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掀起五卅运动大风暴

“同志们：现在军阀的善后会议条例已经公布，我们对付的态度应由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进行及准备左列各事”，1925年1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第24号通告，主要是布置有关北洋军阀召开善后会议的对策。所谓善后会议，该通告揭露道：“段祺瑞悍然不顾民意召集善后会议，乃希图在国民会议之前巩固其势力以对付国民，并以对付孙中山”，“借此会议为他卖国的工具，如承认金费［佛］郎案，继续参战借款，办理沧石借款……”在文件的结末，通告不忘提醒：“列宁周年纪念日［本月二十一日］各地应在可能范围以内号召地方各团体开一纪念会。”最后署名是“C.C.P.中央局委〈员〉长T.S.Chen”，这是大家熟悉的陈独秀英文拼写，秘书署名则换成“Leo Dschan-Lung”，那是罗章龙的英文拼写。

第二天（1月11日）凌晨，上海徐家汇、闵行等地区，枪炮声大作。为应对奉军的大兵压境，苏皖赣三省巡阅使齐燮元联合孙传芳军队对上海张允明部驻军发起攻击，激战至正午，张军败退，张允明逃入租界。后迫于奉系军事威胁及列强的压力，孙传芳、齐燮元虽发通电表示退出上海，却迟迟没有付诸行动。⁽¹⁾

也正是在同一天，五湖四海口音的人，三三两两地来到上海虹口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从川公路进去，拐进一个弄堂，那里有一栋三层楼（一说假三层，后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侵华日军炸毁，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楼后北面是堵墙，其后是铁路，还有一座教堂尖顶耸立，南面不远处是虬江路和唱粤剧的“广舞台”。来者说是来学英文的，其实是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布置中共四大会场，早在192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就交给中央宣传部干事张伯简一项特殊任务：租房子，要求既不能在租界里，又离租界不太远。经过数日的寻找，张伯简在从上海去吴淞的铁路边、北四川路西的“中国地界”看中了这栋石库门房子。到这里，除了上述路线，还可从宝山路北行进入横巷，到巷底从后门进入等另外两条路线。该处邻近租界，近乎是华洋“两不管”，中国警察敷衍了事，一旦有风声，会议代表可立即疏散到租界去。

中共四大代表共20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为14人。他们是：中央领导机构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谭平山、项英、王荷波，广东的杨殷，湖南的李维汉，湖北的陈潭秋，山东的尹宽，北京的范鸿劼，上海的李立三，安源的朱锦棠，天津的李逸，唐山的阮章，青年团的张太雷，旅莫支部的彭述之，旅法支部的周恩来，以及特邀代表汪寿华，代表全国994名中共党员。此外，列席代表有张申府、沈玄庐、施存统、王一知、刘清扬、杨之华，以及主动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既而入党，去年底刚回到上海的黄平等人。⁽²⁾不过，大会开幕时与会代表并没有全部到齐，杨殷就没有到，有人报告他因为支持工运被流氓打伤了，于是大会派人去调查和慰问。进入二楼房间的代表发现会场有意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摆有黑板、讲台、桌椅，还给每位与会者都发了英文课本，如果有人进来查问，就说是英文补习班在上课。这大会明显是推迟了，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中共四大理应在1924年召开。

事实上，在1924年7月前，中共中央就已决定召开四大，为此7月前后有些地区已决定选派大会代表。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明确：“第四次全国大会开会为期不远，各地同志对于本党一年来各种政策，工农、青年，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教育上组织上各事必有许多意见，望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发表其所见；并于每个小组会议时将上述各点提出讨论，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局；同志个人有特别意见者可特别指令他写成意见书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中央接到此项报告及意见书，即于最近期党报上发表以为第四次大会各项讨论决议之材料。此次报告及意见书寄来以速为好。”⁽³⁾《弹劾共产党案》激化国共矛盾，陈独秀9月7日致信维经斯基批评鲍罗廷之余，还提到了开会所需经费问题：“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我们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我们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给代表大会发来电报。最好，您能再来一次。”⁽⁴⁾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第四次全国大会定于十一月开会，地点时间人数议案另表开列（其中人数因经费及方便之故定为每地方一人）。各地同志对于此次提议各案及前次扩大委员会所决议关于国民党劳动运动及S.Y.问题各议案详加讨论，尽量发表意见，在十一月一号以前汇交中局在党报上发表。应出代表之各地方及俄法两特别组应召集同志大会（不能开大会处召集组长会议），推选代表于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到沪是为至要。路费续寄。”并补充要求：“请将一年来成立中局及各区各地方情形作一报告于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交来为荷。”通知后附“第四次全国大会”的细则，地点是上海，时间是11月15日起，后附各地代表人数及10项讨论议案。⁽⁵⁾然而，1924年诸事纷纭，维经斯基重新来华，立时审定大会的基本材料和提纲，并与陈独秀一起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并调处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的关系，维持国共合作，中共四大为此延期至12月20日，而最终成会又过了10余天。

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会议，他会前为大会确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向工人们说明现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因素。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并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在会上还是不全面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⁶⁾为此，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进行准备。

会前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周恩来组成大会主席团，彭述之任大会秘书长，郑超麟、张伯简为大会记录员。陈独秀主持会议并宣布开会，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致贺词。继后，陈独秀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许多党内同志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天津代表李逸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陈独秀，“额头光光、俨然是一位家长”；蔡和森，“一望就是一位意志坚强革命家”；那个目光炯炯、“明敏干练”的，便是刚从广州来的周恩来，昔日天津学生界的翘楚，他在后续的会议中与李维汉分别担任主席，主持大会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许多与会者由此初识党内干才周恩来，黄平正是要听周恩来的军事报告而来列席会议的。⁽⁷⁾

陈独秀报告完毕，大会代表展开认真讨论。与会者“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虽然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能防止在某一时期中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本党党员发生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在扩大执行委员会时立即纠正同志这种错误，并且自后逐渐使本党对于国民运动而特别是对于国民党的政策，纳于正轨。”同时，也指出存在的不足：“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有多少错误，如技术上组织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迟延”，等等，进而希望“新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其间到了午餐时分，有人送饭过来，每回都是一位江北女工烧的“塌棵菜加几片五花肉片”，夜晚留在那里打地铺的李维汉、尹宽、阮章、李逸4人深知这也是晚餐的主打菜。因所备棉被长度不够，高个子的李、尹只能和衣而卧，用毛围巾将被头下端扎起，这样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的温暖。

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大会代表“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特别是第五次大会对‘联合战线’及‘工农政府’的解释尤为详尽”，“大会对于国际妇女会议的决定亦完全同意。本党以后应注意妇女运动并在本党各级委员会下设立妇女部，以专责成”。

维经斯基作有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报告。年初，苏联正全面开展反对托洛茨基运动。对于世界局势，四大代表承认：“世界无产阶级对抗这种反动潮流，应当有世界的职工运动的统一。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赤色职工国际，现时的责任，就是要统一世界的职工运动，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反抗资本的进攻。要实行这一重大的责任，必须先有共产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统一意见，普通而论，共产党内亦是要有统一的意志。”对于托洛茨基问题，大会好久没人表态，后来还是彭述之站起来，说明托洛茨基如何不好，大会代表遵从共产国际的决定，通过《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并“恭贺共产国际及列宁派之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各地代表分别报告本地区情况，其中周恩来作军事报告，当时他已在黄埔军校工作，着重讲广东的军事状况。此外，大会还提交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组织问题、宣传工作7个提案，以供与会代表讨论，为此还专门组织了审查草案委员会。

杨殷第二天就裹伤与会，头上包着纱布格外醒目。陈独秀有一次发言正说到李启汉如何，有人站起来当场纠正：“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定睛一看，那人正是出狱不久的李启汉，当即承认错误。⁽⁸⁾李汉俊1922年初回武汉，参加当地党组织活动。二七惨案后，因被列入黑名单，李汉俊避走北京，经其兄李书城的介绍在教育部做职员，因此受到当地党组织的批评。李汉俊援引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党人任政府官员为据不作让步，但多数党员赞成其辞职，为避免遭到北京党部开除，李汉俊主动请求脱党。尽管如此，中共三大仍将其选为三届候补中央委员，然而，李汉俊却与党组织渐行渐远，在中共四大前被开除出党。

