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发展
——赵晨研究员访谈

杨 博

编者按　欧洲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复杂性体现在地理情况、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治理等多个方面。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洲政治出现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关于欧洲政治的研究也相应有其特殊之处。21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也遭遇了一系列挑战，有关欧洲政治研究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议题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那么，欧洲政治研究有哪些特点？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进程？21世纪以来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主要围绕哪些具体学科或者问题展开？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有什么特色又存在哪些问题不足？该研究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生杨博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赵晨研究员。赵晨研究员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国际关系、欧盟政治、欧洲一体化和全球治理，著有《论欧洲联盟的民主》《叙利亚内战与欧洲》（合著）等。

一、欧洲政治研究的范畴和特点

杨博（以下简称“杨”）：欧洲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请问如何从政治上界定“欧洲”？

赵晨（以下简称“赵”）：的确，欧洲政治研究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研究对象。从地理上看，它包括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南起地中海，北至北冰洋的地理界限内约45个国家的内外政治状况，至少可以分为西欧、北欧、南欧、中欧和东欧五个次区域。这些国家面积和人口不同，既有德国、法国、英国这些人口超过6 000万的大国，也有卢森堡、马耳他、安道尔、摩纳哥这样的人口不足百万的微型国家。政治体制差异也很大，虽然议会民主制是欧洲各国的主流，但也存在君主立宪制、议会共和制和半总统制等多种较细的类别。在选举制度方面，比例代表制、单一选区制和混合制在欧洲都找得到相应实施国家。在政体结构方面，既有德国式的联邦制国家，也有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制，还有瑞士这种比较松散的邦联制。在政治文化上，北欧和南欧、东欧与西欧差异明显。一位荷兰的记者曾风趣地写道，欧盟首脑峰会结束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离开时是在一长串黑色豪华轿车的“加持”下，前呼后拥而去，而此时正在酒店前台默默结账的则不乏一些北欧国家的元首和部长。¹

从时间轴来看，欧洲作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工业化及现代化的发源地和影响当世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思潮的诞生地，其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演进、政党变化和对外关系历史悠久，内涵极其丰富，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乃至更久远的时期。但目前所说的“欧洲政治研究”相对偏重“当代”，一般指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政治。例如，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就大致以此划线以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领域相区分。“着重当代”很自然地增加了欧洲政治研究的实用主义色彩，提供相关知识背景，进行阐释性解析和预测等方式为决策服务，是包括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界的定位和功能之一。但是，欧洲政治的复杂性和生动性同样在学理上引发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吸引部分同仁孜孜不倦地出于求知和比较的动机，不懈提高自身对其的认知、了解和理解。比如，部分西欧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出现的后现代政治思维转向，就使它们同当世仍处于民族国家时代的世界大多数地区有异，这种现象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它是欧洲独有的吗？会不会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扩散？这些问题同样激发起中国学者的好奇心和研究愿望。

在政治治理的层次上，当代欧洲政治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研究也有一点很重要的差异，即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的存在使得欧洲这一地区的垂直管理“大厦”中多了“一层”。对于并非专门从事欧盟研究的人士来说，欧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新生事物，它既不是传统国际关系学视野下的类似联合国的政府间性国际组织，也不是比较政治学分析的基本单位——一个国家（比如联邦制或邦联制的“欧罗巴合众国”），而是一个没有其他可类比的参照物，由各成员国高度转让主权形成，具有很强超国家性的后民族国家组织或机构。欧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的治理体系，介于它的特殊性，前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把它叫做“不明飞行物”（UFO）；²由于它极为复杂，意大利欧洲大学学院荣休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 Schmittee）称之为“人类创造出的最复杂的政体”；鉴于它对世界政治的实验性意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利昂·林德伯格和华盛顿大学的斯图尔特·沙因戈尔德将它命名为“未来政体”（would-be polity）。³欧盟也自诩为一个多层次、网状的治理体系，⁴它的诞生及其权能的不断扩展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世人对“欧洲”的定义，以至于在国际媒体报道和普通人印象中，“欧盟”经常成为“欧洲”的代名词。

杨：如您所说，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治研究的一个新问题和核心问题，您能否就此做进一步分析？

赵：欧盟研究或者更通常的称谓——欧洲一体化研究是地区研究中的“新事物”。欧洲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现象。为约束德国不再发动战争，解决各国经济发展规模受限等问题，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这些在世界上最早出现民族主义意识的西欧国家发起深层合作，建立了一套超国家治理机制，形成了一个将国家与超国家权力相结合的“独一无二”（sui generis）的欧盟（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前称“欧共体”），这套政治体系超越了民族国家时代对国际组织的传统定义。通过协商并签署一系列标志性的政府间协定，欧洲一体化在法德两个欧洲大国的带领下不断推进。欧盟建立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共同市场，设立具有实际管辖权的欧洲法院、涉及诸多领域的管制机构、直选的欧洲议会，以及独立性超过美联储的欧洲中央银行，甚至有19个国家放弃了被视为主权国家最重要象征之一的货币，转而使用共同货币“欧元”。

