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回迁上海指导全国斗争

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并没有集全党智慧，就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提出有效应对办法。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集“分共”会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彻底失败。面对血淋淋的屠刀，中国共产党人奋袂而起，绝地反击。南昌起义后召开的八七会议，改组产生了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领导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中去。

此时的武汉，已是血雨腥风，国共双方人物在此太过相熟，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9月19日开会讨论中央驻地迁移问题，原则决定若两湖暴动没有大的进展就先迁往上海，等广东有头绪时再从上海迁往广东。21日，中央再次讨论此事，鉴于秋收起义部队转向农村，决定派戴琨去上海布置住房，建立机关，中央机关开始向上海迁移。28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除罗亦农外，在汉中央政治局委员均启程赴上海，苏兆征当天就去上海，瞿秋白29日或30日去上海，李维汉最后去上海。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回迁上海。⁽¹⁾

早派人赴沪打前站，何叔衡在交通员顾玉良的陪同下，7月底8月初先到上海筹备有关事宜。船入吴淞口，但见两岸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触目惊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氛围并没有消减，6月、7月，间隔仅6天，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代理书记赵世炎先后被捕，旋即被害牺牲，江苏省委书记经王若飞短暂代理后由邓中夏接任。何叔衡到沪一两星期后，中央交通局内交主任张宝泉、交通员石琼等同志从武汉来沪，找房子。⁽²⁾上海于7月7日正式升格为上海特别市，城市面临扩张繁荣的新契机，刺激房地产进一步发展，租房尚非难事。于是，在四马路（今福州路）447号、永安里135号等处建立机关，⁽³⁾主要集中于公共租界的沪中区。

有来上海继续斗争的，也有暂时离开上海以保存实力的。9月初的一个夜里，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化了装的萧劲光从上海吴淞口上了一条小舢板，划到停泊在江心的商船，爬上去后下到底层的货舱，由此开启第二次赴苏之旅。深夜漆黑，萧劲光的内心异常痛苦，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⁴⁾同月，曾钟圣（曾中生）也受组织的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⁵⁾这月离沪赴莫的刘伯坚，从汉口来上海不过月余，他与邓中夏、王若飞、何叔衡、李富春等组成江苏省委常委会不久，即受中共中央的委派赴苏联宣传中国革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他此前在苏联学习近3年，俄语过关。⁽⁶⁾陈修良是10月间从上海出发的，为保存革命的火种，这月组织安排前往苏联学习的党、团干部有200多人。⁽⁷⁾

瞿秋白在郑超麟的陪同下，从抵沪的江轮上下来，已是10月4、5日。瞿秋白原本想稍事休息即南下广州，对郑超麟说：等贺龙、叶挺部队攻下广东后，就将中央机关迁往广州，由郑超麟与邓中夏、王若飞、陈独秀、李富春等组织上海局，以郑为负责人。郑为此还在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东边亨昌路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租了一幢小洋房，拟作机关办公处。然而，从南方传来的军情令人沮丧万分：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在汕头失败。既然党中央南下无望，就只有驻扎上海，也就没有必要屋下架屋地成立上海局。

李维汉也来到上海，起初住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以北的淡水路上，附近都是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从其住处往西走，是瞿秋白的住处，再过去是苏兆征的住处。爱多亚路南面有中央农委的机关，从农委机关往东，是中央秘书处的机关。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则多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带。⁽⁸⁾陈独秀则住在福生路（今罗浮路），瞿秋白与李维汉一起前去看望。陈独秀是一个半月前的中秋日在黄文容（黄玠然）等护送下坐船离汉回沪的。因为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不再担任总书记之职。身为中央委员，竟没通知他参加八七会议。面对新任负责的瞿秋白，陈独秀不由得苦笑，他原本就是自己看好的书生，现在更为共产国际所看中。瞿秋白虽曾激烈反对彭述之路线（实指陈独秀错误在内），但是，为人处世还是正人君子，他曾说过：“如果我处在独秀的位置上，也许犯的错误比他更大更严重。”瞿秋白对同志不作全盘否定，⁽⁹⁾他对陈独秀的态度前后并无不同，仍然是尊敬的。对于瞿秋白提出的仍请其经常给中央机关报写文章，陈独秀当即应允，文笔实为文人的“寸铁”，于是后来就有“撒翁”（郑超麟猜此有撒手不再领导中共之意）写的诸多文章。不过，瞿、李再次劝说他去莫斯科，陈独秀拒绝了。⁽¹⁰⁾他们还向陈独秀提出要回黄文容，以便帮助郑超麟编辑《布尔塞维克》，该刊计划在10月创刊，以继起《向导》周刊的影响，这事陈独秀没法阻扰。

似乎谁也没有在意，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的向忠发的去向。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起，率领2名武汉工人、5名上海工人，乘俄轮安迪吉号，离开上海驶往海参崴，辗转前往莫斯科。向忠发这是带领工农代表团应邀赴苏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中国工运领袖林伟民前不久病逝，苏兆征与瞿秋白、李维汉有更紧要之事应对，当时距南昌起义失败不久，中央领导集体的相当多成员一时还滞留在广东、香港，指派向忠发这位工人阶级出身的中央成员赴苏致贺似乎再合适不过了。行前，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相关情况，李维汉表示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¹¹⁾

这时，中共中央正忙着筹备“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议决“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半年很快就过了近一半。10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要求凡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指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均需列席，且强调所指定的重要省委或中央分局亦须派代表出席。当时，中央设了中央南方局（书记张国焘）、北方局（书记王荷波）、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翌日又发通知更正，将会议日期提前4天定于11月8日。百忙之中，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10月26日开会还议及患病来沪的刘少奇，决定留其在上海医院养病。

为开好这一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常委多次会商，在重大问题方面取得一致。有关当前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说：“农民的暴动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农民暴动已显然走到土地革命的阶段。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上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感觉较为难办的问题是党的力量的薄弱，李维汉指出：“从前党有组织基础的是上海、湖南、广东三处，经过大压迫之后，湖南、广东党的组织几乎没有了。上海比较好些，还存在一点，但也不大好。其他地方更可以想见，甚至南昌等处党的群众都没有了。”他认为：“当前党的力量实无力来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不能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为此提出：“这次紧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提拔工农分子。”瞿秋白极表赞同：“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党的组织是一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决地提拔工人分子，党不但灵魂要换，而且躯壳都要换过。凡旧的同志稍微不好的即请他自己去找职业”。⁽¹²⁾这是党内厉行惩罚主义的开端。

紧急会议最终于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电话局对面弄堂内的一所房子里召开。⁽¹³⁾白色恐怖下见到久违的同志，分外亲热。罗章龙遇到久在广东活动的苏兆征，关切地问：“你来了之后，广州工会谁负责呢？”“陈郁同志在那里！”罗章龙内心欢喜：一为阿郁还活着，未遭敌人毒手；二为阿苏所托得人，阿郁一定能在艰险环境中搞好工作。⁽¹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有人尊称他为总书记，立时被他制止：“党内还是以同志相称，我在莫斯科几次见到列宁，都是以同志相称，从没听到有人喊‘列书记’、‘列主席’，直呼我姓名或者喊‘同志’就可以。”⁽¹⁵⁾刚从莫斯科来沪的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出席会议，其前任罗明纳兹不仅出席会议，而且为大会起草《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并作报告。该议案为大会定下基调，在扭转悲观观念，放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自己的军队，鼓舞斗志等方面确有积极意义。然而，对“中国社会的总危机”的研判过于乐观，以致“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并宣扬“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由此进一步导致对革命形势的错判，强调农民运动虽屡遭失败后仍在继续有些地方“甚至于更加厉害起来”，“群众的革命斗争”“陆续的继起”。并指“如果对于这种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药不能轻恕的错误”。进而提出“现时的总策略”：一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是“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是“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虽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随即又作转语：“然而党应当去领袖一切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发动。”“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最后，还要求肃清“机会主义的遗毒”，批评南昌起义不实行革命策略，致有潮汕之败。

会议讨论通过瞿秋白起草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议决案强调“今后须特别注重支部工作”，加强民主制度，加强工会、农民的组织工作，以及青年团的工作，强调党的组织与纪律；面对从5万余锐减至万余的党员数量，要求：“党的组织重要责任之一便是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入党”。所有这一切，在总体方向上是正确的。然而，该文件指斥“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以此作为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组织成分来源，虽然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实际，但就此提出“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尽管紧接解释这不是将“一切非工农的分子”“完全开除出党”，但在干部路线上仍有“一刀切”的流弊，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根本上否定了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领导骨干作用。