1月15日，瞿秋白西服笔挺，与谭平山匆匆由北京赶回上海，自认为“正赶上代表大会开幕”，实者大会为等候瞿、谭，将国民革命问题这一重要议题推迟到16日讨论，且让瞿秋白任该草案审查小组组长。草案原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考虑到国共合作关系，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语句加以修改，明确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而“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⁹⁾让瞿秋白感到意外欣喜的是：“整个‘反对军事行动’，‘反对孙中山参加段祺瑞会议’等等的立场被推翻，最后得出结论，政策应该是积极的，‘左’派幼稚病和‘消极性’似乎已被铲除。大会赞成（老）中央的决议，即国民党应有条件地参加段祺瑞会议，条件是要有所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团体’的人民代表参加。在讨论国民革命问题时，几乎毫无争议地通过了陈独秀同志的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只有几个与群众的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反对陈独秀同志的提纲。他们作出某种类似‘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暗示很快就消失了。”⁽¹⁰⁾瞿秋白所说的几个反对者，以张申府最为激烈，他认为民族革命的成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并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后者可是中共三大就已解决的老问题哪！瞿秋白从自己的座位站起来，巧妙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譬如我们要刻一个图章，内有共产党或其他字样，在上海就不能拿到刻字店去刻，在广州就不成问题了，由此可见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¹¹⁾李逸觉得瞿秋白“分析政局鞭辟入里”。蔡和森则批评张申府“幼稚可笑”，张申府当时怒不可遏，愤然离场，并声称要退党，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他，请求他不要脱离党组织，张申府可是周的入党介绍人！⁽¹²⁾

再有，就是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有些争论。此外，关于职工运动是否须加入国民党也有争议；还有，青年团中央代表主张目前应组织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但未被大会采纳。

1月19日，因应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决定采取暴露段氏政策之真相、要求北京召集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大会等斗争策略，认为“国民党领袖之消极抵抗政策——即既不公开反对善后会议，亦不参加——实为国民党改组前之旧病之遗毒”。为此，更主张：“批评善后会议，催开国民会议。”

其间，大会秘书处曾通知各代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要在苏联领事馆和与会代表见面并发表一项报告。但当代表晚间分批来到外白渡桥的苏联领事馆，维经斯基却表示：他原准备就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作一报告，但据报告领事馆附近已有若干警探监视，为避免引起租界方面的注意只得停止，日后再将原稿交付中共中央在大会中宣读。张太雷如此一翻译，大家不免失望，但为安全起见还是分批退出。张太雷特别嘱咐：“大家最好到大世界或电影院等人多的地方兜一转，不要直接径回住所，以免被人跟踪。”⁽¹³⁾

由于酝酿准备充分，中共四大没有出现前几次代表大会中激烈争论的场面，诚如彭述之所见：“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¹⁴⁾大会通过了11个议决案，其中《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尤为重要。在这个凝聚全党智慧结晶的议决案中，共产党人发出振聋发聩之声：“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议决案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的经过，特别是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左”倾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引以为全党警戒，并确定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关系的新政策，提出要打击国民党的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总之，在国共合作中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开宗明义地提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既而高度评价列宁关于农民同盟军的思想：“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议决案指出：“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并明确：“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提出了“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反对国民党在南方对农民的错误政策，检讨一年来农运的经验教训，进而号召：“全世界农民之真实的解放，是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相联接的。故我们应在可能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国际的组织，以发展其国际性并助长全世界革命的进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工农联盟的主张。

《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抓住政党组织力量的关键所在，强调指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着吸收工人和贫农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起见”，对党章作了两处重要的修改：一是“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应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二是“现在有些地方吸收党员的方法，如广东有使之经过十人团，各地有使之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后入党，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应即更改，因为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本党”。中共四大修正的党章还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将有“十人以上”可以成立地方执委会的规定修改为“有三个支部以上”才可成立，组织体系得以新的加强。

大会闭幕前一天的1925年1月21日，中国同志牢记这天正是去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逝世之日，为此特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纪念宣言》。宣言高度评价：“自马克思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首领列宁还更伟大，列宁不但把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的理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垄断下挽救出来，他并且已经应用到实际上去。”宣言盛赞“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正视“中国的工农群众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所受国际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之剥削与压迫，比任何地方更要厉害”的现状，大会号召大家“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同日，陈独秀在《向导》第99期发表《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

1月22日，大年三十的前一天，中共四大进行最后一项议题，陈独秀就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份名单请付表决。山东代表尹宽对于张国焘名列其中提出异议，说他在动身前，山东同志有一项意见，明确反对张国焘任四届中委。陈独秀当即解释：“党中央人才有限，用人只能取其能力和贡献，难以顾虑他的缺点，如过分苛求，会丧失一些有用人才。”尹宽也就没有坚持。张国焘在北京政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他隐瞒了自己在狱中的变节行为，虽未能与会，却写信给大会，要求中央加强出版工作，把一些重要理论图书和有关苏联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以期提高国内党员水平并加强宣传作用。⁽¹⁵⁾相关内容写入大会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这对于张国焘重入中央无疑是加分之举。就这样，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中央候补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同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陈独秀为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此5人驻中央局，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堂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在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在青年团中央工作。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随即于1月26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四大选举彭述之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中共四大就此结束，当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纵论直系军阀倾覆后的局势，揭露军阀政治背后的列强阴谋，宣称“中国的解放运动现在已日见膨胀起来”，号召中国的劳动群众起来制止段祺瑞的阴谋，“赶快要求在善后会议中参加最大多数的国民代表，赶快努力国民会议之召集！”最后是一连串的口号：“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的军阀！”“国民会议万岁！”“中国劳动群众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全世界劳农反对资本主义的同盟万岁！”

“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2月2日，彭述之写信给旅莫支部同志，报告中共四大筹备与召开经过，他信心满满地写道：“各地方近来的工作与内部的训练亦蒸蒸日上，尤其在广东、上海两区甚为进步，由此种趋势下去，吾党前途实有无限之希望。”他还在信中提及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的青年团三大，该会将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选举张太雷为总书记。这一月工作实在太过紧张，以致彭述之病倒了，但他在信尾还是如此鼓舞干劲：“望诸同志为大会努力，为吾党前途努力！”⁽¹⁶⁾

李立三（李隆郅）正是努力再努力的典范，“立三”是他两月前改的名。参加完国民党一大，李立三就被中共中央调到上海担任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任国民党市委职工运动部书记。有领导安源大罢工的骄人战绩，有在二七惨案后重整武汉工运的负重敢为，中央嘱望他来沪振兴上海工运。李立三提出将上海分成7个区推进工运的计划获得中央批准，通过在各区开办平民学校，培养了一批工运干部。此外，还编辑出版《上海工人》周报，为广大工友争相传阅。以此为基础，各丝绸厂大罢工、南洋烟厂罢工等工运斗争开展起来。⁽¹⁷⁾至于李立三得名经过是这样的：去年11月，为竞选吴淞口新成立的工人俱乐部的主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陪他坐火车前往吴淞。谈到投票选举的具体事宜，邓中夏突然发现问题：“今晚上的选举，你的名字太文了，像这个‘郅’字，工友们别说写，连认也认不得，是不是改一个简单的字？”李隆郅认为邓中夏说得有道理，于是就问：“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正思考中，邓中夏见火车厢门口站着3个人，便脱口而出：“叫李三立吧！笔画简单，工人好认，写起来也方便。”李稍加思索，笑着说道：“三立不好听，就叫立三好了。”⁽¹⁸⁾李立三就此改名。作为中共四大代表，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因为他正忙于酝酿发动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提出的主要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中国工人”，当时日本纱厂时常发生童工或孕妇被殴打致死的惨剧。

中共四大召开前后，组织和发动群众运动的思路已清晰浮现。大会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提示要“主动力争工会的公开”，“职工运动中我们应当指导群众的行动的时候，必注意于提出的口号，使能适合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需要及情绪，而促起群众做切实的更进一步的奋斗。过高的口号即［既］不但不能真正引起群众自动的斗争，而且容易受反动派的中伤”，明确“职工运动中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并特别指示：“工厂小组，在每一工厂或作坊中，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组织起来”，“小组为严重压迫之下的一种秘密组织，也就是我们职工运动发展的原动力”，并规划了铁路、矿山、海运、纺织的产业工人运动计划，其中提到“纺织工人，在产业上亦占重要地位，单就数量上看来，亦不可忽视。本党在最近时已渐渐地注重这种工人的组织，并且各地着手进行起来了”，还提及上海工运中的妇运与青年运动。这些会议精神经工运领袖的领会贯通更有助于工人群众的发动。

