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反对北伐还是支持北伐

五卅运动在上海大潮回落，1925年10月间孙传芳纠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讨伐奉系，奉军不战而退。局势瞬息万变，也正是在10月中旬，叶楚伧在上海执行部突然向共产党人发难，命令在该执行部各部门担任秘书的中共党员交出图章名册。10月28日，一艘苏联大型煤货混装运输轮船远东—191号缓缓驶离吴淞口，前往海参崴，蔡和森、向警予就在这艘船上。蔡和森是与李立三一起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李立三也在这艘船上，他在北京受到一大群密探的跟踪，不得不与李一纯重返上海，既而一起赴莫。李立三与蔡和森探讨如何分析政治形势、辨别方向，如何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政治斗争。“只要客观形势酝酿出革命高潮来，广大群众就会自然而然自发地动员起来。”⁽¹⁾李立三眼前浮现着五卅运动激动人心的群众场面，对于蔡和森所说的《向导》反帝宣传、工运力量的培育发展，等等，全然未能听进去，他望着同船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越发觉得革命前景充满希望。

那100多名赴苏进中山大学深造的莘莘学子，其中有在五卅运动期间入党的张闻天，他是在苏州闻讯赶回上海的，⁽²⁾有在侯绍裘动员下刚加入国民党的共青团员王稼祥，还有各地青年精英乌兰夫、伍修权、吴亮平、张琴秋、孙冶方等。那个陈绍禹年纪轻轻不简单，武汉选送名单里没有他，他吵闹、哭泣、恳求，最终从其他地方名额空缺中抓取到这个机会，⁽³⁾他就是后来的王明。

为带好这些革命青年，联共（布）派杨明斋、周达文来接应，中共中央指定俞秀松、董亦湘、沈泽民为中共支部负责人。⁽⁴⁾这已不是初度赴莫了，俞秀松看着眼前这些热血青年，仿佛看到4年前的自己。俞秀松庆幸这几年里，得以参加团的一大，见证青年团正式成立，在团的一大、三大先后当选为青年团中央委员，1922年9月还担任团中央书记；推进国民党改组，先后到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工作，积极参加国民会议促进运动，近阶段还是五卅运动内部指挥和五卅惨案后援会执行委员，⁽⁵⁾总算没有虚度光阴。然而，丈夫未可轻年少，同行的这些青年学子或许会对中国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到来的11月间，刘少奇因患肺病离沪回湘，毛泽民奉调来沪。毛泽民两月前（9月）与萧劲光一起由长沙绕道上海，随后南下广州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学习。此番他化名杨杰，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⁶⁾同月（1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第65号通告，主要谈同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其中通报了国民党“右派领袖们已宣告于本月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的信息，要求国民党左派各级党部应通电全国，声明此会无效，并严促国民党中央迅速召开二大。此时，林森、谢持、邹鲁、叶楚伧等已在北京停厝孙中山灵榇的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议决撤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等。上海《民国日报》为国民党右派控制，公然支持西山会议，连篇累牍地报道西山会议的进展。

郭松龄倒戈，率部向奉天开进，北方政局再度发生重大变化。“数月以来，本党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现在反奉运动已从奉系军阀内部爆发出来了。”12月1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全国民众》号召：“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其速起武装起来！”“打倒卖国段政府及一切反动势力！”翌日，又发布第66号中央通告，指出：“奉军内变，时局将急转”，判断冯玉祥、郭松龄“此辈新起的军阀”，“还不能不多少接受民众运动的影响，因此目下各地民众的示威运动非常重要”。并顺带指出：“此时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已和从前的右派相等了”，“因此我们急须助左反右”，落款署名是“钟英”。就在同日，西山会议派发出通电，宣布取消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党籍。⁽⁷⁾

一星期后（12月9日），“钟英”发布第67号中央通告，抨击国民党新右派勾结老右派在北京西山开会，“其所议决之开除共派中央及候补委员党籍”等内容“最为荒谬”，“望各地民校党部一致发电痛驳”，并望相关电文“设法寄一份至本校中局”。4天后，西山会议派通告接管上海执行部，将中央执行部移至上海。12月14日，西山会议派将其“中央委员会”自北京迁至上海环龙路44号，叶楚伧到沪主持伪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共合作在沪的重要堡垒——上海执行部，就此为西山会议派所占据。

