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创世神话的精神内涵是可以跨越时空的
中华创世神话的精神内涵是可以跨越时空的
中华创世神话自古以来都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相挂钩,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经过历朝历代对上古神话的继承和发展,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各种古代材料已经极为丰富。中华创世神话精神内涵的跨时空传承,也得益于材料的日益丰富而更加凸显。
在文字出现以前,中国人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社会生活,而其核心恰恰是和神话密切相关的信仰政治。叶舒宪及其团队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中华大地上前文字时代的神话信仰体系提供了一家之言:
玉教,全称为玉石神话信仰,特指在史前期东亚地区形成的原始宗教的一种地域性表现形式。经历过数以千年计的文化传播过程,逐渐在距今约四千年之际,实现了相对的精神观念的统一性认同,其突出表现形式就是一整套礼神和祭祖用的仪式性玉礼器的形成,并由此为夏商周国家的神权政治提供大体一贯的物质与精神证明。(1)
诸如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三星堆遗址等等考古发掘,让我们看到无处不在的玉礼器。在辽宁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的女神头像和祭台也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个时期,中国神话被刻写在神圣之物“玉石”上,表征着一套以玉石信仰为载体的社会秩序观念。这时候,天人之间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绝地天通”的神话观也就传承了下来,进入到先秦文字中。
于是,在张光直关于“三代”上古史的研究中,神话、考古、历史研究互为支撑,还原出夏商周三代历史的文化情境:
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众巫的首领。
如果再看一看三代王朝创立者的功德,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如夏禹便有阻挡洪水的神力,所谓“禹步”,便成了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又如商汤能祭天求雨;后稷竟能奇异地使自己的庄稼比别人的长得好而又成熟快。这种传统的信仰已为商代甲骨文所证实。甲骨卜辞表明:商王的确是巫的首领。(2)
从前文已经展现过的若干例子可知,这种“神话—政治”传统在今天的诸多文化实践中还能依稀看到一些影子。比如哈尼族的一种祭司“咪谷”就扮演着头人和祭司一体的角色,在村落政治中至今依旧是“说了算”的人物。张光直在该书中的其他叙述,也并没有强烈的疑古辩伪,反而将“神话”材料自然而然地还原到历史文化情境中,他似乎绕开了神话是信史还是伪史的争论,而把神话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话语方式,或者贯彻意识形态的手段来看待。
到汉代,汉代人通过墓葬里的画像石、画像砖,构筑了一个丰满的天国,之前那些并无关联的神话也被汉人粘连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神话谱系。比如月中兔神话、嫦娥神话、羿射十日神话、西王母神话都被整合成一个具有故事性的神话群。刘惠萍对汉代神话的研究也充分注意到画像的重要意义:
大约到了东汉以后,由于社会上弥漫着一股对升仙与追求长生不死的强烈愿望,许多人往往在生时汲汲于访仙求药、炼丹修炼,以求长生不死;即便死后也向往能永登西王母的昆仑神山或蓬莱仙岛。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与群众心理期待下,人们因此重新定义天的意涵,反映在墓室的装饰中,则是对于墓室小宇宙中天的描绘不再受限于对于自然天的模拟,反而更多地以对天上世界的想象来理解墓室的天空。(3)
在汉人墓室里的“天上世界”里,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有三皇五帝的列像,有金乌蟾蜍的日月天景,也有人间的车马仪仗、庖厨筵席。中国神话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被付诸具象化、系统化美术创作。汉画像成了汉代神话一个标志,尽管典籍中仍然有不少神话记录,但神话图像的视觉冲击力,还是让几千年后今天的人们目瞪口呆。
唐代诗风盛行发达,想象瑰丽。柳宗元曾作《龙城录》载“明皇梦游广寒宫”,讲唐玄宗所见之月宫情形。柳宗元的这段文字被施爱东归纳为七条:
归纳这段文字,可知柳宗元笔下的月宫有如下几项基本特征:
(1)月宫全称为“广寒清虚之府”。
(2)月宫建在云上,宫殿飘浮不定。
(3)月宫周围寒气逼人;露水重,濡湿衣袖;翠色冷光,极寒不可亲近;云中有清香。
(4)月宫有大桂树,树下是群仙集会之地。
(5)八月十五夜,月宫中会举行小型聚会,参加者主要有仙人、道人、仙女素娥。
(6)月宫音乐的主打曲目是《霓裳羽衣曲》。
(7)月宫以白色为主调,卫兵白刃,素娥白衣,骑白鸾。
有的学者认为这段文字有道教意象,疑为道士眼中的月宫,但柳宗元并非道教中人,这些景象与其说是道教意象,不如说是我们前面我们论述过的五行意象。(4)
