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发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关注省港大罢工的收尾，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指导，具体指示北方区委、河南区委及重庆等地方工作，抓住孙传芳致书蒋介石蛊惑反共一事组织宣传，事情接二连三。陈独秀在扩大会议后就住院了，病中仍支撑着党中央的大局，撰文不辍。中共中央致河南区委的函强调应多做民众工作，不应从事军事工作，其中有“替别人做苦力”之词，鲍罗廷的“苦力”说影响好大，陈独秀不免苦笑了。不过，7月底8月初，吴玉章陪刘伯承来见，陈独秀还是努力振作会谈。刘伯承这位川军名将现在已是党内同志了，他向中央汇报了四川军事运动情况，并商谈了组织起义的初步设想。⁽¹⁾记得朱德也在四川，四川大有可为。

为了振兴五卅运动后一时低迷的上海党的工作，中共中央1925年底将罗亦农从北京调任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到沪不久，就举办党校培训班，以整顿组织、培养骨干，从而打开了工作局面。1926年5月末，赵世炎由广州来沪汇报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情况，中央顺势将其留下，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五一劳动节特别是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活动，在赵世炎、汪寿华组织发动下，上海各界召开群众纪念大会，6万余人上南京路游行示威。⁽²⁾当天，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一年来，“赤与反赤这两条战线，都分明列在我们面前，赤的战线之胜利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胜利，失败的是帝国主义与军阀”。5月30日，杨闇公的五弟、当时在上大求学的杨尚昆随参加游行的人们分散穿越租界，前往华界的豫园，在老西门附近突遭租界巡捕、北洋当局警察的警棍袭击，脑门上立时鼓起一个大包，上了爱国主义深切的一课。⁽³⁾一名工人被巡捕捉住要打，工人大喊：“今天是什么日子？只有我打你，没有你打我的份！”一名商店伙计由衷地说道：“今天我才做了人！”⁽⁴⁾上海工人运动重新复苏了。

及时传达党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精神，积极发动和平运动，反对孙传芳，中共上海区委还孕育着更大的行动。9月3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此时北伐军攻克武昌的传言不胫而走。罗亦农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有关长江下游一带的具体政策：“不主张向下游发展北伐军势力，我们要使长江下游成为纷乱局面，各军阀分头独立，帝国主义者无法为一致的对付”，由此判断“1.北伐军可很专力的向北发展；2.各地民众可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在议决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开展上海地方民众痛苦的宣传，推进广大的联合战线等工作之外，罗亦农强调：“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如打入警察及军队中去，及组自卫团等，就是保卫团问题我们也可相当活动。”上海武装暴动的设想，就此提出。

上海，也在国民党方面的谋划内。

9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委任钮永建为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主持该委员会工作，旨在推动苏浙与上海响应北伐，武装起义。两月前他受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北上负责西北军联络工作。此时，钮永建匆匆赶回上海他的生长地。钮永建在国民党内颇有资望，他1905年在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上海光复，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次长，一直追随孙中山，孙中山病逝之际被列为国民党内重要同志24人之一。钮永建时年56岁，政治背景硬朗、人脉关系强大，又有北伐军攻伐势如破竹之威可作凭借，上海之行大有宣慰使的派头，⁽⁵⁾有意无意地没与中共方面联络。

对于北伐战争，共产党方面投入的人力明显不足，中共中央对军事工作当时还是门外汉。王一飞9月上旬作为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赴江西前线视察，并受命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联络，商议打败孙传芳的军事战略，后又赴武汉。⁽⁶⁾张国焘匆促专任军事部工作，没有电讯等通信设备，没有情报资料，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协助，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琐屑工作，还曾组织一个8人的暴动队，由黄埔一期生余洒度带领前往武昌，扰乱敌军后方，又派颜昌颐与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指派的军委特派员聂荣臻在两湖建立联络点；⁽⁷⁾其他地点仅派一两位有军事知识的同志前往，主要是作些动员工农群众的初步规划。9月6日、7日，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围攻武昌，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提议中共中央应做好准备，从速迁往武汉。“中共中央不能老在上海亭子间里，对各地的革命与战争，遥遥作书面的指导；应该移到中心地点的武汉去，抓紧时机，实地指挥。”张国焘言辞凿凿：“这与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北伐应以武汉为据点，沿京汉线向北发展的战略是相吻合的；而且武汉一经成为政治中心，则湖北区委的职责必随之加重；中央如仍留在上海，则前此上海广州间意见分歧的流弊，难免不重演于沪、鄂之间。”然而，陈独秀等大多数同志却认为上海是照应全国的中枢、武汉局势尚未稳定，搁置了张国焘的提议，仅议决派张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赶赴武汉。后张国焘率中央军事部班底，赶往汉口。⁽⁸⁾

正是此时，中共上海区委开始谋划城市暴动事宜。9月7日夜9时，上海区委主席团开会。罗亦农谈到上次主席团已决定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发动上海人民地方自治，并通报了王若飞传来的陈独秀叮嘱：“要特别更具体与虞洽卿谈组织地方政府。”虞洽卿当时很有势力，有保卫团及绅商为后盾，又与张宗昌等军队有联系。有人及时传话陈独秀当天同他的谈话：“只是与虞洽卿接洽是不够的，要在各方面都去活动，恐被他一人所卖，因为上海资产阶级派别很复杂。”陈独秀还认为“在目前举行是很危险的，所以必要到政治上有大变动中举行政治的罢工，得到经济的条件，要与总的政治运动——市政运动同时并举”。会议议决与虞洽卿进一步商洽市政问题，随后讨论准备码头罢工问题。项英谈道：“这种罢工，我意如果延长二星期以上，就变成另外形式，这种暴动形式，是要四面扰乱起来才行。”汪寿华接口道：“计划中有二千纠察队，用意就在暴动。”罗亦农指出：“我意暴动非有组织不可。”为此，罗亦农拟将所有的上海同志“根本调动一下，务使才力与工作相宜”。⁽⁹⁾

北伐军战况左右时局，牵动中共中央的神经。中央代称“李承宣”9月11日发布第16号中央通告，继9月6日发布的第15号中央通告，再度揭露抨击英帝国主义近来以武力阻难北伐的行径，其中特别提到了英舰炮击四川万县的事件。8月29日，英太古公司万流号商船在四川云阳长江肇事后逃逸，至万县被杨森部查询，停在当地的英舰派兵开枪行凶，掩护万流号逃离万县。在朱德、陈毅等的鼓励下，杨森扣留英太古公司的另两艘商轮万县号和万通号，以利与英方交涉。9月5日，英舰3艘报复性地炮轰万县市区2个多小时，朱德闻炮声，即敦促杨森还击，并到炮兵阵地督战，两军互有伤亡。⁽¹⁰⁾中央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应更加紧和扩大反英的宣传，并提出排斥英货的口号，造成全国反英的空气”。

这期间，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在国民党中派、右派激起的反对声浪越加猛烈。9月13日，陈独秀发表对张人杰（张静江）抗议的复信，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并指出：“你们这种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也正是在9月中旬，胡公冕受蒋介石指派来请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赴汉，“请C.P.勿赞成汪回”，原来是担心因中山舰事件出洋的汪精卫回国危及蒋的地位。陈独秀如此答复：“我们赞成汪回，于K.M.T.于国民政府于蒋有三种好处，第一，是武汉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则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更能增强国民政府力量；第二，是新起来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般人，他们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出来也可以和缓一些；第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致被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所断送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并承诺三条件：“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不主张推翻整理党案”。9月16日发布第17号中央通告，针对拟于10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提出要“恢复左派有党及政府之指导权”，赞助国民党左派的迎汪行动，但又指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等等。为此，中共中央翌日又致信粤区，认为“迎汪倒蒋”太危险，希望实现“汪蒋合作”，承诺“决不报仇”“决不取消整理党务案”，并预判两种可能的影响：一为“逼起蒋纯走到反动方面去”。二为“或者是蒋离开了北伐战线”。并憧憬“使蒋成一个左派”的可能。

9月20日，中共中央又接连发布大政方针。《中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揭露蒋介石催开大会是要将国民政府迁汉，以抬高自己的威权，为防国民政府右倾因此必须反对迁汉，并改造广东省政府。然而，对于吴玉章来沪动员长江一带左派代表出席该会，并拟“说明本党现状及三月二十日事变真象”，中共中央又认为这“太利害了，若把三月二十日真相说明，则蒋完全是反叛，现时尚不宜如此尽情揭露，可以含浑一点”。当天发表的《中央局报告》向全国通报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北方的国民军丢失南口，损失甚巨，而北伐军一路摧枯拉朽，奉直关系、帝国主义态度随之变化，揭露蒋介石已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破坏工农运动，实行军事独裁，但明知“现时蒋介石独裁的局面大不利于K.M.T.之发展，然而在反对广东内外反革命势力之斗争里，我们还是要赞助他；我们以拥护劳动民众利益为赞助他的根本条件”。并仍然主张“汪蒋合作”，“我们的态度是虽不退出K.M.T.但不代替K.M.T.”。对于“中派（实指蒋介石，引者注）诸人方正欣喜于目前之胜利，骄张之气，漠视一切”，中央主张：“我们应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善意的忠告他们，一面更切实的做下层群众基础工作，俾一旦环境变动仍能坚固的存在。”对于国民党各派冲突，则有意维持蒋唐的冲突，认为这样“可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并且乐观地认为蒋介石如不将党权政权交与汪精卫，并清洗军中反动分子，“则照蒋现时众叛亲离的形势看去，我们亦无法维持其不倒”。对蒋介石动向与发展势头明显误判。

正是受中共中央退让政策的影响，当天上海区委召开市民运动会议，罗亦农指出：上海暴动无产阶级要避免领袖地位，若急于领导革命，必引起帝国主义害怕，而向我们进攻，屠杀，资产阶级也不敢同我们合作。要把领导权让给虞洽卿。并说，这个政策区委和中央都已赞同。⁽¹¹⁾

两天后（9月22日），中共中央给广东去信，告知陈独秀答复胡公冕的情况。书信还提到维经斯基决定应蒋之邀日内动身赴汉，并于前一晚与中共中央局开会，商讨汪蒋之间、蒋唐（唐生智）之间权力分配问题，将党权交与汪精卫，划分中央与地方的军队与财政，引导蒋介石准备更远大的革命军事工作，以免他们相互间的冲突。同日发布的第18号中央通告，实为两天前发表的《中央局报告》的最后部分“目前要做的工作”，为各地党组织布置了“帮助北伐军保住其既得之胜利”“沪粤湘鄂四区都即须设立普通党校，以养成党的及职工运动的下级干部人材”等16项工作，其中第16项专为上海而设：“上海以自治市的运动，发展各阶级反抗军阀统治的联合战线。”

