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2 两种民族主义与现代缅甸联邦的建立
7.1.2 两种民族主义与现代缅甸联邦的建立
安德森演绎了一个殖民地民族主义产生的一般性论证。首先，帝国主义的殖民政府利用殖民地培养了一批通晓双语的殖民地精英。通过共同殖民教育，这些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人拥有了共通的语言，并有机会接触到欧洲的历史，包括百年来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语汇和行动模式。这些双语精英就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同时将殖民地民众的社会政治流动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为被殖民者创造了想象民族的领土基础，在20世纪的亚非被殖民者的眼中，殖民地的边界也终于成为“民族”的边界。进一步，语言、出版物的发展等使精英将殖民地想象成他们的祖国，将殖民地原住民想象成他们的“民族”。
英国殖民缅甸后，缅甸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出现。在20世纪20～30年代，缅甸兴起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浪潮，它的产生与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4]。民族主义者往往强调他们所谓的民族传统，如缅甸语言、粗布衣、民间的风俗等象征，强调不管文化如何变迁，民族认同是会保持下来的。缅甸民族主义最初以宗教的面目出现，使得缅甸佛教青年会首先成为民族运动的领导，以及大量的僧侣参加“1300年运动”等政治性运动。其次以“纯粹民族”的面目出现，在各个领域掀起了一场复兴运动。在文学领域出现了由吴佩貌丁、德班貌瓦、敏杜温和佐基等人领导的实验文学运动，主张恢复缅甸古典碑文朴实的文风和古老的四言诗形式。在文化教育界，吴欧德马、德钦哥都迈等人通过宣传、创办使用缅甸语的国民学校、创立缅语报刊杂志，促使那些快要忘记自己的传统的缅甸人回忆起和保持住本民族的文化[5]。
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领域，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既了解现代国家机制又理解本土文化的政治精英，由这种理论熏陶而成长起来的精英支持在殖民地的立法议会、政府机构和法律的层面上建立起一种现代社会，因而他们对英国在缅甸一步一步进行政治改革持赞成态度并积极参与进去，希望借此建立一个自治的、现代国家制度的缅甸。1922年，缅甸人民团体总会的吴漆莱[6]、吴巴佩[7]主张接受“双元政制”并参加议员竞选，1930年巴莫[8]组成新的内阁过渡到“九十一部门政制”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1935年后，一度有“缅甸的甘地”之称的吴欧德马[9]，携手与吴巴佩合作加入了“五花同盟”，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此后，激进的民族主义超越了渐进的宪政主义成为时代的主题，一批较年青的、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20～30年代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占据了民族运动的主导地位[10]。他们对殖民主义持基本的否定态度，强调的并不是殖民地政治制度的渐进改造，而是打破殖民枷锁，实现对整个殖民地社会的再造和重构，这种激烈的解决方式是一个民族群体的忧虑和挫折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大潮中，他们与前面的民族主义者分道扬镳，举起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的大旗。其代表人物为昂山、吴努、吴巴瑞等人。
这种缅族的民族主义在缅甸独立后转变为“官方民族主义”，它的出现应该归因于殖民时期殖民者的一系列政策[11]。在安德森看来，是殖民者的统治方式、文化教育政策导致了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兴起。
前面是从历史的纵向来看。如果我们从横向来看，会发现与此同时，山区的“次民族主义”（Sub-Nationalism）同时也在发展，并挑战着缅甸国家形成，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从英国殖民者占领山区开始，山区少数民族曾经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一些比较彪悍的民族如钦族和克钦族居住地区，这种抵抗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些抵抗并不是现代民族主义运动，而是自发的和本能对外来统治的抵抗。在此后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山区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因素在渐渐萌芽和发展，在克伦族地区，克伦族最早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治组织——克伦民族协会，开创了山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先河。二战结束后，山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大大觉醒，人民群众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性组织或政党，参与了本民族的独立斗争，形成了有政治纲领有组织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即使是在封建势力占有优势的地区，上层土司也不得不适应这一潮流和形势，调整统治政策或加入了民族主义运动，从而形成了有别于缅甸本部的、有鲜明特征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谈到。
其中，山区少数民族的“次民族主义”运动又各有其本身的特点。
在掸邦，封建土司占有了主导地位，而群众性的政党处于从属地位。掸邦独立总会虽然在战后有了很大的发展，提出了反帝反封的政治要求，却差点被排除在彬龙会议之外，这就是明证。独立总会通过群众运动，以及得到了一部分开明的土司的支持，才最终参加了彬龙会议和制宪会议的谈判。但从历史的总体趋势看来，土司的地位在下降，群众政党的地位在上升。这是因为，早期掸邦土司占据了传统的统治地位，英国殖民者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土司统治，也维持了土司这种地位；随着掸邦人民群众的不断觉醒，群众运动的领导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争取自身的权益，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在掸邦民族运动的后期，掸邦两种不同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一种反映了土司的利益，要求掸邦独立，并拥有完全的自治权和分离权；一种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制度，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因而在制宪会议内与会双方议员的观点差异很大，不得不由自由同盟的领导人出面进行调停。1947年宪法中有关掸邦的条款实际上就是这两方达成妥协的结果。
在克钦族地区，土司与群众组织是比较团结的，甚至一些土司如杜瓦信瓦瑙本人就是群众组织的领导人，除极少数土司外，他们大都主张与缅甸联合。但是他们也有具体民族利益的要求，这就是:作为一个尚未建邦的民族，他们要求建立克钦邦，这个邦要包括多民族杂居的八莫和密支那。
钦族由于地处封闭的山区，政治发展落后，土司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普遍不强。在一部分政治觉悟的民族主义者如吴温都貌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组织占据了绝对优势，主导了本民族的政治方针。由于吴温都貌深受自由同盟影响，整个钦族采取了一条倾向于与缅甸联合的路线，也由于钦族的社会经济落后，钦族的目标极少集中在政治上，而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给予财政援助问题上。
克耶族的民族运动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开始克耶族在吴盛的领导下采取了观望态度，以德林达依的归属为条件决定是否与缅甸联合，后来在自由同盟的影响下向联合建国的方向发展，但这种进程被吴比都耶的崛起打断了，吴比都耶企图建立独立的克耶国家，但是受到英国的反对。克耶族领导人这时发现，独立建国是一种幻想，离开了外部支援，他们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信心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于是他们转而与缅甸联合建国，要求政治上保持其地位，经济上给予其援助。
在山区少数民族中，克伦族是民族意识最强烈、政治组织发展成熟度最高的民族，早在1881年，克伦族就建立自己的第一个政治组织，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为目标。此后，克伦族的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二战结束后，两大政治组织——克伦民族联盟和克伦族青年同盟领导了克伦族的民族主义运动，由于两者目标、手段都不相同，从而使克伦族的政治发展经历了一个两极分化的过程:一部分人走向与缅族合作的道路，一部分人走向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道路。(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看到，在民族主义运动最开始的阶段，除了钦族外，其他几个山区少数民族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过独立建国的设想。只有到了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各种利益关系的矛盾和独立建国的困难显现出来时，各个山区少数民族由于种种现实问题的约束，才重新回到了联合建国的轨道上来。这是为什么?