唐人的神话世界已经超越了汉代人着眼的幽冥空间,成为人间盛世的投射,甚至人间的音乐也被附会到广寒宫中。月宫仙境作为一个文化意象,在唐人眼中已然是超越宗教范畴的。柳宗元这一段描写极为浪漫,但这并不是个案。李白、李商隐、白居易、刘禹锡等一大批唐代诗人,常常在诗作中用神话之典,用神话抒发胸意、针砭时弊、叩问天人、形容遭际,他们把前代传承下来的神话发挥到了新的高度。这种神话的文艺化,乃与唐代文化繁荣的社会面貌相呼应。(https://www.daowen.com)
及至宋元明清,中国的神话图景更是表现出多元的倾向。蒙古、满洲的神话体系大量被汉文典籍捕获,并有机融入到中华创世神话的谱系中。吕微在研究中国神话史时,对元代多民族神话融合的情形有过钩沉。在元代,既有蒙藏神话的融合,也有儒释道神话的融合,更有藏汉佛教的内部交流,各种不同的神话体系因为元代相对开明的民族宗教政策,加速融汇。吕微有言:
元朝执政者之所以视《元朝秘史》为秘籍,将其藏之高阁,秘不示人,可能与“秘史”中的历史叙事充满了其先祖大量的掠夺和杀戮行为有关,而且,对于一个行将成为偌大文明王朝的统治民族来说,苍狼—白鹿的“图腾”神话不仅不足以支撑其统治的合法性,甚至有碍于其统治权力的神圣来源的合理性。元朝的执政民族或执政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神话意识形态,以支撑其统治的神圣合法性与合理性。而为了建构新的意识形态,在元朝统治阶级面前,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本民族的习惯传统,一种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传统,这在当时主要是儒教、道教和佛教(包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而这些宗教传统各有丰厚的积累。最终,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选择了后者作为国教,但与此同时也不废儒道。(5)
这种文化交融、文明互鉴的局面,有力说明中华创世神话在中国历史上文明融合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是以往研究忽略的部分。今天我们看到的西南各民族都有的“同源共祖”神话,即为另一个证明。这种“同源共祖”并不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内部的“同源话语”,也会有汉族、回族、蒙古族这些民族被编入到同源共祖的序列。神话在这种文化政治运作用,往往会发挥颇具说服力的“解释”作用。
从这些时代性的神话变迁来看,中华创世神话就像一根竹笋,不断地生长,但又一层一层包裹住前代的叶片,继而拔节向上,最终长成一片竹林。颜祥林对中华神话的这种跨时代性,进行了文艺学的阐释:
在某种意义上,神话属于人类精神对于实存世界的虚假的和审美化的超越,神话是主体存在得以理解世界和阐释自我的感性工具。换言之,神话是伴随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永久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只不过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神话存在的方式和特性有所不同。(6)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文明连续体,其神话也在这种代际流转中被继承下来,其中包含了每个时代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今天面对汗牛充栋的中华创世神话材料,必须要像剥洋葱一样层层递进,才能厘清各个时代神话与特定时代思想、精神、价值、意识形态的关联。
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待近二百年的中国神话,就会发现这种“跨时空”特性也非常清晰。19世纪洋人入侵,于是中国人运用本土神话资源以及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神话资源,组织起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社团来与时代命运抗争。在彼时的民族衰败过程中,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发现了西学中的“神话”,从而开启了20世纪中国神话学的时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郭沫若用白话诗重写女娲,鲁迅用白话文重写嫦娥后羿,茅盾用西方神话做参照试图构筑中国神话谱系……这些实践的实际用意都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塑造新民,借助神话来启蒙民众,带领民族走向现代。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文化热”,神话在这时被知识分子看做是解读中国文化的密码,人们纷纷开始对神话的五花八门的“解读”“阐释”“探秘”。袁珂的神话谱系化实践可谓这个神话热潮的标志。而“神话热”恰恰是民族复兴的前兆,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中华创世神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运用、被重述,并不是这个“离奇”的故事有多么吸引人,而是中华创世神话裹挟着的那些民族精神的基因,被不断地激活。