为加强军事工作，中共中央9月24日发布第20号中央通告，对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作出新的规定。该通告有意确保军委在党内的地位，如规定军委主任应由该地党委委员担任，军事特派员与党书记密切联系等，但也有自缚手脚的条文：“关于军队中党员组织，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收到中央湘区9月7日发出的政治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是汇报攻坚武昌的艰难：“武汉军事截至六日晚上，武昌、汉阳均尚未下。武昌被围已六日，双方死伤甚多，为东江之役所未曾有。吴佩孚死守武昌城，我军因不便用大炮轰击，所以不易就下。”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至武昌城下则战事胶着。鉴于前敌战况不佳，又为“蒋个人此时确日向左倾”的假象所迷惑，中共中央转又认为“不顾蒋之意硬迎汪回殊太危险”，10月3日致信粤区，决定“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10月10日，没有重炮支持的北伐军苦战攻克武昌，北伐战局发生根本改观。

也正是在双十节，浙江省长夏超派人来沪与钮永建商洽联合暴动事宜。形势一片大好，钮永建对北洋海军高层的策反也进展顺利。10月11日，钮永建派出两位代表在上海与中共方面直接接触，酝酿国共合作联合暴动。当日，中共中央局会议对于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的长江战事总体看好，认为北伐军攻取江西、福建后，战事可告一段落，“此后政治上将趋重于内部汪、蒋冲突问题”。并通报前一日鲍罗廷来电披露的蒋介石致电张静江的内容：“北伐军事只到江西为止，我以后专力军事，汪可回来任党及政府工作”，还提出不做倒蒋运动等三条件。中共中央由此认为“蒋对于汪的问题，似已多少受了我们的影响”，为此仍主张汪蒋合作，“党及政府领袖固应该是汪，军事领袖固应该是蒋”，但为防类似中山舰事件再发生，又不能让军事与党及政府绝对分离。为此，“即是说军事是党及政府的军事，蒋当然要容纳汪的意见；同时蒋为党中央及政府委员，汪亦须容纳蒋的意见”。中共中央只担心汪精卫回后“左派及C.P.或者做得太左，激起蒋之反感，到［倒］不虑汪会受牵制”。主张“在党及政府组织均须拉住蒋加入”。进而谋划了军事格局：国民军打出潼关到京汉路联接北伐军，取得械弹接济；为减少与奉军的冲突和分裂奉、鲁结合，应将江苏全部及河南、安徽部分给山东张宗昌以求妥协，共同消灭孙传芳，等等。为加强武汉的宣传工作，毛泽民奉命赴汉口创办长江书店。他这年在新闸路培德里开办党的秘密印刷厂，并领导上海书店，负责党报、党刊和马列主义书籍的秘密印刷、发行工作，这为其从沪上调运进步书籍到汉创造了便利条件。

中共中央忙于筹划重大决策，只是上海起义也不能迟延。10月12日，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由区委主席团承担军事委员会职权，“中局特别注重军事问题。此工作，一方面我们要准备动”，“暴动计划已由中局准备”。⁽¹²⁾在10月15日上午召开的上海区委全体会议上，罗亦农清醒地看到：“现在上海所酝酿的暴动，虞洽卿他们非到九江问题解决、孙传芳完全失败不能决定策略，也许资产阶级稍稍流血也不一定。”他主张：“我们要准备民众流血，民众暴动，准备武装，以使所有民众都有政治觉悟。”⁽¹³⁾

形势一日千里，就在罗亦农讲完这话的第二天（10月16日），夏超在杭州宣布独立，宣言要联合国民政府，并向上海进军。汪寿华紧急与钮永建等人磋商，“钮表示根本势力在工人、学生”，但要受国民党党部的指挥。17日，陈独秀致函各级党部，要求：“我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当天中午，汪寿华向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汇报，传递钮永建的意思：“惟在政治上主张不肯发表，但要问我们力量，惟须今晚一晚预备好，明天可动。”罗亦农认为：“我意不能明天发动，我们要看明天资阶（资产阶级，引者注）态度如何，倘坚决，我们就可于后天发动。”最后，决定以罗亦农为暴动秘密总指挥，李震瀛为公开总指挥。⁽¹⁴⁾

10月18日早8时，上海区委召开特别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通报前一日获知的情报：夏超“已开兵到新龙华与孙军接触”；同时，通报北伐军在湖北、江西胜利的情况，指出孙传芳“大损失”，“现在又进兵福建”，对战争形势的信心高涨：“浙江已不成问题”，“上海快要大变动”。罗亦农继续传达中央指示：“本党意见决定北伐军可以占江浙皖。因此现在军事问题是北伐军夺取江浙皖，此与全国民众运动之发展有很大影响。”考虑到“上海完全是投机的社会。上海民众尚无流血夺取政权之培养”，考虑到“上海是帝义（帝国主义，引者注）经济侵略的大本营”，罗亦农指出：“上海的问题非市民起来不可，北伐军决不能解决上海问题。因此，我们要使上海划为中立区，成立自治政府，则于中国政治前途，于全世界都有很重大的意义。上海所有工人运动民众运动必可大发展，C.P.可以得到更深基础。”接着，罗亦农判断：“上海问题，是今天明天的问题，昨天起上海已成无政府状态”，“浙军已到新龙华。我们过去要促成资产阶级民众武装暴动，但他们力量懦弱。现在是浙江军队已可到上海来解决。我们充分表现民众力量，起来做武装行动，工人要参加，同时促成资阶（资产阶级，引者注）也武装起来，同时今明天要实行大罢工”，“此次政变中我们应采取的态度：我们要明白此次变动是上海市民商民起来造成局面，并不是工人及民校左派的势力所支持”。⁽¹⁵⁾

10月19日上午10时召开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赵世炎通报情况，揣测钮永建方面“他们想我们先动”，而问题是“我们先动不利”。经接洽释疑，并将海军力量介绍给对方，“他们要明天晚上浙军到可动”。⁽¹⁶⁾翌日，发布《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亲爱的上海市民诸君”“起来夺取政权”。⁽¹⁷⁾当天下午3时，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各团体党团书记临时联席会议。罗亦农研判时机：“现在上海虽怕奉军南下，但此可暂时不问，我们应先对上海的动下力。”并看穿了钮永建等的虚弱：“钮惕生、虞洽卿都无实力，不如工人。”“总之，上海非动不可，”罗亦农总结道：“至迟后天要动，上海一动，民众必起来，夏超也会积极。”⁽¹⁸⁾21日，以“承宣”代称发布的第25号中央通告布置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宣传工作，虽只字不提上海起义，但有光辉榜样在前，对斗志是莫大的鼓舞。

等到10月22日，钮永建终于决定10月23日早上6点发动起义。这显然是一场准备不足的起义，陈独秀事前估算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敌有5000名正规军和2000名警察；我们只有夏超的3000名正规军，驻扎在离上海很远的地方，上海内部总共只有1000名武装人员，而且组织得不够好。为此，陈独秀预见上海起义“必然要失败”。要转败为胜，夏超就必须实行进攻，确信上海的军阀部队会转变过来。不承想夏超在22日就已兵败。23日晨，陈独秀闻讯特意致信钮永建通报消息，提出“不要发动起义了”。但是，钮永建仍想借工人力量豪赌一搏，相信上海的军阀部队一定会转到我们这边来，并将行动时间调整为24日凌晨。当天傍晚5时，中共上海区委下达动员令。

10月24日凌晨，南市、闸北工人纠察队二三百人集合于各指定地点。然而，钮永建策动的军舰并没有如约发号炮，其组织的数百名流氓在向高昌庙进发中，被警察发觉，一哄而散。虹口有五六十人准备攻下五区警察所，但不会用枪，结果关键时刻枪走火，只得停止行动。斜桥、唐家湾、南洋大学附近的起义者有所动作，但很快被军警驱散。西门方面的六七十人，以3辆汽车为先驱，自康悌路（今建国东路）由西向东进发，警察发现后朝他们开了20多枪，人群散去。其他工人纠察队由于得不到进攻的指令，逐渐散去。同日清晨，中共上海区委下令停止暴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在起义发动的过程中，浦东吴家厅码头工人起义指挥所、南市沪军营亲贤里机关两处遭破坏，共计21人被捕。后工人自卫团指挥奚佐尧，以及总工会执委、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陶静轩等4人惨遭杀害。曾帮助奚佐尧赴法勤工俭学的族叔要他供称受人指使以便赎救，奚佐尧断然拒绝，临刑时“神色不变，态度安闲”。⁽¹⁹⁾陶静轩在刑场大骂军阀罪恶，向士兵演说革命的意义：“不要再当军阀的走狗，赶快觉悟起来！”⁽²⁰⁾为减少牺牲，党组织疏散了一批党员干部。1925年10月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的秦邦宪，参与了武装起义活动，起义失败后淞沪警察厅突然搜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将在那里工作的秦邦宪逮捕。秦邦宪挺过了审讯，翌日获释，不久即被安排前往苏联。⁽²¹⁾

就在起义失败的当天（10月24日）下午4时，中共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商议上海暴动的善后工作及继续问题。“我们对于这次运动太老实”，“钮惕生确无实力”。罗亦农锥心之痛说出了与会者的同感。共产国际远东局9月指示中共对当前运动只是从旁支持、不谋求领导权，实在耽误战机。但罗亦农并不气馁，他鼓舞士气：“我们决不因此次失败而失望，因我们原为初次尝试的暴动。”他要求加强对群众的解释宣传和组织工作，“军委仍存在，我们要继续的训练同志”。“总之”，罗亦农鼓劲道：“此种暴动，无论在俄国，也要经过数次经验，然后成功。”彭述之显然是代表中央与会的，他指出：“这次暴动的机会是对的”，“可是我们暴动的时间错了，应在夏超独立第一、二天，这时夏超声势很高，敌人力量未集中，我们一动是很好的”。他特别提醒注意：“资产阶级无力量，太投机。”“国民党钮惕生完全买空卖空式，都是两方假话，无论流氓方面及军队倒戈方面的运动都非事实。”同时，也检讨了己方的欠缺：“自己群众太弱，一方面向无训练，一方［面］我们的指挥力还是不够。”区委“态度犹移，如昨天夏超已失败，各方面情形很不利，不应再有决定，乃竟模糊决定”。“至于军事上的技术问题，当然无足怪，但训练终欠缺。”他分析形势，认为“将来局势一变，我们即可为第二次的暴动，现要特别加紧”。罗亦农坦承：“过去未准备武装暴动。十天以前尚无准备，两个月前，我们不承认上海需要军事工作。”他接着说道：“以后，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武装暴动，做到二十四小时内能武装暴动。”彭述之指出：“对于资产阶级过去只是要以他们为主体，太谦让。”“以后对资产阶级虽要拉他，但不要太谦让，而是要推动他们，不要太以他们为主体。我们要很客观地观察各方面，而自己准备自己的力量。”这得到罗亦农的呼应。会议决定“准备江西胜利后的未来暴动”。⁽²²⁾