对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者而言，一方面，欧盟作为一个实然存在的研究客体，它具有需要知识界了解和理解其运作的政策意义上的应用价值。欧盟决策机制的复杂，参与行为体的众多（不仅限于政府，还包括议会、法院、利益集团、企业、公民组织甚至个人），涉及海量的法律法规（欧盟的法律和规章之和有10万页之多，是让律师也会迷失的“黑洞”），常常令外部观察者“挠头”。所以，亨利·基辛格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曾提出著名的“基辛格之问”——“如果拿起电话想找欧洲通话，我究竟应该拨哪一个电话号码？”；另外，欧洲一体化和建立欧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实验”所催生出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文学的学术价值，同样令从事各个学科研究的学者“着迷”。仅就国际政治学而言，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所说，欧盟的创建是“自19世纪德国建立社会福利国家以来，一百年中唯一发展、繁荣的全球性的新的政治形式”，⁵欧洲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是测验人类超越民族国家形态能力，或者是国家之间相互融合、实现利益绑定和价值共塑上限的“试金石”。

杨：除欧盟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外，与其他地区研究相比，您认为欧洲政治研究还有哪些特色？

赵：首先是多元性。欧洲政治思潮和思想流派多元，而且往往是引领全球趋势的思想。欧洲明显的后现代思维使其与处于民族国家时代的世界大多数地区有差异。欧盟的文化价值口号叫作“多元一体”，各个成员国甚至是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和认同均存在各异的现象。比如，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的政治文化和方言明显与德国其他地区不同，但同时欧盟又希望通过“欧洲化”的各种路径，“同化”或者形成统一的欧洲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总设计师”、有“欧洲之父”之誉的让·莫内曾言，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他希望从文化，而不是从经济入手来推动欧洲一体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陈乐民曾多次表示，应当从文明的角度来研究欧洲。⁶

其次，欧洲的语言众多。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就有24种官方语言，聘用同传翻译是欧盟机构很大的一笔人力费用。在各种欧洲语言当中，还不乏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国际通行的语言或是较大语种。相较于研究单一国家，比如美国、日本或俄罗斯，对从事欧洲政治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语言成为较大的障碍和困难。语言背后是思维习惯和思想体系，欧洲语言的繁杂性意味着中国学者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理解对象国和对象地区的政治结构、程序和行为。

再次，欧洲政治研究相当重视理论性和方法论的科学性，这也是发达地区研究的一个共性所在。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和霸权地位，曾长期在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走在引领地位。但是，欧洲特别是西欧有着深厚的哲学、历史和文化积淀，有追逐理论性和科学建筑政治学的自觉意识，在科学分析和量化研究方面追赶美国的速度很快，定性研究方面甚至在一些领域更加全面和深刻，思想性和艺术性常常领先全球，影响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地区研究。

二、21世纪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

杨：您认为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经历过哪些阶段？

赵：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积累。依我个人有限的阅读，感觉从研究队伍的规模和研究领域的广度两个维度，大致可以将新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非常粗略地划分为学科初创、学科成型和学科繁荣发展三个阶段，大致分别对应1978年前、1978—2000年和2000年以来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学科初创阶段（1978年前）。实际上中国对西欧列强政治制度和政体形式的介绍工作早在民国时期即已展开，比如，中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先驱钱端升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撰写《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年）、《法国的政府》（1933年）、《德国的政府》（1934年）等多部著作。⁷但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事业却处于低潮，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在外交部等直接从事对外交往工作的政府部门，其研究成果也大多不向社会公开。从现有文献来看，《国际问题研究》和《世界知识》等刊物在“文革”前发表了一些西欧国家之间合作与竞争的文章，⁸但更多数量的论文则在探讨冷战背景下西欧国家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维持自己独立性和被迫从属之间的张力。⁹直到1963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外国问题研究”。此外，中苏关系恶化和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交，使得西欧发达国家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战略地位提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开始“溢出”政府部门，向专业研究机构和大学扩散。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开始组织人员或设置机构真正公开、系统地研究西欧政治和经济问题。¹⁰1973年，复旦大学伍贻康等学者编写了国内学界关于欧共体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西欧共同市场》；¹¹几个月后，南开大学世界经济研究室的易梦虹等学者也编写出版了题目类似的著作。¹²此外，一些外语类院校也翻译了不少与此学科相关的西欧领导人传记。¹³但整体上，改革开放前，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服务于外交需要，以情况介绍为主，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性都有待提高。

