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解读
作品解读
主题分析
围城中反映的人的“孤立意识”
《围城》的研究是从一片荒漠中开出的绿洲。有人戏称《围城》是“流浪汉”的戏剧旅程录，这部书通过主人公同“鲍小姐、苏小姐、晓芙、已故未婚妻一家、自己家人、大学同事，以至自己妻子的一一疏离，非常戏剧化地表现出他精神的逐渐收缩，直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可以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我们用“疏离”这个字眼来概括方鸿渐乃至人类的生存状态。主人公的戏剧性生涯中泛滥出来的这种人的孤独意识，是我们阅读时强烈地感觉到而又几乎说不清的，这是一种有深度的人伦哲学角度的理智探窥。
直指战争中中产阶级的软弱
我们这里不妨借鉴研究《围城》的最早的外国学者胡志德的观点，他对《围城》的文本研究是相当扎实的，他认为《围城》回避“直接描写战争，而传达出战争的影响，像奥斯汀小说处理拿破仑战争的方式一样”的做法是“蕴而不发”的，他还认为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轻薄无聊”和“失去了立身现实的能力”。他对《围城》主题的揭示常常用钱钟书自己的观点来支持，不乏力度。
对人类文化的解构与批判
已故文学博士胡河清认为《围城》是一个“更系统”、“更完备”的解构主义文本体系。他认为《围城》的各个部分都从不同角度解构和批判了人类文化。如第一部分以方鸿渐和鲍小姐的苟且来解构资本主义“商性文化”对人类的腐蚀，苏文纨与方鸿渐的角逐是封建官派性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碰撞，方的买文凭更是美式商业文化的体现。方鸿渐到三闾大学任职的始末则深刻揭示了内陆封闭型文化中的“迂腐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而方鸿渐和孙柔嘉的返回上海则批判“海派”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胡河清一生以“钱学”研究为事业，他的解构主义文本主题研究，给人一种系统性极强的印象，值得探讨。
“围城”主题和“悲剧之悲剧”特征
陈子谦认为杨绛女士为电视剧《围城》的片头题辞即《围城》的主题，“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他说方鸿渐的诸多心境莫非“围城”心境，他的心路历程体现出人性的弱点，是一个“悲剧之悲剧”的扮演者。陈还联系杨绛女士的研究来阐发这一思想。陈的研究是将“围城”的象征意义和主题联系起来的。
智者小说的代表
李洪岩提出了“智者小说”的看法，这与主题的探讨有相当深刻的关系。李认为不能从一般的“学人”角度看《围城》主题。钱钟书的“知识体系之最终依归为何？曰“智慧”，“作为一部‘智者小说’，《围城》的智慧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从“方鸿渐”的姓名象征还是“围城”或“时间走慢7分钟”的老挂钟的物象的象征，都可以体味到这种智慧。
内容结构分析
《围城》全书以方鸿渐回国谋职、教书和恋爱、结婚为线索，从1937年方鸿渐乘坐法国油轮“白拉日隆子爵号”回国始，到两年后与孙柔嘉在上海分手宣告结束。整个故事可以划分几个阶段。
第一章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序幕。邮船在苍茫无语的大海上独立成一个欲望的人间世界，方鸿渐与鲍小姐逢场作戏，臭味相投，苏文纨对方鸿渐一厢情愿，争风吃醋，这个三角的关系，一方面演绎着卑俗和粗鄙，无心的无爱的欲望成就出“短平快”的苟且之乐；一方面勾勒出首先是女博士然后是老姑娘待字闺中所可能激发出的人的全部庸俗和浅薄。这是一个生动而实在的画面。同时，作者用回顾的方法，插叙方鸿渐的身世，特别是他怎样“智斗”外国文化贩子买博士文凭的过程，这是留学西方的所谓“精英”们从西方文化里邯郸学步所承受到的一种走到极端之后的虚伪和荒谬。一实一虚，相映成趣，为整个情节发展提供了一个人物活动的文化的背景。