10月2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执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罗亦农汇报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经过，特别是回顾了钮永建下达10月23日早上6时发动起义之际，“这以前我已经得到消息，说杭州已占领”，但钮对此军情表示怀疑，并说“上海的部队将在这一天转到我们方面来”。罗亦农又问了钮一遍，得到再度肯定后，即向武装工人发出行动的命令。经此失败，罗亦农得出结论：“将来不指望资产阶级，而自己要努力发挥领导作用”，并揭露钮永建“根本不是政治家，而是典型的旧军人”。陈独秀也查找起义失败的原因，强调首先要弄清“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是希望举行人民起义还是纯小规模军事发动”。他指出：“发动政变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大资产阶级那里”，钮永建来沪后，“把事情转到了靠武装力量搞纯军事政变的方面”。在回顾23日晨与钮永建交涉经过后，陈独秀指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怯懦和退却”。关于“将来我们准备的是起义还是军事发动”问题，罗亦农认为“即使将来也不是人民起义”，“只靠无产阶级发动起义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彭述之也觉得应打消“上海组织的积极分子还希望举行人民起义”的念头，“我们这里不会有群众性的起义，我们只是根据前线的形势来发动起义，但也可能在群众的积极推动下举行政治罢工”。罗亦农同意“我们将进行单纯的军事发动，但需要工人群众的积极参与”。维经斯基解释了原本的设想：“我们是想把中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和学生组织起来，由大资产阶级来领导，为此决定不丢弃国民党的旗帜”，他与陈独秀等中国同志辩论，指出放弃资产阶级，“只应当让工人和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去进行斗争”的结论是错误的。陈独秀为此修正：“参加下一次发动的力量将是：（1）工人；（2）国民党军事力量；（3）资产阶级。但不要把资产阶级看作先锋队，它将是胜利后的一个政治因素。”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拉菲斯指出上海起义前一个星期，上海无产阶级还没有做好发动政治罢工的准备，根源在于中共不谈领导权，“根本不把无产阶级考虑在内”。陈独秀解释说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目前没有运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彭述之则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不是进行直接的领导，而是对各种社会力量施加影响”。罗亦农也认为“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的说法是错误的。维经斯基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公式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和现在的中国革命中具有不同的内涵”，“我们可以说，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接近于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它必将成为领导者”。他支持拉菲斯的话：“每当危机尖锐化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引导无产阶级去进行独立的斗争，以便使它为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做好了准备。”他强调以下结论：“斗争的方式我们以后确定。是示威游行、罢工，还是起义，这以后会看清楚。但是必须使整个无产阶级都做好准备。其次必须这样来做准备工作，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斗争中来。”⁽²³⁾

基于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既重审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同时又强调无产阶级的发动要依赖军事力量。

11月4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作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陈独秀强调“中国还需要民族革命”，“现在还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声称“现在中国只有K.M.T.是个民族革命的党”，并印证国共可以联盟，看好国民党左派，认为现在对国民党的政策不须有什么改变，“惟足唤起我们的注意者，乃是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我们须有一适合农民需要的农民政纲”。会议就此商讨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农民政纲，提出“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等。同日，陈独秀发表《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盛赞：“‘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在中国革命有重大的意义。”会议于5日结束，这时北伐军4日攻克九江的胜利消息已经传到上海。

11月6日上午9时，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开会。从钮永建方面得来的消息已确证九江光复，钮永建希望下午4时就开会决定起义计划。考虑到北伐军深入江苏的可能性很大，罗亦农希望党中央在主要政策方面有明确的规定，并开诚布公地指出：“中央军委现太散乱，我觉兼任沪区军委，很觉不便，上海非专门组织不可。”并主张这次行动用新的人负责指挥不妥，仍由罗亦农、赵世炎、李震瀛、汪寿华负责并请中央局对于上海暴动问题早确定长江下游的总策略，还表示“这次运动，要以我们处主动地位”。⁽²⁴⁾下午，罗亦农、汪寿华与钮永建晤谈，讨论上海暴动问题，仍推钮为军事领袖。⁽²⁵⁾

深夜11时，召开上海区委主席团特别会议，这回陈独秀亲临会场。听了罗亦农、汪寿华的汇报后，彭述之认为北伐军必要到南京，认为上海的起义“最重要是拉李宝章、严春阳等之倒戈”，强调起义发动时“要以工人为主，管理时要偏重资产阶级”。陈独秀指示，赶快让虞洽卿等派员去接洽周凤歧、保安会，“可组织工商学联合会同样的组织。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一通讨论后，布置了宣传工作与军事准备。⁽²⁶⁾

第二天（11月7日）恰好是十月革命节，正是宣传鼓动上海起义的绝好时机。然而，上海政治形势陡转急下。11月8日，上海华界实行特别戒严，中西探捕到处搜查行人，新任淞沪防守司令李宝章原是孙传芳精锐卫队旅旅长，嗜杀成性。

11月9日，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目前时局，对几个重要问题形成统一意见。首先，“我们从全国的政治上观察，从革命前途上观察，从解决北伐军内部的纠纷而为之找一出路上着想，则北伐军是应于肃清江西境内敌军后继续东下，直至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为止。”其次，是对湖北政权问题的指导，不同意张国焘来信主张的在顾孟余、徐谦、邓演达三人再加唐生智、董必武二人，恐引起顾唐冲突，以及蒋介石的反对，主张湖北政治委员会分会可不设立。又将张国焘提出的湖北省政府委员11人名单除去徐谦、陈公博两人（陈公博早就脱党，且攻击马克思主义），9人名单中李汉俊赫然在目，开除出党的他成为国民党左派，真心赞助国共合作；湖北省政府设七厅，又以李汉俊为教育厅厅长。此外，还议及江西政权问题，以及汪精卫复职问题，认为“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决定“极力设法劝汪回”，反对蒋将政府及中央党部迁移武昌。同日，中共中央致信刘伯坚，指示要遵照莫斯科所定冯玉祥军队工作的三原则，不要在西北军中强力推行党代表制度，“现在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坦承“现时我们的工作人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叮嘱“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

在同一天，中共上海区委发布第86号通告。通告通报北伐军攻克九江的胜利喜讯，分析孙传芳统治下的苏浙前途，指出上海政权无论将来如何，“只要能实行一个民众的暴动，并且实现一个市民自治政府的组织”，才可消灭孙传芳残余势力，并吓阻奉军南下。明确“这个民众暴动的爆发”，要由共产党来领导。⁽²⁷⁾11月12日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更加透彻地分析形势，指出所谓“民众中心”如虞洽卿、王晓籁等现在沉迷于吃花酒，借口说是躲避监视，所谓“军事中心”钮永建“现已消极”，确定“上海运动要继续进行，北伐军东下时，即为暴动爆发时机”。如北伐军不东下，“就可做一和平的自治运动，但非武装夺取形式”。赵世炎认为：“不要完全脱离北伐军，虽然并不一定要等待北伐军来到。”要做“与北伐军步骤相同的大暴动”，并强调“暴动是经常工作”。⁽²⁸⁾

一周后（11月19日）开会，政治军事形势越加错综复杂。因陈独秀来信：“说北伐军南下，尚非其时，可以停止暴动宣传，要注意工会及党的内部工作。”于是，议决照办，另决定在小沙渡、码总开展追悼陶静轩活动等。⁽²⁹⁾此后，上海区委将更多精力转向上海自治运动。同期，一批党、团青年干部被组织选派赴苏深造，其中就有杨尚昆。⁽³⁰⁾

中共中央继续对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即时研判，以指导各地党的工作。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讨论应对目前时局问题作出结论。军事方面主张“当力图与晋阎联合”，“不反对鲁张得江苏”，“速进兵浙江消灭孙传芳所有势力”，等等。此外，还考虑政治外交方面。关于民众运动方面的见解尤为深刻：“现在民众运动的力量并不及军事势力发展之快，可以使军事政治容易腐化右倾。因此，我们为要保护北伐已得的胜利，为要巩固党及政府的基础，须集合所有力量去从事组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工作。”此时中共中央已将群众工作侧重于农民运动，就在这月上旬，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易礼容等7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从广州来沪担任书记一职。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农委很快拟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目前形势下，除广东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农运，陕川桂闽徽苏浙七省其次。计划经中共中央通过后，毛泽东11月下旬离沪奔赴武汉。⁽³¹⁾

新建的江西政府竟有四个我们的同志！据孟冰的报告，“其委员资格是以各军军长及政治部主任资格取得，而不是个人取得”，一时不便退出尚可理解，但是县支书纷纷去做县长等职，这就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根本相悖。12月2日，中共中央局致信江西地方组织，痛斥“江西同志之腐败堕落，充分表现机会主义的倾向”，“负民校工作者均想跑到政府机关去活动”。他们“忘记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严令“赣地对于以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必须急速纠正，这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并指示江西同志准备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改选工作，以退出其中职位。

这时，上海报纸纷传苏兆征等五人被总司令部逮捕的消息，此或为谣言，但联系张国焘来信所说的李济琛（后改名为李济深）致电蒋介石主张限制工农运动等情报，中共中央忧心广东局势，12月4日致函粤区。书信批评鲍罗庭对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竟发表国民政府必须迁汉的议论，倘因政府迁移后在前方或后方发生不幸的事变，“便是鲍又做了一件大错，和他从前主张‘以黄埔为中心’，主张‘我们退出K.M.T.’，主张‘需要蒋专政’是同样的大错”。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委应对国民政府迁汉后广东局势的策略：立即抛弃鲍否定国民党左派，让民众与政府对抗的错误见解，这会引起国共冲突。翌日（12月5日），中共中央就10、11月发表《中央局报告》，明确一系列重大政策。报告指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国民政府之势力已得了全中国之大半”，认为：“从全国政治上观察，从革命的前途上观察，从解决北伐军内部的纠纷而为之找一出路上着想，则北伐军是应于肃清江西境内敌军后继续东下，直至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为止。”并“声援上海自治运动”。报告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作为上海自治运动的组成，回顾并分析失败的原因，指出这是“我们的党第一次在上海作武装暴动之尝试”，虽多为“军事投机而不是普通的民众武装暴动”，但“在革命的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强调此次“须侧重群众之奋起”。报告为革命军胜利欢呼鼓舞的同时也指出：“前途之危机正非常之多。”在指陈蒋介石指挥北伐所犯种种错误后，报告又明确主张为“革命全局的利益”打算，还是要“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他”。迎汪不是要蒋离开北伐战线。至于“蒋能否长在革命战线上”则要“看他自己觉悟与努力了”。报告虽然提出相关举措，但仅此一句便透露出中共中央对革命前途的无奈。报告还通报中共党员有18526人，其中上海区工人党员的比例占到该区党员的84.32%，进而强调了陈独秀的主张：“我们与K.M.T.左派关系不是降低我们的农民政纲以图维持此联盟，而是要确定我们的农民政纲”，进而再度回顾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肯定上海工人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中坚，“二十三日的暴动虽然失败，但上海的工人却因此学会了一些武装斗争的经验”。