会议强调了“最严密的政治纪律”。由此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简单粗暴地批评南昌起义的前委错误、南方局广东省委没有及时发动农民起义进行接应、湖南省委指导农民暴动违背中央策略，等等，并作出开除谭平山党籍，开除张国焘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资格，撤销毛泽东、夏明翰等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开除杨匏安中央监察委员资格等一系列党纪处分决定。决议案指出处分张国焘是因其曾制止发动南昌起义，反对没收一切土地，不无一定道理。正因为此，10月间从香港来到上海的张国焘未能参加此扩大会议。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作出了1928年3月初至3月半召开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特别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新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另有两项新的决定：一是“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为暴动的主要口号；二是“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即在乡村也实行苏维埃的口号，取消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¹⁶⁾

在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时身患重病的周恩来，11月初来到上海参加会议，罗亦农也在这时回沪开会的。二人被紧急会议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既而参加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经修改的政治、组织、纪律三个决议案。会议还按组织决议案有关原则规定，决定改组中央机关，三天前中共中央已发通知取消南方、北方、长江诸局。中央不再设部，取消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中央农委，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下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党报委员会、秘书处（旋又于11月22日取消）和组织局，组织局统领文书、交通、会计、组织、宣传、调查出版、军事等诸科工作，以罗亦农为主任（翌年1月10日由周恩来代理），并决定苏兆征、向忠发、项英、李立三、黄平等组成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中央新的组织架构很快通报各级党组织，并要求对各级党部进行改造。任弼时与李立三、邓中夏、张太雷、李维汉组成新增设的政治纪律委员会，任弼时任书记。⁽¹⁷⁾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今兴业太古汇商圈），两层楼房，楼下是客堂，客堂后面的楼梯可通楼上，曾由彭述之夫妇、陈赓夫人王根英、黄文容夫人杨庆兰（化名金莲）等以房客和房东的名义住在里面，楼上实为办公室，周恩来、邓小平在这里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¹⁸⁾当时党内同志称之为中央办公厅。⁽¹⁹⁾

闻报占据两湖的唐生智在宁汉混战中挫败，中央11月15日致信两湖省委，强调指出：“两湖在现状之下在极短的时期内有造成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之可能。”“组织工人群众夺取溃兵与警察的武装”，“在乡村中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东西，分配土地”，“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割据鄂南、恢复鄂东，割据湘西、湘南，联合工农扑城长沙。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由苏兆征、张太雷等起草的《中央对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组织暴动，建立工农兵代表的政权，决定由张太雷、恽代英等人组成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又决定撤销中共北方局，派蔡和森为北方五省特派员兼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北平曾名顺天府，河北曾名直隶省，中共顺直省委包括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等广大地区。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第16号中央通告，传达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宣称会议“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中共中央还及时发布紧急会议文件。《职工运动决议案》指出八七会议后虽有主观方面的缺点，但“全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却确在逐渐的往上发展”，“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决议更加明白指出要为争得工农政权（苏维埃）而奋斗。”为此，“要把政治决议所指出的任务实现于职工运动方面”，“党的职工运动主要路线是从不断的领导工人作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目前尤须注意工作上和组织上的改造”，在训练工作中“必须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工作“详为解释”。《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早在紧急会议前草拟，中共中央这次向党内广征意见，以助中共六大作出正确的决策。该草案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用最‘民众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完成土地革命”，宣称“广东、湖北、湖南的农民已经在本党指导之下实行许多次英勇的武装暴动，这种情形证明在好些省份之中，已经形成了直接革命的形势”。紧急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在为中国革命播撒星星之火的同时，也助长了“左”倾盲动错误在党内的蔓延。

陈独秀来信了，一写就是两封。

常委诸同志：

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湘鄂运动，也把这样的意见告诉过亦农。若飞对于江苏运动，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我当时曾表示不赞成。略说了几句，他似乎还不大以我的意见为然。这如果是他自己的意见，望常委急需纠正！如是常委的意见，我提议要切实讨论估计，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宜兴无锡事件所表现的，也是偏于政治方面，经济的意味太少了，这样的暴动，使群众只看做C与国的政权争斗……

信末署名是“独秀”，日期是“十一月十二日”。陈独秀对自己放弃武装斗争至今还不知追悔，中央同志看了频频摇头；他还指责宜兴、无锡事件，共产党人在两地是失败了，但那是抗争后的失败！没想到第二天又接到陈独秀写来的另一封信，信末日期仍作11月12日。书信抬头则写作“中央常委诸同志”，“昨函谅达”一句后，即转入正题：“顷阅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政纲”。所说那个中央通告是为总结叶挺、贺龙部队在南昌起义后南征失败教训的，其中有“我党以前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大约刺激了他。陈独秀竟指“民族革命已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革命已开始”的国际决议是错误的，要求弄清楚此问题，以免“将来的政策，又会有异见发生”。政策已经紧急会议确定，要共产国际改变政策？更是昏聩之言。

陈独秀一定不知道，就在他写第二封信时发生黄麻暴动，革命势不可遏。11月间，瞿秋白正主持制订《中央工作计划》，规定3个月内应做到17项工作及其分3期进行的具体计划。从11月20至12月20日的第一期工作计划中，中央决定派人巡视两湖、江浙地区的工作，部署几个省的工农暴动，先后布置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两湖和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²⁰⁾继总罢工后发动总暴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半年多前就是这样取得胜利的。11月7日，江苏省委报告中央：“今日已下训令：先举行纱厂丝厂的大规模的经济罢工，以为上海暴动之导火线，并从组织上、技术上多方去切实迅速准备上海的武装大暴动。”15日，江苏省委又发布《关于上海暴动》的第8号通告，宣告：“上海暴动时期……现在确确实实的到来了。”中央还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商议决定了广东总暴动的计划。

桌上放着一本11月新近出版的蒋光赤（蒋光慈）的《短裤党》。“法国大革命时，有一群极左的，同时也就是最穷的革命党人，名为‘短裤党’”，该书作者“写在本书的前面”的话如此开笔，蒋光慈果然以“短裤党”为小说名了。据前言，小说就创作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夕，“花了半个月的工夫”，而收笔于4月初。“当写的时候，我为一股热情所鼓动着，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做小说。”这确实不是一本向壁虚构的作品。

“接连阴雨了数天，一个庞大的上海完全被沉郁的、令人不爽的空气所笼罩着。……”小说如此开篇。“整个的上海完全陷入反动的潮流里。黑暗势力的铁蹄只踏得居民如在地狱中过生活，简直难于呼吸，比沉郁的空气更要闷得人头昏脑痛！”这既是描绘当时情景，又跟当下何曾地相似。这篇小说瞿秋白有幸先睹为快，书名还是他建议的。蒋光慈近期创作构思与稿成后多向他商谈、征求意见，瞿秋白为革命作家提供了不少素材。看得出作品里活跃着汪寿华、赵世炎、顾顺章等共产党人的身影，谁都看得出上海防守司令“李普璋”就是李宝章，其大刀队的残杀成为作品最为惊悚的内容，“沈船舫”分明是孙传芳的谐音！在上海工人第二次发动起义时身患肺炎卧床的“杨直夫”，他事后指出总罢工没有预先讨论具体计划，这不就是以瞿秋白为原型的人物？还有杨的妻子“秋华”，非杨之华莫属，秋华者，秋之白华也，秋白的之华。小说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作结，作品是以“杨直夫”“秋华”共唱《国际歌》结束全篇：

“秋华！你别要太高兴了！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买办阶级，一切的反动派，他能就此不来图谋消灭我们了吗？我们前路的斗争还多着呢！什么时候我们的敌人全消灭完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

秋华沉默着。

“秋华！”

“什么，阿哥？”

“我们来唱一唱国际歌罢！”

“好！”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拼命做一最后的战争！

旧世界破坏一个澈底，

新世界创造得光明。

莫道我们一钱不值，

我们要作天下的主人！……⁽²¹⁾

这是萧三、陈乔年1923年翻译的《国际歌》歌词，词曲配合更为晓畅流利，唱起令人热血沸腾。萧三是萧子升的弟弟，他与其兄分道扬镳，还参加策划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陈乔年是陈独秀的次子，刚奉调来沪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瞿秋白低声地哼唱着，心里憧憬着人类解放、世界大同的美好未来。

突然，楼下传来一对年轻夫妇的争吵声，瞿秋白皱起了眉头。自派罗亦农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重回湘鄂后，瞿秋白就搬到新闸路新闸里28号来住，这是中央组织局机关，为的是这里清静，好写文章。然而，楼下住着秘书处的何家兴及其妻子贺稚华，还带着一个小孩，小夫妻老是吵个不停。贺经常乘夜外出跳舞，一身浅蓝色丝绒连衣裙，披一条浅粉色丝巾，确实太招摇了。⁽²²⁾