第二，学科成型阶段（1978—200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迎来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和中国西欧学会相继成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机构也都设立了欧洲方向子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纷纷成立欧洲研究中心，欧洲政治均为它们研究和教学的重要领域。在这一时期，欧洲政治研究开始摆脱单纯的政策应对，其成果承载的学术价值不断上升。西方涉及欧洲政治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大量被翻译为中文，引介入国内，中国学者开始以自己的视角分学科讲述对欧洲政治的理解和认知。我个人对这段时期欧洲政治研究学者的突出印象和感受是他们的思想鲜活度和历史纵深感：一方面，他们有着开放的胸襟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渴求；另一方面，分析论述又有宏大格局，注重来自历史的体悟，后者也许与他们对马恩著作多年的阅读和积累有关。王绳祖、陈乐民、钱乘旦等学者在其著作中均以史学方法，将1945年之后的欧洲政治作为其长时段历史解析（或国际关系史、或欧洲史或英国史）¹⁴的一部分加以阐发，材料扎实，见解精辟。陈乐民从欧洲的历史特点出发，提出应当建立“欧洲学”，以文明史视角考察包括欧洲政治在内的欧洲问题。¹⁵中国知识分子的史家传统也有“倒灌”进欧洲研究的现象，比如，欧洲一体化史学界的部分学者就用“分”与“合”的概念，把欧盟／欧共体的演进视作欧洲长期分裂后，走向统一的一种进程。¹⁶这带有鲜明的中国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哲学范式。

第三，学科繁荣阶段（2000年以来）。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在方法论上博采众长，既广泛介绍来自欧美的国际关系理论，¹⁷又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和阐释欧洲一体化和国别政治，¹⁸形成研究欧洲政治的多元格局和繁盛景象。世纪之交，欧盟政治和欧洲一体化研究在欧盟委员会前后两期对华合作项目，即在“中欧高等教育项目（1997—2000）”（近1 000万埃居）和“中欧欧洲研究中心项目（2005—2008）”（欧委会和中方配套资金超过1 000万欧元）的协助下，有了长足发展。在国际交流资金还比较紧缺的时期，这两期项目帮助中国学者更深入地了解了欧盟的决策机制、进程及其政策导向。¹⁹ 2009年欧债危机后，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对欧洲外交研究工作的重视，外交部欧洲司设立了“指南针”课题专门资助中欧关系研究，各学术机构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有相关立项，有效地填补了欧盟资金撤出造成的空白，²⁰帮助国内研究界形成以自主自助为主体的研究生态。²¹在国际化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研究者已经同西方学界建立了“学术共同体”。大多数国际知名的欧洲政治专家和研究者都曾访问中国，其中不少学者都与中国的研究机构建立了经常性联系和常态化合作关系；中国学者经常出访欧美，参加学术或政策研讨会并发言；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在欧洲的权威研究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²²或是与国际学者合作编著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论文集。²³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走上了社会科学化和国际化的道路，研究需要细化、必须应用科学方法论已成为主流认知，更科学、更系统和更严谨地研究欧洲政治已是学界的共识。

杨：您谈到欧洲政治研究的学科细化和专业化趋势，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主要依托哪些具体学科或者问题展开？

赵：如前所述，欧洲政治研究包含的领域相当广泛，既有政治思潮、政党政治，又有政治机制、公共管理，还包括欧洲国家间关系及其对外关系，至少涉及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三个政治学子学科。我们可以先谈一谈这三个子学科里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是思想和意识观念领域的欧洲政治。出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历史沿革，中国学界一直有研究欧洲左派思潮和政党政治变迁的传统。当下，中国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很大一部分的前身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专业，所以即使时间已经演进至21世纪，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起源地的欧洲的左翼思想、阶级政治、政党政治、社会运动同样受到中国研究界的重点关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院校和中央编译局等研究机构均有这一领域的知名专家。在整个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中，中国学界着力最多，研究最深入的是处在中左位置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央编译局殷叙彝研究员的《民主社会主义论》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世鹏教授的《当代西欧工人阶级》是其中的代表作。²⁴相较于中左政治力量，中国学者对中右保守主义、极左和极右政党的研究主要是因时事解读需要（比如，极右和极左民粹思潮在欧债危机后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讨论话题），但在系统性和连续性上不够充分和扎实。不过极具欧洲特色的绿党和生态主义思潮却独树一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等中国学者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²⁵

