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
——牛可副教授访谈

刘　青

编者按　当今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涉及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学术界和公众有理由期待，经由对对外研究各个领域和各种要素的扩张、改造和重组，中国关于外部世界、关于自身和世界的关系的知识和思想能够得到极大的充实和提升，形成与中国的国际角色相适应的、具有饱满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国际研究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了解和理解国外相关经验，进而丰富和深化对当代国际研究的历史演变、当前趋势和深层机理的认识，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环节。美国的区域和国际研究是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强大、完整的国际研究体系，具有世界性的“模板”效应和深刻的影响，也对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启发和参照意义。本刊特约记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候选人刘青，就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丰富历史内容和知识社会学涵义，专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牛可副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化和发展理论、冷战史、美国政治发展、美国社会科学史和高等教育史等，在区域研究方面著有《美国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等。牛可副教授曾参加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的论证和规划工作。

一、“必也正名乎”

刘青（以下简称“刘”）：目前，中国学界正在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和理解这一学术领域或者说智识事业？

牛可（以下简称“牛”）：学术领域的范围越大，构成越繁多复杂，界定和理解中的困难和分歧就越多。所谓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是这种情况。对此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应当具备充足的学理和学术史的基础，也必须超越现行学术体制的局限性。这个概念可以有一个宽泛的指涉：在民族国家时代和现代学术专业化时代中，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知识体系中关于本国范围以外的世界的部分，是针对各种意义上的“他者”的一种知识生产和知识组织形式。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和完备的对外研究体系产生和存在于美国，美国的对外研究体系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范本。在我国开始大力推进区域和国别研究之前，相关学术领域和学科要素当然并非不存在。在1949年以后的学科体系中，我们有以“外国”“世界”“国际”命名的一些学科组织建制，比如“外国语言文学”“外国哲学”“世界历史”“世界经济”“国际政治”，还有“国际问题研究”等。那么，今天为什么还要用“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概念和组织框架来推进、重组和更新那些以往已经存在的学科领域和知识要素呢？在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应如何求取比较自觉、充实的认知，赋予它比较合理、清晰的学理依据，进而求得合理的组织方式和行动策略呢？

首先对语汇做一些解释和澄清是必要的，名正才能言顺，理通而事立。语汇关系到对研究的对象、单位和议题的看法，关系到潮流、方向。中国官方正式采用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直接英文对应的是“country and area（regional）studies”。这在国际上并不通行，甚至可能给人有点怪异的感觉。¹纳入“国别”二字，当然是基于我们的习惯和传统。中国以往的对外研究组织中比较突出国别向度，特别是大国研究分量很重，现在又要提倡对一些小国的专门研究，这里面的考虑可以理解。而且我们的“区域”一般都理解为国家之上的地理空间范畴，与“国别”没有语义上的重合。但是，英文的“area”或者“region”从区域研究在美国发端时就涵盖了国家之上、国家和次国家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单位，所以如果把“区域和国别研究”对译为“area and country studies”，则有构词法上的语义重复问题。²

从美国和世界范围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现过不同用语，包括“area studies”“regional studies”“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ies”“area study”“world area studies”“foreign area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等，因时代变化而有变化，并因不同机构和个人而各有不同，如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在其正式组织和课程体系中仍沿用“regional studies”。但相当长时期内最常见的还是“area studies”。正如后面还要谈到的，区域研究运动在智识和组织上的要旨在于其包容性和沟通性，而这正反映在近几十年来一个明显趋势之中，即越来越多地使用“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和“international studies”。这反映了学术界对战后形成的“传统”区域研究格局的局限性的一种反思和矫正，即鉴于原有的区域研究单位（尤其是民族国家）经常过于封闭僵硬，对各种“跨越边界”的事物重视不足，需要以“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对旧式区域研究的智识和组织议程加以更新和替代。在“国际”之外，很多新的学术研究项目和机构也经常采用“跨地区”（interregional）、“跨国”（transnational）、“跨文化”（transcultural）、“全球”（global）、“比较”（comparative）的形容词标签，就反映了这种共识和趋势。这种趋势，用美国社会科学的领袖人物之一卡尔·霍恩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和凸显跨越各种边界的“联系”（connections），而避免让研究的地区单位成为封闭自足的“容器”（containers）。其中有学者也不看好“国际”这个词，认为它让人联想到传统和狭窄意义上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隐含民族国家（nation，nation-state）本位的意味。但是，完美的术语标签经常难以求得，特别是对这样一种规模庞大、构成复杂的学术复合体来说。“国际”一词能够也应该予以拓展性的理解，去包容各种跨越边界的对象和议题。这个词可以被认为包容性最强，也是得到制度性认可最多的一个。³权威的《国际社会和行为科学百科全书》中多个相关词条均采“地区和国际研究”一词。⁴可以认为，“区域研究”是一种在战后前几十年间流通的传统形式；而“区域和国际研究”则代表国际上广泛承认的更新的智识和组织理念，其中反映出来的基本动向也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跟从的。不同机构和研究议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取向选取不同名称，但用以指称一种国际性的知识综合体时，或者用于全国范围内乃至于一些高校的综合性的、旨在发挥包容和沟通功能的学术规划和组织框架，“区域和国际研究”显然是更合理和可取的。

这个名称算得上兼具准确性和包容性。比如，美国区域研究初创时，国际关系学、外交史被排除在外；但在如今“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格局下，这两个领域都成为当然的组成部分。中国当前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运动中，国际关系学科格外积极。⁵有了“国际”这个词，不仅国际关系学，而且存在于各学科的研究中外关系和外部世界的各种交往和关系的领域，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被整合进来。中国学科和学术领域的孤立和分割情况尤其严重，而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对原有学术体制中所有涉及外部世界的领域和因素予以动员、协调和整合。而且，我们也许不应该像西方那些过于热衷于“全球化”的人那么忌讳“民族国家”的概念，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枢纽制度，我们今天仍然处于民族国家的时代。

二、对外研究和对内研究的二分向度：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基本机理

刘：要对认识区域和国际研究取得一些所谓“原理性”的认识，有哪些基本的认识进路和思考方法？

牛：我想首先应该指明和突出对外（域外）研究和对内研究的二分向度。而在对区域和国际研究的认识中，这是一个原初的、基本的向度，但也经常被遗忘或者忽略。

人以群分，人们在集合成共同体和社会的过程中形成集体认同和他我之辩。而社会性的信息、知识和学术，在其他向度的分类和组织方式之外，还可以被区分成两个基本部分，即关于“我族”和关于“他者”群体的部分。认知区域和国际研究，首先应该突出这个基本的概念向度。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正式的、明显的知识分类和组织的向度，但在现代以前，关于“他者”——“非我族类者”——的知识经常被湮没在主流的和正式的知识体系之中，甚或被排除在外，很少被赋予正式的、制度化的知识地位，经常处于弱小、边缘、零散和身份模糊的状况。一般说来，在前现代世界，由于社会生活范围狭隘封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交往较少，关于“他者”的知识动力和兴趣一般都不强。西方文明兴起以来，欧洲殖民国家逐渐达成对非西方世界的宰制和“包纳”，它们首先致力于关于外部世界的制度化知识生产。而在民族国家的基本社会组织方式之下，“他”“我”之别得以强化和清晰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必要性、重要性总是会凸显出来，取得前所未有的动力。所谓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和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均有服务知识工程的功能，而外部世界的知识就是其中必然的要素。但内外知识的关系、对外知识所占的分量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因国家情境和文化传统不同而有差异，一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在域外知识上有更大的兴趣和驱动力。现代国家的构建一般伴随知识生产体制的重大变化，即职业化、专业化、制度化的现代学术知识形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现代知识生产体制有一个内在的长期趋向，即不断扩展它的知识对象的范围，把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事物对象化，也就是说把越来越多的事物和议题纳入专业化、职业化的正式知识生产体制。现代学术演进的过程是扩张认知对象的过程，是把先前不以专业学术方式加以认知和处理的东西变成学术研究的对象。大体而言，以本国和母文化（及亲缘文化）为对象的知识，总是比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更早地达到“专深研究”（advanced research）的境地，并取得专业化、制度化的地位，而且这种倾向在社会科学中比在人文学术中更强。

以上当然是非常粗略的讨论，但应该可以引出一个基本路径，即在对外知识和对内知识二分的向度之下，对前者加以知识社会学的或者说“知识社会史”的认知。⁶在我们熟悉的人文社会知识的当前分科体制下，对内和对外知识之间基本区分的向度经常被淡化、被淹没、被忽略。而在这里把它凸显出来，为的是帮助人们去了解这些问题：在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体系和学术体系中，是否会建立，又如何供养一个域外知识的组成部分？域外知识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如何在制度上加以组织？它和整体的知识生产体系（首先是社会人文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不同国家的对外知识体系与他们的总体的政治、智识和文化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演变？对外研究和对内研究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不同国家的对外研究体系相互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些都是复杂、困难的问题，要有大规模、多方面的研究为才能回答。但对构造区域和国际研究所需的充实和合理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对今天理解地区和国际研究在国际和中国范围内的处境、机理和方略而言，这种概念向度要负责提供一些“原理”也就是“rationale”意义上的认识。而要获得一种比较成熟的“概念化”和原理性认识，仅靠今天不同学科和专门领域中原有的、自发的、比较狭窄的学术史概念、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是不够的。对于国别和区域研究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是必需的。尤其是对参与这方面工作的学者、管理者和学术规划者来说，在这个向度上建立问题意识，展开自我教育和更宽阔、深入的思考，是必要的甚至是紧迫的。

