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创世神话的精神价值是可以超越宗教的
中华创世神话的精神价值是可以超越宗教的
中国的神话学是19世纪末假道日本,从西学中引入的。早在19世纪,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就已经开始运用神话学方法,对中西神话开展比较。这些传教士研究中西神圣叙事的目的,还是为了传播宗教。中国神话学的先驱如章太炎、梁启超,在最初谈及西方“神话”时,也有很多篇幅在谈论西方的宗教。神话或神话学在古希腊、希伯来的文化格局下,确实一直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当神话学传入中国后,大多数学者也很容易看到神话后面的宗教信仰问题。比如20世纪30年代有关神话是否适用于儿童教育的大讨论,其中很大一部分担忧就来自于神话附带的信仰因素。当然以周作人、茅盾为代表的学者当时就明确表示神话要更多地从文艺的意义上去看待。
确实,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民众宗教实践都是以神话中的诸神为旗号的,比如涉县娲皇宫的女娲信仰、淮阳太昊陵的伏羲信仰、纳西族东巴神话中的天神信仰、哈尼族昂玛突仪式中的神树信仰等等。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华创世神话并不只出现在宗教信仰语境中,也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日常讲述、文学创作、影视艺术、互联网新媒体中,甚至神话在当代还被资本包装成民族的文化产业。诸如武汉大禹神话雕塑公园、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北京美术家创作的各种《山海经》神兽艺术展览、书店里和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山海经》IP出版物等,让研究者眼花缭乱。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动辄就可以传播几百万人的新型神话表达文化,也是属于中华创世神话范畴的。
从这种多元和多义现象中,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中华创世神话寄寓着某种超越宗教范畴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能够涵盖神圣与世俗的不同领域。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Luc Ferry)对西方神话的哲学精神有一段总结:
从神话到哲学,这一转变证实后者完全是一种“没有神的救赎理论”:试图避免我们的恐惧,无需求助于信仰或者某种超越存在,而是通过运用我们的理性,并且尝试无需帮助却劫后余生。这里,存在着哲学与宗教真正的区别。即使希腊神话中充满了神,它们的哲学宏愿确切说来是分离出人类救赎问题,并且将其与众神和他们的威力分隔开:以便留待我们凡人尽可能地解决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独自解决——毫无疑问不完美,但凭借的是人类理性的方式,而不是借助于宗教信仰或者不朽之神或女神。(1)
他对希腊神话的观察,也可以借以观察中国神话。神话被宗教性、政治性地利用,与其被文艺性、娱乐性的利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对人类终极问题的艺术性追问。
我们在中秋节的夜晚焚香拜月神,和我们在现代白话文学革命中呐喊出“奔月”的语言,以及在登月航天器上冠以“嫦娥”之名义,看起来并没有违和感。这些神话实践分别对应着民俗信仰、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都为农耕的中国人、革命的中国人、科技的中国人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价值引导。
换一个角度看,“宗教”(religion)概念本身就是为“旧约体系”的几大宗教量身定做的概念,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宗教”概念放到中国,已经出现了削足适履的状况,中国各地多样化的民间信仰就没办框套进“宗教”概念里。即便是杨庆堃提出的弥漫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说到底还是一种西式话语思维,并不是从中国文化实践本身出发来提炼的概念工具。那么,“神话”概念也是一样的,它基本上是脱胎于对古希腊罗马神话的概括,是植根于古希腊哲学的。在中国,“历史叙述”本身就具有神圣叙事属性。正如陈连山所言,在中国古代社会,“古史”才是一种具有社会宪章功能的神圣叙事。(2)当然,除了古史这种话语之外,还有围绕着仪式专家的诸多“类神话”实践。比如本土各族群文化中的巫觋、萨满、摩批、毕摩、东巴、东郎、释比、摩巴这些概念,本身就是用来阐述仪式专家及其代表的神圣文化实践的概念。
富育光在《萨满教与神话》一书中,就注意到了中国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萨满”,就有自身的对于宗教与神话的逻辑:
在满族著名民间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就有萨满的解释,认为萨满就是“晓彻”之意,说明萨满是沟通人世间与神的中介人。萨满最能知道、最能晓彻神意,疏通人与神或神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联络,达到神灵护佑的目的。故此,萨满才享有极不平凡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受到族众的信仰崇拜。在满族后世萨满神谕中,将萨满直接尊称为“阿布卡朱除”“阿哈朱除”,实即天之子、天仆、天奴的意思,其意是指萨满为宇宙间众神祇服务的仆奴。(3)
在满族文化中,口头传统(如口传史诗和说部)也是具有神圣属性的文类,它们可以是神话,也可以是史诗,也可以是故事。满族的萨满也是一种神圣文化实践,他们的文化实践可以称之为宗教,也可以是民间信仰,还可以就叫萨满。类似萨满这样的社区仪式专家在中国非常普遍,例如福建的乩童、青海的仲堪都有类似的身体民俗实践。由此可见,中国神话是一个具有内部文化多样性的领域,不能仅仅用西方的“myth”概念来框套。