二是欧洲的政治制度比较与解析。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学的基础，也是了解各国决策和预测政治结果的基石。欧洲国家众多，如果想要“全覆盖”，常常需要集体攻关。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列国志”项目，委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在内的国际片研究所编著全面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地理状况的丛书，欧洲各国均有单独一本面世。当然，“列国志”系列属于普及性读物，对欧洲各国政治体制仅用有限篇幅进行知识性介绍。实际上，中国学界对欧洲政治制度的分析更趋细化，已经具体到立法、行政、治理模式等各领域之中。比如，中国台湾扬智出版公司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胡康大的《英国政府与政治》²⁶和顾俊礼研究员的《德国政府与政治》，²⁷由全国人大研究室筹划、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各国议会研究丛书”系列中收有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刘建飞教授所写的《英国议会》、²⁸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许振洲教授的《法国议会》²⁹和北京大学法学院甘超英博士的《德国议会》，³⁰这些学者对欧洲主要国家的议会制度进行了详尽的深度解读。在欧洲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副研究员闫小冰和邝杨1997年撰写了《欧洲议会：对世界上第一个跨国议会的概述与探讨》一书，³¹首次为国内读者详细梳理了欧洲议会这一超国家议会的发展历程。之后的欧洲议会研究就更加专题化，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的张磊副研究员的《欧洲议会中的党团政治》³²分析的就是欧洲议会内各党团的性质和归属问题，揭示欧洲议员在意识形态（左派、右派还是疑欧派）与效忠国家之间的选择与互动。

三是欧洲国际政治研究，它既包括欧洲各国在欧洲内部的政治互动，又包括它们的区域外交，还包括作为欧洲整体代表的欧盟的对外政策、理念和行为。

欧美关系、欧俄关系，以及欧洲与东亚的关系是中国学者关注较多的区域间或国家间关系。跨大西洋关系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外交学院赵怀普教授的《当代美欧关系史》，结合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勾画了当代跨大西洋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³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2003年出版的《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从内政、外交、安全、经济、宗教、哲学及观念等视角出发，以多学科多角度视角解析欧美差异，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模式方面提出的“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之分，通过与美国的比较，有力地阐明了欧洲的特点。³⁴在欧俄关系方面，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主编的《构建中的俄美欧关系：兼及新帝国研究》归纳和展望了21世纪世界三大力量——俄美欧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³⁵在欧亚关系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张浚研究员通过分析亚欧会议的制度建设，揭示了欧盟对东亚国家施加影响力的具体方法和路径。³⁶自2010年以来，中东、北非地区爆发危机并对欧洲产生巨大影响，欧洲与中东的关系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学界的研究热点，《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研究》《叙利亚内战与欧洲》《欧盟与中东关系：政治与安全视野下的考察》《欧洲智库对欧盟中东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³⁷等著作的出版，增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厚度。

自1991年成立以来，欧洲联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全球治理观及其国际地位逐渐成为持世界多极化理念的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特别是在21世纪初，欧元发行、欧盟东扩，由此带来的“欧洲梦”风行一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曾掀起对欧盟力量性质与强弱的热烈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周弘研究员主编的《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兼论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³⁸和外交学院朱立群教授主编的《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³⁹均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通过中国学者的论述和辩论，欧盟的硬权力、软权力和其规范性力量，都得到较为深入的比较和辨析。

欧盟的安全战略一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研究的重点，欧盟于2003年和2016年发布了两份战略文件，中国学者以全球视角，采用文本分析法对这两份文件进行了详尽的解读。⁴⁰此外，对欧盟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关系、欧盟外交的原则和价值理念，中国学者也作出了自己的解读。中国学者从本国国情和文化出发，对欧盟和中国的外交理念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关注点。比如，主权一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欧洲研究》杂志上曾进行过有关主权是否“可分”的辩论：一方认为，欧盟国家的“主权”让渡只是主权权力或治权的“让渡”，这一让渡过程不可能剥夺成员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制约欧盟成员国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仍是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另一方则认为，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之下，主权让渡已成为客观事实，主权是一系列个别权力的集合体，而欧洲一体化最大的体制创新就在于创造了一种共同行使主权的体制，较好地结合和平衡了国家主权的自主与共同行使。⁴¹围绕这一命题的讨论，与西方有所不同，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定位和视角。

从总体上看，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出现了一批综合性较强、注重基础性并且具有研究价值的书系，如周弘主编的“欧洲模式研究丛书”⁴²和“欧洲一体化译丛”，⁴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黄平研究员主编的“中国、欧洲与世界”丛书，以及复旦大学戴炳然、陈志敏两位教授主持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欧盟与世界丛书”系列。“欧盟与世界丛书”收集了二十部近年来由中国学者编写的关于欧盟的专著和译作，囊括了气候变化、多边主义、伊斯兰世界与欧洲、经济外交、外交理念等各领域内的具体问题，为理解欧洲的对外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工具箱。

