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背景

写作背景

1935年至1937年，钱钟书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然后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一年后，在清华大学（当时已并入西南联大）任教授。当时，钱钟书的父亲（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在湖南蓝田帮助友人创建国立师范学院，1939年秋，钱钟书去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照顾父亲。1941年回上海探亲，因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钱钟书和妻子杨绛在上海艰苦度日。

1944年的一天，钱钟书看杨绛编写的剧本上演，回家后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非常高兴，鼓励他写，并且兼起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的家务，钱钟书每写完一章，杨绛就迫不及待地阅读。到1946年几近完成并在由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从1946年2月25日1卷2期到1947年1月1日2卷6期全部连载完毕。

在《围城》原序里，钱钟书表露了自己写《围城》时的心情：“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钱钟书写《围城》时正在写学术专著《谈艺录》，据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当时钱钟书有一种惶急和惆怅的情绪，这些情绪在同时创作的一些诗歌里可以找到影子。

时代之声

读一读

钱钟书的文学创作

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相比，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更深的亲缘，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传统忧患意识到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的心理转型。

在完成其主要的现代作品以前，钱钟书已是一个出色的旧体诗人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家。因而，无论在知识体系还是在情怀感通上，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性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是非常突出的。

然而，钱钟书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思潮有深层把握的现代作家，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切亲缘并没有产生归附意识，而是予以冷峻的现代观照。在此应该提及他早年的两篇英文论文，一是《中国古剧中的悲剧》，文章在与西方戏剧对比中，认为中国悲剧缺乏西方那种由崇高引起的激情意识，使观众只简单地停留在对悲剧人物的个人同情中。一是他为《中国年鉴》（1944－1945）写的《中国文学》一文，他对中国小说的评论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中国讽刺作家只俳徊在表层，从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颓败……正如中国戏剧家缺乏“悲剧的正义”的意识，中国讽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1945年正是钱钟书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他对中国小说作出这样锐利的批判，鲜明地透露出他自己的创作心理意向：摒弃那种温和的取笑，代之以对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探察，对文化人格作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这等雄心我们可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得到印证。很少有别的中国现代作家能像钱钟书那样对自己所属的知识阶层做出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其程度之激烈，的确做到如他自己所说的“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在他最亲密的交游圈子里都引起不满。

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和现代审视使钱钟书在创作心态上，完成了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学的精神是被社会伦理高度规范化的，所谓“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说充分体现了以社会伦理为主导的价值坐标系统。在此价值系统中，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是中国文艺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突出表现。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可谓渊源流长，绵延不绝，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亡国之音，隔代相闻，故国之思，不绝如缕。钱钟书身处国弱民穷，“忧患遍均安得外”的现代中国，当把心智投向文学传统时，对作为中国文学主导精神之一的忧患意识有更深刻的体验。然而，在钱钟书身上这种忧患意识毕竟得到比较彻底的现代转型：从“身－家－国”外向型的慨兴转向“人类－人生－人性”内向型的警悟，从对人生境遇，家国命运的寄兴转向整个人类文化价值和人性心理困境的体察，也即从传统的社会伦理本体转向人类学哲学本体。在这种转型中，忧患意识的本质属性——对人类命运和苦难的审美体验——未有根本的动摇，但其中的精神导向有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与传统忧患意识常有的那种沉郁缠绵格调迥然不同的气质：觉醒和警悟。这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种书身上表现为：

第一，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境遇有着深刻和真挚的关注。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整个人类内部（人己之间）的精神沟通的高度关注。钱钟书身上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类意识，这种“类”不是阶层的职业的乃至民族的“类”，而是取整个人类意义上的极大“类”。就以《围城》来说，钱钟书明确地说他最终的兴趣不在他自己归属的知识阶层这一小类，也不在于中国的族类，而是整个两足无毛，圆颅方趾的人类。钱钟书执著地追求一种类性相通的精神境界。在人与人创造的文化层面上，人类创造物的精神属性有着比较彻底的同一性，在1945年12月发表的《谈中国诗》一文中，钱钟书称：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这也印证了他在别处对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激烈否定。钱钟书在《围城》里过深的譬况：“……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有来得及叫唤，彼此早已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睽隔的渺茫”。我看这不仅仅指男女违乖之象。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隔阂的象征，是钱钟书对人类文化精神孤寂深刻敏感的表征。钱钟书对人类文化精神境遇关注的另一表现是追求整个人类与外部世界（人物之间）高度合一的宇宙意识。钱钟书评曹葆华的诗歌创作时说：作者的诗还有一个特点，他有一点神秘的成分。我在别处说过，中国旧诗里有神说鬼说（Mythology），有装神捣鬼（Mystificaztion），没有神秘主义（My－sticism），神秘主义当然与伟大的自我主义十分相近；但是伟大的自我主义想吞并宇宙，而神秘主义想吸收宇宙——或者说，让宇宙吸收了去，因为结果是一般的；自我主义以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反客为主，而神秘主义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反主为客。