自中共三大以来，除了李立三，中共中央还陆续将项德隆（项英）、林育南、邓中夏、何今亮（汪寿华）、李震瀛、刘剑华等工运得力干将调到上海，就是要复兴消沉一年之久的上海工运。中共四大后，中央工农部内设的工会运动委员会更名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张国焘兼任主任，李立三、刘少奇为副主任，邓中夏为秘书长。邓中夏早就向沪西小沙渡投注关切的目光，那里有青年团员嵇直在李启汉工作基础上发展的两个工人补习班。孙良惠利用在银行当门警的职业身份便利，物色培养工运骨干，并提议成立工友俱乐部。⁽¹⁹⁾在邓中夏、李立三等指导，项英大力支持下，沪西工友俱乐部于1923年9月1日在小沙渡路、槟榔路（今安远路）成立，“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²⁰⁾推举项英为主任，孙良惠为副主任，项英奉调回武汉工作后，由刘华继任。同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邓中夏为主任、李启汉为秘书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李启汉当时还在牢狱中。邓中夏抓住国民党和上海教育界当时正在开展平民教育的良机，将补习班合并到俱乐部，建成沪西工人补习学校，邓中夏、刘华、项英、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杨之华等都曾到校上课、演讲，又开办讲演会、游艺会。由此入手，和工人打成一片，提高工人觉悟，发展工运骨干，形成工运组织。邓中夏真心将工人视同兄弟姊妹，见面总是先问“怎么样？好吗？”随后又问工作、生活情况，一边抽烟一边听着，最后给予中肯的指点。⁽²¹⁾陶静轩就是这样得到培养的，经徐梅坤介绍加入共产党。因江苏滨海遭水灾逃难来沪、当时在日商内外棉七厂做工的顾正红，也成为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刘华原在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学徒，后入上海大学中学部半工半读，如此出身与工人更是亲密无间。他有一次讲一名女工遭资本家虐待的故事，不少人听得都掉泪了。刘华到日商纱厂门口演讲：“我们纺的棉纱，一根根拿在手里，一拉就断。要是拧成一股粗绳，任他大力士也拉不断。我们工人就是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又粗又长的绳索。这样就能捆住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手脚，解放我们自己。”⁽²²⁾下半年，共产党又在杨树浦厚生纱厂后面办起了沪东工人进德会。“工人补习学校，星期日补习学校，经常的或临时的讲演会皆可视各地之需要择宜设办，但最重要的是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智识和浅近的小册子之编辑。”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推介的这些方法，凝结了沪西、沪东工运实践的经验。

日商在上海纺织业占据龙头地位，沪西正是日商纺织厂的聚集地。日商视中国人为“亡国”的“贱种”，曾狂言在上海找100条狗难，找100个工人很容易，为此苛待盘剥中国工人极其残酷，工人一周工作时间长达78个小时，夜工不另加资。工作环境恶劣，夏天车间热如蒸笼，经常有工人在40度以上高温的布机间晕倒；机器没有防护设备，工人稍不注意，轻则受伤致残，重则丧失生命。为防工人群起反抗，日商禁止工人在车间里交谈、走动，就是亲属也不许来往。工人偶有不慎，即遭日本厂主和“拿摩温”拳脚相加，出一点小错就要罚款。当时上海工人日工资水准是：英美男工5元，女工2元5角；日本男工1元5角，女工1元2角；中国男工5角，女工4角5分。如此薪酬不平等在日商纱厂变本加厉，中国工人的日工资仅3角，还要遭到盘剥与克扣。新工人进厂先得给老板白做半个月，这半月工资就存放在厂里，名曰“存工”；工人必须参加厂里的“储蓄”，如遭开除，“储蓄”归资方所有。厂里还有多如牛毛的罚款项目，加之工头、巡捕、地痞、流氓等的敲诈勒索，工人过着炼狱般的生活，仇恨的怒火如同岩浆在地底潜行，寻找着喷发的罅隙。

1925年初，国际棉纱市场出现畅销势头，日商加大榨取利润的力度，工人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月底新换厂长的日资内外棉八厂加重对工人的暴力压迫，劳资间零星冲突不断。2月2日清晨，该厂粗纱部一名12岁女童工因连做11个小时工，疲劳过度，靠在墙边瞌睡，日籍领班见到上前拳打脚踢，童工腿部受伤倒地。她的姐姐上前理论，挨了两记耳光。同车间成年男工愤愤不平，群起向厂方抗议。自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后，男工每每冲在劳资斗争的前列，日本厂主早就视为眼中钉，这回趁机将粗纱间50名工人全部开除，而代之以一批从农村招来的少年养成工。消息传开，粗纱间日班男工即宣布罢工。2月4日，被开除的男工要求结清工资并发还“存工”，日本厂方叫来巡捕抓去6名为首工人。

沪东工人义愤填膺，中共中央闻讯后与上海地委研究决定发动一次全市日商纱厂工人的大罢工，并组织了邓中夏等人参加的罢工委员会，指定上海地委委员、工会运动委员会主任李立三总负责，号召上海的全体党团员起来支援日商纱厂的斗争。邓中夏、李立三等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具体部署和发动罢工斗争。

几天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庭审讯被捕的6名工人，一人被判关押3星期，其余5人遭训斥。工人纷纷要求采取行动，于是，由沪西工友俱乐部代表工人向日本资本家提出6项复工条件：不准打人；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1/10，并不得无故克扣；恢复内外棉八厂被开除工友工作，并立即释放拘捕的工友；以后每两星期发工资一次，不得延期；罢工期间的工资，厂里须照常发给；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日本资本家不予理睬，沪西工友俱乐部劝说工人等到8、9两日领到工资后行动。9日下午，五厂粗纱间工人率先高呼“摇班啦”关车冲出车间，其他车间随即响应。五厂工人一罢工，七厂、八厂、十二厂工人也跟着罢工。7000多名工人涌出厂门，还有闻讯赶来的准备上夜班的工人，大家争先恐后地跳上渡船，北渡苏州河，万人汇集到浜北潭子湾。那是一大片荒地，矗立5间破旧平房，还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坟堆，沪西工友俱乐部已搬到那里，以避开租界捕房的监视。一杆白布大旗竖立在土台上，上书7个斗大的字“反对东洋人打人”。刘华、李立三、邓中夏、杨之华等相继登台演说，工人群情激愤。“我们中国人不戴东洋帽了！”男工纷纷摘下厂里发的小鸭舌帽，扔在地上。刘华向工人群众指出：“工人必须要有自己的组织，俱乐部是文化服务机关，唯有工会才能成为工人的领导机关。”工人一致高呼：“组织工会！”于是，当场成立内外棉纱厂工会，并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其中罢工女工成立了14支女工纠察队。

2月10日，数百名纠察队员集合，高举着“反对东洋人打人！”“内外棉厂全体罢工！”的旗帜，冲向内外棉九厂、十三厂、十四厂。工友内外呼应，三厂相继罢工。至12日，内外棉11个厂1.5万多名工人，包括日本厂主认为已被奴化的养成工，全部加入了罢工行列。罢工浪潮从内外棉向日华、同兴、丰田等厂扩散，并从沪西席卷沪东的大康、裕丰等厂。到18日，日商6个株式会社22家纺织厂的3.5万多名工人投入罢工。上海日商纺织工人第一次涌现反帝大罢工的高潮。

日本资本家勾结各方势力镇压罢工，警察借口工人袭警派出大队警察打人、捕人，搜查沪西工友俱乐部。2月19日，李立三在潭子湾工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突然，涌上一大群警察，用武力驱散人群，逮捕了20多人。邓中夏、李立三紧急召集罢工工人代表会议，代表们要求立即派出请愿团到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李立三等极力劝阻：“警察已被日本人收买，非但不会释放被捕者，而且还要把派出的代表也全部关进监狱。”工人代表当时急了：“你们是罢工领导，可到了危难时刻竟不愿和我们一起去解救兄弟们。好吧，我们自己去！”为了破除工友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会议主持者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意见。李立三对邓中夏说：“那我就和代表们一起去，你留下继续领导工作。”邓中夏说：“不，我去。工人们对你更熟悉，你应该留下。”说完，他就与8名代表一起去警察局。不出所料，他们全体被捕入狱。⁽²³⁾日方还收买青洪帮、流氓、把头实施破坏，并游说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以示警告，日本政府以罢工有排外性质为由，甚至调遣陆战队登陆举行武装示威。

上海日商纺织工人大罢工反抗日本资本家的虐待，激发广大民众的反帝爱国之心，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内外棉纱厂工会发布的罢工宣言，读之令人酸鼻：“最亲爱的同胞呀，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你们也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比如亲兄弟亲姐妹是一样的呀！现在我们受外国人的虐待，出于不得已而罢工。此事有关国家的体面，同胞的人格，务求各界同胞竭力加以扶助呀！”“我们的目标，就是八个大字：‘反对东洋人的虐待’！”一些警察不愿助纣为虐，帮派流氓面临民族大义也有所收敛。上海广大的学生、店员和其他产业工人团体，以及文教、工商团体等纷纷发起后援运动。

在工会强有力的组织下，罢工工人胆气大壮，他们不畏强暴，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无论是组织纠察队还是交付具体任务，工人都爽快地接受，不计价钱，坚决服从。工会通过调查，掌握那些“一人息工全家停火”等困难家庭情况，将社会各界的捐款按“对生活困难的罢工工人每天发给生活救济费一角半”的原则，派人分赴工人家中凭工作证发放，使罢工工人无后顾之忧。

日方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被迫请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调解。2月25日，相关方面召开解决日本纱厂工潮会议。刘贯之、张佐臣等工人代表提出7项要求，较前提6项要求多了“废止储蓄金制度”一条，而加薪一项由原1/10降至2%，恢复遭开除及被捕工友的要求调整为“释放被捕各人”，因为新调整词句的“不准借故开除工人”条文已将此次罢工厂方的惩罚及其后可能的报复行为都考虑在内。然而，关于放人条款，相关责任方互踢皮球，日资以为此与己无关，而警厅认为只要总商会及租界克威律师作保，签字即可释放。如果说这一条尚有实现的希望的话，那么“罢工期内工资照发”及“平时工资普遍的增加2%”这两条成为谈判的死穴，日资坚决不答应。