三、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的特色和不足

杨：您认为中国学者对欧洲政治研究有哪些贡献？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有哪些特点？

赵：首先，如前所述，从21世纪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广泛应用各类社会科学方法系统性地研究欧洲，伴随国力的增长和研究实力的增强，一些优秀论文也能够发表在国际刊物上，一些著作被知名出版社译为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在全球发行，并引起欧美同行的关注。在广义的政治学领域，中欧关系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在政策性研究和实用主义之风日益凸显的当下。一方面，中欧关系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政府需要，因而，在资金支持和人力投入上更受重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中欧关系的当事方，中国学者更方便掌握中方的事实性材料，对中方立场的理解和解读也先天地比欧美学者更具优势，所以，其成果更容易得到国际研究界的认可。周弘主编的《中欧关系研究报告：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⁴⁴和陈志敏等著的《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⁴⁵在国内外均产生较大影响。《中欧关系研究报告》总结了中国和欧盟自2004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后十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发展历程，并在全球治理层面上将中欧关系与欧美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比较深入全面地反映了中欧关系的进程和特征。此书的英文版于2017年译成英文由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⁴⁶陈志敏等则对西方的三边关系理论加以改进，提出构建开放型的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可能路径，结合实践探索中美欧关系的新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意义。在中欧相互认知等问题上，中国学者还经常使用定量研究来补充定性研究的不足，得出较为更具说服力和科学性的结论。比如，周弘主持了三期“中国民众的欧洲观”问卷调查，⁴⁷朱立群也主持发放分析了“中国人对欧盟和中欧关系的认知”问卷调查，⁴⁸结果都显示，中国的青年学生和社会公众有将欧盟看作世界独立一极的倾向。年轻一代的中国欧洲研究专家们更加熟练地掌握量化分析工具，用它们来分析中欧关系的民意基础。比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赖雪仪副教授就同新西兰的欧盟研究同行一道，搜集整理十年来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四个亚洲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媒体关于各自同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报道，量化比较它们对欧盟的不同认知。⁴⁹

其次，中国的欧洲学界在消化吸收欧洲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以其分析或比较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实践，从而获得知识增量和借鉴意义。比如，来源于欧美的一体化理论被大陆和台湾的学者用来解析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区域整合发展：台湾大学高朗教授应用新功能主义和交往沟通理论解释和预测大陆与台湾的两岸关系的发展；⁵⁰赵怀普教授探讨了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启示；⁵¹复旦大学简军波副教授也同样运用欧美理论比较欧洲与东南亚的区域一体化进程⁵²，等等。中欧之间固然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不同，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也有不同定义，双方学者也时常就此进行激烈的辩论，但在“术”的层面上交流互鉴，中国的欧洲学者将欧洲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市场规制、多层治理及全球治理、福利和社会保障、对外援助、碳市场建设、中小企业发展，或是德国的统一、法国的去集中化行政改革、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东欧国家的转轨等诸多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引介国内，助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其融合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改进也同样为世界作出贡献，其背后是学者们“站在中国看欧洲”的拳拳爱国之心。

再次，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学者对欧洲历史的解读、中国的世界观及有关国际秩序的思想，中国学者对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等国际公共产品或国际制度设计的解读等，也都引起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范围的关注和讨论。比如，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徐弃郁教授的《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一书，查阅一手文献，不为美国式国际政治学高度简化的理论“所惑”，深入史实内部，从大战略的角度探讨威廉德国的崛起和失败。在中国崛起引发世界关注的舆论环境中，展示中国学者对欧洲史的研究功力和研究视角。⁵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赵汀阳研究员的“天下体系”论则从“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出发，提出区别于帝国和欧盟模式，但可以“建构世界永久和平以及优先保证万民的普遍共同利益”的逻辑一致和自身协调的理想模式。⁵⁴“天下”这个概念把一切外部性化为内部性，由此在逻辑上排除了绝对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即排除了异教徒的概念，这与欧洲基督教一神论的思维格式存在本质区别。法国和德国的知识界和战略观察人士对此规范性理论很感兴趣。⁵⁵此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创见也对欧洲研究产生了“外溢效应”，比如，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提出“过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关于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⁵⁶他既承认关系理论带有鲜明的中国文明印记，但同时也同样具有普适性，因为关系性普遍存在于包括欧洲在内的人类社会之中，它是对欧洲近代政治的核心概念——“理性”——之外的一种合理补充。英国学派代表人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以及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曼彻斯特大学的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等欧洲学者对此均表示出很大兴趣，与秦亚青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了辩论或讨论。⁵⁷