对曹葆华《日落颂》的评论是钱钟书对中国现代作家唯一的一次发言，钱钟书所悬的标准是融合中西文化的宇宙意识，是人类对自我存在最高形式的观照和感悟，这种宇宙意识本质特征是钱钟书强调的“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而不是相反的“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钱钟书对宇宙意识的理论自觉后来也在自己创作中流露出来。

第二，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揭示。柏格森曾说“再没有比虚荣心更浮又更深植的缺点了。”钱钟书的创作是扎在人性那颗鼓胀起勃的虚荣心上的一根刺，在《围城》里，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等，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陆子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宅大了几倍，所以日本人能烧杀抢掠虚荣心里的空中楼阁的房子，乌托邦的产业和单相思的姻缘。无独有偶，当方鸿渐夫妇搬入新居时，妯娌俩联袂名为道喜，实为“侦查”时，都向孙柔嘉虚报当年的嫁妆，一个说家具堆满了新房，一个说衣服多得穿不完。这里形成很有意味的对称结构，一是喝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一是不通文墨的粗俗妇人，高雅与粗俗相距以道里计，但在虚荣心上是一致的。我认为钱钟书并不是刻意设置这种对称结构，但是他要通过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时，却又自然而然由男及女，由上层到下层，由有知到无知。所以有研究者说，钱钟书是对人类虚荣心有高度兴趣的作家。他对人性弱质的高度兴趣促使他严肃地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类颓败的关系；促使他深入体察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当我们对钱钟书的忧患意识大致作了勾勒之后，就会发现他对文化，人生，人性的文学思考是那么真挚和警拔，它再也不是那种有感伤色彩的哀怨掩抑，悲慨兴怀，而是一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对于钱钟书来说，从旧体诗到现代小说，散文，不但是一种审美范式的突破，更是种精神境界的高扬。现代中国是传统忧患意识突变，更新的时代，但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心理转型还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因为这是一种“二度选择”，不仅要对中国文学传统有深挚的亲缘性，而且还要有异质文学传统参照下深刻的批判性，两者缺一不可。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他们从旧垒中来，又向新潮中去，做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事实上问题不少，例如林语堂经历长期的传统“断乳”之后对明清小品文极度偏嗜，把张潮和沈复捧上了天，就是过度的亲缘。他在创作现代作品的同时并不完全放弃旧体。他以旧诗来遣怀，并把身上积淀的传统忧患意识释放到传统范式中；以“文”来警世——以现代的“文”来载现代意义的“道”。这一点，鲁迅与钱钟书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旧体诗中所流露出的传统忧患意识要比小说散文中浓烈得多。钱钟书的小说散文的色调以幽冷著称。情感浓度有些不定，但他的旧体诗中也有“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的婉致缠绵，有“人犹喜乱疑天醉，予欲偕亡到日残”的悲呼号。在遣怀，警世的不同文体选择中，鲁迅和钱钟书为了让自己身上传承的忧患意识得到更恰当的形式规范，都倾向于旧体。而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倒是少有传统忧患意识，更多的是深广的现代忧患意识。我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钱钟书在起点和终点上都鲜明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现代心理转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掀起思考文学价值，省察人生苦闷的一次创作高潮，使中国文学忧患意识开始自觉地挣脱厚重的社会伦理本体，走向人类学哲学本体，鲁迅的创作就是这一转型的最高写照。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变革日趋激促和民族危难的日益深重，那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雄沉浑浩的忧患意识又以千汇万状之势扑卷而来，这是历史的必然，在民生如芥，民族忍辱的时代，“大雅”初寂未定，哀怨又起骚人。在此再也没有可能对人生人类做哲学思考了，正如有学者所云：“充满苦难的中国社会，难以找出一间浮士德式的书斋，供知识者做哲学沉思了”。但是，钱钟书是个罕见的例外，他拥有相对宁静的书斋生涯，本人又是学贯中西有着很好哲学思维的学者型作家。这样，开始呈不断弱化之势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钟书创作中出现一次复归和反弹。在对生命存在的文化哲学反思上，鲁迅和钱钟书都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性弱质，但侧重有所不同，鲁迅究心于它的阶级性和族类性，而钱钟书究心于它的人类性。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坚强的斗士，荷戟于人生深处呐喊以醒世，那么钱钟书是一睿智之学者，执卷于人生边上欣然独笑以醒世。我认为正是钱钟书和鲁迅都自觉地完成了传统忧患意识的现代心理转型，所以尽管他们个人的经历思想和性格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具有中国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幽默感。也缘于此，对30年代以林语堂为主帅的红火一时的小品文幽默运动，没有别人比鲁迅和钱钟书更有透彻的认识和尖锐的批评，一个说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一个说是媚俗卖笑。这是真正觉醒者的冷笑，冷峻和尖刻，炽热而深沉。

想一想

用自己的话概括钱钟书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