尽管进行抗争，但是，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起见，对于已经失去控制的上海执行部，中共中央没有去强争，打造新的国共合作上海平台——特别市党部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此期间，奉天战况扣人心弦，日本公然出兵帮助张作霖抵抗郭松龄。“张作霖兵败早应出亡，他现在仍留奉天不走，已经不是为自己作战，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12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大加揭露，号召“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其速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满洲干涉中国内战！”

共产国际执委会9月底指示中共方面：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⁸⁾争取领导权既被共产国际视为错误的政治方针，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力度一时软化。12月12日，他发表《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认为“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功多于过”，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即使面对的是国民党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只要他不右倾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必特别反对”。为了分化瓦解西山会议派，12月23日，维经斯基邀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到苏联驻沪领事馆调解国民党党务纠纷。孙科等辩解：“现在完全基于一年余以来事实之困难，故不得不有此次澄清党籍之工作，而广州方面又坚持不服从决议，故吾人不得不坚持原决议以执行，若粤方有相当让步之表示，则须先将代表大会延期，而CP方面亦须即停止对国民党文字及广告之攻击，然后始能议及善后问题。”⁽⁹⁾24日，在维经斯基的主持下，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谈判。陈独秀表示，共产党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维经斯基则保证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经协商，国民党二大推迟到新右派领袖返回广州后召开，国共两党在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在大会上解决。孙科等相继发表简要声明，宣称爱护广东的一切，只要情况许可，都愿意赴穗参加国民党二大。双方达成七条协议：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中共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超过1/3等。并建议国民党二大延期，派张国焘、彭述之为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团正、副书记。⁽¹⁰⁾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为推进农民运动而提出开展乡村教师运动。这是中共中央四届一次扩大会议督促相关省份开展农运工作的自然展开，取消工农部，改组职工运动委员会及农民运动委员会。该扩大会议还于10月10日发表《告农民书》，揭露中国农民受地主、外国资本家、军阀、贪官劣绅四大逼迫，进而为全国农民提出最低限度的8项条件，并回顾了农民协会在广东成立的经过，还提到农民武装自卫军，以及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广东农协代表，最后开列农协的主要办法。

复苏工人运动的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召开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的通告早于12月21日发出：“中央第五十八次会议，议决于明年一月二十日召集开一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1926年1月召开的此会，通过了《中央报告决议案》《铁总报告决议案》，湖北、上海、山东、河南、湖南工运议决案，以及《产业工会的发展与统一问题》《工会的基础组织与其职任决议案》等总共14项决议。会议充分肯定一年来的职工运动“确有显巨的发展”，同时又指出“党缺乏系统〈的〉经常指导，所以在一年中职工运动的损失仍是很大”。明确：“今后中央职工委员会应该有比较更强健的组织，尤其是关于职工运动宣传的工作。”《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强调：“共产党的职工运动，应当发展党的组织，成为工会的中心。”决定：“职工运动有了组织的地方，党的组织应随着而发展”“每次职工运动委员会决定之策略，由党部在各工厂支部详细解释，讨论执行的方法，不使致成单调的职工运动”，“各级党部对于所属之工厂支部，当然注意组织和训练工作，同时指导该支部一切活动”，“党团的作用是决定工会一切斗争的政策及工会一切大体方针”，等等。这些政策的调整，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发展。

1926新年伊始，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开幕，至1月19日闭幕。为参加此会，恽代英等1925年底前往广州，萧楚女也随之南下。⁽¹¹⁾陈独秀照例是没去赴会，但他在会前及会议期间致函中共广东区委，根据目前郭松龄倒戈失败，冯玉祥四面受敌，奉军气焰嚣张并与吴佩孚勾结一起的形势，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指示中共在联合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第71号通告，17日“钟英”与“曾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称，引者注）联合发布通告，以及19日发布的第73号中央通告，强调开展群众运动，鼓吹反奉联合战线，恢复或重组国民会议促成会。1月25日，“钟英”又发布第74号中央通告，反对日本和张作霖借中东路问题发动反苏运动，这些在会中会后产生的中央文件其实也折射出中共中央对北方局势日趋严重的认识。尽管鲍罗廷及中共广东区委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但由于张国焘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主动提出自己与瞿秋白不再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党右派孙科、戴季陶等如愿当选，国民党右派和中派势力在国民党执委特别是监委中占据优势。