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关系国民革命的成败。12月9日，中共中央复信加伦，不同意其借唐生智压抑蒋介石，又要唐“须执住在蒋的手里”以防唐“从对抗蒋的力量变成了对抗国民政府的力量”的策略。中共中央指出：“各军本应该受政府及党的制裁，而此时除蒋总司令外并没有什么政府什么党，我们不应该再助蒋这样横行了。”因系个别复信，中共中央措辞犀利，提醒加伦勿为蒋所蒙蔽，以下一句劝告尤为惊警：“你切勿幻想中国的革命军事势力可以集中统一，并且如果军事势力愈集中统一在任何人手中，都必然去民主政治愈远，屠戮民众及我们愈快愈利害。”虽有政治远见，只是缺少办法。信末，中共中央还认为：“我们已知道北伐军此时无力东下，并且在政治上也不宜东下。目前东南只宜自治运动。”

鉴于12月10日宋庆龄、徐谦等在鲍罗廷陪同下，以国民党暨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名义抵达武汉，国民政府迁汉势不可挽，陈独秀遂赶赴武汉。12月13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在汉召开，并作政治报告，指出“国民党问题之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要求既反对党内的“左”倾幼稚病，又防止党外的右倾。会议作出的议决案肯定陈独秀所提主要策略，诸如重提“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改善国共关系，“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其实仍将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事首领的势力均衡，与汪蒋的政治平衡。对于毛泽东提及的国民党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的要害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视此为“笑话”，认为左派是有群众的，“只是群众和领袖离着”。特别会议作出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右派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亦为同月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联席会议通过的《政治问题议决案》所肯定，尽管该议决案起始就发出警报：“目前民主革命运动，会有一个危机到来。”

陈独秀赶回上海，已是12月下旬。他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不同意中央立即迁汉。抓紧年尾剩下的一点时间，陈独秀与瞿秋白、彭述之、维经斯基一起，多次到苏联驻沪领事馆，与刚从苏联来的三位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讨论中国革命形势和策略等根本问题。陈独秀、彭述之与维经斯基坚持通过“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武装暴动”，被瞿秋白和另三位苏联同志视为“传统的路线”，事实上，这一思路在五卅运动期间就已经产生。瞿秋白等一致主张“新路线”：依靠北伐军，群众做向导、报道军情、缴溃散兵的枪支等“苦力”“别动队”的工作，认为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支持北伐上。⁽³²⁾两派最终是谈不拢。

1927年飞旋而至。新年伊始，传来汉口英兵枪杀华人的消息，帝国主义列强军舰在长江频繁游弋，洋兵增援上海气势汹汹；蒋介石要将国民党政府移往南昌。1月2日，王一飞从汉口乘船回到上海，与去年底由粤来沪担任组织部秘书、兼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周恩来一起工作。当时中央军委机关设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屋里，王一飞得以抽空照顾即将分娩的妻子。⁽³³⁾1月8日发表的《中央政治报告》，分析中国政治近况：“上海市民自治运动，暂时淹没在孙传芳军事行动的高压中”，“然大部绅士及工人群众仍在积极的预备着，等待一个军事胜负分明后的暴起”。考虑到“上海是与帝国主义冲突的最急点”“奉鲁军队势在必争”等因素，“所以赞同上海市民自治运动以为北伐军及奉鲁军间之缓冲”。中央预判“汪回的客观结果，汪蒋冲突势不能免”，调解汪蒋间及各将领间的关系更为重要，决定下一步“上海进行在K.M.T.影响之下的市民自治运动”。

1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国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宣言指出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干涉中国的危险正在扩大，进而发出号召：“全国民众们！中国革命已经开始，并继续下去了！”然而，在当日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陈独秀却并不支持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事件。他提醒与会者：“现在侵略者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陈独秀所说的“侵略者”当指主要敌人，北伐战争打击对象主要是北洋军阀，如果这时再加入帝国主义列强，其势难负。为此，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写去一信，指责收回租界“过火”了。陈独秀还对国际代表说，汉口工人纠察队一定要解散，因其是由小资产阶级与手艺工人及部分非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应由少数“诚实、阶级觉悟与无可非难的”工人组成。⁽³⁴⁾所以如此强调，实在是觉得小资产阶级容易激进。然而，这并没能阻止武汉收回汉口运动，九江群众集会反抗英国水兵开枪镇压，乘势收回九江英租界也获成功。

1926年12月底结束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作出专项决议案，年初传到上海，深深困扰着陈独秀。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要向非资本主义过渡，今后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等等。这不是要“二次革命论”一跃而为“一次革命论”吗？事实上，在维经斯基的支持下，陈独秀1月8日、26日两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写政治报告，认为“在国民党内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共潮流，革命出现了危机。“我们的意见以为，我们当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使汪精卫、蒋介石与其他军官之间重修旧好”；认为“减轻人民负担”的口号，在目前是不合时宜的，需要减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惧怕心理；对外，则需要暂停对日、美、法的反帝运动，集中力量反英，孤立英帝。⁽³⁵⁾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妥协不可取，那么，只有激进才正确？

在1月底中共中央举行的专题会议上，瞿秋白态度鲜明：完全接受国际的路线，并对中央过去的路线与国际不合提出批评，特别指出土地革命的重要。彭述之为中央路线辩护，于是，彭、瞿又一次正面交锋。陈独秀是站在彭述之一边的。然而，国际路线又岂能不遵？最后，会议通过接受国际的决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作如此检讨：“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此次国际提案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根本方针与战略既定，中共中央指示其他问题：“若加入国民政府，若采用急进的农民政纲，若注意军事工作，都是相因必至的问题，便不要再加以原则上的讨论了。”中央政治局要求各区委、各地委、各特支接此国际提案后进行表态。凡此给了瞿秋白新的写作素材，他开始构思一本小册子的写作，书名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副标题是“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

这时反帝运动已是势不可遏，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言辞愈加激越。宣言揭露帝国主义者在对中国国民运动采取武装进攻与分化革命阵营的硬、软两手，宣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号召准备“比以前要有更坚苦的战斗”。这既是宣战又是革命阶级的重新划分：“凡是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必须是枪口向着帝国主义的才是我们的朋友！”

相关政策的跃进，为都市武装暴动注入了新的动力。时近年关，1月30日，中共上海区委仍专门商议工人武装问题并发布第110号通告。通告指出：“武装工人问题在现时已非常必要”，“一是工人自卫对付工贼”，“二是准备工人武装暴动的基础，尤其是在革命高潮的现在更有必要”。鉴于纠察队工作存在的不足，决定把武装工人与纠察工作分为两事：“武装工人是经常的组织”；“纠察队是罢工临时的组织”。⁽³⁶⁾

2月16日，正月十五，传统春节的最后一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2月11日至15日中共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沪秘密召开，选举产生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13名委员。上海区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罗亦农为书记，赵世炎（士炎）、汪寿华（松林）、尹宽（硕夫）为组织、职工、宣传负责同志，组成主席团。罗亦农提议：“执行区代决议，要有一个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主要的总罢工，次要的武装继续。现在局面很紧，我们赶快准备，表示民众力量，仍旧欢迎北伐军来”，获大会表决通过。会议还商讨了“中央来信要我们赶快做反英运动”等问题，特别指出：“现在蒋介石要来，我们如无运动，他必与帝国主义妥协。”会议晓谕与会代表，揭露蒋介石“反工农、反C.P.与苏俄”，“我们现在要给民众知道，蒋实反革命”，要宣布“蒋之罪状”，但只用口头宣传不用文字。

第二天（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显然，中共上海区委没能及时获知战况，只是决定北伐军到达松江时，在上海宣布总罢工，进行武装暴动。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抵达嘉兴，距离上海只有60公里。闻报北伐奏凯之声，上海总工会当晚发布举行总同盟罢工的通告。⁽³⁷⁾翌日，上海总工会又发布决定2月19日起罢工下达总同盟罢工令。⁽³⁸⁾仅用6小时上海就实现了总罢工，总计罢工人数达15万以上，繁华富丽的上海顿成死气沉沉的区域：电车停驶、轮船停开，邮局闭门，百货公司停止贸易，工厂作坊停工，呜呜叫的汽笛召不进一名工人进厂，反令街上的巡捕与军警浑身打寒噤。⁽³⁹⁾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布置大刀队，手捧大令，背负大刀，沿街逡巡，抓捕并当街砍杀、枪毙散发传单者、收阅传单者，挑怒市民，立捕而杀。有浦东小贩在路上喊“卖饼”，被兵士诬为喊“打败兵”，执而痛杀，以刺刀乱刺，行人不敢侧目。⁽⁴⁰⁾有两人从共和电影院观影出来，手拿说明书，被误认是传单，当街斩首，头颅挂在老西门电杆上示众。⁽⁴¹⁾

外国兵布防于租界以外，中国兵自由出入租界大肆逮捕，⁽⁴²⁾郁达夫当天日记记下反动当局镇压上海工人的恐怖氛围：“市上杀气腾天，中外的兵士，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中国界内，兵士抢劫财物，任意杀人，弄得人心恐怖，寸步不能出屋外。”⁽⁴³⁾但，这不能遏制工运的怒潮。2月20日，罢工人数增至27.5万人。但也在这一天，北伐军在嘉兴的先头部队收到蒋介石的命令停止进军，原来是蒋派人访谈吴稚晖、钮永建，得到回报后大光其火，钮“为C.P.包围，做事无能力，其政治分会主席应撤销，结束一切”。⁽⁴⁴⁾