周恩来蓄须乔装，人称“胡公”，机敏而又轻巧地扣开了黄先生的家门。

黄先生，其实就是苏兆征，有时是长袍马褂、金丝眼镜，有时又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扮作大茶叶商，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马吉里一间两层的小洋房里安家。黄平当时也住在那里，协助苏兆征开展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他们注重在从外埠来沪的海员中开展工作。苏兆征要外出开会时，就带上自己的儿女以作掩护，往往开会开到三更半夜，叫醒在别人家床上睡着了的孩子，一起乘黄包车回家。如果在自己家开会，则装成打麻将或饮酒聚会的样子，苏兆征的妻子钟荣胜招待客人之余，便拉着孩子坐在门口附近，望风放哨。⁽²³⁾

周恩来精力充沛，每每乘清晨、夜幕穿行小巷里弄，尽可能地去看望大革命失败后九死一生来到上海的党员骨干。随着中共中央回迁上海，各地党员干部在失去组织关系后纷纷来沪寻找党组织。徐向前在国民党血腥反共之际受党的指派到张发奎军队工作，危情迫近，他撤到武汉，后又来到上海，入住公共租界某旅馆。一天他去饭厅吃早饭，巧遇到上海来找党组织的程子华。⁽²⁴⁾程子华由此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后徐向前、程子华分别南下。⁽²⁵⁾

为了收容潮汕兵败来沪的同志，中央专门派同志在码头等处接人，江苏省委在四川北路、河南北路租了房子，作为临时安置住处。时年五十，真是南昌起义一老兵的徐特立，来沪后被派往湘鄂；还有吴玉章，他也临近知天命之年，中央安排其赴苏学习。⁽²⁶⁾靖任秋原接通知也是前往苏联，但就在上船的前一天晚上，组织又来通知，上海准备暴动，因其是从部队下来的，以前又在黄埔军校学军事，就留在上海工作。⁽²⁷⁾柳直荀、郭亮等辗转赴沪的遭遇更为凶险，他们为去香港误上海盗船，被下蒙汗药，醒时发现双手反绑被扔在一只小船上，在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方获救。柳患胆气病，咳嗽剧烈，郭亮也身染沉疴。11月到上海，党组织安排他俩住院诊治，周恩来亲切探望。郭亮后为中共中央派往湘鄂赣边开展工作，柳直荀则作为党中央组织局调查科成员，往来于河南、湖北、江苏、陕西、顺直等省，后回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和中央军委特派员，去参加武装斗争。⁽²⁸⁾

11月初，李立三、贺龙分别由香港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原决定是派李立三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²⁹⁾另安排贺龙与亲密战友周逸群同住一个秘密机关。在回沪的船上，周逸群巧遇在会昌战役中腿部受重伤的陈赓。见到周恩来，贺龙一脸惭愧：“部队打散了，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是不甘心哪！”周恩来宽慰贺龙，告诉他中共中央要安排其到苏联学习军事，同去的还有刘伯承等人。离沪时间原定在11月17日（一说12月21日⁽³⁰⁾），然而，前一天因一个秘密机关被破获，敌人得知贺龙来沪，一时风声甚紧，贺龙不便出行，也就没能与刘伯承等一起乘船离沪辗转日本去苏联。又在中共中央机关等了十几天，仍然是走不成。贺龙反复思考，觉得不如回湘鄂西去搞武装，不信打不赢蒋介石。周逸群向周恩来提出这一行动计划，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共中央翌年初经两次开会商议最终同意，并指派周、贺参加湘西北特委工作。贺龙原还想在上海买些武器，没有搞成，遂于1月中旬与周逸群等毅然离沪赴汉，徒手逆流而上。⁽³¹⁾

11月19日，周恩来携邓颖超来吃张太雷为他小儿子举办的满月酒。其实，张太雷这是借此机会与同志、亲友道别。粤桂交兵，张发奎让叶剑英接手广州防务，并同意他以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为骨干扩充为警备团，工人赤卫队趁机建立起来。“湘、鄂、粤、赣四省割据，以粤为中心”，“广暴”正是当前工作重心之重心，战机稍纵即逝，必须赶紧回去。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而亢奋，张、周等党内同志频频举杯，共勉成功，⁽³²⁾宾主尽欢而散。翌晨4时多，张太雷起身收拾完毕与家人告别，王一知生产刚好满月，几次要起床送他，都被张太雷劝止。就这样，他独自提着一只箱子出门，离沪南下香港前往广州。⁽³³⁾

“独秀同志：我们得到你寄来的信，非常之欣慰，兹答复如下”，12月9日中共中央以“常委”名义回复陈独秀来信。复信分四节回答了四方面问题：一是“国民党的统治长久与否，全看民众暴动的力量能否汇合而成较大规模之胜利”。二是强调“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指出宜兴、无锡事件的大弱点正在于没能深切指示群众。三是否定江苏省委8号通告虚夸的上海暴动时机已经成熟，顺势批判军事投机主义，用几个武装的红色恐怖队去打厂、动员工人罢工的做法，只会脱离群众，适得其反。四是指出有关中国革命性质此次会议决议案已有说明，政纲虽无条文但大致在决议案上规定，并已公布。对陈独秀的批驳之意深藏其中。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所以暴动的策略与一般斗争的方式，成了最紧迫严重的问题。”12月10日，瞿秋白奋笔疾书，撰写《武装暴动的问题》，记下自己有关农村、城市武装斗争的思考。第一个问题是阐述“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文章梳理近半年的农民暴动，认为足以表明“中国农民普遍的武装斗争的自发的发展”。瞿秋白引用列宁所说的“新的巷战策略”即“游击战争的策略”，认为“农民暴动在未能形成较大的工农革命军以前”，“他还是在游击战争的阶段之中”。其二，指出“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斗争发动出来的”。其三，“游击战争至少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的”。其四，“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这就涉及革命根据地的论述。第二个问题是论述“城市工人暴动的问题”。瞿秋白指出当此农村暴动蜂起之际，“城市工人暴动便成了革命胜利的关键”。文章指出：现在客观的形势，虽然各大城市，如上海、汉口、天津等处，还没有工人暴动的事实；然而一般的政治、经济条件，正在准备着这种暴动的爆发。如今大城市之中，如上海、汉口，尤其是广州，工人的斗争剧烈起来。广州当然不是特殊的状况，因为广东农民暴动的发展，与工人本身斗争的剧烈，已经直接提出广州暴动的问题。写到这里，瞿秋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中央12月5日给广东省委去信，赞成广州暴动的计划。广暴迫在眉睫，为防范泄密，这文章理应暂缓付印。

就在第二天（12月11日）凌晨3时半，广州起义比预定计划提前一天爆发，在黎明时就成立了广州苏维埃。然而，这激动人心的消息没能持续多久，就传来了12日下午张太雷中弹牺牲、13日凌晨起义军退出广州的消息。从13日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和常委连开3天会议，讨论广东问题。谁去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实际上，中央12月初已通知李立三赴穗参加领导广州暴动，未及动身起义就已爆发，⁽³⁴⁾现在还是让李立三前往。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宣称广州暴动“这是工农兵士群众第一次革命暴动的胜利”。号召工农兵“赶快团结起来”。同日又发表第23号中央通告，表明11月中央扩大会议后，“中央坚决的训令广东省委，须于最短期间变张李的军阀混战为工农夺取政权的战争。对于两湖，中央亦曾训令两湖省委于最短期间布置出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一个月以来，客观的事实，完全证明扩大会议和中央策略的绝对正确。”要求广东省委“以全省各地的暴动来保卫决定广州的胜利”。两湖党团应加紧准备实现总暴动，各地党团实行广东暴动的宣传周，发动农民斗争。

随着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最后被确认，中共中央12月17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十二月十一号是我们每一个都应当深记着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精悍的兄弟们，勇敢的同志们摩拳擦掌同向资产阶级反动底炮垒进攻，终于占据了一切政府行政机关！”“劳农革命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天便宣布革命政府之成立正为执行民众的意志”，“工人与农民经过了三天的血战，至本月十三日，才被迫不能不放弃广州以冲出重围。”“四千英勇战士的尸首纵横于广州街上。”“新被逮捕的二千同志严遭拷问，嘲弄，而后尽被斩决，烧死。在广州被诬为共产党员者不知有几千百万，所有粗掌巨臂的工人和农民都被诬为‘民众的公敌’。”文告怒斥“一切资产阶级，一切地主，一切军阀与一切帝国主义者，现在结起了联合战线”，“他们把女工们活活的烧死，诬她们为共产党。军阀们亲自枪决劳农国家——苏联的领事，原不过因为他们是工农共和国的代表。”“反动重复庆祝胜利，白色恐怖的潮流掩没了整个的中国”，但是，文告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各派的纷争与互斗必将重新加厉起来。”进而鼓舞斗志：“我们不要灰心丧气，我们必须知道，资产阶级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我们必须使他们这次胜利成为最后的一次。”

