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神话与信仰的当代文化生产
(一)伏羲祭祀的时空生产
1988年时逢戊辰龙年,天水市政府先后以龙为主题(“龙的故乡”“龙的传说”“伏羲龙文化”)组织了几项活动,在这种背景之下,首届公祭伏羲大典应运而生。当年天水邮电局还发行了一枚伏羲祭典活动纪念封,一枚天水龙年集邮展览纪念封。公祭活动在伏羲庙内举行,天水市民倾城而出,盛况空前。公祭仪式结束后,民祭开始。天水市各界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了民间音乐、社戏、羊皮鼓、夹板队、旋鼓、踩高跷等队伍,鼓号齐鸣,载歌载舞。由于人多拥挤,有一度通往大殿临时搭建的踏板桥断裂,公安人员奋力抢险,现场指挥得力,避免了踩踏。(28)
从公祭大典首次举办开始,它就不仅仅是一项信仰或者文化活动,而是与天水市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脱贫致富以及对外宣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关部门选择了农历五月十三龙的生日这一天举行公祭仪式,完全是有的放矢的结果,其目的是找准一个立足点而不断生发出活动举行的意义。于是,在后续的文化宣传和文化产品开发中,都以龙文化为线索,做了很多发扬城市风格的努力,例如将龙城作为城市形象的定性,修建以民族图腾龙为主题,并弘扬伏羲文化的城市主题公园,命名市中心广场为龙城广场,推出羲皇故里龙酒等。
图6-10 为伏羲祭祀仪式表演训练的小演员
2000年开始,天水市每年举办一次的伏羲文化旅游节,为了促进旅游行业的发展,将伏羲文化旅游节与公祭大典合办,并在期间内举办大量的招商引资、文娱庆祝活动,几乎成了惯例。2005年伏羲公祭大典由天水市人民政府主持,升格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持,同时开幕的伏羲文化旅游节则继续由市政府主办。2007年开始,经过多方研讨,由于夏季是天水地区天气最适宜旅行的时间,且夏至日便于记忆,公祭大典时间被确定为每年6月22日。2008年因“5·12”汶川地震,需要将最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灾后重建中,公祭大典停办一年,第二年因灾后重建任务,省、市政府决定政府公祭大典活动继续停办,为接续传承,由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主持,市级各相关方面承办,举行了公祭大典。从公祭大典的主办单位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其举办主体是官方的(例如,2019年公祭伏羲大典就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办,天水市人民政府承办。主祭人由省委副书记、省长担任,主持人由省政协主席担任。)因此其出发点肯定是以能够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为主旨的。
出于扩大地域的文化影响力,促进旅游事业发展的目的,天水市政府和主管部门充分挖掘本地的旅游资源,协调统筹公祭伏羲大典与轩辕文化旅游节、女娲文化旅游节结成一个上古神话集群,相互辉映,形成地方特色。为了公祭大典更具观赏性,地方政府还制作统一的祭祀服装,仿照天子礼仪祭祀,制作了九鼎十八簋,制作祭器六十六件,编钟一套。并创造了新的祭鼎仪式,使仪式更适合烘托伏羲上古帝王的尊贵身份,使整个仪式更庄重肃穆。
当由政府主导的公祭仪式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象征和娱乐表演,人们更多地已经将参与其中看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参与体验而非神秘主义的灵验信仰。为了打造天水寻根之旅的旅游城市形象,从“人文始祖,寻根之旅”的宣传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将侧重点放在人文之根、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而非血脉之根。从天下大同的角度上来说,认同和归化中华文明的人都是集体共同的成员,这种凝聚力是抛开了狭义的人种认同的新的民族边界的界定,也更有现实意义。源于这个宗旨,公祭仪式的创造更多地侧重展示礼仪形象、文化展演以及普世价值。如用鲜花、鞠躬等文明礼仪代替了烧香磕头等习俗,易于更多文化背景的人接受。
民间祭祀仪式也不断被人为改造着。王斯福认为,“民间仪式往往与中国帝国时代的政治空间模式有关,但是民间的神与祭仪所表达的是不同的观念。官方的仪式通过宇宙仪式化,在象征上创造帝国的象征政治格局。对民间而言,这种格局成了仪式上的傀儡,操演他的是地域化的社区与不同的民间权力代表人,如道士、士绅与民众。”(29)