张国焘无情无绪，1月下旬匆匆赶回上海，去向陈独秀汇报大会情况，却怎么也找不到总书记，中央秘书处秘书任作民也恐慌起来：总书记说要有几天不来办公。四处找不到，凶多吉少，张国焘揣测陈独秀可能被上海的中外反动派秘密害死了，越想越觉可能。张国焘的担忧不无道理，就在1925年11月底上海总工会代委员长刘华遭公共租界方逮捕，次日即引渡给军阀孙传芳势力，12月17日深夜竟遭所谓戒严司令部枪杀，灭尸不宣。⁽¹²⁾

纸里包不住火，很快国民党右派、醒狮派及南京的国家主义者就开始散布谣言，说陈独秀秘密赴武汉勾结吴佩孚去了。为此，1月21日出版的《向导》第143期刊发《国民党右派的小伎俩》，予以辟谣。同时，让任作民在《民国日报》刊出“寻人启事”，这是与总书记约定的联络暗号。

慌乱中，眼见着逼近旧历年关，为吴佩孚联合奉军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共中央与共青团中央2月7日联合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建议“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对于国民党二大亦不能置之不理，2月12日，已是除夕日，“钟英”赶紧发布第76号中央通告，盛赞该会的成功，要求宣传大会的成果，倡导“左派与右派的联合战线”，并认为“在现时中国大革命的高潮当中，没有确定的右派”，“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反对右派的口号策略，努力宣传左派；一方面又要讲联合战线”，“应设法抓住右派中比较左倾的首领”，等等。

因为陈独秀的失踪，这年是过不好了。2月上旬，刘少奇逃离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魔爪来到上海，也没能给中央同志带来太大的喜悦。刘少奇去年12月16日遭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马上组织营救，并发动宣传舆论攻势：孙传芳枪杀刘华，现在赵恒惕同样意欲谋害为五卅运动四处奔走的刘少奇，迫使湖南军阀将刘少奇驱逐出长沙了事。稍事休整，刘少奇离沪南下广州。鉴于中外反动派在上海正全力搜索中共中央机关，中共中央为安全起见，遵从共产国际的建议开始北迁。虽然北京形势也在逆转，中共中央特别会议2月21日还是在北京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召开，4天内开了7次会议。意外之喜的是，会议开始后，突然接到陈独秀从上海的来电，通报他近期因得伤寒病住院，现在已能扶病视事，与会者如释重负。“这次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有鉴于“党在最近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因此认为“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理由有三：“A.上海不是政治的中心；B.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C.不能有完备的技术机关以指挥日愈发展的群众大党。”为此认为“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惟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地，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便。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决在北京；万一不幸国民军在北方失败，中央决移广州”。鉴于中共中央迁址兹事体大，《中央地址问题》决议案最后特别说明：“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为了帮助国民军，中共中央还考虑“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

3月2日，在京沪一带考察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苏联布勃诺夫使团，在临行前往广州之际同陈独秀会面，交流政治观点。陈独秀对中国各阶级的看法显然不及布勃诺夫等人那么乐观，“不能把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全都划入革命阵营，”陈独秀认为，“除工人、农民外，只有小资产阶级左翼才能参加国民运动。”至于北伐，这位中共总书记主张的是只讨伐吴佩孚，打败吴后，即与奉军签订停战协定，与孙传芳、冯玉祥等组织临时性的过渡政府，以便修正不平等条约，准备新的消灭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时机的到来。布勃诺夫惊诧地听到陈独秀谈到不平等条约用的是“修正”而不是“废除”。“就最近的前景来说，反革命力量的成功希望大于我们国民运动，因为反革命分子比革命分子联合得更紧密”，陈独秀的形势判断让布勃诺夫心头一紧，如果不能打败吴佩孚，如果吴或张（作霖）取胜，“那么最近这半年就将是十分困难的时期”。关于中共中央迁出上海的决定，陈独秀坚决反对：“我个人是主张把中央委员会留在上海的。第一，上海是无产阶级的地区，这里毕竟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至于迁到广州，听说粤区有两个重要同志参加北京特别会议如此提议，一问，原来一个就是罗亦农，以前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青年团员，一个便是自己的小儿子陈乔年，陈独秀大加批评：小孩子懂什么，党中央不能设在广州，否则中国共产党将“作为广东共产党”进行工作。⁽¹³⁾在陈独秀的坚持下，中共中央仍驻上海。陈独秀的话不无道理，再说上海政治社会环境虽趋恶化，但仍存有可加利用之处，共产国际1926年春也将远东局设在上海。