两湖暴动也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共青团长江局、共青团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向中共中央发来控告信。来信指责罗亦农和湖北省委没有抓住唐生智溃败之机发动暴动，这是“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之错误”，要求中央“彻底查究”。中央委派苏兆征、贺昌、郭亮组成三人特别委员会前去查处。长沙暴动一拖再拖，从11月24日发总动员通知的“最近期间”，到12月1日通知号召长沙暴动，后又定于12月7日至10日，直到10日中午才稍有动作，进攻电灯公司、警察所、火车站等，当晚即遭镇压。武汉白色恐怖变本加厉，李汉俊、詹大悲惨遭杀害。董必武紧急离汉赴沪，随后去往日本，转赴苏联。⁽³⁵⁾翌年1月上旬，10余处省委、市委机关遭破坏，1月中旬，省委书记王一飞、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等20余人被捕。⁽³⁶⁾消息传到上海，王一飞的妻子陆缀雯要求组织允许她乘小轮船赴湘营救，被周恩来劝阻，18日王一飞、涂正楚等6位共产党人遇害。⁽³⁷⁾

全国总暴动遭受严重挫折，一批批党员干部为躲避危险纷纷潜回上海，不啻给中共中央泼了一盆盆冷水。亲身经历南昌起义后的失败，周恩来对武装暴动更多一份审慎，12月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浙江省委的《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周恩来指出：浙江省委关于暴动的布置，恐怕太乐观了，结果恐怕是群众没有发动，遭致暴动失败。周恩来受命起草中央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指出浙江的农民暴动，还没有发动群众，使得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运动”，“你们上次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故中央未予核准”。⁽³⁸⁾当时共青团存有两种错误倾向：一为取消主义，另一是先锋主义。先锋主义对革命事业的伤害绝不下于取消主义，对此周恩来12月6日提出尖锐批评：上海党部近来实在有点军事投机——冒险，为的是怕青年团说是机会主义，被小孩笑话。如青年团不严重注意，青年团将变成冒险主义，走到虚无主义的另一面去。青年团大部分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与“一暴成功”是两个极端。这个危险可能牺牲许多同志，此点要注意。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接着说：恩来方才说的是对的，团的同志将暴动看得太容易了，对暴动为何物还不太了解，随便暴动是很危险的。⁽³⁹⁾会议还讨论了江苏省委准备次年元旦在大江南北同时发动全省暴动的问题，周恩来也认为不妥，他指出日期不应这样来定，要看预备的程度来定，同志们对于农村的情况是不是说得太乐观了，乡下的同志是不是有非暴动就没有出路的观点呢？为此，7日中央致信江苏省委批评说：“冒昧地定了一个全省或无锡等地暴动的日子，于发展农暴有碍。”⁽⁴⁰⁾

不过，如果认为广州起义不必举行，那也是错误的。陈独秀12月13日又致信中共中央，认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一句话道出了共产党人的血性。不过，陈独秀提出的5条意见不能都接受。诸如，认为广州革命政权用“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治”似较妥当，不可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等等。现在哪有可与合作的政党？下旬，中共中央专门予以复函，瞿秋白还专门找陈独秀谈了一次。

被撤销两湖巡视员的职务，罗亦农颓然回到上海，向瞿秋白申诉，瞿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唐生智溃败时，因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并未改变，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对湖北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⁴¹⁾12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蔡和森及顺直省委，批评北方局关于北方大暴动的决定“不仅是军事投机，而且是玩弄暴动”。

制止玩弄暴动，并非对敌实行妥协。1927年的最后几天里，中共中央连发刚性文件。12月24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俄绝交宣言》，31日发出建立党的监察机关的通告，⁽⁴²⁾以及第25号中央通告，通告重申中央临时政治局9月19日《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有关决定，严令同志“一律退出国民党，并绝对实行反国民党的工作”。

1928年元旦，新闸路新闸里28号罗亦农住处，这一天突然访客纷至，都说是来喝喜酒。

杨之华起了个大早，为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李文宜（名哲时）着意打扮。周恩来、邓颖超来了，江苏省委农委书记王若飞来了，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来了，最难得的是陈独秀也来了。见到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陈独秀内心浮起愧疚，去年夏这个小伙子在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提交武装工农等问题的意见书，让自己碎之于地。⁽⁴³⁾这时，任弼时却顾不上与陈独秀多寒暄，大声地喊起来：大口，新婚大喜呀！罗亦农回应道：你来了！元旦吃好东西“大口”不带上“鼻子”就不香了！二人哈哈大笑，在武汉时他俩就如此互喊绰号。

罗亦农春风二度，当日中共中央发出《告湖北同志书》肯定长江局及罗亦农停止暴动，让其精神更为愉悦。他安排了四桌酒席，心思缜密地在桌上放上自己写的席位名字。酒后，大家上楼吃茶，三三五五地交换着对革命形势的意见。估计时局，谈论英、美、德、意、日、法等帝国主义相互矛盾，及其对北洋政府、对奉系军阀和新军阀蒋介石的勾结和支持。突然有人大骂吴稚晖、戴季陶、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不是因为吴稚晖这个反动派，陈延年怎能这么快遭到毒手。陈独秀默然了，一会儿他告辞先走。最后，瞿秋白鼓励大家，寄希望于新的一年，努力工作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陈独秀走了，领导人也作完总结讲话了，年轻人就唱起歌来，玩捉迷藏，被捉住的罚表演节目。新娘子还是腼腆，为怕捉到躲得远远的。杨之华最为机警，有好几次几乎被捉到又被她溜掉。常有男同志被捉就与捉他的人一起滚到了地板上，笑得爬不起来。夜深了，来客渐渐散去，只有王若飞余兴未尽。“让他再玩一下，盛会难再”，李文宜说道。“大嫂说了，盛会难再”，王若飞接口道，内心有些感伤，⁽⁴⁴⁾他还背负着因1927年4月在沪组织欢迎汪精卫而受到的政治纪律处分。

“十二日晨，因为开广州市的群众大会，张太雷同志出席报告。这时候，李福林的军队，已经由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在僻远处渡珠江，绕道广州北部来攻击。广州市内的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大半都开到北部去应战。所以敌人又能乘虚攻袭公安局——暴动后之总指挥机关。等到张太雷同志从群众大会回到总指挥机关的时候，这机关已被敌人占领，敌人便用乱枪向他的车子射击。结果，太雷同志身中三枪，最后一枪中在心窝，胸膛炸裂而死了（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元旦过后的第二天，瞿秋白撰写的《悼张太雷同志》一文，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太雷与秋白同乡、同学，又是秋白的入党介绍人，悼念文章沉痛哀绝，如此进入结束部分：“如今他是死了！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不少负责同志：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如今张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牺牲了。”北方局书记王荷波1927年11月11日深夜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起因是北京广告暴动和玉田暴动失败祸及北方局遭到破坏。⁽⁴⁵⁾

沉痛的失败换来血的教训。瞿秋白1928年1月3日召集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经商讨，决定停止原定农历年关两湖举行总暴动计划，对两湖暴动重新加以部署，为此给湖南省委写去指示信，强调指出：“在湖南也缺乏了许多保障暴动胜利的必须条件。”后（1月11日）又致信湖北同志，指出主张在武汉三镇马上暴动是错误的。因委派李维汉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两湖巡视，1月20日又特别去信关照：“但中央反对即刻举行总暴动。省委总暴动日期之确定，中央惟恐仍是红色周不正确的精神之继续，且其全盘计画与兄未离沪时，中央对于湘鄂赣总暴动局面之布置的计画相反”，湖南同志诸多不对之处“希兄至湘时加以纠正”。然而，同日会议通过瞿秋白执笔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仍然强调：“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维持三天便失败了，党的任务依旧是可以在一省或数省之中，领导工农兵群众为夺取政权而奋斗，不当坐待全国革命之最后胜利。”坚持认为：“最近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之总括的估计和观察，在广州暴动之后仍旧是正确的。”1月12日发布的第28号中央通告（瞿秋白、罗亦农起草）也坚持此类观点，但同时又批评了盲动倾向：“不问党的组织力量如何，不问党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一味的主张‘暴动’，无往不是‘暴动’，这实在是一种盲动主义的倾向。”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湖北省委的信，数日前周恩来开始代理中央组织局主任，不久调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的陈潭秋任秘书。⁽⁴⁶⁾邓小平也参与中央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信的起草工作，⁽⁴⁷⁾信中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有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即是认为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要求湖北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对实际工作的部署，较广州起义前有了明显的变化：“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明确对湘、鄂、赣三省的暴动不是从占领中心城市开始，而是先从分区割据做起，同时加强城市工作。”⁽⁴⁸⁾