在对外研究和对内研究二分向度下，首先可以照见对专业化、制度化对外研究而言的两个机理性的东西。第一个是“后进性”（backwardness）机理，也就是在专业化学术体系建立的早期阶段，对内研究的规模和地位总是远远超过对外研究，甚至形成前者对后者某种挤压和排斥效应。换言之，在现代学术体制中首先获得全面制度化建制的是对内研究，而对外研究必然具有“后进”性质。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社会和文化系统对其自身的关注、兴趣和知识存量总要远远超过其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兴趣和知识存量。而民族国家时代的专业化学术体制通常也会延续甚至强化这种态势。在我们所观察到的称得上有国家体系（national system）的各国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关于本国的部分一般都要远远大于关于外部世界的部分。其中原因可能包括：第一，在国族构建和国家构建过程中所需要的治理知识和意识形态资源首先面向和偏重内部，比如，现代历史学的在创立初期总是呈现为“国史”（national history）独大的格局，而现代社会科学也常常发端于对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性关切，经常呈现为“病理式研究”的旨趣和样式。第二，为“专深研究”所标识和界定的现代专业化学术中，对外研究特别是对地理和文化距离遥远的地区的研究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更高，技术和研究条件也更难达成，对个体学者的培训资质和精力投入的要求也更高。第三，对外研究的智识兴趣的比对内研究的智识兴趣更难发育和涵养。智识兴趣生发的一大机理是“熟悉生发兴趣”，或者说“知识生发求知欲”（有一定的知识才会产生获得更多的知识的愿望），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要以一定程度的“去陌生化”为条件，而在母文化拥有天然权威性和国际交往不足的情况之下，这一机理更少在场。第四，建立于欧美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在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归约论（reductionism）偏向，在意识形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执念，在组织制度上的学科界墙和“门户主义”（parochialism），共同促成一种虚妄的“普适主义”，即美国区域研究的“宪章”即《霍尔报告》（Hall Report）指出那种情形——把“西方的”不假思索地当作“世界的”，从而轻贬和排斥对非西方的严肃知识兴趣和努力。⁷于是我们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得到的情况是，在专业化学术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缺乏供养域外知识的意愿和动力，学术人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外部知识在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中的地位边缘、资源匮乏，制度基础薄弱。总之，在本国知识和域外知识二分的向度之下，就社会供养和在学术体制中的存在来说，本国知识和域外知识之间经常呈现差距和不平衡。

第二个机理，是在上述“先发－后进”的格局之下，对外研究所呈现出更大程度的——借用发展研究和经济史的概念——“后进发展效应”：对外研究比对内研究更多地具有外部性／外源性，或者说服从于外部干预机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专业化对内研究更多地符合默顿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或者库恩意义上的“范式”的内生机理、智识“纯粹性”和稳定性，因而也更多呈现学术领域的“自主性”和“自由放任”的情况，而对外研究则更多地在专业化学术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领域获得动力和条件，更多地受外部因素的引导、规定和制约。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对外研究由于所需成本更大、条件更高，从而经常需要更多地仰赖政府的供养，所以很多国家的对外研究经常存在于政府的组织卵翼之下，或者依靠政府资金供养。与经济发展领域里的“后进发展”类似，对外研究也更多呈现出更多的规划和组织的特性，而规划和组织中也经常有政府的参与甚至主导。与经济发展领域里的情况类似，“后进”的对外研究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模仿和“追赶”特性，一方面吸收和模仿外国的“本国研究”；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本国学术体系中已经存在的、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对内研究经常相对于对外研究构成具有某种潜在的，但有一定强制性的典范和标准，后者在专业化水平、研究质量、训练和培养方式上不得不向前者“看齐”，以建立学术上的合法性和“尊严”。

三、东方学和区域研究：区域研究的美国特性和世界性意义

刘：美国的区域研究之前，欧洲曾长期存在与殖民主义相关的域外知识形态，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从对两者的比较中，又可以看出美国区域研究有哪些总体的、长期的知识社会学特性？

牛：从历史上看，现代以前大致没有关于域外知识的体系化组织可言；而在现代专业化学术体系在欧洲大国建立以来，域外知识的生产也并不被置于优先位置。18世纪晚期以来，现代大学兴起，相伴随的是学术体制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人文、社会知识的学科体系建立。但在这个过程中域外知识并没有被赋予后来美国区域研究的那种充分的、制度化的地位。欧洲国家在贸易、殖民、对外政治军事活动和文化扩张中产生了对域外知识的巨大需求，但是，海外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组织者首先是政府机构。以大学为主的专业化学术主要以东方学的形式对这种需求作出回应，18世纪晚期以来在欧洲主要学术大国形成建制和研究传统。当然，19世纪以后博物学、地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中提供了一些关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但大体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东方学是国际研究的主导形式。东方学以语文学（philology）、语言学为基础研究非西方古代文明，主要属于人文学术范畴。⁸19世纪晚期以后的人类学从主要处理非西方“原始”人群，实际上也与主要针对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相隔绝。19世纪晚期开始制度化的，而且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及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针对本国和西方世界，很少把域外世界作为正式研究对象。可以说，20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学术尽管也留下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庞大、复杂的知识遗产，但以那时的世界图景、文明（等级）观念和知识格局，东方学的专业化建制只给非西方世界留有边缘的、零散的、偏颇的存在，遑论其中“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⁹西方主要学术大国的域外研究，都偏重于本国所属殖民地；而无论是单独的国家学术体系，还是作为总体的西方学术界，都没有后来美国区域研究的那种“全世界覆盖”的格局。总之，东方学尽管发挥和呈现了欧洲人文学的伟大博学传统，但这种模式下的域外研究，终究是一种局部的、褊狭的专业化学术格局。在欧洲以东方学为主干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学术知识体系中，没有社会科学的大规模参与，或者说域外世界在社会科学各学科当中没有正式的、相当规模的存在。¹⁰现在看来，由于意识形态和学科体制上的缺陷，东方学的视角和进路是不足以形成健全和充实的关于非西方世界社会历史观念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区域研究的长期的知识社会史意义首先就在这里。它的意义不局限于美国，而具有真正的、多方面的世界性。它是世界范围内专业化学术（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对象和目标扩张的一个重大动向：对以前不被包容、接纳为正式学术研究对象，或者说在制度化学术体系中缺乏合法制度身份的对外研究，现在要把它纳入学术领域和学科体制，特别是纳入社会科学的范围，加以学术化、制度化改造和“合法化”加持。基于个人研究，我认为，美国区域研究有一个可以加以确指和清晰界定的“创生”运动。从1943年开始的大约10年间，美国社会科学的中枢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协同其他学术组织、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在美国发起构造区域研究的学术运动。从这场运动中产生的区域研究“创建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区域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针对美国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更广泛的智识生活的方案、议程和蓝图。它的要旨就是构造完整的国际知识的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其中又有两个基本诉求和目标，一个是空间向度上“全世界覆盖”，就是说美国社会科学在对象上要包纳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不容有遗漏和偏废；另一个是针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的议程，是在“跨学科”的旗号下动员和“整合”主要社会科学学科和部分人文学科，使之加入对外部世界的研究，也就是说，它们都要在新生的区域研究中存在并发挥作用。区域研究创建运动，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这一运动的很多全国性领导人来说，其意图和思虑并不只是涉及应对美国当时暴露出来的国际智识短缺这一问题那么简单。也就是说，并不只是让区域研究来提供战争和外交所需要的那种“与政策相关的”（policy-related）的智识，而是对海外研究的地缘政治的、智识的、文化的属性和意义有通盘思虑和谋划。而要对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机理和原理建立比较充实、恰切的认识，就要对它的创建和成长中发挥作用的所有动机和考虑加以了解和理解，而不能只局限于地缘政治和政府政策两个方面。¹¹

区域研究的创生运动大体奠定了美国区域研究的智识和制度框架，而从其后几十年的发展和当今格局来看，可以说区域研究创生运动的目标大体上实现了。关于海外地区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知识在美国专业化学术和公共知识生活中已成庞大存在，且深深嵌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和社会科学学术集群，拥有稳固的制度基础、复杂繁密的组织网络。美国式区域研究是世界上前所未有庞大的和制度化的对外研究体系和学术复合体。在规模、格局、实力，以及组织的能力和多样化方面，欧洲的东方学体系无法与美国区域研究相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也曾引进和效法欧洲东方学，包括吸纳来自欧洲的学术人员，也由此在其学术体系中建立了一些东方学性质的域外研究。¹²但到区域研究创建时期，美国人很明显地要让美国的区域研究区别于欧洲的东方学传统。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向，公开或者隐含地体现在战后学术史的很多方面。美国区域研究创建者当时也对欧洲各国的国际研究体系予以注意和考察，但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即欧洲各国的对外研究有各种不足和缺陷，总体上不值得美国追随和复制。¹³这一点，可从我们相对熟悉的费正清式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对旧式“汉学”（sinology）的背离中观察到。在区域研究的创生过程中，与对东方学的疏离相并行的是，美国人一度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相应地导致了后来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褊狭性的情况，即对人文学（包括语言学）的贬抑，而这也是区域研究在发展演进中所要弥补和纠正的。

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情况来看，美国人构建全新的不同于欧洲的海外智识体系的目标是实现了，并且这一体系呈现出相对于欧洲东方学模式的多方面优势。欧洲和其他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区域研究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吸收美国经验、仿照美国的组织理念，¹⁴至少部分地依照美国区域研究模式对其域外研究加以改造和重构。美国社会科学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形成显著优势，世界社会科学知识格局中确立和维持美国的中心和“霸权”地位，均与区域研究的模式和影响力大有干系。以区域和国际研究为中心的美国国际知识已经成为美国智识和文化的“国家资源”（national resources）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此而言，加州大学教授桑顿称区域研究是“一项强大的社会和智识发明（a powerfu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invention）”，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断言它“作为一种组织知识工作的新制度范畴的创生，可能是1945年以后最重要的学术创新”，¹⁵均非过言。

四、“冷战社会科学”叙事与区域研究的学术史

刘：美国学界曾经广泛地将区域研究视为冷战的产物，认为它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为国家安全政策提供服务，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对区域研究的认识，以往的学术史提供了什么样的资源？

牛：自区域研究创生以来，美国即不间断地产生大量相关学术规划、调研、审议、反思和批判的文件和文献，这些都是我们用以了解区域研究的文献资源。但与这一论题的重要性相比，对区域研究的系统、专门研究其实严重不足，经验研究的空缺还不少，而且也有突出的不平衡和褊狭性。可以说，这一领域实际上总体上处于“欠发达”状态。这种状况可能与区域研究的组织特性有关。区域研究是一种超学科的、分散存在的学术复合体，而不是单向度组织、单一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其基本特性是区域研究学者一般都有“常规学科”和学科系（disciplinary departments）和“地区领域”（area fields）的双重制度身份和认同；在后一个向度上，区域研究从业者一般依照地理文化区域和国别分别集群，形成相对封闭的学术共同体。更容易为局内人和外部观察者所触知到的，不是作为整体概念的“区域研究”，而是“亚洲研究”“斯拉夫研究”“中国研究”等由专业学会和大学下属研究机构所承载、体现的区域研究分支。区域研究从业者自发的学术史问题意识总是更容易指向这些地区分支领域。所以相对于一般学术史的对象即学科、学派乃至于分支地区领域，对作为整体的区域研究的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化”和“概念化”是不那么自然而然和轻而易举的，因为它需要更充沛的问题意识，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也需要比较广泛的知识储备。这大概是长期以来对区域研究的系统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隔岸观景、缺乏切身经验的我们这里，这种不足更会自然地加重，其不良效应也有可能会被放大，所以我们更要认真对待区域研究学术史本身的问题。