10多天后（3月14日），“钟英”发布第79号中央通告，解释北京特别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北伐的态度。通告分析当前局势：“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暴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并指出，“北伐的号召不是什么护法护宪，而是真能解放农民的痛苦”，认为“全国农民现已走到一个准备暴动的时期，所须要的就是我们去组织”。

这阶段，中央军委筹建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因为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尹宽患肺结核病，王一飞暂时担任上海区委书记，直至去年12月由罗亦农接任，王才继续负责中央军委的筹建工作，颜昌颐任技术书记（秘书）。王一飞等筹备人员暂在宝山路宝山里一幢二楼二底的房子里办公，为防止反动军阀当局破坏而经常搬迁。中央军委完全是白手起家，为解决同外地的通信联络问题，必须购买电信设备，还要办通信技术训练班。颜昌颐负责培养通信技术人员，没有中文教材，先找相关外文资料，再请党内的外语人才翻译、讲解。王一飞时常奔走于上海、长沙、汉口之间，告别新婚妻子、在上海区委工作的陆缀雯，3月19日离沪赴汉，⁽¹⁴⁾突然听到北京传来三一八惨案的噩耗。3月18日，北京师生、社会各团体2000余众到段祺瑞执政府示威，抗议日本炮轰大沽口，要求驳复列强驻华公使团干预国民军行动的所谓“八国通牒”，政府卫队竟然开枪了，继之以枪刺刀棍，当场伤200多人、死亡26人，铁狮子胡同横尸累累，李大钊从尸堆中爬出，所幸只是头部、手部轻伤，⁽¹⁵⁾陈乔年胸口被刺刀戳伤，幸而未伤及心脏。⁽¹⁶⁾3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出紧急通告，决定：“我们应利用这次屠杀，鼓动一个全国民众的大运动，类似俄国一九〇五年冬宫请愿屠杀而起的全俄革命运动。”同时，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揭露段祺瑞暴行背后的英日指使，大力号召：“苟安的心理是再不能有了。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然而，就在这一天的前夜，广州发生三二〇事件：蒋介石调动军队，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借口是共产党人李之龙率“中山舰”等，要绑架蒋某人。

沪上报刊有关中山舰事件的新闻真伪杂陈。3月底，布勃诺夫使团回苏途经上海，该使团在广州期间正遇三二〇事件也曾遭软禁，但却决定实行妥协、让步，第一条原因便是“怕吓跑资产阶级”。使团一时误导陈独秀等人对事件的判断。4月3日一连发表《广州事变之研究》《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陈独秀认为事变的制造者是“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驳斥“共产派谋倒蒋”等谣言，宣扬“共产派一向很推重蒋介石”，强调“凡是中国人，都有拥护广州现在国民政府之义务”；从“检讨中国革命势力不统一”的视角，判断广州事变是国民党内外的右派“实行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的应用，强调“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并高倡：“在此时中国政治军事的环境，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认为戴季陶、孙科等“所谓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相关文章将事变责任指向国民党新右派，不仅开脱了蒋介石的罪责，而且无意中抬高了他的地位。

然而，陈延年从广州写来有关事变真相的详细报告使中共中央大感棘手。高语罕由粤来沪，也向陈独秀揭露：黄埔军校竟升起“蒋”字大旗，校长吃饭还要军乐队伴奏。蒋介石权力欲望恶性膨胀，已明显右倾。陈独秀4月13日发表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文，还纠偏视蒋为军阀的说法，并优容蒋请辞一切军职的政治作秀，声称蒋介石“绝对不是军阀”，显然是太不合适了。4月中旬，陈独秀召集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以下对策：第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孤立蒋介石；第二，在物质和人力上加强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介石；第三，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以彭述之为特委书记，赴穗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讨上述计划，同时致电莫斯科共产国际，又一次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¹⁷⁾