为了获得民间信仰的生存空间和合法化身份,官方组织在设计和宣传活动的过程中,侧重突出伏羲作为文化英雄的形象。在公祭的恢复过程中,仪式流程是不断创造和完善的。随着空间景观的拓展而相应地进行仪式生产,如泮池的修建和迎圣水的发明,鼎的设置和祭鼎仪式的适应性创造,仪式内容不断丰富,仪式形式观赏性不断提高。
社会现代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变革,不仅指文化、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现代化,还包括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生活空间的城市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最终体现为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传统社会逐渐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人伦道德的演替具有显著的历史层累性和人本主义的创造性,它无法与传统决裂,而只能是在利用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创造出更新的传统。(30)传统的发明与景观生产息息相关,景观生产是仪式发明的物质基础。
2005年,伏羲公祭大典升格为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主持。为了配合公祭典礼的隆重恢宏气势,专为祭祀伏羲修建了约一万平方米的伏羲文化广场,在广场四周修建了配套设施:碑亭、诗文碑廊、祭坛、祭台和牌坊等。在祭坛四角设置了4根龙图腾柱,在神道两侧布置了8根图腾八卦柱,95株四季常青的松柏围绕着祭台郁郁葱葱,寓意伏羲九五之尊的身份。伏羲广场的修建为祭祀仪式提供了庄严古朴、神圣宏伟的举办场所。
在地方政府和知识精英的合作下,又对祭祀仪程进行了改进和创新。《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都有“泰帝兴,神鼎一”的表述,伏羲“缓兴神鼎,制郊禅”(《后纪一》),颜师古说:泰帝就是太昊伏羲氏。以此为据,政府部门决定采用天子礼仪祭祀中华人文始祖伏羲,仿照文献中“九鼎十八簋”的礼仪,制作了祭器66件,编钟一套。(31)在增设景观的基础之上,增加了祭鼎的仪式程序,既丰富了祭典的观赏性,也符合伏羲至高统领者的身份塑造。此外,在祭祀广场上安放了一组九尊列鼎,祭台四周分别设置了64面龙旗和太常旗,伏羲路和南明路也分别放了旗幡、宫灯。从广场至庙内全用红地毯铺设,庙内建筑物檐下亦张灯结彩,前院和中院东西两侧在祭典当天增加了古筝表演。先天殿内正中列置一组由9个青铜列鼎、8个青铜簋和5张青铜俎案组成的礼仪祭器,两侧还分别安放了一组编钟和石磬。一切的增设都是以达到“天子祭祀礼制”为目的的,旨在凸显庄严崇高的祭祀氛围。
通过史料梳理发现,每当伏羲庙进行建筑风貌的扩建和建筑范围的增减,祭祀仪式都会相应地跟着不断新增或衰减。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在时空中延续和发展,它既是过去的,又是现在的,并且包含着未来。传统不是已经死去的东西,而是依然存活于现实中并起着作用的历史事物。传统的民俗文化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现存的事实。它制约着人们目前的文化取向,进而也影响着人们未来的生活。(32)地方民俗文化精英对于伏羲有着虔诚的信仰和丰富的民俗文化知识,以及具有一定的威望和社会资源,但是由于他们经历相异、接受的文化背景不同、对于祭祀文化的理解不同,同时,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对个人与伏羲庙民间祭祀的关系认知不一,导致了在地方民俗文化精英内部,出现了对民间祭祀仪式不同的看法和冲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民间祭祀仪式的重构。伏羲神话的祭祀仪式由民间的上元会组织主导逐渐演变为由地方官商学领导,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是被有意识地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
据史料记载,天水伏羲庙从明弘治三年(1490)第一次修建,先后经历过11次大修,至最近的一次,也是历史上修建规模最大、修建程度最彻底的一次,从2003年至2007年,横跨5年,使伏羲庙建筑群形成了前一楼(戏楼)、迎三坊(开天明道坊、继天立极坊、开物成务坊)、双进门(大门、仪门)、双朝殿(先天殿、太极殿)、一园(后花园)、两跨院(乐善院、忠义祠)、登见易、跨泮池、临后门的格局。(33)