正因为中华创世神话的这种涵容特性,尽管在古代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不语怪力乱神”,但儒生们也大都认同“天”“开辟”“道”这样的关键概念是谈论文化的基础、上位概念。甚至汉语早期经典大多都涉及相当于“神话”的记载。且不论《山海经》这种长期被视为不正经书籍的例子,就说被尊为正统的“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十三经”也无一不包含大量神话叙事。后来佛教传入并且中国化,更是大大丰富了中国本土的神话形态。
中国神话同样也是对中华文明至关重要的一种话语形式。我们暂且不论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对神话的刻意回避。如果把眼光拉长,早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夏商时期,中国人就有非常发达的神话体系,比如叶舒宪的研究所揭示的“玉”的神话信仰。我们列举两段叶舒宪的论述便可见一斑:(https://www.daowen.com)
在我看来,儒道两家的思想分歧处,只是属于小传统中的枝杈;而两家一致认同的观念要素,如玉和圣人信仰,则来自大传统,这才与文化主干相联系。老子《道德经》第七十章讲到圣人“被褐怀玉”的标志,是异常深远的玉教信仰传统在老子时代的语言遗留,也是2500年前的知识人对8000年前开启的玉文化及其神话意识形态的一种诗意回顾和高度概括。再看《论语》中孔子的反问之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从中也可领会到大传统的遗音。需要注意的是,玉石神话铸就的意识形态除了包括大传统中以玉为神、以玉为天体象征、以玉为生命永生的象征等观念要素外,还因其进入小传统而逐渐从宗教信仰方面延伸至道德人品方面。(4)
玉教神话早在华夏史前期的文化大传统中已经延续数千年,使得玉为“神物”“精物”“灵物”的信念在华夏文明早期深入人心,再与蚕丝神话信念相互结合,开始充当起化解社会矛盾和克服社会危机的法宝,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诸子百家时代转用哲理化的表达,精物遂隐去其形而下的外观,抽象化为“道”的理念,享受精物献祭者也就相应地转换为庄子笔下理想化的“得道者”。唯有老子《道德经》第七十章“圣人被褐怀玉”一句,将得道者的物质原型还原出来,再度暗示出道与玉之间的隐喻关联。(5)
以玉为核心的神话信仰体系是有考古学证据支撑的,大量上古时代的玉器向我们展示着中华文明早期的神话世界的样貌。玉的精神就是高洁、通天、纯粹、神圣、权威,所以玉器的神话研究说到底还是一个解读玉石神话精神世界的工作。后世的文学书写中,玉的神话反复被使用,比如《红楼梦》中通灵宝玉乃女娲补天剩下的顽石,这就是整部小说的一个宏大宇宙背景。小说中的宝玉、黛玉、妙玉这些人物名字,以及玉在椟中、白玉为堂、红香绿玉这些词句,都在呼应那个宏大宇宙背景。类似“玉”这样的神话运用,只是中国神话里的一例,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神话学”,但神话之事却非常丰富。
因此,谈论中国神话必须要基于对中华文明性质的讨论。中华创世神话虽然是借鉴西学的概念,但其内涵有自身的逻辑。我们经常会将神话有没有宗教性作为讨论神话的一个前提,实际上对中华创世神话来说,是超越宗教这种范畴的更宏大的文化形式。中国神话常常会有很多务实的、民本的、集体主义的思想透露出来,和西方奥林匹斯诸神故事的风格迥然不同。袁珂曾也说:“中国神话的一个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从神话里英雄们的斗争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那种为了某种理想,敢于战斗、勇于牺牲、自强不息、舍己为人的博大坚忍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古神话传说里,的确是富于传统的民族风格的。”(6)而这最典型的就是鲧禹治水神话了,治水英雄的群英谱,不管是神话历史化还是历史神话化,这都是一种最朴素集体主义或曰天下主义价值观。
基于这样的讨论,分析中华创世神话的精神价值,就可以有更为适宜和客观的论域。中华创世神话的精神价值对中华民族的规约与塑造,是基于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天下”观念就代表了一种放眼四海的气度,这也是中华民族可以不断吸纳各种人群的思想基础。因为“天下大同”,所以各种文化都可以被统摄到“盘古开天到如今”的创世序列中来。
各民族中的“同源共祖”神话,更是清晰地表明,中华创世神话不是一套固化的文化机制,而是可以变通、可灵活运用的话语资源。神话在凝聚中华民族的人群,塑造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么,这种“凝聚”“塑造”“感召”力量,放在互联网时代也是适用的。在各种互联网新媒体中,年轻人依旧不遗余力地重述、重绘、重铸中华神话,这不是少数人的亚文化,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思潮。比如前文论及的女娲神话,在每个时代,知识分子都会将女娲塑造成不同的形象,鼓舞着当时的读者。当《女娲补天》进入中小学教科书,这种民族共同的记忆得以制度化地传承。当娲皇宫、女娲城都成为旅游景点,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放松之余也实地感受了女娲神话的文化遗产魅力。
从这些当代的例子中,我们应当能够感受到在当代中国,上古神话并没有离普通人远去,反而以非宗教、非典籍、非仪式,甚至是非文学的方式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把“盘古”运动鞋穿在脚上,并不代表年轻人亵渎神圣,反而是文化认同的集中体现;把盘古作为“公祭人文始祖”的活动,也不一定就是单纯地“祭”,当中还混杂着诸多利益考量。这就是中华创世神话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复杂性,所有对神话的利用,大抵都瞄准的是神话背后的精神价值力量。
(1) [法]吕克·费希:《神话的智慧》,曹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1页。
(2) 陈连山:《论神圣叙事的概念》,《华中学术》2014年第1期。
(3)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引论第3页。
(4) 叶舒宪:《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页。
(5) 同上书,第55页。
(6) 袁珂:《中国神话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