第二和第三章是全书掀起的第一个波澜。方鸿渐回到上海，在岳丈周经理（女方与方鸿渐未完婚而病逝，方在周家支助下完成留学）的银行里当小职员。此时，中日战争爆发，方家逃难，方鸿渐等成为“边缘人”。仿佛历史的循环，船上的“三角”泛滥成大都市里的“三角”，不过角色略有调整，苏文纨在继续一厢情愿地追慕方鸿渐，而方鸿渐却爱苏的表妹、年轻的大学生唐晓芙。在三人之间充满犹豫和猜忌、避让和进攻、等待和表白的种种纠葛之后，方鸿渐和苏文纨决裂，苏出人意料地和平庸而做作的曹元朗结婚；与此同时，方鸿渐却认真地爱着“真正的女孩子”唐晓芙，不乏真情和热情，一切都具有理想的色彩，但电话里阴错阳差的误会使方、唐之间越离越远，唐的最终离去成为小说里一笔哀怨的遗憾。
在这两章里，与方鸿渐人物命运关系或疏或密的种种文化人纷纷粉墨登场，既有受过西方文化浸润的曹元朗、赵辛楣、褚慎明、董斜川、苏文纨等“海派”文人，又有深得传统文化和市民文化精髓的方鸿渐的父亲方遯翁等。
第四章可以看成全书的一个过渡，一种兴奋和紧张之后的喘息和打理。方、苏、唐三人冲突打了一个结后，方鸿渐需要摆脱，需要继续寻找他的“围城”。赵辛楣与方“同病”而不“同情”，作为糊涂的“情敌”，他企图用三闾大学的聘书隔开方、苏二人，又因此而帮助方鸿渐走进另一座“围城”作了起跳的铺垫。这一章里，以后将成为方鸿渐的旅途同伴、三闾大学的同事和爱人的孙柔嘉有了初步的表现，同时，教授顾尔谦、李梅亭也露了面。在准备出发的过程中，作者还描叙了方家父子之间和妯娌之间的种种纠葛，让文人的活动有了一种平庸市民活动的交叉映衬，人性庸俗的色调生动地变幻出不同的层次的最初表现。
第五章是全书的第二个波澜。方鸿渐等一行五人，从上海大都市进入内地乡镇，经宁波、鹰潭、吉安、界化陇、邵阳而到达湖南平成县境内的三闾大学，或乘舟或坐车，也步行也坐轿，绵延上千公里。在这个困难重重、充满苦恼和悬念的“流浪汉”式的旅行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层面的图画。
一是战争期间处在战争“边缘地带”的内地社会政治状况和社会底层人物的心态。诸如战争给社会带来的交通堵塞、信息阻隔；惶惑中逃难的人群、骄横粗鄙的受贿的军人、在夹缝中讨生活的妓女，以及战乱的种种谣传和混乱而肮脏的市面等，这是一种有着惶急的调子和凝重而斑驳的色彩的战争受害国的图画，它让人想起许多描写国难的作品。
二是站在这一幅图画面前的这一群文化人。顺着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逐步打开，李梅亭和顾尔谦等人的内心世界也逐步打开，作者进行的人格批判也在深入。
三是方鸿渐和孙柔嘉的感情在发展。或者说方鸿渐正在慢慢进入孙柔嘉的“鲨鱼的大嘴”，这一条线索的运动仿佛龙行云中，不露声色而绵绵不断，其中，又以朦胧夜半两人似乎“心有灵犀”的梦境描写而让人闻之有声扪之无形。
第六、第七和第八章是高潮部分。大致说来，这三章的故事基本发生在三闾大学，后来在香港发生的事也是逻辑地顺延。这个高潮部分以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婚姻关系发展为线索而逐步展开。
第六章写五人终于安全抵达三闾大学，接着是围绕工作问题的一系列的上下关系、师生关系、男女关系的纠缠和变动，有两个层面的人物活动较突出。一是这所战时后方大学的种种文化人登场表演，暴露出种种阴暗丑陋的心理和人格，如校长高松年的玩权弄术的手腕、系主任李梅亭的陈腐和卑俗、韩学愈的虚伪自私、陆子潇的虚荣、刘东方的幸灾乐祸；二是方鸿渐和孙柔嘉通过旅途“洗礼”已培养出“朦胧”的感情，在别人有意无意的敲打“催化”之下，在走进“围城”的路上，他们有了加速的表现。
第七章汪处厚出于私利为几位未婚的年青男女教师做媒，反让方鸿渐和孙柔嘉走到一起。汪处厚和汪太太以方鸿渐配刘东方之妹刘小姐，以赵辛楣配范懿，结果失败。并且，反让汪太太和赵辛楣有了产生和发展感情的机会，终于在高松年的掺和下闹出捉双的“丑事”，赵不得不离去。方鸿渐一方面与刘小姐愈分愈远，一方面与孙柔嘉愈靠愈近，孙柔嘉可谓顺水推舟，假戏真做，乱中紧逼，终于与方鸿渐订婚。与此同时，方也因为别人告密有“信共产主义”的思想问题而被三闾大学解聘。在这场爱情风波中，作者不时用侧面笔法闪烁其词地交代韩学愈买假博士文凭、李梅亭的寻花问柳和陆子潇的告密。新儒林真的是群丑毕见。
第八章从三闾大学而到桂林，从桂林而香港，方鸿渐、孙柔嘉终于在香港完婚，行程上空间不断切换，人生际遇上终于跨入婚姻“围城”，在这个可谓故事的高潮处，离场不久的赵辛楣出场促成了婚事，久不谋面的苏文纨也在空中走私忙碌之际，与方鸿渐、孙柔嘉不期而遇并且将二人扎实奚落了一顿。至此，几个方面的恩怨情感头绪有了一个总结，“围城”里的新好男女也准备着冲出“围城”。