这时，从南方传来对中共中央总结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异议。1月16日，李立三给中央写信，认为总结“与当时事实多不符合，把我们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此次广东省委会议对广州暴动的决议案是参加此次暴动的一般同志共同认为正确的意见与教训”。⁽⁴⁹⁾李立三在广州厉行惩办主义，不平之声早就传到了上海，中共中央1月20日开会，否定了李立三对广州起义系军事冒险、愚民政策，以及没有发动群众的指责，决定派邓中夏南下接替李立三，江苏省委书记岗位后由项英接任。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历数“国民党的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李济琛屠杀广东工农”等罪状，揭露“国民党的所谓反共清党”是“以‘救党护党’的名义，残杀工农民众，使全中国变成白色恐怖的世界”，再度重申“国民党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与一切工农民众破裂，就是背叛革命，这种结果一定是使国民党变成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变成新军阀的工具。这已经铁一般的事实了”。进而号召“中国革命工农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继续广州暴动的事业，创立苏维埃的中国”，如此“才能消灭一切军阀的混战，开始中国和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

两天后（1月22日），又发布《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鼓劲打气：“广州暴动失败，表面上革命又受一挫折，但是实际上苏维埃的红旗，却极广泛的散布到中国。”在列举广东、湖南、江西、湖北、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直隶、奉天等地的斗争形势后，文件认定“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并明确“共产党的策略应当是”：“便须提出日益激烈的口号，日益激烈的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这些斗争方式就是：罢工，罢工与示威相联结，武装示威与罢工相联结，最后总同盟罢工向着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之直接武装斗争的最高方式。这种斗争便须服从军事艺术的规则”，“暴动的指导机关所以一定要是工农兵士代表会议（苏维埃）”。指示各地党的工作尤以上海为重，明确“苏维埃中国的最终胜利，必定要以上海无产阶级的胜利来决定”。“上海是本党工作非常重要的地方，他的现状与地位，都必须本党能很艰苦的去执行认真准备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去认真准备群众暴动的基础，做成本党无产阶级的根据地。”这一天已是大年除夕。

1928年1月23日，正月初一，林伯渠当夜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登岸。因为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列强献媚，四一二前夕并不在南京的林伯渠却被列为北伐军还击英、美炮艇挑衅的所谓“宁案要犯”，遭到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通缉。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失败后，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彭湃等化装潜行至香港，唯恐目标太大，这回只身辗转来到上海。⁽⁵⁰⁾

好不容易接上头，同志转告：中央认为他暂时不宜在国内露面，决定派他到苏联学习，与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同往。然而，港口检查甚严，林伯渠几次登船都没有成功，于是就避居在贝禘鏖路（今成都南路）桃源里妻子亲戚的家中。就在阁楼杂物间搭起一个简单的床铺，整天在里面看书。蔡和森、李立三等有时乘夜来访，每次总要带来不少书，林伯渠趁机“恶补”了大量马恩经典著作。一天，交通员通知取道日本，转船去欧洲，再去莫斯科，并派人送来了去日本的护照。为了筹集出国的经费，林伯渠这才与自己的妻子见面。⁽⁵¹⁾相比之下，许德华（许光达）就没有这么幸运。追上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战役中受伤后，他与党代表廖浩然辗转来沪，半个多月找不见党中央的踪影。听说共产党员孙一中在安徽寿县收集南昌起义失散人员，于是离沪赴皖，在南京遇到中共党员廖运周，这才通过廖与上海的中共中央接上联系。⁽⁵²⁾

1月间虽有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农民起义，以及湘南起义的胜利消息，中共中央对发动暴动已开始采取审慎态度。继反对湖北即刻举行总暴动后，中共中央1月24日明确指示停止浙江不具备条件的一些暴动，⁽⁵³⁾1月28日中央写信给江西省委，终止了在南浔沿线举行暴动的计划，因为条件尚不成熟，那天还是春节正月初六。

1月3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夏明翰汇报湖南工作。周恩来指出：在严重压迫之下，我们的工作非常困难，以前的方法是不够用了，要想出一些新方针。他再次对广东的“烧杀政策”提出批评。会议决定调夏明翰加入湖北省委。⁽⁵⁴⁾同日，中共中央发布第32号中央通告，这是继第17号、20号关于组织问题通告后的第三个专门通告。暴动潮消退，工作重心转向组织工作，改造党组织原本就为八七会议所号召，然而，这回因应还有顺直问题的刺激。北方局秘书长蔡和森巡视顺直，直指时任顺直省委书记的彭述之是“机会主义的代表”，工人党员朱锦棠由此成为新书记，彭仅留任宣传。12月4日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指示改组北方各党部，而蔡和森认为顺直省委刚改组不久，中央理应相信。后彭述之因反对盲动路线，从事所谓派别活动，被中央责令停职，回沪后于1月6日向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解释，并指蔡和森在领导北方局及指导顺直省委工作中的错误。中共中央意识到问题的复杂，遂决定停止省委改组工作，调蔡和森、朱锦棠回中央汇报。复经24日开会讨论，认为北方党组织对党内民主运用不好，应予批评纠正。为此，才有这第32号中央通告的发布。通告指出：“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固然要有好的正确的政策，但没有好的坚强的组织，他的政策是不能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的。”批评八七会议后，“党的组织工作直到现在，实没有许多的进步。工作方法是旧的，新的干部没有形成，一般党员甚至大部分负责同志对于新的政策不能透彻了解”，等等，并指出党员数量减少、斗争或暴动中组织解体、干部牺牲、组织工作倒退等党组织削弱趋势的表现，强调“要积极发展真正群众的英勇斗争”，“积极改组各级党部”，“要积极培养新的干部”，“限期征求党员”，“要切实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特别是强调“集体指导”，明确“党内民主主义”是“要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但决不是要下级负责同志或每个党员无理的攻击上级机关负责的同志，决不是要上级机关无威权”：“决不是要造成党中的工学界限”，“去攻击现在负责机关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批评某一个同志尤其不应去从他是知识分子出身或在责任尚未判定之前即加以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军事投机等名字。”如此种种，多为顺直问题而发。同时，强调“从下层提出工农同志来党的指导机关负责任，是实行党内民主主义重要作用之一”。

制止盲目暴动的工作，还在进行。2月3日，瞿秋白致信两湖省委，指出举行全省总暴动，必须要中心城市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好，农民群众对暴动有相当的认识。8日，中共中央致信云南临委，要求有重点地艰苦细致而又谨慎地发动工农斗争，不能空想总暴动的来临。虽然意识到一些同志在“玩弄暴动”，但瞿秋白还是跳不出城市中心论与革命高潮论的框范。2月2日，他致信中共山东省委，指出该省委通信第4期所刊发王同志的信误记了自己的话，以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在农民不在工人”，他强调“暴动的城市应当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8天后（2月10日），瞿秋白写报告给共产国际，谈到党内问题时提到“盲动主义”，认为“这种不要群众的以暴动为目的的倾向，至今还没有完全去尽”；并指出：“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同时有些同志怀疑革命之高涨，重新从造党再说。或者主张简直要提出革命低落时代的口号——就是把现在的口号降低。”⁽⁵⁵⁾

“中国革命潮流到底是高涨还是低落？”这个问号在战斗在一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心中越来越大。