杨：相较于欧美最新的欧洲政治研究发展情况，中国的相关研究存在哪些不足？

赵：首先，理论体系建构依然缺乏系统连续性，成熟度和全球影响力不足。当然，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后，在西方，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欧洲一体化理论在出现了理论创新乏力的局面，⁵⁸大辩论的时代似已终结，但是，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政治学界仍在自己的学术传统支脉上向前延展，比如，其语言研究、帝国研究和治理研究等领域不断有新的系列理论创见面世，政治理论中的女性主义，以及融合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学派成为新的“增长点”。同时，借鉴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和哲学中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论述，也为欧洲政治的书写地图增加了新板块。⁵⁹中国学者研究欧洲，是应当继续应用“原产于”欧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解读当代欧洲事务，还是摆脱“理论进口”局面，以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知识结构为基础，构造新的解释框架和体系，已经成为崛起中的中国欧洲研究界下一步创新急需回答的方向性问题。如前所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已经提出了一些核心概念，但这些核心概念恐怕仍然处于萌芽期。它们要走向成熟，就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使其丰满化，需要设计更加科学的方法以使其更具说服力。它们自身也要经过更多的辩论才能被证明是可有效应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可证伪的社会科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的“行为主义革命”和帕森斯的比较社会学体系构建，分别在研究方法和整体学科设计上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这样才能产生区域研究知识上的“大西洋回潮”，导致欧洲学者也不得不研究、学习，甚至在某些方面遵从美国学者关于欧洲研究的成果和学术规范。这恐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地区以外的欧洲研究学者共同的努力方向。

其次，在理论之外，经验层面上的国别政治研究也非常重要。世纪之交的前后几年，来自欧盟的资助项目曾对推动中国的欧洲研究起到重要作用，但其副作用是将国内学者的时间和精力过多集中到欧盟层面，导致欧盟成员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研究有被边缘化的迹象。不过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海外利益在欧洲地区的伸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内教育界和智库界越来越重视区域与国别研究，北京大学等高校设立专门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各大外语类院校的研究开始从语言和文学转向对象国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研究，开始扭转“重欧盟、轻国别”的局面。这里有两个标志性迹象：一是《蓝皮书》系列的相继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出版《欧洲蓝皮书》十余年后，同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组织研究力量写作《德国蓝皮书》《英国蓝皮书》《法国蓝皮书》、《中东欧蓝皮书》《葡语国家蓝皮书》，目前《意大利蓝皮书》也在筹划之中。二是出现了“中东欧研究热”，在“中国－中东欧17＋1合作”（原“16＋1”）机制框架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成立了“17＋1”智库网络，并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设立了中国在欧洲的第一个海外智库——“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在各大高校成立的诸多“‘一带一路’研究院”中，中东欧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地区之一。但在这种繁荣景象之下，依然需要清醒地看到，在时事追踪之余，对一些基础性的国家政治结构、体制和文化问题的研究仍需加强。由于欧洲国家众多，政治管理各层次情况复杂，我国的研究机构在配置上仍需继续细化，在研究人员产出的成果质量上继续深化。

再次，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依旧有待加强。在有关欧洲政治的选举、移民、军备、能源、环保、贸易和投资等各项议题的研究中，中国的欧洲研究学者特别是新一代学者已经具有较强的运用数据和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进行科学分析，但是，其数据来源主要来源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官方统计和抽样调查，或者是引用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其基础上再提炼加工，总体上显得原创性不足。中国学者在进行中欧关系的相关研究时，也常常遇到数据采集的问题。中国政府各部委对外披露信息严重不足，部门垄断统计数据等情况令研究人员经常陷入“无米下锅”的研究窘境。反而是欧美智库和研究机构经常利用网络抓取和己方信息推导出中国的贸易、投资等相关数据，虽然不尽准确或有明显的导向，但由于这些报告提供了数字，往往比中国学者的抽象论述更为可信，更容易获取读者的信任，从而掌握了话语权。因此，关于中欧关系的实证分析要想再上台阶，迫切需要政府能以更开放的态度提高透明度，向学界和公众有意识地增加数据供给。当然，也需要学者们秉承以求真为目的的研究导向，设计有说服力和有创新性的分析框架，提供更客观、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最后，我再提一点可读性方面的期待。走进欧美的大学书店，可以看到不少学者、记者、外交官，甚至是商界人士基于个人观察撰写的国际政治类畅销书，常常带有英式毛姆小说的文风，融合个人的体验，夹叙夹议，但国内的这类书籍偏少，抑或是外交官和记者的个人手记和日记，抑或是学者相对枯燥的理论色彩较浓的学术著作。能够结合二者特点，既有理性论述和科学分析，又有生动而富灵气的锐利观察，且让人读来爱不释手的欧洲政治类作品少之又少。在一个快节奏的当下，此类作品可能更利于更多读者了解和理解复杂的欧洲政治。