第九章是全书的结局。方鸿渐夫妇到上海，孙柔嘉在姑妈任人事科科长的大纱厂做事，工资比在小报馆工作的丈夫高出许多，孙家上下无不认为柔嘉嫁错了人，在生活中，方鸿渐的种种虚懦和平庸表现得越来越充分，就像孙柔嘉的缺点表现的那样，两人的矛盾日益激化，柔嘉姑妈的撑腰鼓舞了侄女的勇气，两口子吵架越吵越凶，终于发展到讲绝情的话、推搡、掷象牙梳子动粗。终于，孙柔嘉到姑妈家去了，“围城”中仅留下孤鸟一般的方鸿渐和那只讽刺与感伤人生的祖传的老钟。
整本书结构紧凑，看似平淡，内藏玄机；情节波澜有致，对人物形象的描述绘声绘色，娓娓道来“围城”中男女的悲喜交加。
典型人物形象分析
方鸿渐
方鸿渐是作品主人公，是情节的中心和事件的焦点人物，也是作品实施人性批判、文化批判和哲学解读所需的靶子，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形象载体。我们可以从他的文凭说起。
方鸿渐的文凭是假的，但是，他的“假文凭”与韩学愈的“假文凭”是不同的，两人虽然都弄虚作假，方是为了对付国内亲戚的舆论，虽作假而时时脸红内疚；韩学愈却假戏真做，死硬到底，暗中谋划排挤走知情者方鸿渐。这就有了一种两面的说法，一方面方鸿渐在西方文化的诱蚀下人格精神在剥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他具有聪慧者的精致的狡黠和灵敏，甚至还有点动人的善良。
方鸿渐与鲍小姐的苟且之乐注定是一场“失败”，他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陷阱。与苏小姐和唐晓芙的爱情纠葛，他的追求和追求的结果是那样的南辕北辙。与孙柔嘉的婚姻，在冲击“围城”和逃离“围城”的过程中，他不时看透事情的本质，又被这种“看透”所挤压，并且表现出一种懦弱者的卑怯和无能，例如他想摆脱而游移不定，拖沓不决而最后与苏文纨反目成仇；如他明明感觉到自己是进入孙柔嘉“大鲨鱼”齿缝里的一条小船，但他卑弱地根本就不想改变局势的发展。方鸿渐的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受西学影响而并未具有独立人格的一部分文化人的人格弱点和精神缺陷，也寄予了作者深刻的社会思想批判和人性批判。
电视剧《围城》中的方鸿渐和孙柔嘉
“新儒林”文化人“群丑图”
《围城》中塑造了一大批“新儒林”文化人形象：这一大批人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或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或在传统文化里浸染熏陶，大都有种种可笑而可悲的病态心理，作者运用犀利而讽刺的笔触，为他们画像，人生世象的种种喜剧的面目，被揭露无遗。这些人物的认识价值，又岂止在那个时代，这群文化人的整体特征是崇洋、虚伪、做作和卑俗。不能不说，这是他们的通病。钱钟书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精通很多国家的语言，这让他有了高屋建瓴的专业思想的优势。所谓“外国话”，常常成为他进行人性剖析和人格批判的靶子。
譬如写张吉民的外国话。买办张吉民，虽非西洋留学，但在美国花旗洋行做了二十多年的买办，除了教女儿学“洋时髦”、“洋姿态”，择婿找洋博士之外，他说话时有个突出的特征，即“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他仿美国人读音，惟妙惟肖，也许鼻子学得太过火了，不像美国人，而像伤风塞鼻子的中国人。”真可谓极尽挖苦之能事。
赵辛楣因留学美国而最擅长用外国话演说，“响亮流利的美国话像天心里转滚的雷，擦了油，打上蜡，一滑就是半个上空。”他家里挂着他在美国获硕士学位手执文凭的大相片，并在一张留美学生夏令营的团体照里，在自己的头顶上标出醒目的记号。这种炫耀的夸张以及用极好的嗓音表达出的“外国话”，与他刻意炫耀照相的动作两相对应，活脱脱一副崇洋媚外的卑俗面目。
方鸿渐用英文给唐晓芙写信，是躲在英文里与唐小姐谈恋爱，“正像政治犯躲在外国租界里活动。”揶揄里显露讽刺的机锋。
苏文纨是个地道的博士，在美好的月夜，因为老处女的羞涩只敢低声用外国话求爱，她说出“Embrasse－moi！”（吻我），便奇怪自己竟有做傻子的勇气，“可是她只敢躲在外国话里命令鸿渐吻自己。”让人觉得她可怜，又觉得她因为做作而太虚伪。