有的学者甚至从更为刁钻、新颖的路径去解释神话内涵的精神。比如陈永邺及其团队从“法律起源”的角度看神话(或者说是从神话的角度看法律起源)。在陈永邺、洪宜婷的研究中,云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往往隐含着习惯法的由来,或者隐含着秩序的原则。例如哈尼族“苦扎扎节由来”的神话中,讲人类因为开垦梯田,挖断了土地里蚯蚓等动物,动物们找天神申诉,天神教人类用打磨秋(7)的方式模拟受罚,以安抚动物们。陈永邺认为这个神话文本背后隐藏了一系列“司法诉讼”的法律现象,法律起源的研究要“探讨这些现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之下,逐渐演变成今日规范人们生产生活的诸如‘习惯法’这类问题”。(8)神话在这里起到一种道德规定性的作用,通过神话表述不断强化某些共同准则。这种“法律民族学”的神话研究,也能够支撑中华创世神话具有“跨时空性”的观点,而跨时空的动力,正是神话的精神内涵。
中华创世神话的精神内涵经过历代人民的传承与发展,大体上维护求同存异的思想。神话固然可以被用来解释差异、解释对立甚至冲突,但中国人的选择往往是倾向于解释和合、团圆、同一、一统,通常不具侵略性。有些相反的例子可资比对,比如日本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会用神话来作为战争动员,说服民众,解释对外侵略战争的合理性。早川忠典就曾描绘“日之丸”旗帜被形容为“日之神的光辉”“天照大神的灵光”,从而用来服务于战争宣传(9),而诸如“八纮一宇”“八纮一宇塔”这样的神话宣传和设施更是臭名昭著的。像日本这种使用神话的极端情形比较典型,和中国知识阶层使用神话的初衷大不一样。在世界各地,人们都会把神话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但是用心却各不相同。这就是神话内蕴民族精神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神话都会被正面利用。
这也提示我们,神话的阐释力是具有两面性的。在不同文明传统的阐释神话,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顾及不同文化的思想基础差异。约瑟夫·坎贝尔曾经对这种差异有论述:
在神话的翻译中,这里对个人意志、社会和宇宙秩序约束的看法,与我们在古希腊传统中所发现的那种方式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个人鲁莽以及命运强加给众神的必然法则,这种思想贯穿在所有高级文明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中。道德准则必须遵守。远东思想是用“道”来表现的,道就是路、大道、宇宙的法则的意义。这些不可改变的准则使得万物抱成一团,成为一个拥有功能不同的器官的强大机体。在印度,这种制约准则就是“法”的思想。(10)
坎贝尔主要是在谈论宇宙观的演变问题,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神话主题、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有不一样的解释。因此,中华创世神话尽管有很多神话母题是遍布世界的,如兄妹婚、洪水、潜水捞泥等等,但是这些母题放在中华文化背景中就会有本土化的精神价值。
当然,学术研究也不应过分高估神话精神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之所以强调神话这种社会现象,是因为过去以及当前的人文社会研究,常常会表现出认为神话不过是儿童读物、“假语村言”而已,不值一提。实际上并非如此,神话还是在历代文明进程中都有自己的足迹,值得我们加以推敲。
(1) 叶舒宪、谭佳主编:《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反思与开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4页。
(2)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7页。
(3) 刘惠萍:《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5页。
(4) 施爱东:《故事法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43页。
(5) 吕微:《中国民间文学史·神话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455页。
(6) 颜祥林:《现代神话与文艺生产》,《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7) 磨秋:哈尼族节日中的一种杠杆秋千装置。
(8) 陈永邺、洪宜婷:《法律起源与国家法的形成——以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等文本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9) [日]早川忠典:《“神国”日本:荒唐的决战生活》,胡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8—49页。
(10) [美]约瑟夫·坎贝尔:《无义之像》,载[英]罗伯特·西格尔编:《心理学与神话》,陈金星主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