四、整体评估及发展展望

杨：请您对我国的欧洲政治研究做一个整体评估？

赵：伴随着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窄到宽、从封闭到开放、从低调到繁荣的历程。在地域分布上，欧洲政治研究已经不再限于北京和上海，而是遍地开花，山东、江苏、广东、天津、四川、重庆、浙江、陕西、河北、安徽、黑龙江等省市均有专业的机构和团队研究相关问题，也已初步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中欧关系逐渐趋于均衡，中国对欧洲政治的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引介欧洲的政治理论和经验，而是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即中国视角下的欧洲政治研究。强调“多元化”的欧洲学界亦有补足的意愿，乐意了解中国学者眼中观察到的是怎样的欧洲，中国与欧洲之间在研究界开启了双向互动的进程。

当然，我国的欧洲政治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要继续在精细化上下功夫，无论是国别，还是分支学科，均需要培养相应的专家；另一方面，在“精耕细作”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过于“破碎化”，需要在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突破，争取进入国际研究的主流前沿地带。此外，在有些领域恐怕还要补一补基础，比如，目前尚无一部材料扎实、立论牢固的大部头的《中欧关系史》，这类工具书亟需有经验和学识深厚积累的学者不为浮躁世风所动，舍得搭上时间潜心书写。

杨：您如何看中国欧洲政治研究未来发展？

赵：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后30年的自由主义潮流之后，欧洲人开始重新迎来主权的“回归”，而一向强调主权重要性的中国则表达了继续对外打开大门，维持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化趋势的决心。二者的对外行为模式正在趋近，中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也在向欧洲靠近，面临的问题和对话的语境也越来越类似。中国的崛起其实不自觉地也在改变欧洲人的对华认知，欧洲也在适应中国崛起的这一过程。我相信中国的欧洲政治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通过不懈努力，通过思考和总结更多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为世界的欧洲政治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1. Derk-Jan Eppink, Life of a European Mandarin: Inside the Commission, Lanoo Books, 2008.

2．德洛尔的这一比喻被很多欧洲学者和评论家引用，如Timothy Garton Ash，“Keeping the UFO Flying，”The Guardian，June 8，2004；Nicolas de Boisgrollier，“The European Disunion，”Survival，Vol.47，No.3，2005，p.59。

3. Leon N. Lindberg and Stuart A. Scheingold, Europe Would-be Polit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70.

4.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an Governance: A White Paper,”Brussels, July 25, 2001.(https://www.daowen.com)

5.[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盟宪法的本质：仍需从自由政府间主义来理解》，赵晨译，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4页。

6．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7．钱端升：《法国的政治组织》，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法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德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8．比如谢凡：《“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问题》，载《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1期。

9．如周鲠生：《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西柏林问题》，载《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1期；郭懋功：《西德同美国关系的演变》，载《国际问题研究》1962年第2期；郭季砚：《法美、（西）德美矛盾的新发展》，载《国际问题研究》1966年第1期。

10.1964年复旦大学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当时该所名为“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所”）。代表性文章为伍贻康：《试论西欧联合及其趋势》（原名为《西欧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报告》），《上海社联通讯》专辑1978年12月1日。

11．复旦大学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所西欧共同市场编辑组：《西欧共同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版。

12．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世界经济教研室：《西欧“共同市场”》，商务印书馆1973年11月版。

13．如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广西大学外语系和南开大学外语系合译的布莱恩·克洛泽所著《戴高乐传》（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4．王绳祖：《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钱乘旦：《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陈乐民：《关于“欧洲研究”在中国》，载《欧洲》2001年第1期。

16．朱健安：《欧洲分合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郭华榕、徐天新：《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

17．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外，欧洲国际关系理论也被比较全面地引介至国内，如陈志瑞、周桂银、石斌等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熊炜：《德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借鉴、创新与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严双伍、陈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法国学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

18．仅就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欧洲一体化的代表性成果就有如下一些论文：贾文华：《探寻主导研究议程的元问题与理论核心问题：欧洲一体化理论繁衍的历时与共时考察》，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李政鸿、曾怡仁：《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高奇琦：《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欧洲一体化》，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

19．受这些项目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等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都出版了有关欧盟政治的系列研究丛书。

20．欧盟还有资助研究者的“让·莫内项目”、资助学生互换留学的“伊拉斯谟项目”，以及更多侧重自然科学的“地平线2020”等项目，但再无以提升中国的欧洲地区研究水平为目的的整体和系统性项目。