在美国人自己对区域研究的认识中，“冷战社会科学”范式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在很长时间内是主导性的叙事路径和解释模式。在这种叙事中，区域研究和战后美国学术和高等教育当中的其他许多分支领域一样，都受到美国全球扩张中政府的政策目标、意识形态和资金支持的决定性影响和塑造，特别是它与军事和情报机构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国家安全国家”和冷战政治的智识仆从，是一种政策相关性很高，或者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这一论说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引发的批判性思潮当中，是美国左翼学术界（尤其是当时的新生代）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根源及其对学术自主性的破坏的一种揭露和批判。它在冷战后期一直延续下来，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冷战史”中占据显著地位。¹⁶大约同一时期出现的后殖民文化批判也把矛头指向区域研究，把它纳入西方认知和建构“东方”的长期智识传统，揭露它与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关联，指断它的“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性质。自然，这种后殖民批判的论说和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形成相呼应和汇流。¹⁷

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知识的政治学”（politics of knowledge）或者说学术“外史”（external history，externalism）的研究路径，是最早在区域研究的整体概念下进行的知识史考察，也取得不可忽视的实证研究成绩。它对美国战后知识生产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正当性问题加以追究责问，这当然也有持久意义。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知识界意识形态共识破裂，思潮丕变，各种激进批判学术风起。对区域研究的“冷战社会科学史”论说正预流其中，携风潮大势而影响广布。但是，这种论说延续多年，在新增实证案例研究之外，似乎主题的重复叙述居多，拓展、勾连和复杂化则明显不足，逐渐显露单调、板结之态。

“冷战社会科学”进路的缺陷与其作为批判性学术的底色和源流有关。大致而言，这种研究是一种“耙粪”（muckraking）式叙事，某些问题（即学术和国家权力的联结）得到执意关注，而其他的、更多的东西却不入其眼。比如，在区域研究的起源问题上，他们一般重视和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情报和宣传机构（特别是战略情报局）、军方在大学设立外国地区和语言培训计划，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发动和组织活动，特别是它们具有丰富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工作内容却没有得到认真处理和恰当评估。而对区域研究在战前的历史根源的考察更是付之阙如，似乎区域研究无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土壤中萌芽、在“冷战国家”的浇灌下成长的。驱动这种论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代左翼学术人的揭露情结和批判意识。比如，这种论说的重要发言人沃勒斯坦和卡明斯都是区域研究的局内人，他们对区域研究多方面的意义当然是有所认识，¹⁸但在道德和政治义愤下所做的“弑父”或者说“咬那只喂我的手”的批判专论中，他们并不很顾及学术、文化和思想的方面和层面。¹⁹而且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经常是一种有个人色彩的学术副业，发言者经常并无意于以大规模研究系统、详细处理这一主题。

然而，在美国学界总体左倾的大格局中的传播和放大效应之下，这种片面甚至偏执的叙事影响大到“不成比例”的程度，遮蔽了美国学术生活的复杂、多样的动力和构成。这种情况尤其在中国可能引发一种对美国区域研究的“刻板印象”和简单化理解，即认为区域研究主要是一种高度政策相关性的，或者说“智库”式、“策士”型的学术。²⁰而这又可能连带和引发两种相互关联的倾向和效应：一种自然是对美国区域研究的不恰当的轻慢，昧于其复杂性和丰富性，不能理解它深刻的认识论根据和制度机理，更不能体察其在思想和公共文化方面的丰富内涵和作用，从而在我们想象和构建自己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时不能从这一“原初样板”中汲取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理念和资源；另一种情况是相关知识不足导致的想当然，既然区域研究的美国原版本质上就是服务于政府政策的学术领域，那么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就也应该是一种“智库”式知识，着重“服务于国家战略”。

好在近些年来一些专门深入的研究陆续问世，美国方面对区域研究的研究已经在总体上呈现更加丰富、复杂的格局，正在脱离“冷战社会科学”的样式。而且这种情况与社会科学史、高等教育史、知识社会学、美国政治发展等方面研究深入和多样化的趋势相互呼应、同行并进。²¹同时，如果拓宽视野和问题向度，在高等教育史和社会科学史路径之外有效兼容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一些相关思想和素材，则美国区域研究就会成为一个重要而繁荣的研究领域。对历史学路向上的研究来说，不再简单地把它看成是冷战史问题，或者一个专业化知识领域的问题，而是置于美国和世界关系以及美国的知识、社会和思想文化的长期历史演进中的一个关键领域，那么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和实证研究论题就会出现。正在构建“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中国学术界，当然应该对这样的研究予以特别的期待和关注。

五、“史前史”中的智识和文化根源

刘：您这里所说的“长期历史演进”是指什么？就此问题的讨论是不是应该能够有助于说明区域研究为什么产生在美国，以及美国区域研究在美国历史中的复杂根源和多重牵连？

牛：我首先想强调的是区域研究的“史前史”（prehistory），即专业化、制度化、跨学科、组织复杂、规模庞大的区域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兴起之前，美国海外知识的源流、演变，以及它存在和变化的历史条件、历史意涵。历史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自然要求我们寻根溯源，但重视“史前史”还有更明确而重要的学术史原因。处理区域研究的当然的主要领域是社会科学史和高等教育史，而这两个领域似乎都笼罩在某种形式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也许主要以隐伏的、潜在的方式）之下，研究对象、兴趣和问题意识都偏向“职业化－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学术。也就是说，它们重视和偏好研究建制化之后的、存在于研究型大学的、呈现为“专深研究”（advanced research）的学术现象，而忽视和轻视分散存在于各种组织（包括但不局限于大学）中，并经常呈现为非专业化－职业化的“业余型”知识形式。1943年以后的区域研究运动的根本意义让美国的域外知识全面进入大学，赋予其正式、合法地位，海外知识的性质和格局由此发生根本改变，这毋庸置疑。但是，在主流的社会科学进化史观念下，要么对区域研究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叙述和理解（像冷战社会科学史那样），要么只以“贫弱”、“匮乏”为主题叙说战前的美国国际知识的状况，在冷战社会科学史叙事之外。这样既会导致一些实证研究上的盲目和不平衡，也会遮蔽一些重要的历史连续性和深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就知识领域论知识领域，则难以发掘特定知识领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的意涵和影响。

对区域研究兴起的理解当中就存在这种问题。当前最常见叙事大体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暴露了美国海外知识的匮乏贫弱，美国学术界和政府都决心对此予以弥补，随后的冷战又对这种知识需求加以维持和强化，于是乃有区域研究的持续扩张。这种叙事的确道出了一个方面的重要历史事实，区域研究有三项明显的战时根源：情报、宣传机构及军方在战时发动和组织的海外知识生产，海陆军在不少大学开展的外国语言和地区知识培训计划，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等学术组织主持和推动的研议、规划和传播推行工作。正是经由这些途径，关于战后区域研究的总体规划得以迅速制定和推行，基本的智识议程和组织框架得以形成，这一庞大学术领域开始在缺乏中央政府供养学术传统的国家获得稳定的供养。如果脱离了战时非常状态和紧迫气氛下的亢进和决断，如果没有区域研究领导人不断以“匮乏”为出发点申述变革和创制的主题，则美国区域研究得以如此全面、深入和快速地兴起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对知识是否短缺的判断，与智识生活——而不是经济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是一件主观性极强的事。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迄至当时已经在历史上形成的标准和愿景，取决于美国学界乃至于更广泛的精英群体对未来美国国际知识和更广泛的智识生活的应然状态的设想和期待。现在看来，只有在现实状况和对未来的设想之间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或者说只有在对未来的很高的期待之下，“匮乏”的诊断和话语才能被想得出和讲得出。

区域研究创建时期所一再申述“匮乏”和变创的主题，当然首先是就美国对外政策和世界角色所需的政策相关性知识而言，但也经常超越政治、政策和“效用”的范围，从美国学术、智识生活和文化构造出发去立意、发愿。区域研究之所以在创建时期呈现一边弥补“短缺”、满足紧迫需求，一边致力于长期、全面的规划和构造的两重内容，之所以脱离战时经验本来很容易造成的“路径依赖”，要以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所说的“长期智识议程”寻求达成对美国社会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造，²²其根由当然需要在我们所说的史前史中来找寻和发掘。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区域研究有“战时根源”（wartime roots），而战时根源和整体的区域研究史又有“战前根源”（prewar roots）。更具体地说，美国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智识和文化生活中一些蕴含在“史前史”当中的，更长久、更稳定的要素生成了一种范围更大、基础更深厚的“路径依赖”和历史生态，能够超越或者压倒战时经验所塑造的路径依赖。只有对此予以一定的了解和重视，才能充分理解区域研究的性质和意义。这也是近期比较深入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现和承认的。²³

区域研究的根源和存在当然需要置于美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长期历程当中观察和理解。就此而言，应该偏重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史路向上的对外政策史、国际关系史中蕴含着用以理解美国的国际知识所必需的一些要素，尤其是对美国国际关系中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的考察。美国人的世界图景，以及他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观念和意识形态构造，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格局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对外政策的生产还是相关观念的构造，都需要越来越坚实和复杂的智识基础，越来越取决于正式和专门的国际知识生产体制。与20世纪以来与对外政策相关的国际智识涉及如下动向：美国政府外交和军事部门职业化过程中情报活动和“政府研究”（government research）的进展，²⁴国际关系、战略（安全）研究等学科的建立和国际事务职业学院在少数大学（如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学院）的建立，关注国际事务的著名智库和学术组织如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等的出现，大公益基金会的国际主义理念和国际性活动的增长，等等。²⁵这些智识活动的“区域专业化”程度较低，但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政策导向的国际智识生产。也许更重要的是，“镀金时代”以来，美国精英关于现代世界的性状和美国的世界地位的思考和辩论不断推展，孕育和发展着影响甚至主导20世纪美国对外政策体系的“自由国际主义”，为区域研究运动构造了观念框架和“使命”论说。²⁶