罢工第三天（2月21日），罢工人数增至35万人。当天傍晚，一辆汽车戛然停在商务印书馆，周恩来一身灰布棉袍，头戴一顶鸭舌帽，脖围一条深灰色围巾，西装裤子、黑皮鞋，⁽⁴⁵⁾带来了两只大皮箱。箱内装满短枪、手榴弹、子弹，一箱给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另一箱要送往共和新路纠察队部去。晚5时钟已经敲过，商务印书馆工纠队员任其祥提醒说：“外面已经戒严，你不能去。”“不能去也要去，他们等着这箱子要用。”于是，任其祥自告奋勇去送武器，周恩来递给他一把手枪以作防身。车到虹广路遇特务拦检，任其祥跳下车子，打招呼说：“你认得我，我也认得你！”“小赤佬，侬到啥地方去？”特务盘问道。“箱子里是手枪，”任大声说，“侬要看？”一边说着话，一边伸手到口袋里握紧了手枪。特务被对方的气势镇住，知道不好惹，就挥了下手：“去吧！”⁽⁴⁶⁾

夜已深沉。当晚7时，中共上海区委为促成罢市、扩大罢工的宣传鼓动工作发布通知，宣称“革命委员会今天已开一次预备委员会，明天早晨可望正式成立”，并要求：“宣传队明天须正式出发讲演，不应当避免牺牲，才能鼓动上海的市民。”⁽⁴⁷⁾也是在当晚，钮永建、吴稚晖等与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将国民党江苏特务委员会、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等合组联席会议，准备成立上海市政府。⁽⁴⁸⁾

2月22日，罢工第四天，罢工人数又增万余，总同盟罢工人数多达36万人。上午10时，国民党特务委员会、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在钮永建住处召开联席会，汪寿华等提出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提议。成立该革委会，是对4天前共产国际驻沪代表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福京等有关在上海建立政权建议的贯彻执行。为争取在何应钦到来前建立政权，国际代表提出：“上海无产阶级在相应的政权形式下能够对整个国民政府的进一步革命化产生极大的影响。正是上海的无产阶级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来真正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应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⁴⁹⁾因与昨晚商定的结果大相径庭，吴稚晖质疑此为暗箱操作，无意与国民党合作，当时发作：“有人蔑视国民政府者，吾反对之，三十年内，有议共产者，吾反对之……”⁽⁵⁰⁾结果，市民临时革委会的议案遭搁置，因与北伐军尚未接洽，遂议决23日晚或24日下午起事。⁽⁵¹⁾中共上海区委昨日制订的起义计划未敢提出商议，而早在两天前共产国际代表就在催促中国同志“变总罢工为武装起义”。⁽⁵²⁾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下午4时，中共上海区委发布特别紧急通告，宣称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今早十二时正式成立”。该委员会由11人组成，汪寿华作为上总代表，罗亦农作为中共代表，与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组成，“此委员会即为未来上海市政府”。并通知：“今晚六时，全上海动员暴动。”⁽⁵³⁾傍晚5时半，罗亦农、汪寿华等再次登门拜访钮永建，告知对方：“海军今晚必欲动，请发令。”钮大怒，反问为什么午前不早说。事实上，连李宝章都来暗通款曲，钮永建心怀不战而底定上海的热望。傍晚6点半，海军发炮20余响，震动上海。被形势所逼，钮永建签署了向海军和警察的“忠告”，随后对汪寿华、侯绍裘大发脾气：“如此相欺，何能合作！”⁽⁵⁴⁾

然而，“建康”“建威”两舰向制造局、龙华敌军司令部和火车站等地开炮后，因一些炮弹落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而遭到法国军舰干预被迫中止。原计划的小轮并未出动，浦东工人纠察队也就不能上军舰取枪。南市、闸北的部分工人、市民与军警展开激战，试图夺取武器。但是因为没有全部动员，双方互斗数小时，相持不下，群众安然而退，警察不敢追击。周恩来和徐梅坤带着枪，还有一名上海大学女学生，在南市警察署对面一个馄饨摊租了一间房子，只等集合工人纠察队，从这里发信号，攻打警察署，因为戒严缘故，不见纠察队员来，第二天天亮只好撤离。⁽⁵⁵⁾翌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以“为准备进攻而停止”相号召，停止暴动和总罢工。⁽⁵⁶⁾

第二次武装起义过程中，有11人牺牲，无一例外都是在宣传鼓动与散发传单时遭到残酷斩决。烈士横尸街头，头颅还被挂在电线杆上。⁽⁵⁷⁾另有多处机关被毁，伤捕者共75人。又一次付出血的代价，但此次武装起义的群众基础与自主意识较前一次有明显增强。

就在议决终止第二次武装起义的那次会议上（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作出了“组织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以及“组织特别军委与宣委”的决议。特委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8人组成，下设的军委成员为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与钟汝梅。⁽⁵⁸⁾当夜，陈独秀写信给吴稚晖，并希望转达钮永建，澄清中共“决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西披（指中共，引者注）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尽之义务；不得以此遂谓其有成立工人专政之意。军阀肆决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云云。⁽⁵⁹⁾

在特委成立的第二天（2月24日），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到沪，形势愈显紧张。当日，中共中央发表《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工友》，高度评价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抗封建军阀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指出：“在这次罢工中主要的缺点是没有武装准备，没有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心”，进而号召上海工人准备武装，向新的斗争中去。上午10时，中共上海区各部书记举行联席会议。各部书记报告所受损失，周恩来此时主持大计，指示：“军事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

同一天，瞿秋白因为昨日会议匆促言不尽意，草成《关于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总结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种种教训。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暴动的前夜，瞿秋白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要参加上海活动分子会议，未获允，委派彭述之前去指导。彭述之提出中央对第二次暴动的口号时没有提政权的要求，瞿秋白发现这一错误，提出工人应参加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瞿秋白的提案起初遭到陈独秀、彭述之的反对，但到2月21日中共上海区委已将“没有指明上海的行动是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的行动”视为重大缺点。瞿秋白这回提交的“意见书”，通篇闪烁着批判锋芒：“我意党对于二·二二暴动，应公开承认此‘事前未及早准备’之错误及中央自二月十七（？）至二十一日晨之政策动摇不定与疏忽而不周到之错误。尤其重要者为罢工之宣布既未由党之正式决定，罢工之后又不视此次罢工为暴动之开始”，等等。瞿秋白指出：“我党将工人群众放在街上（总同盟罢工）整整三天不去处理他们，不领导他们前进”；“对于一般士［市］民兵士的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号召他们行动，指出民权独裁之目的（市民临时代表会议），并绝没有丝毫宣传其‘赞助工人之责任’”。“对于大资产阶级之各派钮铁［惕］生、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则费尽心力谈判。”“这种策略是：工人罢了工，等候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动，只想得了钮铁［惕］生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令罢市等种种所谓‘暴动之胜利的保障’后，然后再准备暴动。这种策略，简直上是卖阶级的策略。”进而提出新定9条政策，竭全力鼓动工人阶级武装斗争的意志，宣传市民武装“自卫”，总同盟罢工后四五小时内就要过渡于群众的武装暴动，“须预探军警所在地”，“准备主力军之造成方法”，组建“自卫团”，取得海军，等等。⁽⁶⁰⁾

顶住种种压力，吸取经验教训，特委会在2月24日深夜9时开会。先由陈独秀通报情况：“今天与海军方谈话，说杨树庄要动手，预备在吴淞就职（二十六日）。”周恩来通报北伐军情报：“党军在沪杭路三万。”在纵横谋划的同时，陈独秀为共产党确定自己的任务目标：“纠察队目标组五千，先组三千”，“自卫团能用手枪，现在三百，目标五百”。“特别队分两部分”，一为闸北，一为南市；制定政治口号之一为“群众暴动，夺取武装”，等等。陈独秀言简意赅且切中要害：“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要造成工人群众中夺取武装的野心”，当时预判北伐军大概不出10天可到。⁽⁶¹⁾

2月25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加伦向北伐军各部苏联军事顾问发出关于进军上海和南京的电报：“进军上海的迟缓，可能使上海工人起义遭受镇压的危险……总司令部今天决定白将军各部队占领上海。”⁽⁶²⁾上海形势确实紧张，原策动的海军据报“被扣”，⁽⁶³⁾其实是出吴淞口阻截奉军南下的渤海舰队。当晚8时，特委开会，罗亦农通报当日召集部委书记及负责同志会议情况：“党的机关未纯全恢复，浦东不能过去，南市非常薄弱，曹家渡也如此。”陈独秀强调指出“市民公会代表非常重要”，并通报国民党方面情况：“左派病的病，走的走，左派现在对我们只是说，你们去做好了，没有一定主张。”当时“政治情形，天天加严”，商界又担心市民要夺取政权“不会引起同情”；⁽⁶⁴⁾又据汪寿华汇报，钮永建也推迟会面时间，就只剩下共产党积极努力了，陈独秀提出两方面努力方向：一是“市民公会之扩大”，二是“如何扩大我们的政治宣传”。可喜的是这时已有“自己的武装，人数未到五千纠察队，五百自卫团”。但数据恐有不实之处，“器械尚未完全整理好，且未购买”。对于毕庶澄抵沪造成的恐怖氛围，罗亦农等认为通过开会、宣传可以缓解。周恩来及时提议：应推派工人代表团去见北伐军，议决派章郁庵往见白崇禧，促其迅速进兵。⁽⁶⁵⁾当夜通过中国C.P.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等。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高度评价：“此次上海工人总罢工五日，不但说明了工人阶级的集体势力，并且表现出工人阶级为全民族利益为全上海市民自由而不畏艰难不避牺牲奋勇先进的精神”，“在中国革命上是有重大意义的”。面对敌人的残暴和内外黑暗势力，表示要“以革命的恐怖回答反革命的恐怖”，“以武力回答武力”，“实现国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会议的政权！”⁽⁶⁶⁾

2月26日上午9时，中共上海区委召集各部书记开会。当夜8时，又开特委会，陈独秀继续参加。罗亦农通报了前一天北伐军在31号桥败绩、已退枫泾的消息。努力克服脱离群众、白色恐怖的问题，会议决定继续同步推进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陈独秀特别指出：“要组宣传委员会，且要加入工人，并不一定要识字。”周恩来通报军情，指出：“照各方报告，北伐军如老何来打，三天之内，必有大变动。如果鲁军先夺上海，问题就难解决。因此，今天对于总罢工要切实讨论”。“我意不必一定要猛攻火车站及司令部，只是以民众力量示威，夺取武装。”陈独秀表示同意：“恩来说我们不要占机关，大致上是对的，因我们无甚实力，但兵工厂关系重要，尤要想法夺取。”他清醒地认识到：“北伐军不到上海，上海无法解决。”瞿秋白则提示：“假使我们有力量，就取兵工厂，如无力，则着重代表大会。”总之，“在政治上要注意群众组织，在军事上，要占据相当地盘”。最后，陈独秀决定：“总同盟罢工问题：要决定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不应回到家去，不要为罢工而罢工。”至于罢工发动时间，要在北伐一举拿下松江以后”，这成为大会的决议内容。⁽⁶⁷⁾