明嘉靖元年至三年(1522—1524)修建了后花园,泮池是后花园的一部分。当时园内有桥有亭,环境雅致幽静,后在历史的沧桑岁月中遗失不存。2005年,为了恢复历史上伏羲庙的面貌,体现宫廷建筑前有宫、次有寝、后园林的规制,重新恢复了泮池景观。在当代天水伏羲庙的建筑恢复中,是以皇家建筑建制为标准的,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为了恢复伏羲文化的正统地位而在物象叙事的景观生产中所作的努力。随着泮池的修建,新的仪式——“迎圣水”随之被发明出来,并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作为主要祭祀程序——“迎神”中的一部分被固定下来。
春祭民间祭祀一般于正月十三开始,第一天的主要仪式程序包括迎圣水、迎神和安神等仪式。上午8点30分,祭祀人员身着礼仪服装,首先从太极殿内请出伏羲行像,供奉于先天殿月台。然后迎请方神黑爷进院,9时左右,开始在泮池举行迎圣水的仪式。
天水这个地方的名字传说是因为“天河注水”而形成的。把迎圣水仪式作为祭祀伏羲的第一项也是考虑到水对地方文化的重要性。水又是生命之源,取水供圣也表达了对生命的礼赞之情。伏羲庙是供奉中华民族始祖的地方,从泮池取水也寓意着取的是四海之水、天下之水,表达的是天水人民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34)
取好圣水之后要供奉于伏羲之前。主祭人将供奉的圣水洒向大地和万民,祈祷福佑中华、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之后,伏羲圣像、方神黑爷像在浩浩荡荡仪仗队伍的“护驾”下出伏羲庙大门,完成出榜文、“巡游”、安神等仪式。迎圣水可以说是民间祭祀正式开始的第一项议程。历史文献记录和之前的研究中都未曾发现有迎圣水相关习俗的记载,仅有在送神仪式结束后,有将榜文等一应用品焚烧成灰,倒入藉河中的传统。有了泮池这个景观空间,迎圣水的仪式才能被发明出来。
(二)祭祀仪式的表演化
新的传统不断被发明,旧的传统也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每年进行机动的更改和创新。如2018年恰逢猪年,传统民间祭祀中的“领牲”被取消。领牲、献毛血通常连在一起,需要选用健康的、被专门挑选过的本地黑色公猪,在正月十六零点进行,之后才举行隆重的献饭仪式。献牲与献饭是人类生食与熟食两个历史阶段的象征,从为神奉献猪的毛血到供奉精美的餐食,象征着人类由茹毛饮血的生食时代发展到因火而生的熟食时代,以此来纪念始祖伏羲教人火食的功绩。用猪拱土象征着神灵领牲之后,这只黑色公猪就会被宰,现场除了将新鲜的毛和血取于盘中供奉在庙中,还有不少民众用随身钱币前去沾取热血以讨吉利。
领牲意思是就要杀猪呢,现场比较血腥,跟现在社会倡导的理念不符合;再一个今年正好是猪年,哪能杀猪呢,显得不吉利、不合适,大家也不爱看。(35)(https://www.daowen.com)
而为了使年节活动更为丰富,历史上“一祭三日”的惯例,已经逐渐扩大为五天,除了正月十三的取圣水、迎神、安神,正月十五的迎献饭、祭祀典礼之外,正月十七还有送神仪式。五天的盛会过后,大家将敬仰之情表达完毕,浩浩荡荡的仪仗队还要以虔诚之心送神。送神仪式结束之后,整个春祭伏羲活动才算真正结束。
为了适应现代市民的文化生活需求以及旅游产业的深化开发,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民间仪式程序不断完备,并且更具戏剧化和观赏性。从传统民祭仪式中吸取精华部分加上重新创造的仪式程序,定制了全新的祭祀服装、礼器。文化主管部门将献饭、领牲这种有观赏性仪式的内容进行挖掘和凸显,由侧重结果呈现转向侧重过程展示,把原本简单的做饭送饭,发扬为敲锣打鼓的隆重敬献,为了美观还制作了红色的专用食盒,在米饭上装点“开物成务”等花样,以昭伏羲的功德。同时为了更方便民众参与和围观,各项仪式的举行时间也做了调整,例如原本在凌晨举行的“领牲”就挪到了人们更常活动、并方便围观的下午。为了多方位地展现天水地区的民间艺术传统,伏羲祭祀仪式中还夹杂了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如甘谷唢呐几乎成为了固定的仪式伴奏奏乐。原本作为玉皇大帝信仰的朝山会也被吸纳进祭祀伏羲的仪式中,打破了只能男性参与的禁忌,变成了以年轻男女共同表演的舞蹈(36),增加了仪式的丰富性。
随着祭祀仪式的表演化,伏羲崇拜的神圣性也一定程度被消解。