事实上，远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因应三二〇事件也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但为苏共中央所否定。斯大林认为“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为此，彭述之在广州提出中共中央的对蒋政策，亦得不到鲍罗廷的支持。中共方面提出要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5000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这时却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¹⁸⁾

这时北方局势进一步吃紧，“张作霖向北发展对付的国民军”，“吴佩孚向南发展”，“包围广东革命政府，谋一举而颠覆全国革命根据地”，4月26日共青团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第97号通告，指出政治局势日趋险恶，要求“反对吴佩孚讨赤出师之欺骗，要求和平”。在如此危急形势下，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二大，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广东召开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筹办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等，均无关紧要。孰料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抛出所谓“整理党务案”竟获通过，迫使共产党人全部退出在国民党中央的任职，还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都要全部交出。鲍罗廷错误地认为蒋介石只是要限制共产党，并不愿意共产党退出，因为蒋还需要苏联的援助，进行北伐。此方案竟也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总体上认可，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一面派远东部部长维经斯基来华，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为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起见，陈独秀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¹⁹⁾

陈独秀不仅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还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6月4日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于《向导》第157期。同日还印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深愿国民党在“整理党务”之后“更加努力奋斗，肃清反动，巩固内部，与吾人及一般民众结合伟大广泛之革命的联合战线”。陈独秀署名的公开信逐一批驳蒋介石在《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所散布的共产党反蒋的事实依据，看似据理力争，却有意无意地肯定了蒋氏为百分百的革命派，“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其中蒋介石所举各种阴谋的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对此，陈独秀坦承：“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

北伐，原是孙中山的夙愿。孙中山曾两次发动北伐，希望武力统一中国，均以失败告终。在全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情况下，1925年9月，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加伦制订了北伐的详细计划，并确立了1926年下半年初出征的时间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北伐成为国民党中央的重要议题，中共中央2月扩大会议也予以呼应。然而，由于奉系军阀1926年初挑起中东铁路冲突，苏联担心出现反苏联盟，加之联共（布）党内斗争加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有意对中国和日本采取退让政策。为此，联共（布）提出：巩固广东，不要北伐。⁽²⁰⁾4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开会决定：“关于‘北伐’问题，应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²¹⁾

维经斯基受命来华，以贯彻莫斯科意图。然而，当其从哈尔滨来到北京，感觉反动派的力量并没有莫斯科估计得那么强，他所接触的革命同志都坚决主张北伐。⁽²²⁾6月中旬，维经斯基在上海仅用1小时就轻松说服陈独秀不再主张北伐。那段日子，王一飞常被叫过去充当翻译，王一飞当时还肩负指导建立上海工人自卫武装之责。⁽²³⁾中共中央在中央宣传部就北伐问题进行会商，彭述之附和陈独秀的意见，张国焘反对陈的意见，瞿秋白也拥护北伐。两票对两票，反复辩论几次不定，陈独秀大发脾气，竟至拍桌大骂，张国焘只有默然，这才通过反对北伐的决议。⁽²⁴⁾关于北伐问题，中共中央原本就存有两派：少数人认为北伐是拯救广州的唯一办法，另一派认为在三二〇事件影响下现在北伐对广州危害严重。而此前，陈独秀曾以自己的名义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拍去电报，强调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²⁵⁾

而这时北伐已如箭在弦上。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案。翌日，蒋介石受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周恩来从广东匆匆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加伦将军和中共广东区委表示支持北伐，并发起“迎汪（精卫）抑蒋”运动，准备打倒蒋介石。陈独秀表示：第一，反对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²⁶⁾听者不免困惑，不打倒就是拥护啊。陈独秀对周恩来推托道：“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周恩来返回广州，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主持会议，但并没有真正组织讨论，只是学着陈独秀讲了两句暧昧费解的话：“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²⁷⁾

7月7日，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发表，一改他以前赞成北伐的主张，宣称：“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事实上，北伐动员令已于7月1日发布，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出征。然而，陈独秀这于事无补的表态在一个月后却在广东引起轩然大波，国民党右派和中派极表不满。