居中调解的上海总商会偏袒日方，2月26日将复工条约改为4条：工人照常一律优待，如有虐待，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储蓄金照章满5年发还，未满5年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给；工资两星期发一次（照章办理）。工会经征询工人意见，统一意见，接受此修正案，于3月1日分别在沪西、沪东召开群众大会，报告谈判经过，宣布复工。27日下午，警厅释放10名被捕工人，3月上旬又释放邓中夏等人，被租界捕房拘捕的工人则分别被处罚金5元至徒刑6个月不等。

二月罢工宣告胜利结束。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争取到应有的尊严，原来上厕所要领牌子这一不人道规定取消了，藉此可窥斑见豹。党组织及时将斗争中涌现出的一批积极分子和工人骨干择优吸收入党。顾正红在罢工斗争中表现突出，成为共产党员。

陈独秀高度重视这场罢工斗争，他经常到宝山路南边某同志的家中开会商议领导罢工工作。这里无形中成为他此后半年间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指挥部。

同期，国民会议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段祺瑞抢先于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国共两党为此针锋相对展开斗争，3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抱病出席的高君宇三天后（3月4日）在会场突发急性盲肠炎，送医院后翌日不治身亡。一星期后（3月12日），孙中山因胆囊癌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出，举国震悼。上海执行部翌日在《民国日报》发布讣告，并在孙中山故居设灵一月。14日，陈独秀在《向导》第106期发表《悼孙中山先生！》：“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四十年如一日的孙中山先生，一旦他逝世的噩耗传来，全中国的民众应如何悲痛呵！”文章号召：“真正的国民党全体党员，必然遵从中山先生之意思命令，仍旧遵从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遗言及临终遗嘱，一致团结进行。”3月15日，中共中央执委会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向全中国民众宣告：“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全中国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并为“孙中山之死”发表《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去世，使中国政局发生震荡。4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19号通告，要求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5月1日，中共中央局临时会议议决确保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事宜；5月5日，中共中央与共青团中央发布第30号通告，要求加强国民党工作，“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指示宣传要点，努力左右大局。然而，因为孙中山的病逝，汪精卫调离上海，担任上海执行部宣传部长的戴季陶6、7月间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并在上海执行部挂起“季陶办事处”牌子，宣扬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右派张目。陈独秀、瞿秋白发文批判压制，国民党左右两派斗争不休。不过，这时中共中央的主要精力为五卅运动所牵引，这是共产党首次成功发动的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对于镇压二月罢工的失败，日本资本家一直耿耿于怀。3月下旬就开始食言，大批开除工人，引起新的罢工。邓中夏率领工人反击，与警察再起冲突，又遭逮捕，获释后中共中央派他与李启汉到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²⁴⁾邓中夏撰写发表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为大会各项决议案奠定了基础。4月下旬离沪赴粤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大的，还有刚从苏联归国不久的罗亦农。去年底，罗亦农代表中共旅莫支部致信中共中央，对陈独秀在《向导》第85期发表的《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主张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策略方面应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深入民众进行宣传组织活动，看似政治正确，实则缺乏革命政党应有的政权观念与军队意识。不知陈独秀接读此信作何感想，总之，中共旅莫支部1925年1月收到陈独秀来信，信称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急需得力同志能负责指导独当一面者”，罗亦农、王若飞等7人因此归国。⁽²⁵⁾

4、5月间棉纱行情逆转，纱市清淡，日本资本家有意压缩生产，伺机报复。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决定不承认共产党指挥下的工会，如遇“工会有唆使工人罢工之事，同业会坚决采取强硬态度，得断然处置，关诸厂门”。并与上海工部局及中国官宪交涉，“以求充分取缔煽动者及工会的活动”。

上海日商纺织工人当时斗志昂扬，张佐臣、陶静轩等参加5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见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大会还决定派刘少奇等来上海设立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日商撕毁二月罢工的复工协议，内外棉各厂的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5月10日，工会开会研究，认为目前市场棉价高、纱价低，如果发动大规模罢工，正中对方的圈套，决定组织工人采取怠工和轮流罢工的方式进行斗争。

遵照安排，上海内外棉五厂和八厂、十二厂工人罢工，七厂工人照常上工。因七厂是织布厂，纱厂罢工后，布厂的原料棉纱缺乏，开工不足，工人的工资仍需照发。日商觉察后改发半工资，同时开始大批开除工会积极分子，至5月14日内外棉十二厂开除6名工人，计已陆续开除33人。翌日，十二厂举行罢工。日本资方遂借口十二厂无纱供应，将七厂工人骗出工厂后，封锁工厂。日商纱厂工会召集夜班工人开会，刘华要求大家加强团结，坚持上工。七厂夜班工人顾正红即与几个积极分子分头通知夜班工人提早到厂门口集合。

5月15日傍晚5点钟左右，夜班工人开始在七厂门口聚集，半小时就聚集了五六百人。一直等到6点钟，厂门还是死关着，顾正红率众砸门，最终撞开大门，冲了进去。看门的日本人和包打听一面举起木棍、铁棒殴打工人，一面派人打电话给写字间报信。赤手空拳的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怒火冲天，他高喊着“东洋人打伤人啦”，带领部分工人直奔物料间，拿起打梭棒以备自卫。这时，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副总大班元木、七厂大班川村接到电话后，带着一群打手，拿着手枪、刀棒赶来。顾正红走在工人队伍的最前列，面无惧色，领着工友们高呼：“反对东洋人关厂压迫工人，不开工就给工钱！”川村见带头的正是他注意已久的顾正红，推上手枪子弹，对着顾正红就是一枪。枪声骤响，打手大打出手，挥舞铁棍、利刃猛击猛刺。被川村击中左腿的顾正红鲜血迸流，仍咬牙忍痛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川村又朝顾正红的腹部开了一枪。顾正红强忍剧痛，抱住身边的一棵小树，仍挺立号召工人坚持斗争。川村见状，朝顾正红的头部射出第三颗子弹。顾正红身体摇晃了两下，还想与敌搏斗。川村上前一步，又补了一枪。这时，打手用铁棍猛击其头部，又用利刃猛刺。顾正红倒在了血泊中，身中4弹，刀伤10余处。

内外棉七厂的这场打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除顾正红受重伤，还有7名工人被打成重伤，轻伤数十人，其中有女工10多人，14岁以下童工10多人。附近的内外棉东、西五厂工人闻讯，冲出锁闭的厂门赶来支援。普陀路巡捕房派来大批武装巡捕，给日本资方解了围。

工人把顾正红等身负重伤的工友扶上人力车，送到会审公廨“诉冤请验”。大部分工人则摆渡去潭子湾，却在渡船上发现一名装扮成工人的日本人。什么？探子！工人正扭住他查问，突然，子弹嗖嗖地射来。在围墙顶上岗亭里的日本哨兵开枪了，当场打死一工人，另一工人中弹后落水淹死。⁽²⁶⁾

在路途中，还听到顾正红喃喃地说：“我不去东洋人医院……”护送的七八百名工人，一路高呼：“东洋人打死人了！”“我们要报仇！”跟随在车子后面的人越来越多，行至垃圾桥（今浙江路桥）附近，交通为之阻塞，哀号涕泣之声令闻者为之酸鼻。

会审公廨令差役与巡捕将伤员及护送代表连同人力车夫全部扣押，伤势严重的用警备车送到医院监管，其余则予以驱散。顾正红伤势最重，被送到捕房医院拘留。两天后（5月17日），顾正红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年仅20岁。牺牲前，他还勉励同胞一致努力，为工人谋幸福！

顾正红惨案的噩耗传来，中共上海地委正在开会研究沪西工人的斗争策略，听取李立三报告小沙渡各厂罢工的详情。会议立即决定：控告东洋人打死工人，提起诉讼；发表新闻和宣言，号召各团体援助，开展反对东洋人运动。李立三受命即赴现场，到小沙渡指导行动。

5月16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及附近的内外棉东、西五厂和八厂、十二厂等厂数千名工人奋起罢工。当日，陈独秀签发中共中央第32号通告，通报内外棉七厂惨案，要求各地同志“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罢工工人。18日，顾正红遗体由家属及工会代表领出，棺木运至潭子湾，社会各界人士4000多人举行悼念活动，工人、学生代表在顾正红灵柩前轮流演说，表示斗争决心。上海工界学界35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成立“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当天，在会文路荣业里举行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成立大会，李立三当选为筹备董事会会长，近一星期后即主持上海总工会在宝山路开始活动。⁽²⁷⁾19日，陈独秀又签发第33号中央通告，向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支部同志指出：“此次上海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数十名，形势至为严重”，应“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