信仰(faith)一词,最初源于拉丁文“fides”(信托),是指面对某种人事物或概念的信心和信任。它包含了两种涵义:一是通过理性判断或经验论证所得的“确信”的信念,二是完全不凭借逻辑判断,仅凭情感的托付所生出的“虔信”。中国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指的是流行在中国一般民众中间的神、祖先、鬼的信仰,它包含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仪式,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的庙宇的仪式组织,以及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并沿着人们的生活脉络,被利用于社会之中,以服务生活为总体目的。从观念和行为规范来讲,这种信仰始终没有脱离现实生活的功利需要,人们为此而力图与支配命运的超现实神灵世界加以沟通。
信仰具有抚慰心灵、教化巩固、怡情养性、调解欲望、保持心理平衡的作用,从而达到某种情感宣泄的目的。它来自庶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理想的幸福生活的追求。其蕴含了民众最切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同时又包含深刻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求,解除个人生存之欲和人生痛苦,提升精神境界。信仰往往是人们在对抗自然和命运感到无力时寻求精神安慰和与自身达成和解的一种解救方式。因此,在生存条件恶劣和医疗条件薄弱的地区,人们容易寻求民间医疗方法甚至巫术来疗愈身体或精神的疾病,比如未知的疼痛或解决生育的困扰。而在生存条件和经济水平发展较差的地区,人们就寄希望于神灵能让日子好过一些,如靠天吃饭的种植业农村就祈求神灵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而在求财无门、经济单一的地区,人们则求财以改变目前的窘迫状况。当人们的认识水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及和提高,对于神灵和迷信的神圣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尤其在年轻一代更是如此。这种文化的传承逐渐产生了一种类似“脱壳”的文化行为,即参与伏羲民间信仰与祭祀仪式仍然是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现代的理性社会管理秩序支配下的公祭典礼仪程,但群众身在其中更像是观赏一场文化表演,庄严肃穆多过神秘。例如正月初九的朝观行为(玉皇信仰)以及正月十六的伏羲庙会,人们仍然竞相烧头香祈福和灸百病娱乐,而烧头香成为某种象征幸运的仪式,是一种好彩头。灸百病更是由医疗巫术转而为娱乐,人们越是年长,越是来自交通闭塞的乡村,就越是带有迷信的神圣感;相反,越是在城市,越是年轻的游客,则将灸百病变为一种异域文化的体验行为和娱乐。
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官方的国家祭典,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只服务于公共的利益;而祭祖则是为了氏族的利益。二者都与个人的利益无关。自然的巨灵日益被非人格化,对他们的祭祀被简化为官方的仪式,而此种仪式逐渐地排空了所有的感情要素,最后变成了纯粹的社会习俗。这是由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所完成的工作,他们完全漠视大众的典型的宗教需求。”(37)伏羲公祭大典仪式就类似于这种排空了感情要素而变为纯粹的社会习俗。因此,祭祖大典逐渐在恢复过程中固定下来一套流程,从而更近似于一种文化表演。
1988年起,天水地方政府开始恢复民间祭祀仪式。以《礼记》和历代方志史料为参考,结合地方民间文化精英的回忆和创造,最终呈现为一套相对比较完善、固定的表演仪式。曹玮的论文(38)详细地论述了地方精英是如何与民间知识的掌握者合力恢复这项传统的,而仪式的确立又是怎样作为一种文化被生产出来的。“民间仪式往往与中国帝国时代的政治空间模式有关,民间的神与祭仪所表达的是不同的观念。官方的仪式通过宇宙仪式化,在象征上创造帝国的政治格局。对民间而言,这种格局成了仪式上的傀儡,操演他的是地域化的社区与不同的民间权力代表人,如道士、士绅与民众。”(39)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参与或主导祭祀的各方力量出于不同的目标,对祭祀仪式不断进行创新和改造,将自己的新的理解和想象加之其中,于是,新的传统就应运而生了,从而重塑了人们对祭祀仪式的记忆和认知。