在北伐军出征的三天后（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开篇宣称：“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或可视为共产党对北伐的一次积极呼应。不过，该文在分析形势后重在阐明共产党“目前的职任”与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的道理，并回顾了此前共产党四次发布对时局的主张（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1923年迫使黎元洪出走的北京政变后，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时，1924年11月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强调“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进而提出废除辛丑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等23条共同政纲。结束部分，“主张”底气十足地回答“我们有没有推翻他们的力量呢？”这一问题：“确是有了，所差的只是‘国民的自信力’。”“现在据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全国已有一百二十二万有组织的工人，有组织的农民也有八十多万，这二百万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乃是国民的联合战线中最耐苦战的基本军队。”还有有组织参加革命运动的商人、学生，还有要从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抢夺过来的兵士，“所需要的只是这些有组织的民众总团结起来的‘国民的联合战线’ ”。文章落脚显然不是主张军事北伐，而是倡导群众运动，“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以此推翻国内军阀，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如此中国民族才有出路呵！”⁽²⁸⁾

为了因应迅速发展的形势，7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召开。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出席，李大钊也特地从北京赶来与会。

陈独秀作中央政治报告，他将从1925年10月扩大会议到现在的9个月政治变动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分划是：自直奉战争至郭松龄反戈为第一时期；自郭松龄失败至国民军退出北京为第二时期；自国民军退出北京至张吴会面为第三时期”。重点当然是讲第三时期：“第三时期的重要现象是：一方面军阀政权重新稳定，一方面英吴日张暗潮极烈，同时广东国民政府实际出兵北伐。”对于北伐的判断是：“南方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既而分析各种社会势力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在强调“只有第二种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之后，又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陈独秀以四种社会势力对应国民党内的分化，提出：“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陈独秀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我们可以看见有两条道路：一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这还是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苦力的意思；⁽²⁹⁾“一是由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拿住小资产阶级，并结合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陈独秀并不盲目乐观：“如果我们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或者我们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工农阶级不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使革命运动中道夭折，均不免要由第二条道路的运命。”他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之过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接着，他讲到近9个月来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数量增加而质量退化，雇佣劳动倾向、贪官污吏化，职工运动多只是机关运动，农民运动“左”倾的问题，等等。

国共合作问题，仍是会议讨论的焦点。陈独秀和彭述之一起提出一项决议案：“所有中共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仅只实行党外合作，并同左派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陈、彭解释道：“只有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我们才能真正实行独立领导工农运动的政策。”⁽³⁰⁾然而，此决议案未能为与会的多数中央委员和国际代表所接受。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虽然明确意识到“广州三月二十日事变，国民党中央五月十五日会议，黄埔军校六月七日又提出的处置共产派问题”，是国民党右派以至于中派“对共产党的进攻”，但仍将“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关系”，与“共产派应当包办国民党机关”并列为两种错误观点加以批判，明确指示：“我们对于现时的国民党的目前紧迫的职任，尤其以实行反右〈派〉斗争为最重要。”⁽³¹⁾

“陷在反动势力四面包围中”，组织工作至关重要。中共中央1926年4月15日特地印发《我们今后怎样工作》这本小册子，要求党员同志人手一本学习提高。⁽³²⁾此次扩大会议还专门讨论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总结了近期工作经验，查找了存在的缺点，指出“对于发展组织的怀疑心理”是组织工作的最大障碍，前所未有地强调支部的意义：“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第一次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该议决案还教授支部以改进工作的方法，强调了党团工作，并对党的机关作出有关规定，明确：“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³³⁾

此外，扩大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宣传、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红枪会运动、商人运动、学生运动、共青团工作、军事运动、妇女运动、济难运动，以及广东农运、上海工作计划等议决案。最见呼应北伐战争形势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军事工作形成专项议决案。《军事运动议决案》指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并强调：“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结末指示：“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各地军事工作负责同志，应与当地党的书记发生密切关系”。⁽³⁴⁾