2月27日晚8时，特委会议。尹宽汇报宣传工作，周恩来通报军事工作情况，“今晨消息，党军今晨五时到松江”，又报：“组织上，自卫团五百可以达到，纠察五千尚难办到。”且已在策划罢工开始后，以自卫团手榴弹队开道，从曹家渡、梵皇渡依次到闸北缴溃兵的械，“关于训练方面，已发大纲及口头宣传”。陈独秀特别提醒，将特别队、自卫队都编入纠察队，“以免紊乱，甚至于我只有武装不要队员”。罗亦农汇报当天与钮永建接触情况，涉及招降李宝章问题，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为老钮想拉到李宝章，自扩充地盘。”⁽⁶⁸⁾

2月28日晚7时召开的特委会，罗亦农通报与钮永建会谈的情况，据掌握的情报，李宝章已被南昌方面委任为十八军长，钮永建等7人还被南昌方面委任为上海政治委员会委员。⁽⁶⁹⁾因钮永建接受杜月笙的保护，汪寿华由此也与杜有联系，杜今天表示愿意保护工会。周恩来通报军情，北伐军未到松江，并分析北伐军先行攻占上海，“鲁军先党军占领上海”，以及“联军在前敌支持，而李宝章与毕庶澄发生冲突”三种情况，指出：“无论哪一种，我们都要准备发动。今天已提出口号：随时随地夺取武装。”今明两天，周恩来与钟汝梅到各区分开纠察队队长会议。陈独秀提醒同志们注意：“目前因北伐军要来，同时毕、李正在交替，所以稍松。以后白色恐怖必定要来，我们应在此时赶紧做工作”，“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⁷⁰⁾

3月1日晚8时召开的特委会，王一飞在瞿秋白前一日提议下得以与会，⁽⁷¹⁾周恩来通报北伐军尚未到松江，“自卫团已从五百增加到一万”。⁽⁷²⁾翌日（3月2日）晚8时召开特委会，罗亦农已获悉“北伐军已由平望打苏州”，虽然“现在军事的重心在截断沪宁路，不在松江”，但是，罗亦农仍主张“上海的工作应紧张一下”。周恩来通报最新军情：“李宝章兵已调出，上海已空虚，浦东很摇动。鲁军很错杂，有在松江，有在麦根路，集有许多米粮运往松江，北站兵已不多，下午稍有增加。”陈独秀觉得：“宣传与组织尚差得很远，如北伐军来得太早，只好靠军事行动了。”并通报“蒋打电各军事首领，说国民政府还未迁到湖北，不能用政府名义用作外交，所以将来是全国的大斗争”。他提出：“预备八人的名单，余一人留待先来上海的司令官，并电汉口政府承认。”关于暴动时机，陈独秀决定：“苏常一下就动，松江下后亦动，但苏州下后是否要动，随时部分的动。”而汪寿华传达国民党方面杨杏佛的意思是：“北伐军来后再动，罢工半天。”⁽⁷³⁾当夜9时再开特委会，周恩来通报新的军情：“整个观察，敌人正在调兵期中，可给北伐军以集中的机会，给我们以准备的时间。”最后，陈独秀决定：“为加紧准备工作起见，应规定六号（礼拜日）为准备工期。实际上的动，要临时决定。”⁽⁷⁴⁾

然而，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3月3日接蒋介石电报，要其“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线为止”，并要他勒令取消“上海革命政府”。缘此，钮永建探得北伐军4日对松江、平望、宜兴“可下总攻击令”的情报终归石沉大海。3月4日晚特委会开会，陈独秀关切的是，“罢工后工人是否能够跑到街市上”。罗亦农回答：“已宣传为暴动而罢工，不能像上次那样，罢了工都回家去。”⁽⁷⁵⁾

3月5日夜9时召开特委会，先是罗亦农通报当天早上开党团书记会所获消息。吴稚晖竟说“C.P.对于市民会议是表现造反，说民选市政府为脱离国民政府”；又闻报说“何应钦到上海要改组市党部”。还有更为重大的情况是：“汉口市党部、湖北省党部通电反蒋。现决要市党部赶快发表他们的文电。”然而，经罗亦农与吴、钮接触，给二人看了他带去的陈独秀的信，吴、钮又说“从前确有误会”，“现在我们主张并无不同处”，对市民政府问题也“都说可以赞成”，只是对人选规定各有异议。周恩来通报军事消息：“松江鲁军要退军”，“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分五区”，“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如果上海明天无兵力，就在开市民大会后，自卫团等就去拆断梵皇渡等处铁道，使鲁军不能从松江调回”。讨论到暴动问题，陈独秀提示：“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龙华。”彭述之认为这“太迟缓”，提出“苏州下或松江下，必要动”。这得到周恩来的呼应，并提出“在明天鲁军是否集中苏州而放弃松江与上海问题上讨论”。陈独秀综合各方意见，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并分派了指挥人。⁽⁷⁶⁾

然而，第二天（3月6日）确认昨天“下松江的消息不确”。当晚，陈独秀、罗亦农到钮永建处与吴稚晖、杨杏佛等会谈。吴稚晖大发议论：“无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宁共产，越飞说的二百年恐还不够。”陈独秀不禁接口道：“你疯了，无政府与共产可以很快的。”吴说：“这无非是假的罢了。”陈独秀问道：“那我请问你，现在我们中国共和是假的，还是康有为的复辟好呢？还是假的共和好？”吴不示弱：“那末即日挂了共产招牌，行的连三民主义都不如，徒然把许多老朋友都丢了，于心何忍呢？”陈独秀解释道：“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么？”吴也不反驳，而是进一步献疑：“那末据你判断，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二十年足矣。”“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吴稚晖异常敏感，他叫住正与罗亦农论辩的杨杏佛：“你们慢抬杠子。仲甫先生有一句中心结论在此，二十年中国就可行共产了。”罗听此神色大变，吴故作戏语：“我替国民党同你们商量，多了十年，得三十年，一班老朽也就死光了。”⁽⁷⁷⁾国民党元老派对共产党大增戒备意识。

3月8日上午10时，中共上海区委开会，成立闸北、南市、沪东、沪西等8个部委，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由于北伐军进展缓慢，此后召开的特委会一时侧重商议召开市民代表会议、筹备市政府事宜。

3月11日下午2时召开的特委会，周恩来通报军情说“毕庶澄想死守上海”，并报自卫团可扩充至1000人。会议决定成立上总纠察队委员会。⁽⁷⁸⁾

为遏制蒋介石日益嚣张的反共气焰，3月13日中共中央拟就《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5天后（3月18日）在第192期《向导》发表。公开信揭示国民革命反帝反军阀势力的要义，揭露帝国主义以反赤为由，“勾引其所谓南方稳健分子”，“以离散南方革命势力之团结”，着重抨击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的演讲“竟谩骂武汉的左派为败类，要制裁左派，要制裁共产党”，“自称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及其权力”。公开信由此质疑国民党这是蒋个人行动，还是“贵党多数之意思”，进而略示中共“为国民革命努力工作”的功绩：“牢狱中无不有共派的囚徒，刑场上无不有共派之血迹，武昌南昌富阳决战中，无不有共派之惨壮的牺牲”，并表白共产党未曾违反党务整理案，“而且为避免纠纷有超过此案所决定以上的退让”，希望国民党最高机关不能听任蒋如此继续下去。

3月19日早晨8时，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开会。周恩来通报军情：“松江大战，宜兴确下。”“今天英文报松江、吴江都下。常州方面只差十余里。”与会者积极磋商罢工与起义的时间，赵世炎提出：“如今天罢工，则行动须等松江消息。”汪寿华主张“明天正式罢工”，“明天同时要有一动作”。周恩来指出：“毕（毕庶澄，引者注）有败退可能，同时有暂时压迫我们的可能。所以今天罢下而无动作，必受压迫。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十二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动作。”罗亦农断然指出：“今天罢工令不能下。下午二、三点召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各方面都准备好。”⁽⁷⁹⁾会议匆匆结束，上午9时中共上海区委即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赵世炎提出只能开10分钟会议，他指出“我们同志赶不上革命的潮流”的种种不足，特别强调了罢工问题、武装问题。鉴于毕庶澄“只降蒋而不降国民政府”，且要地盘，决定打倒毕庶澄，但要有一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即松江与苏州究竟攻下否，但今天各方面都要准备好，随时区委要下命令”。罗亦农总结中提到“上海今明天就要大的发动”。⁽⁸⁰⁾下午2时半，上海区委又开各部委、各产总联席会议。罗亦农下达预备动员令。⁽⁸¹⁾

然而，3月20日上午8时半，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各部委、产总联席会，罗亦农仍说：“现在还不能下动员令，因局面稍有变更。”而与会者多表示已做好罢工的准备。罗亦农统计，罢工人数有28万人，提醒各位注意，要扩大发动，“至少要到五六十万人”。而此时“常州、松江尚未攻下”，“毕尚在布防。但因蒋责备，表现消极，所以他希望北伐军缓来，毕投降，他好指挥上海，得到地位。现在前敌似又不急进了，所以我们不能发动。现已派人去找何、白约他们前进”。⁽⁸²⁾提议国民党市党部及民众方面速派代表去见白崇禧、薛岳，请其赶快来取上海，这也是陈独秀在当天特委会上所提的意见。

然而，就在3月20日当晚，北伐军逼近上海龙华。⁽⁸³⁾

时不我待，3月21日上午，中共上海区委及时作出发动暴动的决定。散会时，赵世炎关照夏之栩：“你赶快回宿舍去一趟，通知娘娘，我们今晚都不能回去。战斗何时结束何时回家。免得她老人家记挂！”⁽⁸⁴⁾大半年前，赵世炎与夏之栩结婚，应了他自己的恋爱观：“一个共产党员结婚，应以同志为对象，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⁸⁵⁾夏之栩的母亲人称“夏娘娘”，又因其积极赞助革命被尊为“革命的母亲”。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由会议主席汪寿华宣布：正午12时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残余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紧接着，上海总工会就此发出布告。正午时分，南市救火会的钟声敲响了，黄浦江上停靠的轮船、全市的工厂汽笛齐鸣。80万上海工人举行罢工；20余所学校罢课，商人悬旗罢市。在一小时内，全体罢工工人就分别汇聚到上海华界中心区的预定集合处。以武装纠察队为前导，各处工人群众向敌人展开突袭。