钱钟书说：“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那么，在《围城》里先后粉墨登场的种种文化人，就如同亮出红臀的长尾巴猴子，纷纷暴露出他们人格的弱点和人性的缺陷来。上述种种在语言的转换上表露出的殖民地文化人心态正是这“红臀”一景。
哲学家褚慎明，学斯宾诺沙改名的先例，把“家宝”换成“慎明”，他从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通讯地址，与他们通信，收到回信“高兴得忘记了哲学”，就靠着三四十封这种信唬人。他常常向同事卖弄，自己如何与罗素亲近，还用小名呼罗素。
系主任李梅亭违背古训并作出失节的事情而被调侃，批判和谴责。他“神情傲兀”，不大理会人，对天气也鄙夷不理，随身带着“提炼成丹，旅行便携”的中国文学卡片箱和准备发国难财的一箱子西药。在奔赴三闾大学之前，打着节省路费的小算盘，故意隐瞒实情，不把钱交出来，在全队饥饿难捱时，他却在偷吃烤红薯。更有甚者，作风不正，勾搭妓女，玩土娼；而管理学生却“严于男女之防”，他认为师生恋爱有伤师道尊严，为防患于未然，规定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
校长高松年，表面道貌岸然，背地里却暧昧地单恋着汪处厚的太太，来来往往之间，竟然和汪处厚一起撞到赵辛楣和汪太太月夜的“私会”。一副专家治校的派头，却常常在不经意间流露他的庸俗和阴暗的心理。其他如学医同时学会肉欲享受的鲍小姐，从剑桥归来的把自己的诗做成红本夹板的陈腐“新诗人”曹元朗，表面奉承讨好而实际捣鬼做小动作的顾而谦，看起来朴实拘谨的韩学愈具有三闾大学最高级别的博士文凭，而那文凭居然是假的，甚至他的外国太太——在方鸿渐走后也兼任教职——那个神秘的美国国籍也可能是假的，这一群虚伪卑俗的丑角，被各种吓人的头衔包裹着，剥去这一层东西，让他们“站起来”，原来下面都有着遮不住的“红臀”。
《围城》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
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钱钟书使用了什么样的创作手法？这是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不少有考据癖的人认为，《围城》写的是真人真事，方鸿渐就是钱钟书本人，其他人物都具体有所指。关于这种情况，在钱钟书准备付印《围城》时，就有所预见，他在序里说：“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杨绛站出来，在《将饮茶》里一一指出《围城》中的人物原型的来龙去脉，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苏小姐也是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人，这人可一点不美。”“赵辛楣是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
不再多举例子，由上述几个人物的创作原型可以看出，《围城》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基本上采用了捏合和虚构的方法，而不是什么自传体性质的“实录”生活的方法。杨绛说：“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有真人的影子，事情却都是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虚构”和“捏造”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或叫传统的“写实方法”。
艺术特色分析
钱钟书是一位语言大师，在《管锥编》中，曾多次强调文学语言运用的难度和魅力。他本人也对语言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围城》充分地体现出他在运用语言描写人物、刻画性格、渲染环境、摹状景物等方面的杰出才能，他的文学描写建立在他融贯中西的广博学识的基础上，是以他的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睿智过人的哲学辨证思维作底气的。