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中共中央对上海、广东予以特别的重视。扩大会议专门通过《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对上海城市重要性给予前所未有的定位：“上海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经济大本营；同时又是中国的第一个大产业区。上海这个地方，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上立论，是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站在本党的观点上立论，又可以创造一真正的共产党。”⁽³⁵⁾

7月中旬，取道海参崴、日本从苏联归国抵沪的朱德，穿街走巷，从公共租界前往上海闸北。

离沪已经4年，上海变化真大。原先奴视中国人、蔑视国民党的外国人现在怒火中烧：工会虽然还是非法的，但是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工资也得以提高；国民党已被租界方视为赤党一样防范，加紧报纸审查，严禁群众大会乃至小规模集会，还时常突击搜查中国人住所，肆意逮捕。然而，革命党人还在行动，朱德过街时就看到英国警官边咒骂边撕掉电线杆上的国民党招贴画；不远处，几个警官正指挥手持刷子和油漆桶的华捕，用白漆涂掉国民党写在墙上的口号，然而，此类标语刷掉后每天还能看到；至于粉笔写的口号，更是布满人行道、商业大楼的窗户，甚至写在外国人的汽车上。⁽³⁶⁾

与朱德同期归国的军事班学员奚佐尧、钟汝梅等被组织留在了上海，⁽³⁷⁾中共中央紧缺军事干部。陈独秀已抽空跟朱德会谈了一次，给了两项任务供其选择：或是去四川做杨森的工作，策动他割断与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关系，易帜倒向北伐军；或是到广东去准备北伐。朱德选择了前项，因为自己与杨森曾在护国军共事，出国前杨曾许愿“虚位以待”。陈独秀表示同意，并要朱德在离沪前先去一趟南京，利用在旧军队的关系，调查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在沪、宁一带的兵力部署。朱德此行则是到闸北，与国共负责军事情报的同志一起会商军情。在完成相关任务后，7月26日朱德乘船离开上海。⁽³⁸⁾(https://www.daowen.com)

在扩大会议后，中央通告重新编号，并先后以“张万和”“李承宣”作为中共中央的代称。7月31日发布的第1号中央通告，在通报分析政治形势后承认：“北伐既成为现时全国革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通告指出对于北伐的希望不应过高，“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并努力将宣传北伐与拥护国民会议相联系，“更努力促进各地方民众积极起来做民众管理政权的争斗”，指示各地党组织“一面进行自动的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一面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对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更是全党的瞩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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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立三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562页。

(2)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

(3)　戴茂林：《王明与莫斯科》，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3页。

(4)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5)　《俞秀松生平大事年表》，见《俞秀松传》编委会编：《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181页。

(6)　《毛泽民生平大事年表》，见曹宏、周燕：《寻踪毛泽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32页。

(7)　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8)　杨扬编：《陈独秀》，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9)　邵元冲：《邵元冲日记》（1924—193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页。

(10)　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200页。

(11)　黎显衡：《萧楚女》，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

(12)　《悼刘华同志》，见《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中国青年”第5期，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219页；甘肃师范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甘肃师范大学政治系资料室编：《中国共产党英烈小传》第1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13)　［苏］切列潘诺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47页。

(14)　余沈阳主编：《王一飞传略·文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15)　北京地方党史研究会编著：《“三一八”惨案始末》，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第96、98页。

(16)　夏之栩：《片断的回忆——忆赵世炎》，见《红旗飘飘》选编本第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

(17)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香港前卫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18)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见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编：《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汇编（一）》，1980年印，第19页。

(19)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见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编：《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汇编》（一），1980年印，第19—20页。

(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特字第13号）记录》（1926年4月1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195、198页。

(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第3号记录》（1926年4月27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22)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年6月11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03页。

(23)　余沈阳主编：《王一飞传略·文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24)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页。

(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30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26)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页。

(27)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28)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159页。

(29)　据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大革命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见《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30)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香港前卫出版社1975年版，第20页；彭述之：《托洛茨基论中国》（英文版）所作《前言》，1974年4月26日，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页。

(31)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178页。

(32)　《介绍每个同志必读的小册子》，同上书，第107—108页。

(33)　《组织问题议决案》，同上书，第179—187页。

(34)　《军事运动议决案》，同上书，第227—229页。

(35)　《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263页。

(36)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203页。

(37)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革命烈士传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38)　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