专业化学术体系（大学）内国际智识的扩展当然也是“史前史”的重要内容。美国的传统学院教育一向重视古典学科目，而历史悠久的古典学不啻是一种关于古代地中海文明区域的褊狭的“区域研究”。自19世纪后期以来，古典学传统和新工业化时代的智识要素和文明空间观念相汇合，在一些大学促成“西方文明”（Western Civ）的课程和学术传统，成为对西欧乃至于欧洲研究的基础。²⁷在美国的一些精英大学，欧洲东方学逐渐输入，建立了一些非西方文明区域的研究领域。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哈佛大学的斯拉夫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拉美研究和芝加哥大学的古代中东研究等已然浮现，奠定了美国海外研究在美国大学最初的制度设施和学术传统。尤其是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东亚研究等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具备稳定基础和代际承传，并向其他学术机构扩散，也与研究对象国形成人员和学术交流的网络，²⁸形成我愿称之为“哈佛智识国际主义”或者“哥大智识国际主义”的校风传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已经出现了建立全国性区域研究（特别是远东）专业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创议和活动。²⁹

考察和探寻美国地区和国际研究的历史根源，职业化学术范围内的考察远远不够，而必须对美国历史上多样的、也经常是分散和零碎的域外智识形态予以识别和发掘，不仅从智识史，而且从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寻求线索和源流。在智识生产的前专业化时代，海外智识经常以缺乏正式组织的方式存在于非职业化化、非学术性智识领域乃至于其他各种社会领域，尤其存在于精英阶层的“绅士业余人”（gentlemen amateurs）当中。“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s）群体作为美国精英学术文化的载体，其在海外学术方面的志趣和作为尤为突出，他们奠定了在古典学、欧洲文学和东方学等领域在美国根基。1842年至1843年，新英格兰精英学术文化养育下的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成立，比德国东方学会尚早一年，非职业化学术时代对非西方世界的语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由此在美肇始。更为多样化和复杂的情况是，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东北沿海地区，海外传教、欧洲移民、国际商业、跨洋旅行，贯穿19世纪的前往欧洲国家的海外留学，19世纪后期逐渐活跃起来的国际新闻报道，均有构建、积累美国海外知识的效用。到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更广泛频繁的海外商业，美国帝国冲动下的海外殖民活动，逐渐兴起的基金会和公民组织的海外活动，更增强了美国对海外的智识兴趣和抱负。传教士、记者、旅行家、外交官、商人均为海外智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其中少数学入专精者转进大学，开始构造对海外世界各部分的学术性研究。这类由非职业学者为主体、在大学体制之外生产的智识，乃与美国对自身国家特性与世界角色的认知密切契合，也与美国对文化、文明、本国和世界的社会变迁的思考息息相关。可以肯定，在区域研究兴起之前，海外智识已作为一个庞大的组成部分深深嵌入于美国智识、文化和政治生活之中，它必然以各种方式影响和规定美国后来专业化学术性海外智识的存在方式。³⁰

之所以在这里谈“史前史”，是为了引出和照亮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国际智识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的根基和联结。探究一个社会是否、在多大程度上及以什么形式供养和涵育它关于外部世界的智识问题，对外智识以什么样的形式、风格和厚度存在的问题，不仅涉及“必要性”和“效用”的向度，而且还涉及供养和塑造它的社会的“民情”，也就是它的总体“精神气质”（ethos）、价值取向和文化偏好的问题。域外智识反映并影响的是：一个社会的心理和心智中，族裔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他者”到底处于什么位置、承担什么角色，与这个社会界定自身的方式密切联系的、了解和理解“他者”的意愿和方式是怎样的，这个社会能不能涵育对外部世界的合理的、有反思性的态度和兴趣。进而言之，对外智识涉及一个社会如何抗衡“母文化的权威性”自发膨胀的趋势，如何削弱“我族”的封闭性和过度硬化，如何抑制任何人群和文化中都具有的排斥、贬抑和歧视“他者”的本能倾向。需要强调的是，域外智识的动力机制，不仅与通常界定下的效用相关，而且是和大至社会总体、小至学者个人的“兴趣”大有关系。也就是说，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有多少生发对“非我族类”的和遥远而陌生的事物的兴趣——那种经常被称为（exoticism）的情调和态度。而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以及决定这种兴趣存在的大小、形式的“民情”，在人群、国家之间和不同时代之间是有重大差异的。

就美国而言，承自欧洲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国父一代以来绵延不绝，在19世纪以来为多元文化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文化相对主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不断予以充实和更新，又为外来学术和思想要素（尤其是欧洲犹太源流的思想资源）所滋养和辅助。在对外政策上的孤立主义、文化上的白人清教主义的“大海”中，最初如孤岛一样存在着的世界主义从小到大、从精英文化领域向公众文化和教育领域扩散，至20世纪乃有大卫·恩格曼所说的美国式“新世界主义”的格局。³¹这正是美国战后地区和国际研究兴起和发达的智识和文化氛围，而地区和国际研究也在拓展、强化和“制度化”这种世界主义精神要素。说到底，外部世界的智识是一种国家智识和文化能力——即在智识上把别人的都变成自己的东西，从而丰富和扩张自身的能力——的核心内容。毫无疑问，美国历史地构建了强大的这种能力，而它的国际智识既是结果也是原因。话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今天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应该有什么样的宽度、厚度和“精神气质”，它应该和我们的智识和文化生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浮出一大部分了吧。

六、美国区域研究的供养体制和基本制度位置

刘：从前面提出的对内研究/对外研究二分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对美国区域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制度化可以得出哪些基本认识？

牛：正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历史当中已经获具的深厚根基和广泛共识，美国区域研究的实际路径和基本特性在创建时期就已经被规定了：区域研究要放弃战争中军方项目的既有模式，建立全新的、全面的基础和框架，使之深深嵌入美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科学；区域研究要以美国大学为基础和主要制度载体，而不是让其成为政府组织卵翼下的政策导向的知识领域；区域研究必须具备高度的专业化标准和质素，能够为各常规学科所认可和尊重，而已经建制化的常规学科要全面参与区域研究，或者说要在各常规学科中为区域研究开辟生存空间；区域研究必须成为跨学科协作和整合的平台，也必须达成“全世界覆盖”的格局，进而促成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全局性改造和重构；区域研究必须参与到通识教育和公民教育当中，致力于革除美国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西方文明的褊狭性，在学术上培育“文化相对性”“跨文化理解”和“世界主义”，并将这些精神质素灌注到文化和公共生活中。可以看到，区域研究创建运动中呈现出很高的政治、学术和文化方面的共识度，呈现出智识社会学家所说的“科学／智识运动”的变革性、总体性和长期制度构建意义。³²

我们的确应该在前面提出的对内和对外研究二分的向度上看待对区域研究的创建和存在。美国区域研究在很多方面呈现出相对于国内研究的“后发”性质。它的创生和初步发展，是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已经构造并形成对学术生活的主导地位，社会科学的组织和“规训”体系已经建立，各学科内部已经形成“美国（以及西欧）本位”的格局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把在既有学科体系中淹没或者忽略了的“对外研究／对内研究”的二分向度凸显出来，给学术专业化早期阶段中遭到轻视、排除和挤压的对外研究赋予必要性和合法性，一方面，向社会、国家和公众发出呼吁和论说，要求大学和社会供养它；另一方面，也对它施加专业化改造和品质提升，让它在大学和社会科学中得以存在和扩张。这就是卡明斯所说的对外智识在大学里获得“立足之地”（elbow room）的过程。

美国区域研究在战后兴起的一大智识社会史意义正在于：美国社会和大学达成关于供养和发展学术性对外知识的总体社会决策和社会机制。对美国区域研究的资金供给体制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其独特性，但也呈现出美国情境中的“后发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国家最小化”（minimal state）传统之下，联邦政府不直接操办高等教育，一般情况下也不出资资助专业学术；学术和教育在“知识商业化”供养方式之外，较多依靠发达的公民组织和捐赠文化等要素组成的社会性资助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决定性地扭转了这种局面，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在相当长时间里公开偏好工程科学和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支持颇为迟疑、消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界发起吁请联邦政府资助的运动，但并未当即奏效，1950年建立的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主要机制即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仍然将社会科学排除在外。³³实际上，除了政府属下的少量涉外研究和一些政府部门对大学予以支持的有政策相关性的研究项目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十多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在支持对外研究方面仍旧无所作为。但是，对于国家在高等教育和学术领域里的这一功能性空缺，美国确有一种强大的替代即大公益基金会。在区域研究创建和初期发展中，它们（主要是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和梅隆等）为区域研究提供了最初的“育种性”资金支持，一方面对具有样板或者实验性的研究和培养项目予以资助，另一方面尤其与和等学术组织密切协同合作，积极支持和参与对区域研究的总体规划和组织活动。这就是说，在其他国家一般主要由政府承担的供养和组织区域研究的功能，在美国一度是由财力雄厚、目光远大的基金会和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和权威性的学术组织来实现的。到1957年，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而引起的“斯普特尼克号冲击”（Sputnik Shock）的影响下，美国联邦政府才在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al Act, NDEA）第六条（Title XI）及后来的“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HEA）第六条的规定下，设立专项按年向被列入“国家资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的高校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机构提供资助。不过几十年里，区域研究所获经费总额中，包括基金会和政府投入在内的外来资金所占比重始终不超过十分之一，大部分还是由各个高等院校从其自有经费中拨付。³⁴区域研究的兴起适值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大扩张，资金充足，民意支持高等教育，因而区域研究顺风顺水，大有历史性的便车可搭。

在这里我要强调，战后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主要存在于大学体制当中，而且在大学内部主要存在于其“文理学科”（arts and sciences）的框架之下。这种基本制度位置说明和规定了区域研究作为基础性学术和“专深研究”的身份和属性。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与在高等教育内的智库构建已呈现已成并举甚至混同之势，而这当中可能既有对区域研究的狭隘认知，也反映对智库的肤浅理解，隐含巨大、深刻的缺陷和风险。就此我们至少需要了解，美国的智库体系有其独特起源、机理、动力和演变历程，³⁵区域和国别研究中仅有少数分支和领域与其有较高程度的重合。美国经验所昭示的是，区域和国别研究太庞大、复杂和重要，因而不能和不应以智库框定和引导，否则将同时损害区域研究和智库的“智性”。