第一、人物心理活动描写活灵活现。用模糊手法描写人物心理，最见笔力。如写苏文纨的“吃醋”心理，小说写苏文纨一厢情愿恋着方鸿渐，凡是看到和听到他与鲍小姐如何，便吃醋，作者采用多种手法对此描写。例如，听孙太太讲方鸿渐和鲍如何好，她“心里刺得直痛”。方要去会鲍小姐了，苏文纨说：“快去吧，不怕人等得心焦么？”心里和口里都冒着“酸”。苏文纨把表妹唐晓芙介绍给方鸿渐认识后，吃醋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看见“他跟唐小姐两口儿平分着一个秘密，”就“十分不快”，“因为鸿渐今天没跟自己亲近，特送他到走廊里，心里好比冷天出门，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两人决裂后，在香港会面，苏文纨无情地表现出高傲，醋意里搀拌上了嫉妒，两者再混合成尖酸刻薄的挖苦和冰冷的嘲讽。
写方鸿渐和孙柔嘉的恋爱心理变化，也是闪烁其辞，云遮雾罩，其中突出的是两人一次梦境的描写。赴湘途中，在界化陇一个小村子里投宿，方鸿渐“迷迷糊糊要睡，心终放不平稳，睡从四面袭来，可是合不拢，仿佛两半窗帘要接缝了，忽然拉链梗住，还漏进一线外面的世界。好容易睡熟了。梦深处一个微小的声音带哭嚷道：‘别压住我的红棉袄！别压住我的红棉袄！’鸿渐本能地身子滚开，意识跳跃似的清醒过来，头边一声叹息，轻微得只像被遏抑的情感偷偷在呼吸。他吓得汗毛直竖……
他听邻近的孙小姐呼吸颤促像是欲哭不能，注意力警醒后一集中，睡意又全消散了，耳边清清楚楚地传来一声叹息，仿佛工作完毕后吐口气……”到十二点，“孙小姐给火光耀醒翻身，鸿渐问她是不是梦魇，孙小姐告诉他，她梦里像有一双小孩子的手推开她的身体，不许她睡。”第二天两人谈起梦境如此相近，孙说：“你说你听见的声音像小孩子的，我梦里的手也像小孩子的，这太怪了。”这时，赵辛楣冷笑道：“你们两人真是魂梦相通，了不得！我倒一点没觉什么……”这种似有若无的文字，让读者感觉方鸿渐和孙柔嘉好像“心有灵犀”，但又不全说破，让你产生一种很微妙的的朦胧感。
写方鸿渐对孙柔嘉的感情变化，“孙小姐和陆子潇通信这一件事，在鸿渐心里，仿佛在复壁里咬东西的老鼠，扰乱了一晚上，赶也赶不走……让她去跟陆子潇好，自己并没爱上她，吃什么隔壁醋，多管人家闲事？全是赵辛楣不好，开玩笑开得自己心里有了鬼，仿佛在催眠中的人受了暗示。”这是用“老鼠”来比喻那个无形骚动的心理活动。
第二、人物肖像描写惟妙惟肖。写儒林群丑，钱钟书常常先让他们与读者“见面”，让读者熟悉他们的肖像特征，然后再让他们尽情表演。钱钟书的人物肖像描写有几个特点，一是用新颖的比喻来刻画肖像细节；二是常常用动态的笔触写静态的肖像；三是在描写中加入一些抽象的文化“概念”，以雅写俗，冷嘲热讽。
例如写庸俗文人陆子潇：“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写头发用拟人，头发仿佛有了躁动的情感；写鼻子则是用动态写静态，你仿佛可以看到他的鼻子形成的过程。
写韩学愈写出了一种感觉，人们厌恶的事情仿佛运动得特别慢，时间也在拉长，同时，他让你去尽可能地联想恶心的事，因为“青蛙吞苍蝇”和“忽升忽降的”喉结同样的恶心，“跟韩学愈谈话仿佛看慢动电影，你想不到简捷的一句话需要那么多的筹备，动员那么复杂的身体机构。时间都给他的话胶着，只好拖泥带水地慢走。韩学愈容颜灰暗，在阴天可以与周围的天气和融无间，隐身不见，是头等的保护色。他只有一样显著的东西，喉咙里一个大核。他讲话时，这核忽升忽降，鸿渐看得自己喉咙都发痒。他不说话咽唾沫时，这核稍隐复现，令鸿渐联想起青蛙吞苍蝇的景象……”
写汪处厚的胡子，就揉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知识，在文学的调侃里用文化调味：“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二十年前早留胡子，那时侯做官的人上唇全毛茸茸的，非此不足以表身份，好比西洋古代哲学家下颔必有长髯，以示智慧……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
韩学愈脖子上那只恶心的苍蝇又落到了韩太太的脸蛋上，中西比丑，愈见韩太太丑得有特色：“韩太太虽然相貌丑，红头发，满脸雀斑像面饼上苍蝇下的粪，而举止活泼得通了电似的。鸿渐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
同样是女人，而且是半老徐娘，中外比照，相映成趣。试看关于沈太太的描写，一定让人由恶心再走向恐惧：“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里，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