2月间，江苏省委常委在讨论职工运动时，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革命潮流是低落的。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上，许多同志也认为革命潮流是低落的。为此，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2月12日召开政治座谈会，与会者就此展开激烈讨论。王若飞明确表示：“我以为现在革命潮流是低落的。”他说：“广州暴动失败后，两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取决了胜负，资产阶级已得到了暂时的胜利。”他从政治、经济、群众等方面来进行论证，认为：“在群众方面，现在已比从前消沉了。在农村斗争与城市不同一点，许多农村还在发展，但有许多地方一起来即失败。”新任江苏省委书记项英态度稍微缓和一些，他一方面认为“广州暴动是在此转变中敌人必然的反攻的结果，不能说他就是革命潮低落”，另一方面又说：“如在战略上只向前进是不对的”，“我以为现在是转变中的低落”，“简单地说革命潮流高涨，我是不同意的”，瞿秋白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的严重困难：“我们的斗争的确是很困难。八七会议后我当时想，以为或者可以似（洪秀全、杨秀清，引者注）那样发展，但结果不然。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力量比敌人弱，需要休息一下，自然不是永久休息。”他接着说道：“我也以为现在整个政策应更郑重的使用党的力量，要使党变成一个群众的党，并要注意培养党的力量，要使党的力量培养到一个地步才能发动，现在党的牺牲是很大的了。”然而，他还是坚持革命潮流高涨论：“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整个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农民自发的暴动是很多的。如说是低落，工农一定是灰心的”，“自然说高涨，并不是今天说明天就要暴动的”，“我们可以说客观上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一省与几省夺取政权的目标仍然是要有的”。周恩来也担心讲革命潮流低落是“由失败而发生出来的观念，不但是低落，而且会悲观”，并批评“不能因为政策及运用政策的方法而怀疑到低落”。罗亦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话：“我以为中国革命是高涨的。”⁽⁵⁶⁾在座的陈乔年露出困惑的目光，他是去年底从武汉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翌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讨论职工运动形势等，仍认为“现在革命潮流是高涨的”。

“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有些人以为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结束：虽然革命内容进到更高的阶段，但是革命形势却低下去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结果是无产阶级失败了。这种论调显然与事实不符。”三天后（2月15日），瞿秋白起笔为《布尔塞维克》第18期撰写社论，题目就叫《中国革命低落吗？》。社论的最后结论是：“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问题只在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力量。”

然而，在第二天（2月16日）召开的中央委员谈话会上，刘少奇就革命潮流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关于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依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依城市的看来是低落的趋势。”刘少奇认为：“农民的革命是向上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周恩来指出：“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我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割据有长时间的可能，我们应有长期的准备。”瞿秋白则强调：“中央常委认为革命潮流一直高涨。”不过，同日中央写给福建临委的信，就批评临委对形势的过高估计和急于举行暴动的布置。次日（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又叫停江西省委党委举行全省总暴动的计划，强调应深入割据做总暴动的准备。

又过了三天（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再度就此进行讨论。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等仍主张革命潮流是高涨，并决定由瞿起草一个通告。这便是3月6日发布的第36号中央通告。为了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在此期间中央致江西省委的信，也认定“江西确是一全省总暴动的局面”。这一天是正月二十六，是时任江苏省委秘书处秘书李硕勋的生日，碰巧也是夏之栩的生日。南昌起义前夕，李硕勋率部向南昌急进，到时正是起义胜利的第二天（8月2日），这回年初他是受朱德等派遣到沪向党中央请示起义南下余部进入江西后的行动方针，被中央留在上海工作。⁽⁵⁷⁾他与妻子赵君陶早就接到了去夏家参加生日聚会的邀请，但是市总工会有会要他参加。刚出门，发现情况不对，李硕勋又退了回来：“我们住的房子，许多人不知道，现在情况有变，要另租一间房子。”为此，他写报告给省委。⁽⁵⁸⁾

祸不单行。正月二十六那天，也是李文宜的生日。罗亦农出三块大洋请女佣办酒菜为新媳妇摆下生日宴，仅请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因为党的经费紧张，新闸里28号已经退订，罗亦农夫妇移居戈登路（今江宁路）一楼一底的一栋小房子，何家兴夫妇移居新闸路机关，这样大家反而安静些。杨之华送来一盆半开红色、半开白色的杜鹃花。罗亦农和瞿秋白用俄语交谈，杨之华、李文宜不知其中奥义就谈自己的话。开饭了，正当三人为当日“寿星”举杯庆贺之际，后门响起了敲门声，几下敲门声后又连敲了三下，知道是自己人，女佣连忙开门，进来的是史静宜，陈乔年的爱人。她怀抱着孩子，神色紧张地上前报信说：“乔年等8个同志被捕了！”李文宜当时一惊，葡萄酒杯失手落地。

陈乔年是三天前主持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时因原浦东区委书记唐瑞林被捕叛变而遭逮捕的，唐瑞林还出卖了郑覆他、许白昊等江苏省委负责同志。项英因为开会晚到，机警避开。⁽⁵⁹⁾

听此凶险的消息，面对一桌好饭菜，谁还能咽得下去！罗亦农立即设法营救，接任自己的陈延年去年被捕牺牲，现在他的弟弟又凶多吉少，这样怎么对得起陈独秀！⁽⁶⁰⁾打探下来，告密者并不知悉陈乔年的真实身份，于是，党组织便计划用钱赎出，一同被捕的同志又谋划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来顶替陈乔年，周之楚慨然允诺。

瞿秋白主要精力还是用来应对广州起义失败给党带来的震荡。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第35号中央通告，系回应广东省委通过的《广州暴动决议案》，也是对中央《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针对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败因所作的没发动群众、军事投机的两大归因，中央通告着力纠偏：关键在于“党的力量还是薄弱，还不足指导这样一个伟大的创造”；“这次广州暴动不但不应妄指为军事投机，便是说指导机关运用军事投机的方法也极不适合。”但是，3月6日发出的第36号通告仍强调“革命是正在高涨无疑”，党的策略是加紧工人运动和准备暴动的工作。

军事斗争，须臾不能放弃。朱德部队入赣后听说又有赴湘动向，牵动中共中央的神经。3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周恩来提出：湘鄂赣边界的割据区域要连贯起来。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湖南，向茶陵发展为好。毛泽东的部队还是在遂川。军队的调遣由两特委协商。翌日，中共中央致信湘鄂赣三省委：“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如将来在这些地方的割据将会合时，临委可以决定此两特委合并归湖南指挥。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商调遣，不必专于死板的决定其驻在某地。”

紧接发布第36号中央通告的4天后（3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布第37号通告。通告重申八七会议提出的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指出：“城市工作较乡村难于发展，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各地党部没有争城市的决心，而主观的放弃了城市工人运动。”批评“各地党部在执行暴动策略的当中，对于暴动的根本任务，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一般的还没有充分的了解，也没有充分的决心去执行。同时主观的放弃了城市工作，减少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为此，“中央对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作出工作纲要，以为依据。同日，中央还致信湘鄂赣三省委，申说中央以湖南为三省暴动中心的理由，强调指出“各派军阀暗斗剧烈的时期是我们加紧工作的最好时机”，肯定“中央巡视员罗迈（李维汉，引者注）同志对于两湖工作的布置和决议及湖北省委自己的决议大体都是对的”，随后另加指示，特别是指出“目前三省在组织上发生的严重问题即是不要城市的倾向”的组织共性问题，并指示开展军事运动。通告结末还说明：“中央为要达到上述的工作特派一‘中央驻汉临委’赴汉指导湘鄂赣豫工作。”所说“中央驻汉临委”系2月29日中央决定由罗亦农、李维汉及一工人、一共青团员组成。为此，罗亦农奉命准备赴武汉，路费用的还是李文宜父亲资助她学美术的钱。李文宜进上海美专学习，秘书处随即将房屋退掉，罗亦农在上海没有家了。然而，未过多久，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不再组织临委，召罗亦农回沪，转而讨论召开中共六大事宜。

中共六大的会期，已是一再延后。

1月18日，瞿秋白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三四月间召开六大，地址暂时考虑在澳门，但与会多数人主张在香港，最后议决大会定于3月底开会，当时就分派了6个讨论大纲的起草任务，瞿秋白负责和参与了其中3个。为了确保与会代表的安全，也为得到共产国际直接的帮助和指导，同时考虑到赤色职工国际五大、共产国际六大、少共国际五大等重要会议即将在苏联召开，中共将派代表参加，2月13日中央临时政治局议定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⁶¹⁾事实上，赤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在1月下旬从上海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提出“在苏联境内召开代表大会是合适的”。⁽⁶²⁾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开会，议决：“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⁶³⁾

在得知共产国际六大定于5月召开的消息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2月29日决定：党的六大在共产国际六大后召开，在共产国际六大前召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如此安排有助于做好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并确保大会很好地贯彻共产国际六大精神。3月15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共六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

然而，在半月后获知共产国际六大是定于5月1日召开，如此中共参会代表至迟4月15日就要启程，中央扩大会议是来不及了，赶紧于3月15日开会讨论中共六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考虑到国内工作的紧迫，政治局委员不宜全去莫斯科，继向忠发赴莫后，苏兆征也在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完毕后，于2月中旬离沪赴苏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⁶⁴⁾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于是决定再增派瞿秋白、周恩来两人赴莫。到莫斯科开会，国内工作要受点影响，顾了日常工作，顾不了巡视工作，周恩来主张国内至少要留下四人主持中央工作。