七、区域研究的智识和文化特性

刘：区域研究的构成庞大而复杂，内部区分为各种不同的学术群落，那么，它有没有共同的、稳定的、智识的和学术文化的特征？

牛：就学术体系内部而言，区域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一种“跨学科”——实际上是“超学科”——的总体概念和组织框架对存在于学术体系内的零散和弱小的海外智识，以及存在于多个社会领域的各类非专业化学术海外智识，加以动员、整合和扩充，并予专业化、学术化改造，使关于外部世界的社会智识得以成为美国学术体系的永久性组成部分。区域研究运动有其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既呈现为区域研究有一个整体发动、创议和全面规划、组织的“创生史”，也体现在区域研究领域各组成部分之间稳定存在和扩展着共同的认识论偏好、学术文化（academic culture）和组织模式。这种整体性是单纯从各个区域领域（如东亚研究、中国研究、中东研究等）出发的学术史路径所不容易发现的。

区域研究有其作为“认识论共同体”存在的性状。区域研究公开申述和强化了一整套明确的、深刻的认识论立场，那就是确认、界定和组织知识体系的方式不应该仅仅沿着在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初期构造中占主导地位的那种划分抽象社会－人文领域（如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路径，而应该有实体对象（subject matter）的向度；各个层级的地理、政治和文化实体即区域就这种向度中最重要的内容。用《霍尔报告》的话说就是，“很大程度上自我孤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只是“（社会）知识的垂直支柱”，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晦暗不明的地带和彻底无知的峡谷”，即学科框架所不能照见和容纳的知识对象和问题。³⁶换言之，虽然区域研究不寻求替代和瓦解学科，但社会知识不应该完全由学科所垄断和框定，而须要充分承认和扩张区域向度，进而在智识上和组织上对学科向度构成总体补充。在认识论偏好、方法取径和学科文化上，以区域“实体”为对象的区域研究与当时主导社会科学的“硬实证主义”（hard positivism）构成背离、对峙，因为区域研究内在地偏向“具体形象的”（ideographic）而不是“通则性的”（nomothetic）智识形态。用涉及社会科学认识论的一些语汇说，在相对的意义上，区域研究的智识偏好和特性是：它是特殊性取向（particularistic）而不是普遍性取向的（universalistic），归纳的而不是演绎，经验性的而不是理论的，质化的而不是量化的，描述的（descriptive）、叙述的（narrative）和阐释（interpretation），而不是归约论的（reductionist）和解释性的（explanatory）的图式和“模型”。进而言之，区域研究更注重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和“情境具体性”（context specificity），更容易导向历史的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它偏好和讲究以当地语言和“总体文化知识”达成“实体知识的广博性”（substantive erudition），在历史和文化阐释和比较的基础上达成“跨文化理解”。自然，它也更讲究和擅长浸入式的经验观察和实地研究。因而，它对理论化社会科学孜孜以求的那种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精确性、确定性和理论严格性经常持怀疑和不以为然的态度，一般秉持“认识论折中主义”（intellectual eclecticism），往往不是以理论的构造者和追随者的姿态、而是以理论——尤其是赖特·米尔斯所说的“宏大理论”——的批判者和修正者的面貌出现。可以理解，偏向特殊性认识论立场的历史学、人类学与区域研究之间更容易建立同构和协同的关系，而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与区域研究之间则总是发生隔阂、龃龉和不信任。³⁷

这样，在区域研究形成以后，社会科学当中就浮现出“学科”和“区域”的二分向度，大体上形成了两种相互之间有张力的、相反相成的“认识论共同体”（epistemological community）和学术文化（academic culture）群落。所谓认识论共同体和学术文化的识别，主要依据特定学术群体在与认识论相关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关于客观性的可能、限度和途径的问题）上的明确的或默会的态度；还涉及界定学术领域的方式和自我认同的构成，也就是说一个学术群体对本领域的“自主性”和边界，对本领域与其他领域和知识部类的关系，以及学术领域和公共生活的关系等方面的态度。³⁸区域研究以对象地区和国家为界线分裂为不同的“区域群落”，这些群落之间也有学科偏向、学术文化风格方面的差异，但这些群落一般说来都不认同对客观性和确定性的绝对主义主张，而有着共同的对特殊性、相对主义、折中主义、多元主义的偏好。区域研究学者的学术认同和制度身份一般也都是双重的：既有区域认同和身份，也保持着对特定常规学科的认同和组织身份——比如一个学者既是政治学家，又是中国“地区专家”（area specialist）。但区域研究学者比起经常在居于学科“硬核”中的也就是理论导向的学者来说，他们的认识论主张更疏松、灵活，研究方法也更偏向“软性”和“方法论多元主义”，尤其是更自觉、努力地奉行和追求“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所以按智识社会学家的二分法来看，区域研究是“趋异性”（divergence）而非“趋同性”（convergence）领域，是“软”“学科”而非“硬”“学科”，是“非范式型”（non-paradigmatic）学术而非“范式型”（paradigmatic）学术。当然，以上作出的二分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呈现，是为了说明问题而提出的“理想类型”。

以上的“学科／区域研究”二分法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呈现，当然不足以精确地框定涉及地区和国际研究的所有复杂现象，但作为一种照亮区域研究基本智识特性的“理想类型”，这仍是一个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概念工具。而且从战后区域研究的学术史和思想史趋势来看，上面所指涉的区域研究的认识论特性是在强化当中，或者说特殊主义、多元主义是区域研究的认识论和学术文化“秉性”，而秉性势将挣脱有形和无形的桎梏而发挥、伸张和呈现自身。如果说区域研究的创建方案曾经是一种“整合”社会科学（假定能够有效整合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议程）的方案，而且战后初期的区域研究还属于一种实证主义范畴内部的改良运动——以灵活、疏松的实证主义版本取代美国社会科学早期职业化运动中的幼稚、褊狭、僵硬的实证主义版本——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区域研究则更多呈现出社会科学内部新的分裂，也更多呈现反实证主义的内涵和倾向性。也就是说，它是诺维克所说的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革命”³⁹中的预流者。这种变化还表现在重新亲近和焕发人文学传统，包括东方学的博雅传统。创建时期一度出现强调社会科学对区域研究的主导地位，传统人文学术遭到一定程度的贬抑和排斥，而且有偏重当前和近世的明显倾向，但在战后区域研究的扩充和发展中，先前存在于东方学范畴的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文明研究等学术要素又被重新有效整合，甚至在一些地区领域重新回归中心地位。比如，东南亚研究战后初期偏重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问题，而后来则转向高度的人文学和文化研究导向；而美国的南亚研究自建立以来一直重视传统印度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其浓厚的古代文明研究旨趣和人文学博雅传统得以保育。⁴⁰

区域研究的智识特性也在和它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的历史变化中呈现出来。区域研究和稍晚兴起的现代化理论运动是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两大跨学科学术思想运动，两者之间有同源、交叠和共生的情况。它们在初期都为“自由国际主义”所浸染，都致力于扩张和增强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也都具有为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提供智力支持的动因和效用。在区域研究兴起之初，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理解非西方世界当前性状和全球变迁的观念框架和理论路径，曾经对区域研究学者产生巨大吸引力和影响。战后各主要社会科学学科均参与这两大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重要的学术组织，如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所设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一些重要的人物，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罗斯托（Walt Rostow）、白鲁恂（Lucian Pye）、勒纳（Daniel Lerner）等，都同时在现代化理论和区域研究两个舞台上扮演突出角色。⁴¹在冷战社会科学史叙事中，两者在冷战初期的合流和共生关系被强调和充分显示，它们之间的差异和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深刻分裂却没有得到细密考察和处理。然而，现代化理论运动根本上是一种宏大理论的建构工程，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线性进化论、普遍主义、非历史、“硬”理论的特性，可以说其认识论偏好与区域研究有深刻差异。其实，区域研究运动一早就有博厄斯像灵魂一样的存在，而雷德菲尔德等早期领导人就发出与现代化理论不相偕从甚至抗辩的声音。⁴²在区域研究内部的实际发展中，可以明显看出“情境具体性”的路径抗拒和克服普遍主义的、硬理论的路径的长期趋势，而这是由其认识论“秉性”所决定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后，学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判风潮大起，现代化理论在其中自然受到牵连。而区域研究分支领域初具规模，相对于各学科规范理论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已在“区域专门化”中接受培训、区域认同更强，甚至怀抱“第三世界主义”的新一代学者崭露头角，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研究都出现系统性地质疑和批判现代化理论的趋势。拉美领域里的依附论、东南亚研究领域里的人类学文化研究，就是这一潮流中出现的突出代表。在人类学和区域研究领域里都产生很大影响的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从早期追随到后来叛离现代化理论的经历，就是明显的一例。⁴³甚至可以不很过分地说，现代化理论正是被区域研究所瓦解的。在冷战终结之前，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实际上已经消亡，只有从现代化运动中旁出的“发展研究”（经常在“发展政治经济学”“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标签下）维持了制度性存在，而这一领域的特性之一正是它和区域研究（尤其是在东亚、拉美研究领域）的很强的亲和关系。

谈及美国区域研究的总体智识风格和学术文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即区域研究在文化、审美，乃至于情感和道德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倾向。区域研究作为一种浸润了美国世界意识中富于智性和道德关切的知识领域，是讲究、也涵育着对异国的人民和文化的兴趣、欣赏、珍重、温情和包容的。有些区域研究学者甚至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异国人民和文化发生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把自身视为研究对象的一员。就像白鲁恂所说的，区域学者经常对其研究对象抱有“相当人性化的情感投注”，甚至成为“逆向的传教士，在各种批评面前为‘自己人’辩护”。⁴⁴这一观察也为前面提到的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最新的历史研究的支持。很多区域研究学者的研究著述和生平经历使我们看到，他们和研究对象的智识和情感关系不同于东方学式的exoticism。在美国学术界和公众文化的总体格局中，他们当然是少数甚至另类；但作为职业学术共同体，他们存在和扩张也让一种对异文化，特别是对非西方文化的全新的态度在美国高校里“制度化”了，由此贡献于美国大学文化的“国际化”和“新世界主义”。区域研究学者在美国社会充当某个异文化的代表和发言人，充当美国社会的文化理解、“文化自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智识中坚。他们致力于抗拒和拆解自己的母文化中固有的褊狭、虚妄、自恋和“势利眼”（snobbery），以及每个人群和社会中都存在的把“我们的”想成和说成是必然地美好的、正当的和“神圣的”的自发趋势，由此改变和扩充人群中想象和界定“我们”的向度和方式。因而，他们身上又体现出拉德和李普塞特关于学术文化中关于“智性”和批判性的正相关性，汇入美国知识界“总体左倾”——即统计学意义上偏向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趋势当中。⁴⁵当然，区域研究的批判性不仅仅指向文化议题。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后，对美国对冷战政策和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批判声浪中，还有在驱动改变对华政策的过程中，都有来自区域研究领域的不可忽视的声音和影响。即便是区域研究各分支领域中被认为最具有冷战热情和政策导向的苏联学，也经常表现出比其他政策和学术群落更温和的倾向，总体上致力于“不让冷战变成热战”即减低冷战的军事化程度和战争危险性；1970年以后更出现苏联学中部分成员“象牙塔里向左转”的情况。⁴⁶