工部局组建武装警备队，驻扎戈登路巡捕房，准备随时镇压群众运动，并出动大批巡捕监视、逮捕工会积极分子，控制舆论、封锁消息。为此，中共上海地委5月19日召开宣传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全市规模的公祭顾正红活动，引起社会关注。公祭大会24日下午在潭子湾举行，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万余人参加。刘华写的挽联悬挂于顾正红遗像的左右：“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幅是“工人先锋”。顾正红棺柩上覆盖着一方白绸，上书“东洋人打死中国人”8个墨字。花圈、匾额之外，还放有苏联、日本等各国工人组织发来的唁电。在工会代表报告顾正红生平，全体向顾正红遗像三鞠躬后，恽代英、向警予等各界代表分5处讲台发表演讲，呼吁全体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会场响彻“为死难烈士报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²⁸⁾

参加公祭大会的绝大部分是日商纱厂工人和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团体代表，顾正红惨案还是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支援。而坏消息频频传来：上海大学有多名学生因集队参加公祭大会被捕，文治大学也有多名学生因为罢工工人募捐被捕；刘贯之去领保5名被捕押工友遭非法扣押；租界当局还要在30日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审讯被捕学生，并准备通过4项提案以打压中国民族工商业。针对如此形势，5月27日恽代英召集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学生代表开会，议决：“用散发传单和发表露天演讲的方式来向公众阐明罢工事件真相”，“如日前那些被拘学生至5月30日仍未被释，则应采取措施使其获释”。⁽²⁹⁾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地方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李立三作罢工形势的报告，指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扩大反日运动范围，不但要包括工人，还要包括学生和全体上海市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稳住罢工形势，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工人要求。对此，蔡和森积极呼应：“帝国主义一系列令人愤慨的行径已引起上海市民前所未有的激愤。”并提出战术上的建议：“我们应该在英租界组织示威游行，口号是‘反对租界管理会四提案’、‘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然而，陈独秀、彭述之对学生到租界宣传游行表示悲观，认为只有将此与反对四提案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广泛发动各阶层。李立三、瞿秋白则支持蔡和森的意见。争论到深夜，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使斗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大运动，并定于30日在租界举行大规模的反帝演讲示威活动，任命李立三为游行总指挥。⁽³⁰⁾同时，成立由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主持的上海总工会，以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

当天下午，恽代英领导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决定，介绍宣传员和工人代表到各校去发动学生参加5月30日的反帝宣传。学联连夜紧急召集会议作出具体安排：规定演讲队伍5到7人为一组，划定各校演讲区域，组织先锋队和后备队；若先锋队被捕，后备队便继续上来，使演讲队员从5名增加到10名，从10名增加到20名，让巡捕捕不胜捕。党组织的决定也迅速传达到沪西工人中，工人还选派代表到学校去宣传。翌日（29日）凌晨，演讲示威活动总指挥恽代英紧急召集国民党区分部宣传委员会议，要求他们分赴各学校召开紧急会议，说明5月30日上街反帝宣传的意义和各自活动的地段，传达行动纲领。当夜，恽代英参加上海学联各校代表在南市召开的战前会议，要求组织不怕牺牲的演讲队，以5至7人为一组去租界演说，并规定各校学生讲演活动的马路地段，进而提出如先锋队遭巡捕拘捕，后备队跟上，使巡捕捕不胜捕，以引起市民的同情和注意。

5月30日这一天，上海天气异常的闷热，仿佛预示着一场大风暴的来临。

上午，聚集在潭子湾的工人群众终于迎来了被扣的工会代表刘贯之。刘贯之向大家诉说自己七八天来被非法羁押所受的非人遭遇。监禁的牢房没有床，只有一些方形木条倾斜地钉死在两根横木上，木条间隔5寸宽，一根横木不够宽睡不稳，但如果躺在两根横木上，搁在其间空隙的皮肉骨头就会被木条锋利的方形棱角切割得生疼，没有毯被等物垫盖；牢房规定犯人每天必须用水冲洗木条，以致站立的地面、坐卧的木条日夜透湿。牢饭是从门脚下所开的小洞里用脚踢进来的，伴随一句狠毒的咒骂：“该死的，快点拿走！”米粒半生不熟，掺杂砂子，一股馊臭气味直冲鼻孔，令人作呕。羁押在那里的学生一端饭碗就哭泣。5月28日经会审公堂法庭审判，刘贯之又被押送到提篮桥监狱。入狱，随一群新进犯人脱光衣裤依次进一间房里，所谓检查身体，实则挨一个并非医生的巡捕用外木内铅的铅棍痛打一顿。过了这关，穿好囚衣，排队编号，又有一名凶神恶煞般的英国巡捕手持铅棒点名，犯人被叫到自己的号码就走到巡捕面前进入牢房，但那巡捕总要用铅棒朝犯人身上猛击一棒，同时又加上使劲一脚，踢打得犯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说着说着，刘贯之不禁泪如雨下。周围群众有的跟着流泪，有的高呼反帝口号。突然，有一人挤出人群，爬上桌子高喊：“我们大家到租界上打外国人去！”刘贯之抬望泪眼，那人好像是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共产党员。⁽³¹⁾

这时，南京路上早已是人山人海，群情激愤，空气接近燃点。原定计划是演讲队伍下午1时分头出发，可学生早已按捺不住胸中的愤怒。5月30日晨，上海大学、南洋大学、同文书院、复旦中学的演讲队早早地就出发了。为避免巡捕注意，他们化整为零，间隔行动，待进入租界后再集中。上午9时左右，各校演讲队陆续进入公共租界。10时，李立三在前往设在孟渊旅社（今湖北路227号处）游行指挥部的路上，已看到街上有很多学生鼓动队在人行道和广场上组织飞行集会。11时，他再出来巡视，但见街上到处是鼓动队召集的飞行集会，汽车、电车交通基本中断。学生三五成群，举着“学生演讲队”旗帜，到主要路段散发《学生被捕》《打倒帝国主义》等传单，宣讲日商纱厂罢工、顾正红遭枪杀，学生因援助工人而被捕的经过。沿街墙上和商店橱窗上张贴了成千上万的彩色标语：“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滚出中国”，等等。⁽³²⁾《上海学生市民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大运动宣言》传单如此写道：“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然而自从帝国主义强迫开埠以来，上海租界上的中国人，吞声忍气地蜷伏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比十几国的奴隶还不如！”“我们忍无可忍了！我们已经联合各校学生及一切爱国的市民工人，从今日下午起，分队到公共租界各大马路讲演，唤醒全埠中国人，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我们已经预备牺牲一切，冒各种困难与危险，为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作前驱！”在11点前，事先准备的近20万传单都散发出去，不少鼓动队又去增印。

巡捕时来干涉，演讲队一边转移一边继续演讲。年初刚加入共产党的上海大学学生丁郁，听说日本人杀害顾正红，怒火中烧，她报名参加敢死队，留下绝命书：“我死了，请告诉我妈妈一声。”丁郁与同学黄胤直接来到南京路老闸捕房对面，向商店借了条长凳，站在上面向群众演讲，面对前来驱逐的英巡捕毫不畏缩，展开辩论，结果被抓进巡捕房。⁽³³⁾中午时分，10多名演讲学生被老闸捕房拘捕。其他同学一起涌到老闸捕房，经说理斗争，一些被捕学生被放了出来。

游行指挥部指派30名学生骑自行车做交通员，传达命令、搜集消息。在得知上海大学、南洋大学等校已进租界演讲后，指挥部研究决定：已在演讲的学校下午继续演讲，其他各校提前出发。午后，各校演讲队2000余人云集租界，各厂工人、邮局职工、商店职员与中小学教员等也加入演讲的行列。南京路，摩肩接踵、万头攒动的闹市，每隔几家商店就有一组激昂愤慨的学生在演讲，各处都围了许多听众，印度巡捕到处挥舞警棍驱赶，但是赶不胜赶、捕不胜捕。爱国热情点燃了广大市民，反帝口号一浪高过一浪，有些群众直接与巡捕发生对抗。

下午1时，游行指挥部下令，所有鼓动队集中在南京路上开始游行，几十万人如洪流般从四面八方汇集南京路。⁽³⁴⁾到下午2时多，已有百余名演讲者被抓进捕房。下午3时，一大批巡捕再一次想把人群赶出街区，又逮捕了几名学生。群情激奋，越来越多的群众涌向老闸捕房门前，围得水泄不通，连捕房的天井和甬道也挤满了群众。面对荷枪实弹的英国巡捕，人们毫无惧色：“释放被捕同胞！”“打倒帝国主义！”“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口号声、抗议声、敲击铁门声震颤心魂。

南京路上的一家布店，吴玉章正在挑选衣料。他去年10月与刘伯承出川来到上海，顿感国共合作后蒸蒸日上的革命空气扑面而来，两人随后到北京见到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1925年5月初重返上海，⁽³⁵⁾吴玉章这才找到中共中央并领受了任务。忽听到店外一阵吵嚷骚动，吴玉章跟随人流出去观看：从黄浦江边黑压压涌来一片人群，两个学生被巡捕连拖带搡地押来，边走边喊“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外国巡捕荷枪实弹，凶神恶煞般挥舞着棍棒，如临大敌，后面尾随着许多学生和路人，以致堵塞交通。吴玉章回到布店，心里惦念着被捕的学生，急急忙忙地选购衣料，一心想着去打听消息。脚步刚要跨出店门，猛听得一排响亮的枪声从不远处传来，几秒钟后又是一排枪声，街头一阵骚乱，人流如潮水般退了下来，有人惊呼：“巡捕开枪啦！”⁽³⁶⁾枪声响起时，南洋大学学生陆定一正在南京路北面，浙江路的天津路口，站在向一家店铺借的凳子上向群众演讲，⁽³⁷⁾他挥舞的手臂在空中瞬间停住。