因为民族要实现和维护自主，就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在现实中，国家主权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政治主权。“民族主义认为各个民族只有在自己的主权国家内才是自由的”[12]，建立本民族的国家是民族实现自主的主要标志，因此建立掸族、克钦族、克伦族和克耶族的国家就一度成为他们的目标。
然而，民族主义更主要的目标是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休·塞顿—沃森[13]认为民族主义或是一种指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政治组织学说，或是一种旨在发展民族利益的运动[14]。当认识到与缅族合作更有利于争取独立和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时，一部分山区少数民族随之发生改变，倾向于与缅族合作，逐渐放弃了自己独立建国的目标。这样，山区少数民族的次民族主义发展和分化出了两种不同道路。
所谓发展型民族主义，是指民族主义的目标之一是要建立本民族的国家，这种国家有可能是在肯定现实国家基础上，对之进行改造而建立的，我们称这种民族主义为发展型民族主义；也有可能是在否定现实中国家基础上而建立的，我们称这种构建国家方式的民族主义为否定型民族主义。
否定型民族主义将目标对准现实中国家的合法性，认为在现实国家内本民族的利益根本得不到维护，民族实现不了自主。要实现自主，只有建立新的国家。一旦少数民族认定国家并不能满足本民族的要求，国家行为不符合本民族的价值标准时，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就丧失了。这就是国家认同的危机，这是最深层次的危机，将危及到国家的生存。而其他的危机如政治体制或政权的危机都只属于浅层次的危机，一般不会影响国家的生存。
山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如果按个案分析的话，其情况比较复杂。有时这两种民族主义往往交织在一起或相互转化。我们以克伦族为例:早期的克伦民族主义者要求省邦级甚至国家级的自治。二战后，他们要求自治的愿望更加强烈，信心更足了。在1947年制宪会议时期，苏巴吴基代表的克伦民族联盟基本上对缅甸联邦持否定态度，要求建立克伦族的民族国家，而以苏山坡丁为代表的克伦族青年同盟却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从要求克伦建邦到支持与缅族合作，在缅甸联邦内争取克伦族权益。这就是两种民族主义交织与转化最明显的例子。
在山区的民族主义向发展型方向转变和缅甸联邦建立的过程中，有几种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历史上各民族已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联系和联合。在封建王朝时期，缅甸国王保持着对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形式上的控制和朝贡关系，到了近代，英国殖民者靠武力征服了全缅甸，将各民族纳入自己的殖民体系，客观上为缅甸的统一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
认识到只有通过联合才能保证独立。在与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山区少数民族认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并不足以将英国殖民势力赶出去，而要与缅族联合，共同对付英国殖民主义。
军事上的不安全感和共同防备需要。山区少数民族由于本身实力过于弱小，普遍对大国有强烈的戒心，担心有被兼并的危险，掸邦土司就担心与掸邦北部边境接壤的中国会干涉掸邦的独立；此外，克伦族也曾表示处于两个大国（中国与印度）之间，如果不团结合作的话，就有被吞并的危险。
希望从联合中取得经济利益。因为历史原因，山区少数民族的经济长期落后于平原民族，所以他们的要求很多集中在本民族发展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是钦族，在彬龙会议和制宪会议上，钦族的代表没有提出过多的政治要求，而只是提出了一些经济上的要求:中央政府应解决钦族的经济、教育、社会、卫生发展问题，钦族区在经济上得到的援助应多于英国殖民时期，等等。
政治家的导向。为了促使山区少数民族能够与缅甸联合，昂山等自由同盟领导人颇费了苦心，不仅以谈判协商来争取山区的上层土司，而且以演讲宣传来打动下层群众，他这种领袖才能、协商和宣传技巧等因素，推动了山区的民族主义向发展型转变。
一些成功联合的例子，也有助于山区少数民族产生联合的愿望，从而由否定型转向发展型民族主义。从美国建立以来，一直到印度制宪会议的召开，许多联邦制国家的成功给缅甸提供了一个样板，使缅甸有先例可仿，这种仿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当时政治精英组成联邦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