任何一种智识上的进路、运动和体系都不能占尽所有的优点和优势，而且也都隐伏着各自潜在的褊狭性以及各种各样的智识和文化风险。美国区域研究也是如此。然而，它有着坚实的智识内核和深厚的学术机理，在一个具有反智传统、基础研究不断受质疑和攻讦的国家保有和扩张制度化的国际知识，又对以欧美为中心的美国社会知识施加了桑顿所说的重大的“去褊狭化”（deparochialization）和“去想当然化”（denaturalization）改造。⁴⁷对美国总体学术文化而言，它构成对现代学术的专业化格局的一种反思、抗衡和矫正机制：在一系列已经制度化了的分化和断裂——历史和现实之间、理论和经验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之间、本国和外国之间、不同国家和文明相互之间——重新构造跨越边界的联系和沟通的孔道和机制。与此相关的重要一点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高等教育中逐渐形成的通识教育－自由教育运动和区域研究运动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强化的关系，通识教育理念为区域研究提供了跨学科、博通旨趣和智识多元主义的认识论根基和学科文化要素，实际上构成区域研究的总体生态的一部分。⁴⁸区域研究也在战后积极寻求介入和改造通识教育，使国际知识和跨文化理解成为高等教育的目标和使命。

八、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组织

刘：美国的区域和国际研究在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理解区域和国际研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具有跨学科特性的区域和国际研究又是以怎样的组织形式存在于大学中，并与高度制度化的学科体系相兼容的？

牛：美国区域研究的特性和典范意义不限于智识和文化的方面，它有与其认识论偏向和学术诉求相匹配的独特而复杂的制度路径和组织形态。区域研究深深嵌入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其组织形态首先反映了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和美国社会的一些重要特性：学术和智识生活发生全面的职业化、专业化，导致美国专业化学术几乎由大学体系独占，即所谓“大学以外无学术”的格局；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是非集中化、多中心的，缺乏联邦政府的整齐划一的组织；美国学术和社会有强劲的专业化、科层制导向，也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和多样化的社会供养渠道。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组织体系，是由区域研究自身的智识机理和美国大学的总体生态，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条件所共同塑造的，而美国的知识社会学条件总体上容纳和支撑了区域研究的智识诉求和抱负。与大多数国家的对外研究体系不同，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没有呈现集中于少数机构的不均衡态势，而是与其高质量研究型大学众多的格局相符，呈现在高校间和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均衡格局。⁴⁹不仅传统私立精英大学寻求建立充实的甚至“全世界覆盖”的区域和国际研究，而且公立研究型大学和其他类型的高校也有发展对外研究的切实动力和重大成果。⁵⁰与其智识上的折中主义和多元主义相协调，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基本组织路径不是线性的、单向度的、板结封闭的，而是网络型的、多向度的、边界开放的。用我们通常的关于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概念不足以理解区域研究的组织和制度，而这显然是当代中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运动中尚未透彻理解的原理性问题。

美国区域研究始终以大学——而不是政府机构和智库——为家园。它既持守“区域专业化”（area specialization）的独特要求和质素，又要与大学内部已经充分制度化了的学科体系（以及高等教育的教学和培养体系）达成衔接和嵌入。而且区域研究的资金主要通过大学内部的财政渠道，所以区域研究组织最重要的方面是在大学内部。自创建时期，区域研究就制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方案，既依托和利用，又扩充和改造大学的内部组织。区域研究的专业化方案和组织理念的核心要素是：在学科和地区、“学科系”（disciplinary department）组织和非系科组织的基本二分框架下，区域研究要有自己独特的组织场所和复杂的制度表达。在区域研究兴起之前，在美国研究型大学规模扩张和学术专业化运动的双元一体进程中，学科系已经确立了作为大学首要次级组织单元的地位，成为学术生产的主要组织者，也通过在实际上运作教师（特别是终身教职）聘任权和研究生培养而成为学术标准的掌控者和专业繁殖的主体，由此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和阿伯特所说的“非凡的强韧性”（extraordinary resilience）。⁵¹在这种情况下，学术领域的建立首先须呈现为学科或者学科下的分支领域。所以在20世纪初，当美国大学开始零星接纳东方学等形式的对外研究时，为数不多的学科系是“默认的组织场所”。⁵²但是，到20世纪以后，随着系科越来越难以框定智识生活迈出固有智识和组织边界的趋势，跨学科的理念和活动有显著扩张。由此在大学里经常具有跨学科（以及“非学科”）性质的各类“非系”组织和活动在学科系的旁侧逐渐发育起来，形式或名称包括中心（center）、研究所（Institute）、研究部（bureau）、项目（Program）。当然还有大学里一直存在的课程和课程项目等，它们为区域研究提供了可以采纳的初期平台和组织形式。区域研究创建运动中，关于区域研究的组织形式的讨论中也曾出现不同意见，其中延续既有路径，以学科系的形式容纳区域研究的主张得到不少支持，但“结合所有相关学科系，使之具有最大代表性（的组织形式），而不是设置拥有独立预算和队伍的单独的系”的主张仍为趋势所向。⁵³用组织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在区域研究领域，“非系”（not-department）组织因其具有的“本质灵活性”（constitutional flexibility）而尤其适应跨学科的新学术领域，从而必然胜出。⁵⁴在非系组织中，中心一般作为永久性建制存在，而项目往往是临时性组织方式，中心的制度地位和稳定性强于中心；“研究所”经常具有学科方向上的单一性，战前曾为一些东方学研究机构所采用，但跨学科意味较弱，在区域研究运动中较少被采用。因此，区域研究最有力也最常见的组织形式还是内在地含有跨学科导向的中心。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区域研究机构经由一段初始时期以项目运作，而最终定型为中心的情况。⁵⁵

在对区域研究组织的观察中，我们很容易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中心，但是，学科系也是区域研究组织复合体中的重要因素。区域研究以中心为首要组织形式在大学的存在和扩张，至今未曾改变学科系仍是大学内部最强固的次级单位和最主要的权威体系的态势。学科系掌握着聘用正式教职的权力，区域中心大多只能由来自学科系的学者以学术兼职的形式集结。学科系拥有专业化学术中往往被视为“内核”的理论和方法论知识，拥有无可撼动的智识权威性，而区域研究被认为必须具有来自学科的基础和质素，否则不足以获得智识上的资质和声望。因而，区域研究在其创建阶段就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安排，即把区域研究专业培养的核心和顶端也就是博士生项目置于学科系内，而区域研究中心一般承担相关专业硕士层级的培养，实际上经常是既提供职业培养，又对高级学术培养（博士）提供一种预备和遴选机制。

这里要强调，在美国的区域研究体系中，学科系并非自外于区域研究。社会科学各学科系固然至今顽固存在排斥对外研究的倾向，但区域研究作为一场智识运动和组织变革波及学科的内部组织，一个必经之途就是在各学科系中增加对外研究的要素、扩大对外研究的空间。历史学、人类学由于其学科特性而理所当然地在这方面取得最大成效，研究型大学当中这两个学科中对外研究的部分经由区域研究运动而得以持续增长，至今一般都大于对美国本国的研究，具备“全世界覆盖”的格局；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一般虽不正式分对内和对外研究，也不以区域为组织次级学科的向度，但也都经常有在学科内拓展对外研究和赋予其制度地位的努力，尤其是在这些学科内具有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导向的部分（如经济学中的经济史，社会学里的历史社会学；在政治学里除了比较政治，还有作为次级学科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正如区域研究创建者所一开始就认定的，区域研究不寻求替代学科，而是要以其跨学科导向以及灵活性、松散性构成对学科的补充机制。所以大学内部扩张区域研究的就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制度机制：一个是学科系，它们要对本专业实施“去褊狭化”改造，不再对本学科内没有外国地区知识的要素和人员的状况安之若素，而用正式教职的聘用权征召新成员、敦促现有成员向区域领域的旁涉和“转行”（conversion）等手段扩充系内的对外研究；另一个是包括中心在内的各种非系组织，它们经常要在大学内申说区域研究的重要性、伸张区域研究的声望，发动和引领区域研究各领域的研究议程和教学培养方案（特别是组织和配备外国语言教学），集结和组织学校内各学科以及学校内外的研究力量和研议活动，抗拒和消解系科结构的板结性。

区域研究中心一般没有专属、常设的教职队伍，作为学术生产的平台和组织者的功能也远不及学科系。但它在大学内部构造、强化和伸张区域认同，对分散在各系科中的对外研究人员和学术要素予以集群和协同，构成他们在系科之外的第二制度母体。中心之组织优势的关键在于，它是跨学科活动的天然的、理想的场所，也是与“专”相对的“通”——在美国语境下可以表达为cross-fertilization，interconnecting，communication等——的旨趣和功能的当然承担者，具有学科系组织所一般不擅长的网络构建（networking）的制度戏码。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文化生态中，“跨学科”“多样性”“国际化”和“延伸服务”（outreach）都是大学所申述的“官方目标”，而研究中心在这些方面具有学科系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处在超越学科视野的制度位置上的大学领导层通常对区域研究组织予以优待和支持。在有些情况下，有意扩充对外研究的校方还支持区域中心以发起联合聘任建议和提供部分薪金的方式介入本由学科系独掌的教职聘任程序。⁵⁶而且，中心组织具有跨学科和组织灵活的特性，便于面向大学外部对综合性、应用性和“公共知识”性质的需求作出反应，因此也有吸收外部资源的独特优势。在对外研究传统不如东部私立名校强大的公立研究型大学里，区域研究具有更明显的后发特征，因而也更倾向于以某种松散的全校性架构对各个中心机构予以协调和支持。⁵⁷区域研究中心虽不聘任专设教职，但一般都齐备办公设施和场所，并在教师系列外聘任行政队伍和项目组织者，因此有显著的组织质量和行政效力，大都不会流于所谓“纸面组织”（paper organization）的虚弱和无所作为，能长期存续和成长，乃至于形成强劲的组织文化和学术传统。笔者参加的对几所美国大学区域和国际研究中心的考察和访谈⁵⁸印证了上述一般观察，而且从中还得见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与区域中心初创时期多仰仗有一位“克里斯玛型”的学者领导人物的情况不同，当今区域研究中心的学术领导人（主任）的作用似乎并不特别显眼；区域中心运行的实际主持者似乎经常是一位既有管理者（“官僚”）资质，又具有学术素养和理解力的行政副（或助理）主任，他（她）在由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制定的议程和框架下，有力而活跃地运行着内容丰富的项目和活动。这种情况一方面当然反映当代美国大学“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通则，另一方面也说明区域研究开发用以强化自身组织效力的“戏码”。