正是下午3时45分，英国巡捕头目爱活生召集20余名荷枪实弹的巡捕，呈半月形排列在老闸捕房门口，与对峙的群众相距不过3米。突然，爱活生下令：“准备！瞄准！开枪！”（一说爱活生突然向空中开枪，接着印捕开枪射击群众⁽³⁸⁾。）英国人枭威尔率先扣动扳机，众巡捕随即开枪，子弹瞬间呼啸出膛。由于距离太近，周围人群密度又大，一颗子弹往往能够击中两个人。听到枪响，人群一下子伏在地上，随即开始惊慌退却。巡捕并没有停止射击，更多的子弹从后面射穿示威群众的身体，中弹者纷纷倒在血泊中。

第四决死队队长何秉彝中弹倒下，仍连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天后宫事件后，何秉彝曾作《哭黄仁烈士诗四首》，表明要“尽我这残生，继你的素志，为革命而战”！他以英勇行为践行了自己的素志。共青团员、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正要救护被巡捕用警棒打伤头部的同学陈宝骢，突然一颗子弹从陈同学头部的右边擦过，洞穿其胸膛，尹景伊倒地时仍用颤抖的声音呼喊：“宣传，斗争，打倒帝国主义！”⁽³⁹⁾英商电话局的接线生唐良生这天下午出门遇到学生在马路上宣传，遂同人群一起到老闸捕房前抗议，结果被枪弹击中要害。他临终时说：“学生是国民，我也是国民，不得不表爱国的同情。……我因爱国而死，何痛之有？”⁽⁴⁰⁾

五卅惨案，共有13名工人、学生及商人、职员饮弹身亡，重伤者数十人，重伤者后也有死亡的，轻伤者不计其数。中国民众的鲜血，横流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租界当局用消防水龙头冲洗路上的血迹，企图抹灭自己的罪恶。

五卅惨案的当晚，中共中央在陈独秀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罗觉、张国焘等紧急磋商。蔡和森提出：全体罢工、罢课、罢市，抗议英国帝国主义屠杀游行群众，并建议第二天在租界组织抗议示威。⁽⁴¹⁾会议决定陈独秀居中指挥，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代表上海工会同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商会和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此运动的领导机构，发动全市民众起来开展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

当夜，学联也召开了有四五百人参加的集会，决定明日起全市大中学校率先一律罢课，并要求全市工商界立即罢工、罢市。当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开会也是群情激愤，五卅被害者中有不少是学生、小商人和店员，且大多数学生来自工商业者家庭，商界代表纷纷表示愿意罢市，以为学生后盾。但是，要实现全上海罢市要总商会下达罢市令才有效，这是当时政府、租界当局以及外国资本家都认可的法人团体，实为大资本家集团。

5月31日上海，阴霾满天，时有暴雨。一早，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会长袁履登等拜会上海总商会负责人，当时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在北京，由副会长方椒伯主事。袁向方说明五卅惨案关系重大，“应请上海总商会起来领导全体商人与帝国主义奋斗”。不少商店不等商会号召，就闭门停业。上午10时，上海市中心所有主要道路被游行队伍占领。游行群众勇敢地与巡捕搏斗，又发生了巡捕开枪镇压的血案。向警予带领妇女代表和女学生，冒雨上街四处演讲并散发传单。外国巡捕挥舞棍棒驱赶围观人群，举起高压水龙头向人群扫射。强大的水柱喷得人睁不开眼睛，向警予仅有一件雨衣防护，她用手抹一把脸，继续声音洪亮地慷慨陈词。⁽⁴²⁾在反帝洪流中的张闻天，突然听到有人喊他，原来是弟弟的同学郭绍棠，自己去年从美国勤工俭学归来后曾在上虞春晖中学见过他。如此场合重逢，彼此心灵一下子贴近了。郭绍棠紧握张闻天的手，问道：“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张闻天脱口而出：“我要加入C.P.！”郭大喜过望，迅速向党组织传递了张的心愿。⁽⁴³⁾

当时在为商务印书馆编书的茅盾夫妇上午接到了“十二点钟出发，齐集南京路”的通知，12点半左右，他们和瞿秋白的新夫人杨之华一起来到南京路。突然，马路中间响起一阵阵“嘀铃铃”的声音，几辆自行车自西向东急驰而来，一路散发传单——这是集合的命令。霎时，从横街小巷里出来了一队一队的学生和工人，他们呼喊着“援助工人！”“援助被捕学生！”“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把传单贴在商店橱窗的玻璃上，茅盾等人也汇入队伍，与大家一起进行反帝宣传。下午3点左右，自行车队又来了，这回命令是“包围总商会”。因受巡捕驱赶，混乱中，茅盾和孔德沚、杨之华失散，便回家去了。孔德沚跟着人流来到设在天后宫里的上海总商会。孔德沚到时，总商会的礼堂、甬道、院子里挤挤挨挨全是人。上海总工会、学联、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正在里面与总商会的会董协商罢市之事。中共党组织动员了近万名学生、工人、市民，包围了总商会，群情鼎沸，齐吁罢市。

会董正集中在总商会楼上开会，决议：分电北京执政府、江苏省督军和省长，报告惨案发生经过，请严重交涉。方椒伯副会长向楼下群众宣布此决议，群众不答应，高呼：“如不宣布罢市，要死就死在总商会，决不离开。”一位店员联合会代表向会董大喊：“先生们，我们承认你们有私有权，但你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有行动权！”⁽⁴⁴⁾方椒伯怕担责任，伺机溜回家去，李立三组织几个党员带领部分群众涌到方家，硬把他请了回来。⁽⁴⁵⁾到晚上7点左右，各界代表再次上楼恳求下达罢市令，楼下近万民众聚集不散，声势汹涌，方椒伯只得下楼表态，同意罢市。大家拍手欢迎。有学生跪在会议厅前，泣不成声，要求方椒伯作书面表态，方不得已签发罢市通告：“鉴于我同胞惨遭枪杀，本会决定实行总罢市。”此时已是深夜10点钟，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火速印刷方椒伯的罢市令，并连夜分发。⁽⁴⁶⁾

从6月1日开始，上海实现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这次罢市，是上海开埠以来的第六次，范围之大前所未有，仅公共租界，就有30余条马路近2万家商店参加。上海各大、中学校5万学生在学联的组织下实现罢课，成为“三罢”斗争中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有一次，学生上街散发传单，遇帝国主义的“包打听”来侦察，就将宣传品放在一个垃圾筒内。恰巧为一群少年儿童发现，又拿出来到处散发，结果遭到包打听的殴打，被打的其中就有包打听的儿女。上大学生上前劝阻：“唉！你们对爱国学生，不能以打对待，要放他们。你们也是中国人，也不想亡国吧！请你们不要打爱国学生。”李硕勋安排人员到南京路巡捕房交涉，被捕的爱国学生被放了出来。⁽⁴⁷⁾

20万工人大罢工成为“三罢”中最坚强的力量。就在6月1日下午，前一天成立的上海总工会在宝山路公开挂牌，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兼组织科主任，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5月中旬来沪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抵沪后又被中共中央派往青岛领导日商纱厂的工人罢工；到达青岛，又奉党中央电令立即返沪。上海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则是项英。上海总工会发布《六一宣言》：“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横行无忌，视我如亡国奴。最近残暴的行为，更日盛一日！”“我们上海全体工人，80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现在已忍无可忍了！我们于6月2日起宣布总同盟罢工！”

罢工发展形势迅速，至6月3日几乎蔓延到上海所有的中外工厂、商行、银行、码头等，连为外国人服务的厨师、保姆、仆役等也起来罢工，租界巡捕中的华捕也开始罢工。6月4日《热血日报》创刊，创刊号刊登上海总工会《六一宣言》。这是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反帝运动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指导而创办，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张日报。

主编瞿秋白在发刊词中宣告：“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了！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了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指南京路，引者注）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斗争，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地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瞿秋白直揭暴力世界的真谛：“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随即笔锋一转：“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犀利文笔，紧扣时事，《热血日报》销量很快突破3万份，为此瞿秋白等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通缉。该报虽出版1月就被迫停刊，但在五卅运动关键发动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正文第一句便是：“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文章揭露道：“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大残杀中完全与英国一致。在公共租界耀武扬威的万国商团，美国商团的凶暴与英国的没有两样，美国海军陆战队悉数上岸加入英兵的队伍之日，即在杨树浦一带任意残杀中国路人，尤其望见工人学生经过即开枪；美国《大陆报》同英国《字林西报》一样的凶恶，一样的造谣”，“中国共产党敢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更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