“在人类学的用语中,那些标定时间、限定范围、排定计划并且具有参与性的事件,例如仪式、节日、奇观、戏剧和音乐会等,经常被称作‘文化表演’,在这些事件中,一个社会的象征符号和价值观念被呈现和展演给观众。”(40)原本隐秘的小群体之间的神圣仪式被放置于公开的场合,为了考虑观众的视觉感受和互动效果而改变仪式原本的流程,实际上是将仪式表演化,也正因为此,由人对神的虔诚膜拜转化为文化公民对文化表演的享用,神圣在此过程中被消解了。
迎圣水仪式被发明之初是为了配合恢复皇家园林形制的现代景区建设,是神圣的民间祭祀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圣水寓意着纳东南西北四海之水供奉给伏羲。2018年春祭,祭祀团队跟着表演团队在巡城返回的途中,在伏羲庙步行街的牌坊下举行“烧榜文”的仪式。首先将从泮池中迎取的圣水放置在事先安排好的供桌上,由上元会祭祀人员领祭,参加巡演的武术演员和舞蹈演员随祭。
当祭祀仪仗队手捧圣水绕境返回,通过伏羲广场的步行街,到达指定地点进行焚香化表仪式时,组织者(全程控制仪式进度的引导员)向着围观群众高喊,“大家都跪下!都给爷行跪拜礼!让大家看到天水人民有素质!”甚至演职人员(这里称为演职人员更恰当。因为整个仪式流程更像一种展示和表演)带头跪下做示范,并虔诚肃穆地向爷磕头。围观群众却显现出完全相反的面貌,大家相互推诿,相视而笑,纷纷不好意思地拒绝。(41)
参与献饭和表演仪式的工作人员带头行跪拜礼,再三呼喊倡导之后,响应者依然寥寥,围观群众哄做一堂,谁也不愿意跪下,恰如观看一场文艺演出。步行街是世俗的空间场域,尽管祭祀人员表情肃穆、动作庄严,努力营造出神圣的氛围,装扮、仪程等都完全复刻民间祭祀仪式的样貌,但信仰中最关键的部分——“相信”却没有了,这与在伏羲庙内进行过桥仪式时的热闹场景形成鲜明对比。过桥仪式在迎神之后,伏羲行像例行在方神黑爷的守卫下出庙巡城,人们争相跪倒在轿子前行的必经之路上,希望轿子从自己身上跨过,象征着所有病痛污秽被一并带走。场面之热烈往往需要现场治安疏导才得以控制,以防发生踩踏。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并不是无意义的空洞,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对空间的研究不仅仅要关注处于空间之中的生产,更要关注空间本身的生产。根据“社会空间”的观点,任何社会事实和社会行动本身都具有特定的空间性特征,某种社会或行动都直接对应某种空间。(42)神圣的空间与神圣的仪式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祭祀的仪式、时辰、场所都能够随意打破和安排,神的权威性被人所支配,那么神的能力又如何体现呢?民间信仰的仪式和表征符号被用来作为文化产品生产的重要来源和灵感,在这个过程中,神圣的行为通过祛魅和文化生产,逐渐演化为世俗的表演,神圣性被瓦解了。在步行街举行的迎圣水仪式中,围观者认为这是置身事外的事,含蓄的国人害怕成为异类和焦点,怕孤立的下跪行为也变成表演的一部分。而反观在私人信仰领域中,无论是过桥仪式中人们争先恐后地跪在路上等神的轿子从身上经过,还是在淮阳的太昊陵里,庙会中的人边唱经边烧香,旁若无人达到超然的境界,都无比地自然。在信仰的超验语境中,人是忘我的,只有神与自己的存在。在公祭仪式的场域中,民间祭祀流程被当作一种作品,以供游客观赏和成为令人惊叹的消费审美对象。
民众的参与是国家祭祀正当性的重要来源,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这种祭祀活动通过当地父老、乡望等的参与,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即国家官员与地方精英的合作。(43)2001年,天水伏羲庙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水市博物馆在伏羲庙内设有专门的常驻办公点,因此,全权接管了庙产、香火、祭祀活动筹划与实施等。与众多民间传统由于社区的拆迁而使居民居住迁移分散,从而随着传承主体与传承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传统的断裂的情况类似,随着城市改造的推进,伏羲庙附近的民居也经历了拆迁搬离,随之而来的就是民间组织的松散化。2002年伏羲庙周围进一步扩建,上元会建议将伏羲庙左侧一间民居改建为供奉黑池龙王的神庙,后又接纳了由于附近拆迁寄住的火神。从2003年庙修好之后,迎方神的活动就都变为将黑池龙王从伏羲庙里直接抬出来,而不再去往遥远的黑池龙王庙,原本部分分享的香火钱也不再去往黑池龙王庙了。当祭祀仪式被当作一种文化资源时,对于举行细则的掌握就变成一种文化权利,因此,上元会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被剥夺了这种权利,天水市博物馆已经全权掌握了伏羲祭祀的决定权,而上元会成员则由主导者变为参与者,甚至在某种角度上,成为了表演者。为了仪式的原真性和正统性,尚保留上元会成员充当祭祀仪式的实际操作者,但这其实已经是一种“伪原真性”。在公祭大典期间,上元会会首九人身着传统祭祀服装长衫,戴礼帽上香并三叩九拜,而其他人行三鞠躬礼,进献花篮,信仰的主导者转变为表演的符号。