这年春，邓小平长袍礼帽，一身做生意的老板装扮，颇为忙碌。

他在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清河坊开了一家杂货铺，楼上可居住，实为中共中央开会的一个秘密地点。不久，邓小平将此杂货铺交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经营，自己转而另开一家古董店。

一个春风宜人的傍晚，锡克路的聚丰园川菜馆（在今广西中路一带），邓小平携一位娇小清秀女子张锡瑗一同迎宾。旅莫同学，年貌相当，天造地设的一对，革命危难时期的同志爱情尤见纯真。简简单单的三桌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以及中央机关工作同志等三十来人坐定，婚宴就热热闹闹地举行。成婚后，邓小平、张锡瑗住在公共租界的小沙渡遵义里的一幢小房子里，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做了半年多的邻居。⁽⁶⁵⁾有可能是在这段时间，中央特科获悉巡捕发现了周恩来的住处，通知周恩来赶紧搬离，邓小平恰好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回家敲门，里面巡捕正在搜查，幸好中央特科的内线就在屋里，有意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一听声音不对，邓小平赶紧就走。⁽⁶⁶⁾

突然接报：邓中夏、罗登贤等人2月20日在香港被捕。此前李立三已经召回上海，并同中央意见取得了一致，遂又派回香港进行恢复广东省委工作，周恩来也随之南下整顿广东党组织，并组织营救工作。也是在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决定，对召集中共六大作出决定：“大会应在四月份开，并同意中国党的请求，大会可以在苏联境内开。”并对议程以及代表人数与大体分配名额作出规定。决议还明确：“为了给大会作准备，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应即启程来莫斯科”，“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须出席大会”。

上述决定内容，经来人传达给任弼时，任在4月2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于是，会议议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李维汉留守国内，与任弼时以及从广东调来上海的罗登贤组成常委会，主持国内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告，规定大的省份和党员多的省份，500名党员选派一名代表。赴莫在即，瞿秋白愈发忙碌，撰写《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强调党内要继续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听取罗亦农汇报巡视两湖情况，指示派人去指导创造社，派同志参加台湾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等等。赶紧赶快，中央特科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秘书处从4月中下旬起已开始组织接待到达上海的中共六大代表。⁽⁶⁷⁾

突然，有人来报警：罗亦农被捕了！

罗亦农4月初回沪后，一时没有租定房子，就暂住在愚园路亨昌里，那是中央宣传部长郑超麟的家。就这样，罗亦农与新婚妻子分居两处。4月8日，新婚夫妻难得会面，分别时罗亦农为李文宜叫来了黄包车，预付了车钱，李文宜上车后回头望了他一眼，不料这竟是永别前的最后一顾。⁽⁶⁸⁾

一天晚上，李维汉来找罗亦农商量：有两个外省代表来中央接头，一是山东代表，在新闸路机关接头；还有一个，在哈同花园南边南成都路的机关接头。“这两个地方你看哪儿方便，你就去哪儿。”罗亦农就说：“我到新闸路去，我和何家兴夫妇都熟。”新闸路机关在一条大弄堂里（爱文义路望德里，今北京西路1060号处），另一头连通戈登路，⁽⁶⁹⁾新式洋房，何家兴、贺稚华当时在那儿看机关。

第二天（4月15日），罗亦农来到新闸路机关的弄堂前，见弄堂外有巡捕，并不在意。灯下黑，有外国巡捕站岗，更具掩护性。罗亦农进入机关后，贺稚华殷勤地让何家兴到老虎灶打开水，实者是叫何家兴给那个巡捕通风报信，巡捕转身给巡捕房打电话。何家兴回机关后躲在灶披间里不出来，贺稚华则待在楼上。罗亦农并不在意，他正与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谈工作，谈完后开始与山东省委吴书记交流工作。邓小平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就传来了砸门声，两个巡捕闯了进来。刚走出后门的邓小平看到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同志悄悄拿手一指，就知道出事了。⁽⁷⁰⁾贺稚华曾随朱德在德国待过，懂些德文，就用德文跟巡捕打招呼，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罗亦农和来接头的吴书记就被巡捕带走了。特科从内线很快查明，是何、贺以3000美金和出国为条件，出卖了罗亦农等同志。

罗亦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被列为悬赏千元的通缉对象，淞沪警备司令部以此为由在罗被捕的四天内即将其引渡到龙华监狱。顾顺章领着李文宜四处奔走，见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青红帮人物，还去找过国民党军政头目，有意用重金贿赂，只要放出罗亦农就可。此计不成后，李维汉等又策划在罗亦农从上海押往南京的火车上实施营救活动。⁽⁷¹⁾

抓住中共的中央大员，国民党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于这位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浙江国民党当局早就宣判罗为死刑。在龙华经过简单的三次讯问后，即由军法处判决死刑。4月21日下午3时，罗亦农身着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衣着整齐，从容走出监狱，当被问及有无其他口供时，罗仅要求将其致家属的一封书信代为转达。随后，罗亦农被粗绳捆绑着押至斜土路，一声凄厉的枪声。⁽⁷²⁾

翌日，上海各大报纸刊登罗亦农昨日被枪决的消息，还配发了一张刑场遗体照片。杨之华见到，将纸上的遗照剪下来，用图钉钉在五屉柜上面的墙上，每天换一束鲜花放在瓶里，以表哀唁。李文宜从上海美专被转移到王一知的家，王一知正为丈夫张太雷的死而悲恸伤心。这时，周恩来来看望，亲手交给李文宜10元抚恤费。李接钱在手，泪如泉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周恩来轻声地念着这首就义诗，眼睛也潮湿了：文宜同志，你要坚强，我们多少忠勇的好同志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李大钊、汪寿华、孙炳文、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杨公牺牲得多么惨烈，周文雍、陈铁军在刑场上举行婚礼。一年零三个月，被残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多达三十几万。我们屈服了吗？没有！就在最近，出卖夏明翰同志的叛徒又出卖了向警予，警予同志现在汉口监狱中，生死一线间。

李文宜擦去眼泪，向党中央提出三个要求，请恩来同志转达：“给我一个手枪，我要杀死叛徒为亦农报仇，为党除害；置办棺木衣服改葬亦农同志；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理论。”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共中央答复：“我们大家都要为亦农同志报仇，最大的仇人是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叛徒会有同志去处理。手枪不能给你，不是不信任你，也不是你没有这个决心，而是你没有这种技术。第二点可以办到。说到第三点”，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条和一个抄件，“这是亦农同志的遗嘱”。但见那个纸条上写着：“哲时，永别了！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灵如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抄件上的许多内容是写给党中央的，交待了许多具体工作，仅由他经手别人不知的，或是他尚未完成的一些事。机密之处都用××隐去，但最后一条，是他要好友恩来和颖超关心李文宜，继续他的革命遗志，完成他所未能完成的任务。⁽⁷³⁾(https://www.daowen.com)

李维汉与邓小平决定，一定要把贺稚华、何家兴干掉。何、贺还自以为没有暴露，李维汉派人通知他俩，赶紧换地方，先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却是相通的，又有几个后门，便于潜踪隐藏和闻风逃跑。于是，就找了这么一个地方：小楼梯上去，上面是客栈。中央特科在楼上、后门安排人后，李维汉去见他们，见他们住得还挺阔绰，假意安慰对方：“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住。”随后，李维汉给了何、贺一些钱，关照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两个叛徒丝毫没起疑，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那人正是特科同志。⁽⁷⁴⁾4月25日清晨，中央特科红队队员冲进何、贺新住处，钢铁的枪管瞬间赤热射出愤怒的子弹……

在离沪前一定要把党的大政方针确定下来。

4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刚传过来的共产国际第九次会议通过的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四人名义提交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认为它已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主张或“不断革命”的主张是不对的；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是许多征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必须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议决案还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在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军队。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但又指出：这些只能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结合的条件下才实现，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⁷⁵⁾

参加会议的除了周恩来、李维汉，江苏省委的项英，还有刚从香港脱离牢狱之灾的邓中夏。邓中夏来沪后住在工人党员方世林家中，一星期多接不上头，于是上街，巧遇蔡畅，即刻得到通知：立即前往莫斯科，筹备并参加中共六大。⁽⁷⁶⁾行前，邓中夏还到垃圾桥弄堂里的张国焘寓所，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邀请他出席中共六大，预料该会能改正瞿的错误。张国焘多少有些意外，他近两月正游说陈独秀另组“工农党”，以摆脱瞿秋白的盲动路线，还是陈独秀劝服他且待党的六大。⁽⁷⁷⁾

