学者为国际政治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

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曾经历过长期的“西学东渐”阶段，通过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正在积极从输入型向输出型、学习型向创造型、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变，而世界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因此，对中国学者而言，当前是登上国际学术舞台、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时期。未来中国学者可以从自身独特的语言、文化、思想和经验方面为国际政治语言学的发展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实际上，中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语言对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也产出不少成果。哲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界的一些学者从21世纪初就开始强调建设政治语言学的必要性。⁴¹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也以语言为切入点进行了系列研究，从研究议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主要从理论层面以宏观视角对国际政治中的语言和话语进行研究。例如，刘永涛、赵洋等论述了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对话语、身份、威胁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⁴²袁正清从交往行动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国际政治的行动逻辑；⁴³郑华、李菁华、唐青叶等对国际关系中的话语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⁴⁴我个人在一些文章里论述了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的一些主要理论范式，比如规则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建构主义理论，也对一些具体外交问题进行了探讨。⁴⁵还有一些学者对国际上的前沿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⁴⁶第二类研究着重探究国际政治中的语言实践，如话语权、霸权话语、外交话语、话语议程设置、话语传播等，尤其思考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话语实践的特点、效果、挑战，以及如何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如张志洲、吴瑛、叶淑兰等。⁴⁷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国际政治语言学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兴趣，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化，开辟出第三类研究路径，即借鉴语言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研究特定国际政治实践中的特定语言形式，如框定、隐喻、叙事、视觉话语、图像语言、话语制衡、安全化、交往行动等，并把它们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中，为丰富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议程做出了积极贡献。⁴⁸第四类研究是借助语言来分析外交或是具体的国际事件和国际问题。例如，通过分析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语言变化来分析中国外交制度创新，⁴⁹通过话语分析来看某个外交事件等。⁵⁰也有学者专门研究具体问题领域的话语来将强对这一领域的理解，如恐怖主义话语、⁵¹南海“航行自由”话语、⁵²气候变化话语、⁵³维和话语、⁵⁴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权⁵⁵等。

与此同时，语言学界和传播学界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也日益关注，尤其关注国家外交和对外交往急需解决的一些议题，这也和最近几年高校加强智库建设有关。一些语言学期刊开始刊载与国际问题研究相关的论文。⁵⁶一些学校的外语专业，也开始利用语言优势研究国际问题，设立专门的学科点和研究机构。如大连外国语大学也把国际政治语言学作为一个建设方向，培养东北亚外交外事高端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重点研究国家外语能力和外语政策，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国际舆情及传播等。还有些高校研究国家形象、不同领域的话语等。国内还出现了结合政治学与语言学的学术期刊或集刊，如《语言战略研究》《外语战略动态》《中国语言战略》等。语言学的相关研究为国际政治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思想。这些努力为中国学者深入国际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袁：您认为中国学者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动国际政治语言学的发展？(https://www.daowen.com)

孙：我认为，有三个可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第一，中国学者可以借助中国语言哲学丰富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和议程。不同的语言塑造不同的文化。汉语塑造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独特的言语、文化和思维方式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语言哲学。中国人审视国际政治的不同视角和言行习惯，实际是提供了一种与西方视角不同的本体基础。目前，西方尤其是欧洲是政治语言学研究的重镇，其研究本体是基于西方的语言哲学。西方语言哲学的特点是追求“至知”，强调“言尽意”，认为任何实体都可以被清楚表达和陈述，通过二元对立的逻辑框定在认识论方面将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割裂开来，使其永远处于对立状态。⁵⁷这种思维影响深远。例如，在西方国际政治语言学关于身份的研究上，其最根本的逻辑思维是认为身份是由“自我”和“他者”的链接和区分所建构。戴维·坎贝尔和琳娜·汉森等有关身份、对外政策和安全话语的研究均体现了这一二元对立的结构性逻辑。⁵⁸中国的语言哲学强调“言不尽意”，其核心是“本体和现象”的合一，以“道”为根本追求，⁵⁹认为意义表达的主体和客体不是分割和对立关系，而是在中庸辩证的关系过程中得以生成。体现在身份的研究中，中国语言哲学视域下的身份形成不再是一个静态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互动的结果，而是在动态的关系和过程中被建构，并随着场域内主体、客体和过程的变化而改变。中国人的辩证思想可谓历史悠久，例如，《周易》和《道德经》中的思想朴素，但蕴含深刻道理，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历久弥新。未来，这些思想也是国际政治语言学可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中国学者可以从非西方的视角观察、描述和解释国际政治问题，推动国际政治理论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理论总会反映出学者个人及所处社会的世界观、时代要求和面临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理论构建也会体现文化差异。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由于西方的话语和学术霸权地位，这些理论经常被普适化，用来解释他国的实践。非西方国家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并没有很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解释，例如，发展、内战、教派冲突等关系到非西方国家生死存亡和国民生计问题都没有引起学界重视。⁶⁰国际政治语言学在批判和补充国际关系理论中习以为常的理论和概念方面已经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鉴于活跃的学者很多来自美欧，也易于落入“西方中心论”。作为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学者可以更好地发现被西方国际政治语言学忽略的问题。中国在理论构建和话语权方面也一直处于劣势，面临着发展理论和构建理论体系的任务，而理论构建的基础就是如何叙述。在这些方面，国际政治语言学还是有其独特的优势。

第三，中国学者可以从学理层面更好地研究中国独特的外交实践，从政策层面更好地解释和描述中国的对外行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外交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自身发展要求的外交道路，并在外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理念和经验。这些实践经验需要从学理层面进行提炼和阐释，使其被国际学界所理解，同时也需要从政策层面去解释和总结，使其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的外交故事需要理论的支撑。这也是中国目前作为一个世界大国面临的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近几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以及建立“中国学派”展开了热烈讨论，也初见成效，如秦亚青的“关系理论”、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和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中国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探索，在西方学界引发了关注和讨论。⁶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更加有意识、更加主动地构建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世界也希望聆听来自中国学者的声音。如何从中国语言、思维和文化出发建构当代中国的理论体系和外交话语体系，向国际社会叙述、解释、呈现和宣介中国理念和中国主张，也是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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