区域研究中心的存续和壮大也正说明，把大学组织视为学科系的单一组合的概念已经不合时宜，跨学科、非学科学术需要得到认知、承认并予以制度表达。研究中心以其跨学科特性和组织包容性、灵活性成为区域研究的首要组织形式。近年来，美国出现了超越旧有区域研究封闭格局的跨国、跨区域的国际和全球研究的新议题、新领域，而这些新的学术方向仍然大都以研究中心的方式加以组织，正说明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一制度发明拥有至今不衰的长期活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学科系和中心之外，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组织方式还有第三向度，即在美国大学中势力处于长期增长的拥有教师任用权力、面向研究生教育的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⁵⁹前面提到，国际研究在20世纪初以来即在少数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职业学院存在，但相关学科和组织与区域研究运动的直接牵连并不特别突出。但近些年来在部分美国大学里，商学、政府和公共管理、法学、教育学、公共卫生等各专业领域出现了扩张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强劲势头，其动力可能包括：在新的“跨越边界”的总体智识趋势之下，各种新的“全球”和“跨国”专题性研究繁茂生长；以往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区域研究相对隔离的偏重“关系”的“跨国研究”领域，如国际关系、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等领域，缺乏充足的对外国的实质性研究、过于偏重美国本位的问题更行凸显，逐渐自发产生加以弥补矫正的努力；更多见的情况是，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下不断产生的新的外部需求，更注重应用性、职业性知识的职业学院比学科系更加敏感也更易于做出反应，由此生发扩张对外研究的动力。这方面显著的例子如近年来很多商学院和法学院扩充中国研究的趋向。

在从大学内部组织之外，美国区域研究还有一个组织向度，即其松散、多元的全国性框架。区域研究是一种确切的智识进路和组织理念，但并没有统一、严整的全国性组织系统。区域研究的全国性组织遵循“区域专门化”路径，也就是说，区域研究下的各地区分支领域寻求建立与各学科和学术领域一样的专业学术组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学术团体在大基金会支持下开始发动、研议和规划区域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给区域研究的组织框架制定了大致原则和路径，还先后联合设立了用以组织和推动世界各主要地区和部分国家的专门委员会，实际上具有专业学术组织的部分功能。⁶⁰区域研究的全国性组织框架的主体，当然是战后新建或对战前组织加以改造和更新的全国性专业会员组织，如非洲学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拉丁美洲学会（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和中东学会（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以及诸多更细分的区域（国别）组织和学科框架下有地区向度的会员组织。⁶¹它们往往通过有权威性的专业期刊和年会而对构造研究学术共同体、推进和传播研究、涵养学术标准和声望体系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更悠久的一些学术会员组织，如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和美国社会和政治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以及其他一些全国性学术和文化组织，如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等，也以各自方式参与和支持对外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联邦政府在《国防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第六条规定下，按年向选入所谓“国家资源中心”的高校区域和国际研究机构提供资助，从而使“第六条”相关资助渠道在实际上成为区域和国际研究的一种补充性组织框架。有政府背景的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和组织，如富布莱特项目、国际教育学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和国际研究与交流理事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 Board）等，也对区域研究提供支持。⁶²(https://www.daowen.com)

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已经达成相当的组织稳定性。在传统的也是主导的区域研究框架下，无论是高校内的区域研究组织，还是全国性专业学会，美国的区域研究组织长期以来广泛采用如下被称为“世界地区”（world areas/regions）的地理单元：东欧、拉美、中东、东亚、南亚、东南亚、非洲和大洋洲；此外，还有以少数规模更小的次级区域单元（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中亚地区）和一些大国为单位形成的稳定地区领域。⁶³区域领域的基本认同和组织格局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孤立封闭性状，即理查德·兰博特所说的“区域研究部落”之间缺乏沟通交往的状况。区域研究从业者依照地理文化区域和国别分别集群，而每个地区群体都形成各自的学术共同体，以及相应的智识传统、学术文化和组织联系；各个“部落”内部的交流和联系要远远多于部落之间。⁶⁴但与此同时，区域和国际研究在其内部分支领域的界定上也保持了一种史华慈所说的“富有成效的模糊性”（fruitful ambiguity），⁶⁵也就是说一种超越通常学科建制下的情形的灵活性和变动性，而且这种灵活性和变动性近年来更有强化趋势。一种是探寻“区域”概念的新构造方式，不断增加和包容新的地区领域，比如，东亚经济崛起后出现的环太平洋地区（亚洲太平洋地区）研究，以及苏联解体后倾向于单独组织的中亚研究。另外一种更突出的情况是，因应日益凸显的“全球化”趋势，反思和纠正因传统地理文化区划和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而造成的褊狭性和局限性，强调各种跨国、跨区域和全球性事物和关系，进而以超越原有区域框架和民族国家单位的方式扩展新的研究议题和领域，如离散社群（diaspora）研究，以及将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乃至于各种关切和议题下的跨国和全球性研究。

刘：最后请您就我们的讨论主题作出简短的总结。

牛：没有任何学术体系是完善的，是不需要变革和更新的，而且演进中的学术体系也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注定变得越来越好。美国学术和社会环境中的区域和国际研究也在经受各种各样的冲突、挑战，甚至可能经历顿挫和衰退。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美国社会对学术和高等教育的支持意愿明显有长期低走之势，⁶⁶在这种大背景下，人文学和部分社会科学中的对外研究也面临巨大紧缩压力，乃至于有人发出地区和国际研究“衰落”的危言。⁶⁷可能更为深刻的机理是，经历了各种批判思潮冲击和激荡的美国社会科学仍然不改其实证主义“秉性”，主导着这些学科的通则偏好和“量化强迫症”（quantophrenia）仍然对区域研究构成深刻抵牾。教职竞争激烈，对外研究的经济成本和个人投入更大，社会科学学科尤其是经济学实际上比以往更倾向于鼓励“无地方性的”（place-neutral）和以美国为对象的研究，相应地使专精的对外研究在这些学科里成为一种“职业异端”（professional heresy）和“职业险途”（professional risk），由此在主要社会科学中的存在被排挤和削减的态势。⁶⁸挤压下的区域和国际研究要通过发挥“效用”（utility）和“公共服务”功能来争取资源和恢复动力，但这当中是不是潜藏着学术空洞化和肤浅化的危险性？这种重新导向实用的趋势，以及“跨越边界”潮流下的各种“全球研究”“跨国研究”“跨文化研究”等等，又会不会成为消磨经典区域研究的“实体博学”风范的“花车巡游”（bandwagon）？这里似乎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待观察。

然而，尽管历史和现实中的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有各种问题、困境和缺陷，但基于它在当代世界性专业化学术体系中的存在中所具有的深厚的理据和根基，基于它的规模、成果、影响力和典范意义，基于它在历史上呈现出的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变迁、自我变革的能力，我们必须有重视、理解、参照它的理由。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以及中国的世界角色和抱负的提升，势将使中国的国际研究得以迅速扩张，并推进其“全球覆盖”格局，获致仅次于甚至超过美国的数量规模。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复制美国模板，但在构建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当代努力中，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实际历程和思想资源，包括它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资源，应当成为我们获取原理性认识和方法、策略的重要来源，甚至应当被视为知识和思想上的重要起点和基础之一。关于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知识和思考，应当作为我们自己的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参与者、规划者和管理者的“通识教育”中必需的环节和组成部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让空洞、虚妄的“自主性”主张成为懒于学习、昧于知人、弱于思考和反思的借口和原因。

注释

1．国际上已出现在采用通用名称的同时以“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特指中国的情况，参见Margaret Myers, Richardo Barrios and Guo Cunhai, “Learning Latin America: China's Strategy for Area Studies Development, ”The Dialogue, Lat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June 2018, https://www.the-dialogu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Dialogue-Area-Studies-Report.pdf，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8月29日。

2．据了解，教育部在2011年曾就该译名问题组织过专家讨论，最后确定在相关正式文件中采用“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对应“国别和区域研究”。参见牛可对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负责人罗林教授的采访，2018年3月17日。

3. Ford Foundation, Crossing Borders: Revitalizing Area Studies, Ford Foundation, 1999; Craig Calhoun, “Renew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gional and Transregional Studies in a Changing Intellectual Field,”in David S. Wiley and Robert S. Glew, eds., International and Language Education for a Global Future: Fifty Years of U. S.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Program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42—247.

4. Neil J. Smelser and Paul B. Balt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Amsterdam: Elsevier, 2001.

5.“International Studies”被我国一些外国语大学（学院）在官方译名中采用，与这些学校学科重构和发展的方向相符；但一些大学的国际关系院系弃“international relations”而采用“international studies”，则有名不副实、易引发混乱之弊。

6．关于“知识社会史”，参见[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陈志宏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7. 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Hall Report”）, Pamphlet 3, May 1947, pp. 23—24.

8．关于西方国家最强大的德国东方学，参见Ursula Wokoeck, German Orientalism: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Islam from 1800 to 1847, London: Routledge, 2009; Suzanne L. Marchand,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Religion, Race, and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10．东方学者对东方学与社会科学的疏离的认知，参见Anouar Abdel-Malek，“Orientalism in Crisis，”Diogenes，Vol.44，No.1，1963，pp.103—140。

11．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61页；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9—20页。

12．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东方学，参见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Bruce Kuklick, Puritans in Babyl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880—1930，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 SSRC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World Reg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 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imeo-graph, June 1943,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即《汉密尔顿报告》（Hamilton Report）。

14.1947年英国政府发布《斯卡伯勒报告》（Scarbrough Report），诊断英国对外研究的虚弱和不足，但尚未对美国经验予以特别重视。但到1959年英国政府委托下作出的《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即强调要“从美国经验中学习很多”。Foreign Office,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 Slavonic,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His Majesty Stationery Office, 1947;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Oriental,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Her Majesty Stationary Office, 1961.pp.61—62；一位后来加入美国区域研究的英国重要东方学家对两者的反思，参见Sir Hamilton Gibb, Area Studies Reconsidered,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3。

15. David Szanton,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ectual Trend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p. 693;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r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6.