现代媒体也参与了对神圣的解构。2009年为了配合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的录制,迎方神等活动进行了两次,且将方神庙所有的神都接到伏羲庙前的戏台前,这与真实的民间祭祀有所区别。此时,电视台以一种国家符号的在场,使国家的权威性压倒神的权威,某种程度上讲,只有观众与表演者,神也被迫成为表演的道具,抽空了其精神象征意义,祭祀变成了世俗的排练,成为了日常表演的一种。
公祭伏羲典礼的节目化、表演化一方面扩大了公祭仪式的规模,并助力地方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一度消解了以“诚”为核心的民间祭祀伦理观念。但在近年的发展演变中,通过技术和互联网的方式似乎重新生产了新的内涵。在公祭仪式的不断重复和表演强化中,人们渐渐接受了这种官方和固定的祭祀仪式,祭祀仪式变为一种新的地方习俗或传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甚至肯定其正统性,从而对家乡产生了新的认同。2019年网上直播观看公祭大典仪式的网民多达二十多万人次,在留言中可以看出伏羲祭祀仪式更多的是成为了天水人乡愁和文化自豪感的表达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民的情感认同。
人如何与神沟通,如何对待神,如何处理与神之间的关系,全部来自人们的想象,而这种想象通过祭祀仪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固化为一种传统。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参与或主导祭祀的各方力量出于不同的目标,对祭祀仪式不断进行创新和改造,将自己新的理解和想象加之其中,新的传统就应运而生了,从而重塑了人们对祭祀仪式的记忆和认识。
(三)伏羲神话通过文化生产融入日常生活
在消费社会,伏羲神话与地方生活的深刻勾连还表现在以深化旅游产业改革为宗旨的文化产品开发。
1.组织开发文化产品
在拓展旅游景区建设,提升综合服务水平的基础上,近年,地方政府从北京聘请专家围绕伏羲神话进行创作,研发了大型中国舞剧《一画开天》,自2012年首演以来,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对伏羲文化的发扬起到了很大作用,至今已成为每年伏羲文化旅游节期间为游客提供的重要文化产品。舞剧运用声光电等舞台技术,以序幕《天道循环》开场,分“始祖诞生”“携手创世”“人间乐园”“女娲补天”“一画开天”等7个章节,讲述了7000多年前的古成纪大地湾,伏羲携手女娲,抟土造人、刀耕火种、结绳记事,建立起人类初始文明的故事。整台舞剧将优美的舞蹈肢体语言与旋律如虹的交响乐融为一体,汇集成一幅神奇壮丽的上古画卷,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2.先后邀请知名词曲作者以天水文化为核心创作歌曲,并邀请著名歌唱家演唱,展现城市风貌,助益推介旅游资源
如2002年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邀请著名作曲家徐沛东创作了歌曲《天河热土》,歌词内容赞美天水优秀的历史和美丽的自然风光,由天水籍歌唱家吕继宏演唱,当时电视台和街道上几乎全年无休地播放着这首歌,很多市民听着熟悉的旋律就能跟着哼起来。2012年为了公祭伏羲大典又请著名词作家乔羽创作了《说伏羲》,并由毛阿敏演唱,也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3.进行新的景区建设
以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图腾龙为主题,为弘扬伏羲文化,纪念天水历代名人,宣传天水悠久历史文化,历时3年建设而成了市主题公园——龙园。成纪殿是龙园的主体,歇山重檐九开间明清式建筑,其廊前10根汉白玉蟠龙柱为国内仅有。殿内陈列上至伏羲下至晚清安维峻等天水历代名人杰士铜象19尊,两侧墙壁配以仿铜群龙浮雕,山墙配有仿红木壁画及麦积飞天壁画和32幅发生在古成纪的历史故事木浮雕画,反映了天水历史文化艺术。进入龙园正门,就可以看见龙马型的雕塑。龙马似龙似马,遍身符号,表示伏羲受其启发而始画八卦,创立了中华文明。
4.开发地域文化白酒
甘肃天河酒业以天水的地域文化内涵为依托,开发形成了“羲皇故里”等白酒品牌,在当地白酒市场拥有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