为了确保起义的成功，培训武装工纠队工作进行了好一阵。工人纠察队5000人，分成3个大队，⁽⁸⁶⁾通过船上水手购买、与北洋军阀士兵私下交易等，拥有了300多支枪，另还派李强研制炸药和手榴弹。⁽⁸⁷⁾此外，商务印书馆工纠队20多人打入闸北的保卫团，领到长枪等武器装备，后成为打硬仗的主攻力量。⁽⁸⁸⁾周恩来带来的几名黄埔军校学生到浦东、南市、小沙渡、杨树浦和商务印书馆进行军事训练。⁽⁸⁹⁾周恩来多次乘夜色来到商务印书馆铸造翻砂间，以那里的工作噪声为掩护，指导工人纠察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有一次，一名队员手枪走火，误伤了另一名队员，现场一时混乱。周恩来当即稳定大家的情绪：“大家不要紧张，不要乱，要镇定下来。”⁽⁹⁰⁾

“老乡，你的枪借我用用！”纠察队员手执铁棍逼近警察，警察见大势已去，丢下枪支就跑。⁽⁹¹⁾“铁路截断了。电话局被占领。电报局亦被占领。电灯线断。自来水断。完全肃静的空气笼罩了全城市，只有断续不已的枪声与群众的革命呼声。徒手无武装的群众，逐渐夺得武装到手中来。革命的武装力量增加了。敌人在包围中，或在逃散中。从敌人的队伍蛇动蠕行中发现以竹竿系手巾的白旗，这是敌人降了。素习凶恶压迫人民的警察，自剥其黑色的制服而逃散。”⁽⁹²⁾

7个区域的战斗激烈程度各异。南市在4小时内就全部解决战斗。虹口原本最先为上海工人占领，但是，逃散的警察利用地方流氓不断袭击，工人纠察队最终战胜对方，代替警察维持当地治安。浦东群众首先攻占第三区警察署，既而扫除游巡队；当时有从前线溃败下来的鲁军，包围保卫团，也被群众包围缴械；4小时后，即建立起区民政权。吴淞工人的罢工暴动，截断了毕庶澄军队由此乘船逃跑的退路；五百敌兵乘火车回上海，欲往沪宁线逃脱，列车行至闸北江湾路附近被工人弄出轨，激战天通庵车站，直到第二天才解决。沪东工人群众是在占领当地警察署后，整队奔赴闸北的，恰遇吴淞之敌退回，于是，同闸北纠察队合力夹击。沪西工人群众经激战而攻占当地警察署，部分渡河前往闸北，与小沙渡纠察队围攻四区警署，率领纠察队冲锋的副大队长曾瑞不幸中弹牺牲。

6个区的战斗当晚基本结束，敌军势力盘踞的集中地闸北成为第三次武装起义最难啃的“骨头”。起义发动后，北站鲁军的大炮向市镇轰击，鲁军的白俄兵在铁甲车里开炮射击；密集枪炮声中，英铁甲车在浙江路口也伺机开炮，助长鲁军气焰。闸北区一时硝烟弥漫，但没吓退工人武装的如潮攻势。到下午4时，闸北境内的各警署、各警岗与湖州会馆全被夺得，进攻目标集中于北火车站、东方图书馆，以及天通庵火车站。

东方图书馆位于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对面，楼高墙固，直鲁军将此用作军需贮藏处，弹药贮备充足。30余名顽敌居高临下，用机关枪和炸弹不时向群众轰击。英国的装甲炮火封锁了附近一带，南市、虹口的工人纠察队无法前来增援。工纠队员搬来桌椅搭梯子，要越过围墙去，被恰好赶来的周恩来叫住：“你们这样上去跳墙，容易暴露，牺牲太大。”那怎么办？周恩来想了想，指示暂时围而不打，到商务印书馆三楼去居高临下地监视，防止敌人冲锋、逃跑，⁽⁹³⁾进行政治喊话、促其投降。最后，周恩来还不忘交待：在东方图书馆东边挖出一条交通壕，以掩护通行。

闻报满载敌车的列车从吴淞增开来北站增援，周恩来迅速赶到天通庵车站。经商议，果断制订计划：拔掉铁轨道钉，致使敌兵列车出轨，打伏击战。傍晚，列车驰入伏击圈，倾斜倒下，敌兵以机枪负隅顽抗。夜幕降临，工纠队围而不攻，对敌展开攻心战。这时，北火车站守敌在周边纵火，宝山路东侧一带大火熊熊，民房数百间被焚。在组织救火的同时，周恩来指示工纠队加强防御工事，打退敌人的猖狂反扑，及时肃清造谣滋事的敌探、走狗。

第二天凌晨3时，陈独秀来到前线指挥部。战斗打响后，陈独秀一直待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的郑超麟家中，郑超麟、夏之栩做交通员，奔走于郑家与指挥部之间，为陈独秀传递命令与军情。天通庵东站的战斗一直没能结束，陈独秀不由得焦躁起来：战况如此险恶，天明后恐怕更难支撑，我主张“把我们的武力撤退到乡下去”。他随即写了一个字条交人送到闸北去。但是，前线指挥者未予采纳。⁽⁹⁴⁾天明后，工纠队在天通庵发起猛攻。至正午，300余敌兵投降，逃到广东街的被工纠队缴械，逃到四川路的被日本驻沪的海军陆战队缴械。天通庵车站直鲁联军缴械投降了，大喇叭一广播，东方图书馆守敌人心涣散，有的换上便衣逃跑，被工纠队俘虏，其余纷纷投降。下午4时，工纠队占领东方图书馆，起义总指挥部即移至于此，周恩来、赵世炎指挥全部武装集中攻击北站。北站守敌在上午又一次使用火攻，延烧房屋无数，自来水管早被烧裂，无水施救，纠察队防线被迫5次后退，但守敌也不敢贸然反攻。

北伐军迟迟没有赶来。自3月21日发动起义，上海总工会、国民党上海党部等多次派人请援无果。3月22日下午2时，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欢迎北伐军大会，又推选刘荣简、陆文韶为代表，赶赴龙华白崇禧司令部，请求派兵解除闸北直鲁军的武装。然而，就在那时钮永建还给白崇禧去信请缓一日进兵，“以待毕庶澄投降”。代表痛哭流涕，恳求出兵，终于感动第一师师长薛岳，慨然表示要把部队开入上海。白崇禧不得已发布下午3点进城的命令。

听到相关情况后，周恩来非常气愤，他带着望远镜来到街垒前，鼓舞士气：“我相信上海工人能靠自己解放自己！”⁽⁹⁵⁾下午5时许，各处工纠队重新调整，所有缴获的轻重机枪集中起来开火，对北站发动总攻。毕庶澄与钮永建谈判无果，抛下残军，溜进租界；白俄兵也钻出装甲车，换上便衣，逃入租界。傍晚6时，工纠队占领北站。溃兵四散而逃，薛岳部队正好赶来，将他们俘虏。车站地雷突然爆发，这时已全无敌踪，倒像起义胜利的一声鸣金收兵号。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共牺牲300多人、负伤千余，消灭北洋军阀3000多人的部队和2000多名武装警察，解放了上海华界地区，震动世界。3月22日上午9时，闸北战斗尚在进行之际，在南市九亩地新舞台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上海市政府委员19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10人，由此组成体现工人阶级领导权的上海临时市政府，翌日开始办公。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夺取政权，陈独秀喜上眉梢。3月22日，他来到湖州会馆，在上海总工会举行的庆祝武装暴动胜利的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从巴黎公社讲到十月革命，盛赞上海工人阶级了不起，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军阀的军队。

然而，起义胜利后的局势愈加凶险，这方面陈独秀有着清醒的认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曲折，在起义的两日内北伐军竟作壁上观，都充分地说明了问题：白崇禧听从蒋介石的操控，蒋势必尾随而至。

中共中央局的成员张国焘、瞿秋白已先后离沪去汉，蔡和森留苏一段时间后归国抵汉，预备参加中共五大，上海只留下陈独秀、彭述之两位中央局成员，以致中国共产党一度拥有上海、汉口这两个领导中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曾建议到上海去讨论有关蒋介石的问题，但因中国同志抵触而作罢。⁽⁹⁶⁾

3月23日夜9时召开的特委会，形势紧迫，陈独秀不作报告，一连提了9个议题。第一个问题便是至为关键的“留薛军在申问题”：“现薛岳军队最左，我们要想法使他留在上海。”接着，便谈到赶快派工农，以及党、团同志去参加薛岳的部队。此外，还议及改编纠察队，以及向汉口“报告上海情形，并要委任上海市政府”等事项。⁽⁹⁷⁾翌日，罗亦农就发动各工会“赶快做慰劳党军的运动”。⁽⁹⁸⁾

3月25日晨7时召开的特委会，罗亦农通报“钮骨子里反对，白崇禧被右派包围”等情况，陈独秀提出市政府常务委员不就职的就取消其资格，另行再选。并指示：“不要把薛岳弄太左了，只是使他存在，加紧他的政治工作”，有意倚重以“准备最后冲突”，“现在赶紧找工人”以充实薛岳部队。⁽⁹⁹⁾这天，陈独秀还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扩大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总结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的历史经验，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对“中国革命领袖”报以热烈的掌声与欢呼。⁽¹⁰⁰⁾

当晚8时又开特委会，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他对形势颇具洞察力：“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到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彭述之通报：“白崇禧已把薛岳调开，而调刘滋［峙］来闸北。据俄同志及恩来报告，白之所以调开薛，即将谋解决我们的纠察队。我意我们要绝对不承认蒋、白行动，如白来解决，我们除抵抗外，要以总同盟罢工等政治宣传作深入群众的宣传。至于布置方面，我意不能分散，要集中，纠察队要集中在湖州会馆与俱乐部，我们要绝对以牺牲的精神来对付。”陈独秀特别关照：“但不要太把群众弄得太高，只要做到一下命［令］即可发动的地步。”并指示开展“留薛”运动。⁽¹⁰¹⁾

3月26日上午9时召开中共上海区委会议，陈独秀与会。罗亦农传达昨日特委会精神，提出“继续奋斗的问题”。“蒋在江西已开［始］杀我们的同志，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要严阵以待，集中兵力，并将吴淞及南市大部分的兵务调来，四围布防，保护上总和俱乐部。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陈独秀强调指出“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虽知“留薛未见有效，但必须作”，并主张：“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最好要将反英与反蒋联合一起。”⁽¹⁰²⁾就在当日下午4时，蒋介石来到上海，形势愈为紧张。当晚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区委指出当前政局非常危险，上海已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集中地，同时也是换救中国革命唯一重要地。