说上海“血肉横飞”，绝非夸张之词。五卅惨案后，工部局决定采取“最最强硬手段”，上海成了枪弹统治的世界，公共租界戒严，到处可见铁甲车、炮车、马巡队、海军陆战队，以及荷枪实弹、挥舞刀棒的巡捕与商团。6月1日上午9时许，南京路一带，人群聚集，工部局救火车用水龙喷射驱散群众无效，巡捕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学生2人、工人3人、商人5人。另有2人在永安公司附近，因见商店一概罢市而鼓掌欢呼，亦遭西捕开枪击中脑部，当场殒命。11时许，有群众在南京路拦阻电车请速罢工，西捕以棍殴打驱赶不去，又叫来救火车以水龙喷射驱赶，有人以石子还击，西捕突然下令开枪，枪响20余声，华捕大致是朝空放枪，西捕则是平放，打死苦力工人1名、车夫1名，伤者4人。当日中国人在南京路中枪弹死伤者至少有22人，此后在潭子湾、杨树浦、虹口等均有枪杀中国人事件，⁽⁴⁸⁾到10日被枪杀的中国人达60余人，重伤70多人，轻伤不计其数。对于学生，帝国主义者尤其视为乱源，6月4日万国商团搜查上海大学，后由各国海军陆战队强占校舍；其后，又占领大夏、文治、同德、东华大学及南方大学附中、南洋等学校。南大校长江亢虎询问捕头迁校的书面命令，对方答无，手按腰间的手枪，暴力就是强权。⁽⁴⁹⁾为保护民众，中共中央改变策略，不再发动工人和学生到租界演讲，避免与外国巡捕、军人发生直接冲突，而是致力于向全国人民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建立反帝联合战线，提出全国人民共同的反帝要求。(https://www.daowen.com)

6月4日成立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7日通过李立三提交的与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其中先决条件4条：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巡捕、商团之武装，送回所有被捕华人，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各校之原状；正式条件13条：惩办凶手，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确保华人在租界的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优待工人，制止越界筑路，收回会审公廨，取消领事裁判权等。这17条成为中国民众五卅反帝斗争的共同纲领。6月11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近1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17日，上海总工会又在闸北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刘少奇承担了总工会的大量实务工作，李立三同时兼任工商学联合会的工作，激情燃烧的他已克服了湖南口音，更适合面对万众进行演讲。李立三在杨浦群众大会上挥臂鼓动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定格。这月受安源党组织委派，携数万元捐款和慰问信来沪慰问的萧劲光，正好见证了上海“三罢”的高潮，街上到处是游行的人，与一年多前他从苏联留学归国到沪联络中共中央时所见的上海社会已是两个世界。⁽⁵⁰⁾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鼓动下，由五卅惨案引发的反帝斗争发展成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就是内蒙古、西康等边远地区也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中共中央决定在汉口、天津、沙面（广州）和香港等地组织总罢工，共产党人在各地的群众运动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随后发生的沙基惨案进一步刺激罢工人数膨胀到25万人。罢工委员会发出封锁香港的通电，香港冷落萧条成为“臭港”，省港大罢工持续1年4个月之久，使英帝国主义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热忱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五卅运动的影响是世界性的。6月20日，陈独秀乘势撰文疾呼：立即召开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中共中央充分估计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7月1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既充分肯定“此次民族运动已由局部的发展到全国的”，又指出“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已非常明了”，“全中国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同时奋起，因各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之援助及同情，而增其前进的勇气。同时，大商阶级之妥协，绅士学者之‘速了运动’‘缩小范围’，与夫军阀勾结英日帝国主义者向民众进攻，不但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障碍，而且简直是要破坏这个运动。”

段祺瑞北京执政府对外交涉有意大事化小，以求尽快了结；奉军入沪驻扎，宣布戒严，禁止游行集会；上海总商会拒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却主动联络外国商会，成立“五卅委员会”，将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交涉条件，删去解除巡捕、商团之武装，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取消领事裁判权，以及永久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4条要害条件，形成新的13条交涉条件送交涉署转交各国驻沪领事团。对此，工商学联合会、上海总工会进行批评抵制。然而，就在北京政府对外交涉谈判破裂的第二天，上海总商会于6月19日下午秘密开会，决定开市，退出“三罢”斗争。

6月20日，工人、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万人大会。大会议决：开市不开工，罢工工人生活费须有总商会维持；各商店将已办之英、日货聚集焚烧，以示坚决；开市日期，至早须在端阳节（25日）后。当晚，刘少奇主持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无论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工界要坚持到底，决不上工”。

总商会接受条件，决定组织国货提倡会，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由总商会负责筹款，援助工人继续罢工；25日起全埠各商店一律悬挂白旗，各店员均一律臂缠黑纱，以示哀痛。6月26日开市，持续25天的上海总罢市就此结束。

步入7月，因暑假到来学生纷纷离校，罢课名存实亡，“三罢”斗争只有工人阶级在苦撑局面。民族资本家原本因为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运动而受益，乐于从丰厚利润中提取部分救援外资企业的罢工工人。7月6日起，工部局采取停电手段，掐住了华资企业家的命脉，迫其倒向工部局寻求保护。7月11日至14日，北京政府又连续发出4道通令或密令，要各省将群众运动纳入“正轨”，“免除游行示威”，以达“内遏乱源，外崇国信”之目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及海员、洋务、电车等工会组织继而遭查封，宣传五卅运动的报刊遭取缔。随后，北京政府又发布有碍工运的工会条例。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抨击北京政策，宣扬“中国工人要求极自由的工会，要求保障工人权利的工会条例”！

不意民主联合战线方面又面临新的危机，继戴季陶主义出笼后，8月20日坚决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国共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种情形下，帝国主义以每人每天5元的“高赏”收买帮会流氓数百人，唆使他们捣毁工人罢工指挥机关、杀害工会领导人，进而由驻军占领总工会大楼，最后由青帮头目来改组总工会。8月22日下午，李立三在上海总工会办公，被总工会开除的流氓周仲华突然闯进来纠缠。周假惺惺地表示要“悔改”自己的过错，不时地朝外张望，好像在等候什么人。李立三事先听到了一些风声，顿时警觉起来，他马上回到办公室，对刘少奇说：“外面来了一个非常可疑的人，很可能是受人指派想把我们拴在这里。弄不好后面有一帮工贼会跟过来捣毁总工会，把我们打死。应该叫小沙渡工人纠察队赶快过来保卫总工会。你马上就走，工人纠察队没有来之前千万不要回来。我办完事也要很快离开。”李立三所以没同刘少奇一起走，是因为想起一件紧要的事，他叫会计赶紧将大批待发救济款锁到保险柜里。只耽搁了5分钟时间，就听到前庭闹了起来，喊声、枪声，约有200名流氓打手拿着手枪、刀斧、棍棒从前门冲杀进来，逢人便打，遇物就砸。两名负责保卫李立三的纠察队员堵住楼梯，准备战斗。李立三招呼两人，向后门退去，但门锁生锈，未能开启。也幸亏因此没从后门出去，后门外早埋伏了众多打手，就等取李立三的性命。在两名同志的掩护下，李立三赶紧上楼，从屋顶气窗爬出去，在屋脊上跑过两栋房子，来到一户工人住处。屋里的老奶奶一看是李立三，赶紧叫他下来。李立三在阁楼里喘息稍定，即起草总工会给各区办事处的指令：7个区立即各派工人纠察队（每区不少于500人）来总工会；全体工人纠察队集合，保卫各区工会及总工会办事处，所有干部在办事处守夜；立即召集代表会议讨论明日上午10时组织保卫总工会、反对工贼、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等。⁽⁵¹⁾

重又回到总工会，却发现大楼已为奉军戒严部队占领，李立三立即在工人纠察队的护卫下前往设在总工会隔壁的奉军上海戒严司令部。张学良曾声明支持五卅爱国运动，并且捐款援助过罢工工人，李立三深知奉军一时还不敢公然镇压工人，于是，就向戒严司令部参谋长提出强烈抗议，劈头第一句就是“你们组织多少工贼打总工会？”对方连忙否认与此事有关。李立三要对方向上海公众舆论负责，迫其马上将戒严部队撤出。⁽⁵²⁾

李立三和工纠队一起进入工会大楼，见有8名同志躺在血泊中，赶紧安排救治。随后，李立三前往中央机关开会。中共中央此时已经，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指示。如果照此指示行事，必定引起慌乱，造成工会彻底倒台。李立三当场提出反对意见，并拿出自己起草的指令，得到中央的认可。第二天，工人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⁵³⁾

至8月，罢工工人已孤军奋战多时，参加罢工的20多万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约100万人陷入饥饿状态。局势迫使中共中央改变斗争策略，一直支持并指导这场运动的共产国际特别是其代表维经斯基在8月初经与加拉罕商议后决定，“对上海和香港的罢工运动‘刹车’ ”，⁽⁵⁴⁾中共中央遂而转为工人群众自身利益的局部解放而斗争。8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联合发出《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告工人士兵学生》，已经委婉相劝：“上海工人，假使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你们既是有组织的罢工奋斗，你们也要有组织的上工。”翌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士兵》，及其8月18日发布的《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愈见形势之紧迫。上海总工会8月10日发表《为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提出符合上海民众利益的9条复工条件。⁽⁵⁵⁾