21．尽管欧盟资助项目结束后，不少中国大学中的研究力量比较实用地“转行”到其他研究领域，但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并未因欧盟资助减少而衰落，反而形成自己的“造血”机制。有欧盟官员曾表示，这在世界范围内是少见的例外个案。

22．如Zhimin Chen,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Fragile World Order,”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54, No. 4 2016。

23．如David Sha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07。

24．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7年版；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5．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胡康大：《英国政府与政治》，扬智出版社1997年版。

27．顾俊礼：《德国政府与政治》，扬智出版社2001年版。

28．刘建飞：《英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9．许振洲：《法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30．甘超英：《德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31．阎小冰、邝杨：《欧洲议会：对世界上第一个跨国议会的概述与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32．张磊：《欧洲议会中的党团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3．赵怀普：《当代美欧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

34．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2003—2004欧洲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5．冯绍雷：《构建中的俄美欧关系：兼及新帝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6．张浚：《从亚欧会议进程看发展国际关系的“欧洲模式”》，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

37．钮松：《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研究》，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赵晨等：《叙利亚内战与欧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余国庆：《欧盟与中东关系：政治与安全视野下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忻华：《欧洲智库对欧盟中东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38．周弘编：《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兼论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9．朱立群编：《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40．冯仲平：《欧洲安全观与欧美关系》，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杨海峰：《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评析》，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5期。

41．卢凌宇：《论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兼论西欧整合中的主权“让渡”问题》，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3期；戴炳然：《关于主权问题的再思索》，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伍贻康，张海冰：《论主权的让渡：对“论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一文的论辩》，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6期。

42．该系列丛书包括周弘、贝娅特·科勒科赫主编：《欧盟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罗红波主编：《欧洲经济社会模式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马胜利、邝杨主编：《欧洲认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程卫东、李靖堃主编：《欧盟法律创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3．该系列丛书包括：[德]贝娅特·科勒科赫、[德]托马斯·康策尔曼、[德]米歇尔·克诺特：《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顾俊礼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荷]雅克·佩克曼斯：《欧洲一体化：方法与经济分析》，吴弦、陈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约瑟夫·威勒：《欧洲宪政》，程卫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法]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彭姝祎、陈志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4．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5．陈志敏：《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6. Zhou Hong ed., China-EU Relations: Reassessing the China-EU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Springer, 2017.

47．周弘等：《2008年中国人的欧洲观》，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5期。

48．朱立群：《中国人对欧盟和中欧关系的认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49. Suetyi Lai, Martin Holland and Serena Kelly,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Perceptions of the EU'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Asia,”Asia Europe Journal, July 4, 2019.

50．高朗：《从整合理论探索两岸整合的条件与困境》，载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51．赵怀普：《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若干启示》，载《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52．简军波：《民族国家的社会化：区域一体化对东南亚和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之比较研究》，载《欧洲研究》2010年第1期。

53．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英文版收入麻省理工出版社贝尔弗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系列丛书。Xu Qiyu: Fragile Rise: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ate of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4, Translated by Joshua Hill, Boston: MIT Press, 2016.

54．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55．赵汀阳的著作已译为法文和英文，法国人类学家、欧洲跨文化研究院主席阿兰·乐比雄与赵汀阳合著《一神论的影子：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通信》也已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赵汀阳、[法]阿兰·乐比雄：《一神论的影子：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通信》，王惠民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德国智库有报告将“天下体系”视为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哲学基础，参见Nadine Godehardt，“No End of History: A Chinese Alternativ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Order? ”SWP Research Paper, RP 2, January 2016。

56．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

57. Callahan, William A, “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Emergence of the English School and I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6, 2004; Y. Qin, “Why There Is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Sep., Vol. 7, Issue 3, 2007;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Peaceful Rise’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1, 2010, pp. 5—36; Qin Yaq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 Institutions, Identitie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Issue 2, Summer 2010, pp. 129—153.

58．欧洲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终结”的讨论见《欧洲国际关系期刊》2013年第3期的专辑。“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in Colin Wight, Lene Hansen，and Tim Dunne，ed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Sep.2013．蒂姆·邓恩等编者也认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西方迎来“理论和平”期。欧洲一体化理论主流学派之间的大辩论也已消失。参见赵晨：《欧盟政治研究：政治理论史的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64—80页。

59．牛津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前主任尼可拉迪斯近期就应用文学中的三个神话意象去解构英国脱欧的三种意义，颇有启发性。参见Kalypso Nicolaidis, Exodus, Reckoning, Sacrifice: Three Meanings of Brexit, London: Unbound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