3月28日，继两天前发布《上海总工会布为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告世界工人书》，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中共中央指出：“此时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反革命运动都正在严重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正在艰苦的奋斗中，我们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尤其是先进国的工人阶级，予以指导与援助；并且希望你们起来阻止你们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工人及革命的国民政府武装进攻。”⁽¹⁰³⁾当天召开的特委会上，陈独秀却又认为若工人纠察队与蒋介石冲突，“太阶级性了”，“完全失掉联合战线”。他还给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去信：“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张静江，引者注），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关于罢工问题，陈独秀认为先决条件是要得到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同意，因此罢工只能待命，目前暂做宣传及准备工作。⁽¹⁰⁴⁾

3月29日召开的临时市政府成立大会，遭蒋介石搅局，6名委员或因不满，或畏惧蒋，没有出席会议。会议原请蒋出席，结果收到的是他转来的“务望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信函。尽管市民政府仍宣布成立，但是蒋介石命令解散该政府不啻为“在上海发动政变”，中共中央立即向共产党国际报告。3月30日，召开特委会。因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疲惫至极的周恩来休整过来，他通报情况，没有见到蒋介石。蒋显然是托故不见，蒋那时想见的是陈独秀，从3月底到4月上旬曾三次派胡公冕约请陈独秀，均为陈托病婉拒。⁽¹⁰⁵⁾周恩来在报告中还颇有预见地指出蒋方“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分析沪上的武力，周恩来认为：“我们现在要缓和，自己做好准备。”指出蒋“有四个目标：C.P.、工会、工人武装、左派”。陈独秀传达共产国际来电指示：“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注意左、右派的冲突”，还要中共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罗亦农看了这份电报，激愤地把它摔在地上。⁽¹⁰⁶⁾因周恩来提出“程潜无论如何要拉住，否则危险”。“要中央有一人代表仲甫去与程潜谈话，可有效力”，⁽¹⁰⁷⁾会后陈独秀即派彭述之赴宁汉，顺势向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陈述进攻蒋军的计划。

于是，中共中央在上海应对危局就只剩下陈独秀一人。4月1日汪精卫抵沪，给中共中央带来了以“左”制右的希冀。当日，陈独秀听取周恩来与汪精卫会面的情况后提出，送汪赴汉，不让汪与蒋等国民党要员见面。然而，事与愿违，4月2日至3日，汪精卫加入蒋介石、吴稚晖从4月1日起召开的会议，讨论吴提出的检举中共案，商议“清共”问题。汪仅主张暂时容忍，待4月15日在南京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以求“解决”。会议议决由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共领袖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地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等等。4月3日，陈独秀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见汪精卫。⁽¹⁰⁸⁾“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汪精卫质问道。“决无此事。”陈独秀回答。吴稚晖说陈独秀“这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汪精卫又抛出一句。陈独秀表示我要亲笔作宣言，以解释谣言，表明态度。⁽¹⁰⁹⁾

于是，有了《汪精卫、陈独秀宣言》，4月5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竞相刊发。宣言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宣言将“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与共产党将组织工人冲击租界一起斥为谣言，有意宣扬国民党武汉方面的亲共政策，却只字不提蒋介石反共、迫害工农的事实。如果将此宣言视为缓兵之计，倒可接受，然而，共产党人却普遍地把它看成汪精卫归国后国共摩擦趋于和缓的信号，“所有国民党党部及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头脑清醒者如罗亦农虽认定“上海的冲突不能免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以民众的力量去镇压蒋之反动”并不可行；至于“武装力量与新右派的争斗”，⁽¹¹⁰⁾大体思路正确，但在紧迫时期着手武备已是为时晚矣。然而，罗亦农仍沉浸于自己想定的应对方式，这是汲取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经验，实际上，这也深为陈独秀所认同：“至于武装冲突的形式，我们希望一爆发，各工人群众、学生群众、国民党群众马上起来罢工、罢课等运动，并使群众赶到闸北援助工人，绝对不能疏忽与驰［迟］缓。”⁽¹¹¹⁾然而，在敌军的枪口前，这其实并不济事。

就在4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罗亦农发表上述言论的当天，陈独秀离沪，溯流而上，前往武汉。⁽¹¹²⁾中共中央就此迁离上海，6天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大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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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解放军学院《刘伯承传》编写组：《刘伯承年谱》（送审稿），1983年印，第14页。

(2)　《赵世炎生平大事年表》，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赵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59页。

(3)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4)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5)　张乃清编著：《钮永建年谱》，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39、40页。

(6)　余沈阳主编：《王一飞传略·文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0页。

(7)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8)　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38、142—143页。(https://www.daowen.com)

(9)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政治形势、码头工人问题及日厂工潮等问题的讨论》（1926年9月7日下午9时），见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7—1926.9）》，1989年印，第360—366页。

(10)　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0页。

(11)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

(12)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杭州、上海政治形势与区委工作方针、策略》（1926年10月12日上午9时），见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10—1926.11）》，1990年印，第58页。

(13)　《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书记处报告政治形势、工作方针、口号和组织、学运、职运工作》（1926年10月15日上午9时），见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10—1926.11）》，1990年印，第67—68页。

(14)　《上海区委主席团临时会议记录——关于上海政局、工作方针及准备罢工、暴动等问题》（1926年10月17日午），见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10—1926.11）》，1990年印，第127—130页。

(15)　《上海区委召开特别活动分子会议记录——区委报告上海政治、军事形势及暴动行动大纲》（1926年10月18日上午8时），见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10—1926.11）》，1990年印，第132—148页。

(16)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发动罢工、暴动和有关问题的讨论》（1926年10月19日上午10时），见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10—1926.11）》，1990年印，第149—150页。

(17)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18)　《上海区委召开各委、各团体党团书记临时联席会议记录——汇报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1926年10月20日下午3时），见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10—1926.11）》，1990年印，第153—158页。

(19)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革命烈士传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20)　《孙良惠关于陶静轩烈士遇难及善后料理经过的报告》（1926年11月20日），见谭抗美主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3页。

(21)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1页；《博古年谱》，见吴葆朴等编：《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500页。

(22)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1页。

(23)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8号记录》（1926年10月28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01—602页。

(24)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68页。

(25)　张乃清编著：《钮永建年谱》，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42页。

(26)　张乃清编著：《钮永建年谱》，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74—79页。

(27)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28)　同上书，第85—92页。

(29)　同上书，第96—97页。

(30)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171页。

(32)　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给苏共中央的信（1927年3月于上海），见［苏］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第140页。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33)　余沈阳主编：《王一飞传略·文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34)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页。

(35)　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给联共中央的信（1927年3月17日、上海），见［苏］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第140页。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页。

(36)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113页。

(37)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38)　同上书，第124页。

(39)　同上书，第198页。

(40)　同上书，第200页。

(41)　徐德良：《武装起义及当时的局势》，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37页。

(42)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

(43)　《郁达夫日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44)　张乃清编著：《钮永建年谱》，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43页。

(45)　黄逸峰：《我了解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51页。

(46)　任其祥：《商务早期工运亲历记》，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80页。

(47)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

(48)　张乃清编著：《钮永建年谱》，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43页。

(49)　《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纳索诺夫、福京关于第二次上海起义的书面报告》（1927年3月4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139页。

(50)　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51)　吴稚晖：《初以真凭实据与汪精卫商榷书》，《吴稚晖全集》第7卷，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52)　《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纳索诺夫、福京关于第二次上海起义的书面报告》（1927年3月4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53)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54)　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55)　徐梅坤：《忆起义前后》，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31页。

(56)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57)　总计死伤遭捕者在百人以上。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

(58)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137页。

(59)　吴稚晖：《初以真凭实据与汪精卫商榷书》，《吴稚晖全集》第7卷，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页。

(60)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61)　同上书，第153—158页。

(62)　《大事记》，许玉芳、卞杏英编著：《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63)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64)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

(65)　同上书，第175—178页。

(66)　同上书，第172—173页。

(67)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193页。

(68)　同上书，第207—210页。

(69)　张乃清编著：《钮永建年谱》，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43页。

(70)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227页。

(71)　《中共上海区委特务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2月28日），转引自余沈阳主编：《王一飞传略·文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72)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249页。

(73)　同上书，第252—255页。

(74)　同上书，第263—265页。

(75)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276页。

(76)　同上书，第278—284页。

(77)　吴稚晖：《对共产党问题谈话》，《吴稚晖全集》第7卷，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257页。

(78)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311页。

(79)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336、343页。

(80)　同上书，第337、340页。

(81)　同上书，第345、346页。

(82)　同上书，第360—363页。

(83)　施英（赵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动记实》，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7页。

(84)　夏之栩：《片断的回忆——忆赵世炎》，见《红旗飘飘》选编本第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236页。

(85)　《赵世炎生平大事年表》，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赵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62页。

(86)　徐梅坤：《忆起义前后》，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30页。

(87)　李强：《我在上海参加共青团工作和为武装起义筹备弹药的情况》，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301页。

(88)　任其祥：《商务早期工运亲历记》，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82页。

(89)　徐梅坤：《忆起义前后》，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31页。

(90)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及周恩来同志在此期间活动的片断回忆》，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307页。

(91)　任其祥：《商务早期工运亲历记》，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83页。

(92)　施英（赵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动记实》，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419页。

(93)　任其祥：《商务早期工运亲历记》，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83页。

(94)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页。

(95)　夏之栩：《武装暴动的总指挥》，见郭思敏、天羽编：《我眼中的周恩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96)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5月12日罗易同志的报告），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97)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378页。

(98)　同上书，第380页。

(99)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387页。

(100)　同上书，第403页。

(101)　《特委会议记录——转达市政府执委会关于复工、市府职权、委员就职等问题的决议，讨论对付白崇禧要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办法》（1927年3月25日晚8时），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页。

(102)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1—393页。

(103)　同上书，第416页。

(104)　同上书，第425—427、428页。

(105)　胡公冕：《我的经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

(106)　陈独秀：《告全体同志书》，见《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107)　《特委会议记录——政治形势及对策，与何应钦接洽情形》（1927年3月30日），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438页。

(108)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大演讲》，《申报》1927年4月8日。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年）》，1985年印，第140页。

(109)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页。

(110)　同上书，第448、449页。

(111)　同上书，第450页。

(112)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一说陈独秀是4月16日或17日到达武汉。参见毛磊、宋健：《中共五大述评》，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