李立三、刘少奇等多次分别召开日商纱厂、工部局电气处、华商纱厂、英国工厂等工会代表会议，磋商各业工人的复工条件，向工会干部阐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分析当时的反帝斗争形势，指出必须复工的原因，劝说工人们在取得部分胜利的情况下，实行有条件的复工。其间陈云、沈雁冰、杨贤江、徐梅坤等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发动“要求加薪及平等待遇大同盟罢工”，更像是退兵之战，8月27日取得胜利。陈独秀对此高度重视，徐梅坤每天向他汇报情况。

复工首先从日商纱厂开始。经与资本家谈判，达成复工六条件。8月24日，上海总工会发出日商纱厂25日上工的通告。翌日晨6时，日商纱厂一、二、三厂工人上工，各厂日本人在门口鼓掌表示欢迎，大班亲自到厂外招呼，并在门口燃放鞭炮、鸣放汽笛以示欢迎，下午工人下班出厂时，又燃放鞭炮欢送。这天，大班还发给全体工友赏工一天。此后，其他各厂陆续复工。

9月7日，陈独秀发表《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梳理《向导》周报创刊3周年间的革命政策演进，正传递出中共中央一路前进的跫跫足音。文章回顾“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例军阀”两个口号提出之初，为研究系所笑，“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文章进而回顾从二七屠杀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政局演变，直至五卅事变。针对一部分英、美留学生有意无意地说：“大马路血案是西捕杀了人的法律问题，不必牵扯到对外的政治问题”，《向导》大声疾呼：“此次反抗屠杀案，乃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决不是什么个人间的法律；并向民众解释屠杀案所给与我们的教训：（一）不分英、美与日、法，一切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一致的；（二）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事实，不是共产党人捏造的；（三）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等国，和非帝国主义的俄、德、奥等国之不同；（四）懂得了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可被‘过激’、‘赤化’这种头衔吓退。”鉴于“全国民族运动的怒潮，因资产阶级之妥协和奉系军阀之高压，大多打击而陷于停顿状态”，《向导》又提出民族斗争的新途径，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共中央新的斗争政策：“（一）改变上海、香港罢工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二）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外交委员会，来解决全国性质的对外根本问题；（三）开始国内战争，合全国的力量，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奉天军阀。”

中共中央将主攻方向锁定为奉系军阀，奉系也早将共产党列为镇压对象。9月18日，奉军戒严司令部奉北京政府之令查封上海总工会，并通缉李立三等重要工人领袖。中共中央紧急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分析上海各工会遭奉系军阀毒手的原因，鼓励工人的“内部团结不为商会及工贼的阴谋而涣散”，“不可因工会一时被封而恢［灰］心，应该万众一心，不断的奋起”！第二天，商总联合会通过工商学联合会自行解散案。总工会假称李立三生病住院，待大搜捕过后，于21日护送李立三及其夫人李一纯，化装北上北京。同日，工商学联合会解散。

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四届第一次扩大执委会会议，总结近4个月的革命工作。应否继续与国民党保持原有的联合战线政策，是会议主要议题之一。陈独秀指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仍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反对，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陈独秀不得不放弃他的意见。⁽⁵⁶⁾国共合作的政策方针既然再度确认，翌月鲍罗廷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广东区委提出建立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计划，为陈独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加以否决。⁽⁵⁷⁾

在这次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五卅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工人阶级与国民革命运动的关系、农民与国民革命运动的关系，以及国民革命反军阀的内容、共产党的责任等，都有了新的体认，进至提出“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经过五卅运动，共产党员人数由中共四大召开时的近1000增至3000人。然而，与会代表并不满足。扩大会议对罗亦农所作的粤区工作报告提出批评，指出：“民众眼中的共产党，仿佛是一些戴着国民党面具的幻影。今后粤区第一重要的职责是：努力发展党员的数量及严整党的组织；中央也应加派得力同志在粤区帮助党的工作，尤其是组织工作。”大会通过诸多议决案中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纠正一种错误观念：“以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有高度的工作能力，党员在质量上不发展，单是在数量上发展，不但无益，而且足以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这一错误观念乃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进而提出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要求，并宣称：“党员既然增加，下次大会必须相当的扩大中央委员会，现在中央的各部：组织宣传妇女及分配科出版科等，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他们相互之关系也要明确的规定。中央及区委书记应当尽可能范围不兼部务。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云云，农运与军事工作开始凸显。近两月后发布的第68号中央通告，又特别说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军事运动委员会’应改为‘军事部’。”

五卅运动促使共产党加紧重视军事工作，加之黄埔军校的开办，为此中共中央急召在苏联学习的干部特别是学过军事的干部归国。9月上旬，在苏联加入中共旅莫支部的叶挺，与聂荣臻、熊雄、颜昌颐、王一飞、冯平等共26人从苏联回到上海。约莫一星期后，中央通知：熊雄、叶挺、聂荣臻、冯平等12人分到广东；李林、范易等9人分往河南；贾纾青、刘承浩分北京；王一飞、颜昌颐等则参加中共中央军委筹建工作。⁽⁵⁸⁾

事实上，为适应组织发展的势头，8月3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第53号通告，还以隐语对中共四大修正的党章进行新的修正。通告指出四大党章规定新近入党者“须有正式入学半年以上之同学二人介绍，当此本校极须发展之际，此条规定颇不便适用；兹拟暂行变通办法：新生入学时介绍二人中只须有一人是正式同学，且不限于入学半年以上者”。五卅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从秘密小政党向无产阶级群众性大党跃进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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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梁旻：《人道的力量：中国红十字会救援江浙战争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0页。

(2)　肖甡：《唤起工农：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0页。

(3)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见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4)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5)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见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6)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4年12月19日），见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62—563页。

(7)　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8)　《郑超麟回忆中共四大的经过和意义》（1980年1月），见郑超麟：《怀旧集》，转引自肖甡：《唤起工农：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01页。

(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0页。

(10)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5年1月26日），见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2页。

(11)　《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版，第93页。

(12)　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4页。

(13)　李逸：《中共四大会议琐记》，见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9—310页。

(14)　《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见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15)　李逸：《中共四大会议琐记》，见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

(16)　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17)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43—545页。

(18)　李思慎：《李立三红色传奇》上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9)　刘贯之：《关于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上少红人运动的回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页。

(20)　《主人》编辑部主编：《回望五卅：纪念上海市总工会成立90周年》，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页。

(21)　《邓中夏年谱》，《邓中夏全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1页。

(22)　谭抗美主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23)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47—548页。

(24)　《邓中夏年谱》，《邓中夏全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9页。

(25)　《罗亦农生平年表》，见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党研究室编：《罗亦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329页。

(26)　姜维新：《回忆五卅运动前后》，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68页。

(27)　《李立三年表》，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38页。

(28)　谭抗美主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09页。

(29)　工部局《警务日报》，1925年5月28日。

(30)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2页。

(31)　刘贯之：《关于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221页。

(32)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2页。

(33)　丁郁：《我在博文女学、上海大学竺校的经历以及赴苏前后的活动》，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页。

(34)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2页。

(35)　《刘伯承传》编写组编：《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0页。

(36)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24—125页。

(37)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38)　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39)　屠听泉、陈铨娥主编：《同济英烈》，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4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5页。

(41)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3页。

(42)　谭乐华：《永存不逝的记忆——“五卅”：向警予大姐在南京路上》，见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编：《向警予同志纪念册——武汉市妇运史资料》第1辑，1985年印，第96—98页。向警予向群众演讲，向总商会请愿的时间应为1925年5月31日（“五卅”运动的后一天），谭氏文章误作为5月30日。

(43)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63—64页。

(44)　陈企荫：《五卅运动片断》，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51页。上海店员联合会成立于1924年6月，绸布业、华洋百货业、估衣业、中西药业、酱业、五金业、南货业、呢绒业等40多个行业的店员2人入会。该会副主任为先施公司职工、中共党员孙瑞贤，并任店联党支部负责人。

(45)　唐纯良：《李立三全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46)　一说此次罢市为张超与李硕勋所领导。张超：《李硕勋与全国青年学生运动》，见魏斌编著：《迟到的报告：记李硕勋烈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47)　罗髫渔：《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李硕勋》，见魏斌编著：《迟到的报告：记李硕勋烈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262页。

(48)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4—647页。

(49)　同上书，第709页。

(50)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9页。

(51)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8—559页。

(52)　唐纯良：《李立三全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7页。

(53)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9—560页。

(54)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8月19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53页。

(55)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1986年印，第110—112页。

(56)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249页。

(57)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58)　《叶挺生平大事年表》，陈勇：《旷代名将——叶挺将军传奇纪实》，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379页。《聂荣臻传》编写组著：《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423—437页；《王一飞生平大事简记》，见余沈阳主编：《王一飞传略·文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