16.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in Noam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p. 195—231; 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9, No. 1, January-March 1997, pp. 6—26; Christop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Carl E. Pletsch, “The Three Worlds, 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 circa 1950—1975,”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3, No. 4, October 1981, pp. 565—590; Irene L.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Sigmund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Nile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n Robin,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En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Masao Miyaoshi and H. D. Harootunian, eds.,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Ban Wang, “The Cold War, Imperial Aesthetics, and Area Studies, ”Social Texts, Vol. 20, No.3, Fall 2002, pp.46—65。

18．如前文所提到的，前者曾最早发掘地区研究的重大智识和制度变革意义；后者在2017年9月在北大演讲和交流中也一再提到，地区研究在制度上给对外部世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立足之地”（elbow room）。参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62667，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1日。

19. Bruce Cummings, “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Why the‘Intelligence Function’ of American Foundation Support for Area Studies Remains Hidden in Plain Sight,”Global Society, Vol. 28, No. 1, 2014, pp. 70—89.

20．比如，美国中国研究学者何汉理曾开列出地区研究的六项“非学术”（non-academic）功能，指出这种功能处于长期下降的趋势，并予以比较复杂、平衡的分析。但是到了中文学术界，这些角色就被解读成美国中国研究的五种“主要角色”，似乎美国中国研究的主要功能是非学术的。参见Harry Harding, “The Changing Roles of the Academic China-Watcher, ”The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Observing the PRC at 50,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9, pp.65—73；刘康：《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第12—20页。

21. David Engerman, “Bernath Lecture: American Knowledge and Global Power,”Diplomatic History, Vol. 31, No. 4, September 2007, pp. 599—622.

22. Thomas Ben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wentieth Century,”Prepared for International Rectors Conference, New York University, February 22, 1997.

23. David Eng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 Soviet Expe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achary Lockman, Filed Notes: The Making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4. A. Hunter Dupree, Science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istory of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to 1940,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25. Stanley Hoffma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edalus, Vol. 106, No. 3, Summber 1977, pp. 41—60; David Ekbladh,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Edward Mead the Depression-Era Origins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3, Winter 2011/12, pp. 197—141; Peter Grose, Continuing the Inquir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1921 to 1996,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6; Inderjeet Parmar,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Ford, Carnegie,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Richard Glotzer, “A Long Shadow: Frederick P. Keppel,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and the Dominions and Clonies Fund Area Experts 1923—1943,”History of Education, Vol. 38, No. 5, September 2009, pp. 621—648.

26. Frank Ninkovich, Global Dawn: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1865—199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王立新: 《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Brian M. Foster,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1865—1919,”Ph. D. Dissertation, Carleton University, Canada, 2012。

27. Gilbert Allardyc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Cours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7, No. 3, June 1982, pp. 695—726; Leonard Krieger, “European History in America,”John Higham, et 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5, pp. 235—313.

28. Robert Bynes, ed., A History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I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pp. 3—34; John S. Baick, “Reorienting Culture: New York Elites and the Turn Toward East Asia,”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May 1998, pp. 84—152; Paula Cronin, “East Asian Studies at Harvard—a Scholarly Bridge between Two Worlds,”Harvard Today, Spring 1976, pp. 7—9, 13.

29. Arum, “Early States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Charles O. Hucke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Matthew D. Linton, “Any Enlightened Government: Mortimer Graves's Plan for a National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1935—1946,”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 24, 2017, pp. 7—26.

30．关于海外传教活动和美国区域研究历史纽带的考察，参见David Hollinger, 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14—251。

31. David Engerman, “The Pedagogical Purpose of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 View from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51, No. 1, Winter 2015, pp. 78—92；另外参见Tim Borstelmann, “Inside Evry Foreigner: How American Understand Others,”Diplomatic History, Vol. 40, No. 1, 2016, pp. 1—18。

32．关于“科学／智识运动”，参见Scott Frickel and Neil Gross，“A General Theory of 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0，April 2005，pp.204—232。

33. Mark Solovey, “Riding Natural Scientists' Coattails onto the Endless Frontier: The SSRC and the Quest for Scientific Legitimac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40, No. 4, Fall 2004, pp. 393—422.

34. Gilbert W. Merkx, “Gulliver's Travels: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Title VI,”David S. Wiley and Robert S. Glew, eds., International and Language Education for a Global Future: Fifty Years of U. S.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Program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7—32; R. D. Lambert,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in James D. Wright,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first edition, Amsterdam: Elsevier, 2001, pp. 687—688.

35．对理解美国智库的传统和特性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参见James Allen 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美]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巴里·沃茨：《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现代美国国防战略的形成》，张露、王迎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

36. “Hall Report,”pp. 24—25.

37．区域研究认识论特性或许可由人类学和历史学当中的两位重要人物吉尔茨和史华慈的以下两篇文章呈现：Clifford Geertz，“Blurred Genres: The Refiguration of Social Thought，”The American Scholar，Vol.49，No.2，Spring 1980，pp.165—179；Benjamin Schwartz，“Presidential Address: 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0，No.1，November 1980，pp.15—25；另参见Loren Graham and Jean-Michel Kantor，“‘Soft’ Area Studies versus ‘Hard’ Social Science: A False Opposition，”Slavic Review，Vol.66，2007，pp.1—19。

38．关于认识论共同体和学术文化，参见Anthony Biglan，“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 Matter in Different Academic Area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57，No.3，1973，pp.195—203；Tony Becher and Paul R.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s，2nd Edition，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6—47; Thomas Bender and Carl E. Schorske,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i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pp.3—13；[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姜志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Everett Carll Ladd, Jr.,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Divided Academy: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39.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46—563; Mark Solovey, “Project Camelot and the 1960s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Politics-Patronage-Social Science Nexu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31, No. 2, April 2001, pp. 171—206.

40. John Bowe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Nicholas Dirks, “South Asian Studies: Futures Past,”in David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in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386—425, 341—385.

41. 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Donald L. M. Blackmer, 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Founding Years, 1951—1969, 2002; [美]雷迅马: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42．关于博厄斯对区域研究的持久影响，参见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关于雷德菲尔德的非主流、替代性现代化思想，参见Nicoe Sackley，“Cosmopolitanism and the Uses of Tradition: Robert Redfield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of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Vol.9，No.3，2012，pp.565—595。

43. R. W. Hefne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ulture,”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pp. 14666—14670.

44. Lucian W. Py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scipline and Area Studies,”Lucian W. Pye,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s? , p. 16.

45. Everett Carll Ladd, Jr.,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Divided Academy: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46.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pp. 208—302.

47. David Szanton, “Introducti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2—3.

48．对“通识教育”精神和区域研究的密切关系的一个简短而精彩的阐发，参见Benjamin Schwartz，“The Fetish of the‘Discipline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No.4，August 1964，pp.537—538。

49．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扩张的动力和特性，参见[美]戴维·拉伯雷：《复杂结构造就的自主成长》，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3期，第24—39页。

50．作为公立研究型大学发展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案例之一的威斯康星大学，参见David Trubeck，“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David Ward，ed.，Proud Tradition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elebrates 150 Year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ress, 1999, pp.131—164。

51. Andrew Abbott, Chaos of Disciplin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 215—127.

52. Mitchell L. Stevens, Cynthia Miller-Idriss, and Seteney Shamy, Seeing the World: How US Universities Make Knowledge in a Global E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46.

53．如见“Hall Report,”pp. 86—87; Richard H, Heindel,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Foreign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ost-Conference Report（Heindel Report）,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New York, mimeograph, 1950, p. 11。

54. Stevens, et al., Seeing the World, pp. 39—60；另外参见Julie Thompson Kline, Creating Interdisciplinary Campus Culture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2010, pp. 43—44。

55．典型例子如哈佛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康奈尔的乔治·卡辛东南亚研究中心。参见Ronald Suleski,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Fifty Years, 1955—2005，pp.11—44；高子牛：《作为跨学科组织的研究中心：以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为例（1950—1975）》，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2期，第116—133页。

56. Stevens, et al., Seeing the World, pp. 53—56, 83—84．关于地区研究中心在美国大学的总体“国际化”中的作用，参见Jonathan Z. Friedman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 “The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Area Studies Centers: Lesson for Current Practice from a Prior Wav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 19, No. 1, 2015, pp. 86—104。

57．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设“国际部”（International Division）与地区和国际研究院（Institute of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前者由副教务长兼任领导（Dean），统领全校的国际研究和国际教育；后者向全校八个地区研究中心及全校本科生国际研究课程提供协调和行政服务。该校以一座位于校园中心地点的办公楼给全校各区域研究中心提供办公设施。

58．参见笔者和宁琦、张存群、刘青一道对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区和国际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的访谈（2018年5月22日），对芝加哥大学东欧和俄罗斯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European and Russian/Eurasian Studies）、东亚语言和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的访谈（2018年5月24日），对西北大学巴菲特全球研究中心（Buffett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ies）的访谈（2018年5月25日）。

59. Craig Calhoun, “Renew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gional and Transregional Studies in a Changing Intellectual Field,”pp. 228—230.

60. Robert E. Ward and Bryce Wood, “Foreign Area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Items, Vo. 28, No. 4, December 1974, pp. 53—58; Kenton W. Worcest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23—1998, pp. 115—127.

61．例如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下设中国与内亚理事会（China and Inner Asia Council[CIAC]），东北亚理事会（Northeast Asia Council[NEAC]），南亚理事会（South Asia Council[SAC]），and东南亚理事会（Southeast Asia Council [SEAC]）等分会。关于亚洲学会的组织沿革，参见Hucke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62. R. D. Lambert,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pp. 686—692.

63．西欧在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中情况特殊。尽管区域创建运动中明确地将西欧指认为区域研究的一员，而且后来“第六条”资助名录中也列入西欧研究，但由于美国与西欧相关的学术有其独特的历史源流和以学科为主的认同方式，所以“西欧”从未形成一个有力的认同和组织向度，不同学科间相关学者关系疏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地区研究共同体之外。

64. Richard Lambert, “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pp. 722—724.

65. Schwartz, “Presidential Address: 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p. 16.

66. David F. Labaree, “Learning to Love the Bomb: America's Brief Cold-War Fling with the University as a Public Good,”Paper Presented to Peking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orkshop in Higher Education, “Lessons Learne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y 28 and 29, 2015.

67. Charles King,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Foreign Affairs, Vol. 94, No. 4, Jul. /Agu. 2015, pp. 88—98.

68. Stevens, et al., Seeing the World, pp. 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