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界的两大对立和教育实践者的态度
综观现代教育学，显然有两大潮流对立，一为经验派，一为理论派。全国多数教育实践者大部分都属于经验派，以介绍欧美新学说为己任的学者及其共鸣者，则属于理论派。
从事教育工作的全国教育实践者，有二十多万人属于经验派。至少自明治维新以后经过六十多年的今天，其经验累积在实际教育上有很大的势力，倘若能真正加以整合，应该可以成为有力的教育宝典。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它仍然摆脱不了未抽象的、具体概念之领域，尚未达到以其经验成果所建立的原理去批判、指导教育事业，并建立新经验的地步。因此，多数实践者虽然有珍贵的经验，却对于输入欧美学说的理论派无能为力，陷自己于焦虑不安之中。在教育思想方面，理论派的新学说傲然地向经验实践者摆出领导者独具的权威姿态。
然而，理论派所着眼的根本，往往是叙述欧美新学说或只停留在介绍而已。采取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态度，或者从哲学的观点、生物学的观点，解决教育的实际问题。
乍看之下，他们是从非常深邃的学理去解决实际问题，这让只靠经验的实践者倍觉既困难又崇高，引起其注意与困惑。因为只听到理论说明，让人觉得很有兴趣，及至教育各论要实施其原理时，却脆弱不堪。虽然说明崭新奇特，却与想要排斥的旧思想并无二致，没有任何胜过传统教育学说的实践措施，反而有画虎类犬之嫌。
“远水救不了近火”一语，用来形容理论派研究影响当代教育界效果之脆弱最为恰当。过去八十多年来，日本的教育学说不断改变，有时赫尔巴特[1]主义风靡天下，有时歌颂实用主义论，著作、演讲、主动、自由、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也是转变迅速。尽管上层气流动摇迅速，下层却毫无动静，对于实际教育方法，他们并未达到足以批判或修正多数经验产物的地步。
关于这一点，虽然学者间有各种争论，动摇剧烈，但并未对实践者造成任何影响，因此，也没有带来多大的危险。这种现象究竟要说是幸或不幸呢？我对于此现象造成六十多年来进步缓慢，感到悲哀。
但愿各位注意各自工作的成效，反省各自的经验。
每年前来参加四季研习会者的费用相当可观。研习内容是介绍新学说，虽然是以唤起一般教育家的注意，回到家乡一旦想要实施，莫不茫然失措，这种经验屡见不鲜。六十多年来反复这种现象，难道将来也要继续这种情形吗？有志者内省至此，弥漫寂寥与焦虑之感。
我们必须促使研究的着眼点与态度大转变，换言之，教育实践者不要像过去那样太拘泥于遥远的学者理论，应该从自己每天的经验着手研究，根据经验的归纳所确立的原理去更新下一个经验，摆脱过去盲目焦虑的生活，迈向意识的、目的明确的教育生活领域。
这是泽柳[2]文学博士在其《实际教育学》所提倡的主张。明治末年，泽柳博士大声疾呼，研究要从教育事实开始。然而，经过二十余年，传统的态度仍未能改变，这又说明什么呢？不是值得吾人深省吗？
因为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产品无法输入，学术、艺术等文化产物亦不例外。停止输入后，各国不得不产生自力更生的思想，思想界也唤起国粹的、保守的倾向。这种自觉倾向的结果，促使经济界、思想界、艺术界各领域，放弃一直以来依赖海外的态度，而回到独创之路，接近独特的境界。如果与过去非舶来品就不屑一顾的时代比较，有惊人的进步。
然而，只有教育界依然故我，无法赶上时代潮流，迄今仍然遗忘开拓大地之事，舍弃教育法的母胎、教育学发源地的教育事实，徒然为昙花一现、与实践者无缘的新学说之邂逅忙碌，令人叹息。(https://www.daowen.com)
于是我一改过去望着天上星星前进的危险态度，向教育实践者呼吁，要先注意看脚下。只要反省日常经验，确认成功或失败的迹象，分析其过程，就可能发现珍贵的真理。总之，不要只依赖学者们在书房中的研究，要综合珍贵的经验去确立原则，在日常工作中验证，把这些原理、原则留给下一代，这是现代教育实践者的重大使命，教育成长，方能由此可期。
除非有这种态度，否则真正的教育发展是无法期待的。
这种态度才能将所有学问的发展过程，如实地考察，对应其顺序。
一切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无不经过上述途径。换言之，只靠演绎法做研究而无法突破的欧洲思想界，自从培根[3]提倡归纳法以来完全改观，终于建立起现代的文明。这不是足以证明我主张用归纳法研究教育是正确的吗？
到底归纳研究的步骤如何？首先要认清成功与失败的事实并做记录；其次要推敲成败的原因，进一步收集同类的各种事实，加以比较观察，了解这些成败的关系；再其次，针对这些认识做比较观察，再和其他领先完成的科学发展的过程做比较研究。将上述心理概念提升到逻辑概念，做更高层次的演绎批判，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去回顾过去的演变，确定未来的方向，到达真理及价值的认定。
“哲学家是不知道自己未知领域的人，科学家则是了解自己未知领域的人。”这句话实含至理，将赞美天上星星的哲学家态度和对地上的花做解剖的科学家态度，表现得非常贴切。
科学家不会满足于针对真理做茫然的幻想，他们运用分析与综合，来建构逻辑上明确的概念。他们对于真理是谦虚的、忠实的。至于哲学家，往往会陷于主观的幻想，固执独断学说，损及普遍真理的权威。过去的教育理论多半以哲学家的主张做背景，以建构其理论，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其价值无法实现，诚非偶然。
另一派法律学者提出下列主张：
“哲学不断在自相残杀。哲学家为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而推翻先哲们所建立的体系，自己的体系也会被后来学者推翻。但是，实证方法的个人见解虽然有若干差异，其基础却是共同的。因此，一旦得到结论，就永远不会改变，后来的人只要利用前人所建立的学术基础，一直累积下去就可以了。至少在实证法的范围内，思想的逻辑幻影所产生的反对体系之对立，是无法存在的。”
这段话对于那些憧憬着深远、绚丽的哲学思想，绝对信仰其学说，并且想要立即在日常生活加以实现的教育家而言，应该可以唤起他们的觉醒吧！
以现实教育工作为母胎，加上科学家严肃的解剖所得到的教育理论，应该有其永恒的生命。我对于这些实证学派的主张或科学家的声音感到无限的信赖，于是创立以现实为基础的知识体系，给多年来下不了决心摆脱哲学、导向教育学之日本教育界提示指标，期许在神圣的教育界引起一大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