瞿秋白环顾会场，内心悲怆：罗亦农不牺牲的话，原本应该在一起的。国际决议同11月扩大会议决议有明显的差异。瞿秋白指出：“革命性质以为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央是没有不同意见的。”此外共产国际的诸多主张，都激起中共中央不同的意见。有关农村同城市斗争的关系，周恩来就有异议：中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国际仿佛以为乡村与城市要配合好一点，配合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城市的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形势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起乡村的等待，这是不好的”，“过去配合不匀的现象在土地革命初期是不免的。过去的事实仍是证明土地革命的深入，而不能证明玩弄斗争”，“我以为现在是加紧配合的工作，但各地自发的斗争，我们还是要领导，这种工作是没有法子停止的”。瞿秋白也说：“国际的意见是先配合后发动。中央以前的缺点是过去自然是无意中忽略了城市工作，但我们承认得很早，忽视工运也有其原因。此问题可以等到大会讨论，因为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中共中央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周恩来就坚持认为：“中央的意见是革命潮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高潮。我以为现在还是这样解释。”其他与会者大体也是这种态度。⁽⁷⁸⁾

两天后（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2月议决案的第44号通告。通告表态中共中央“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在中共六大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检讨过去的工作，认为应“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并认为：“不但要切实的准备城市与乡村之间邻近省区之间相配合相适用［应］的发动，而且要加紧的领导自发的农民暴动，加紧的执行城市工人中之群众工作及宣传，加紧的执行兵士运动，使这些斗争相配合相适应起来。”最后表态：“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则中央政治局向来明白的认清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土地革命）。”较之一月前（3月30日）发布的第39号中央通告，该通告已不再高唱革命形势高涨。然而，也没有明确回答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

4月30日，瞿秋白登上开往大连的轮船，秘密离开上海，辗转前往莫斯科。行前，他关照《布尔塞维克》发表悼念罗亦农的文章。还有许多未了之事。瞿秋白一定是不知道，江苏省委书记项英5月初离沪赴莫后，⁽⁷⁹⁾王若飞5月7日为江苏省委起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议案的决议案，提出反对瞿秋白中央盲动主义路线，批评中央“高潮”的形势估计和暴动的策略，⁽⁸⁰⁾随后，王若飞也启程赴莫。

4月底或5月初，一脸虬髯的周恩来装扮成古董商，拎着一只小箱子，携穿着旗袍的邓颖超匆匆离开上海。临行前，他约见阳翰笙，指出郭沫若、成仿吾即将出国，要阳翰笙和李一氓去充实创造社这块文艺阵地。⁽⁸¹⁾5月间，更多的中共六大代表从上海开启赴苏参会之旅。蔡和森4月6日即由上海往天津，但因赴库伦之路不通，5月5日又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听说向警予在武汉被捕，竭力设法营救，萧子升时为南京政府的农矿部次长，虽政见不同仍受托为此四处奔走，但终未能挽回向警予5月1日喋血刑场的结局。5月中旬，蔡和森怀着巨大的内心伤痛从上海再度启程前往苏联，同行有他的妹妹蔡畅同样是含悲忍泪。⁽⁸²⁾同月中旬，杨之华带着女儿瞿独伊，以及李文宜，也坐上了前往大连的货船。黄平在广州起义后遭李立三粗暴问责，周恩来得知后特意将他调到上海工作，6月赴莫参加中共六大。而李立三早于5月初，率广东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莫。

但是，陈独秀没有听从瞿秋白、周恩来和王若飞的规劝前往莫斯科。什么“国际如何爱护他，希望他去”，陈独秀全听不进去，他说：“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批评我的错误，却不要我参加，不要我发表意见。这回到莫也只有挨骂，不能说话。”因此他认定此会不如不去。⁽⁸³⁾陈独秀表示再不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⁸⁴⁾彭述之在中共五大后出任顺直省委书记，八七会议后被认定为“机会主义的代表”，改任宣传，此后一时反对盲动主义，一时又附和盲动甚至主张哪怕剩一下人也要进攻主要城市和交通要冲，翌年4月被开除中央委员的资格。⁽⁸⁵⁾听说蔡和森改组顺直省委并开除了自己的党籍，彭述之愈觉气闷，他经与陈独秀商讨，也拒绝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邀请，以免遭到说服或扣留。而张国焘则于5月下旬动身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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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朴：《八七会议与党的改组》，《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2)　顾玉良：《关于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见《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4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后文有关邓小平内容依据于此的，择要注出。

(4)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5)　盛仁学：《曾中生传》，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第1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6)　《刘伯坚生平年表》，见刘豹、刘虎生：《刘伯坚》，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7)　沙尚之主编：《百年缱绻：沙文汉陈修良画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8)　李维汉：《一九二九时的江苏省委》，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84页。

(9)　羊牧之：《霜痕小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

(10)　郑超麟1980年4月、8月两次回忆。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页。

(11)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1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13)　李韧、王聚英、任远志：《任弼时与陈琮英》，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4)　罗章龙：《回忆陈郁同志》，见《回忆陈郁同志》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工人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15)　穆之尔：《瞿秋白在武汉的一些片断情况》，《常州教育学院学刊》（文科版）1985年第1期。

(1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54页。

(17)　李韧、王聚英、任远志：《任弼时与陈琮英》，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页。

(19)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6页。

(20)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

(21)　马德俊、方铭主编：《蒋光慈全集》第2卷，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202页。

(22)　李文宜：《李文宜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4页。

(23)　卢权、禤倩红：《苏兆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349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珠海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9页。

(24)　《徐向前自传》，见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2册，1981年印，第264页。

(25)　《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2页。

(26)　《吴玉章七十年谱》，见《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246页。

(27)　靖任秋：《纵横龙潭虎穴间：靖任秋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28)　王兰垣、陈文蔚、贾长华、李逸津：《柳直荀烈士年谱》，见本社编：《柳直荀》，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94页。

(29)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82页。

(30)　唐承德、姜之铮：《周逸群传（修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93—94页。

(31)　《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2页。

(32)　林鸿暖：《张太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6页。

(33)　王一知：《我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页。

(34)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83页。

(35)　《董必武年谱》编纂组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36)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湖南人民革命论》，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37)　余沈阳主编：《王一飞传略·文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38)　力平、彭红：《周恩来军事生涯》，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

(39)　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见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40)　力平、彭红：《周恩来军事生涯》，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41)　《罗亦农给中央常委并转政治局信》（1927年12月26日），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42)　赵朴：《从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次大会召开以前的组织状况》，《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

(43)　蔡庆新：《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44)　李文宜：《李文宜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74、86—87页。

(45)　中共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王荷波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166页。

(46)　陈乃宣：《陈潭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48)　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见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204页。

(49)　《立三同志致中央政治局信》（1928年1月16日），见中共中央党校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

(50)　《林伯渠自传》，《林伯渠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

(51)　涂绍钧：《林伯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95—196页。

(52)　姚有志主编：《红色将帅·十大大将·许光达大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第43—44页。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后文有关周恩来内容依据于此的，择要注出。

(55)　《给国际的报告》（1928年2月10日），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印：《瞿秋白文集》第5卷“政治伦理编”，第320—322页。

(56)　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见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206页。

(57)　《李硕勋年谱》，见张松林编：《不朽的丰碑：纪念李硕勋烈士诞辰100周年文集》，南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58)　魏斌编著：《迟到的报告：记李硕勋烈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59)　张维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的片断回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页。

(60)　《李文宜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61)　赵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转引自李蓉：《中共六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62)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1月），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63)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会议第3号记录》（1928年2月22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334页。

(64)　禤倩红、卢权：《苏兆征生平活动简表》，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珠海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65)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5—36页。

(66)　同上书，第196页。

(67)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第3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

(68)　李文宜：《碧血洒龙华　红花遍神州》，见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编：《罗亦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69)　另一地址为爱文义路戈登路中福里1239号半。同上书，第355页。

(70)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96页。

(71)　《李维汉同志谈罗亦农同志牺牲前后》，见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编：《罗亦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72)　《共党罗亦农昨日枪决》，《申报》1928年4月22日，第13版。

(73)　《李文宜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74)　《李维汉同志谈罗亦农同志牺牲前后》，见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编：《罗亦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197页。

(75)　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见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209页。

(76)　《邓中夏年谱》，见《邓中夏全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9页。

(7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367页。

(78)　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见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210页。

(79)　《项英年表》，见王辅一：《近看项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80)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页。

(8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82)　时间一说是5月下旬。《蔡畅生平纪事》，见董边等编：《我们的好大姐蔡畅》，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

(83)　《王若飞自传》，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关山度若飞》编辑部编：《关山度若飞：王若飞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84)　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367页。

(85)　李永春编：《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