年轻的女人有年轻的优势，《围城》里最单纯的女人是唐晓芙，钱钟书用一种温暖的幽默写方鸿渐似乎真爱的女人：“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觉得嘴馋，仿佛好水果。她的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有想到化做她的牙刷……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年轻不一定都好，《围城》里，鲍小姐最缺少女性的尊严，尽管她年轻。在这里，钱钟书用“连续比喻”把鲍小姐从里到外剥得干净，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第三、精妙奇崛的景物描写。钱钟书在《管锥编》里研究文学作品里的写景，从《诗经》里的局部描写到《楚辞》里的“位置经营”，从《滕王阁序》里的写景名句到写景散文中常见的文学夸饰手法，他都给予了中外比照打通的文心剖析。他是非常重视中外写景的艺术技巧的。《围城》中的写景的部分，也是钱钟书驰骋才情的部分，是全书呼应情节和人物的有机部分。钱钟书写景，多用造像奇崛的比喻和生动传神的拟人，还经常几种方式并用，试看数例。
写夜景。“虽然没有月亮，几株梧桐树的秃枝骨鲠地清晰。只有厕所前面挂的植物油灯，光色昏浊，是清爽的冬夜上一点垢腻。厕所的气息也像怕冷，缩在屋子里不出来，不比在夏天，老远就放着哨。”把灯光比成“垢腻”，让“昏浊”跳出来；把臭味拟写成人的躲缩，让人捧腹。
写方鸿渐几个人奔赴三闾大学，在界化陇遇到一个小店，因为小店很臭，钱钟书比喻道：“店周围浓烈的屎尿气，仿佛这店是棵菜，客人有出肥料灌溉的义务。”
“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新刻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里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像声浪给火煮得发沸。几星萤火游来游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阴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这是兼用比喻、通感、比拟、夸张、衬托几种不同的方法来描写景物。
写上海。写出了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和战时上海的特色，“上海是个暴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
探讨《围城》意象的象征意义
小说以“围城”为题，“围城”顾名思义是被围困的城堡，是一个文学的意象，一个生动的象征，分析起来，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值得商榷。
第一，作为婚姻比喻意义的“围城”。《围城》第三章写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褚慎明等酒楼小聚，席间褚慎明大言不惭，吹自己怎样和罗素谈结婚离婚的事，引出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文纨接着引出了“围城”意象，她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是将人类的婚姻活动比喻成具体的城堡形象。而“被围困的城堡”又表现出进入城堡的婚姻男女的那种欲逃不得无法摆脱的心理尴尬；同时，城堡又吸引着千万的男女鼓舞着进城的热情和勇气。城内城外的人表现出一种行为的“悖论”，用“围城”来比喻十分传神。
第二，作为文化象征意义的“围城”。“围城”作为比喻意象并不仅仅停留在“婚姻”问题的“所指”上，“围城”更在一种文化的层面上有着广泛的象征意义，它的“能指”是开放的。1989年左右拍摄电视连续剧《围城》，钱钟书的谈话揭示了“围城”的文化意义，他对编导孙雄飞说：“天下是矛盾的，不普及就变成名贵。什么是‘时髦’？就是不普及。一变普及就不‘时髦’了，这和人生、‘围城’的意义是一样的。”“时髦”和“不时髦”相互转化，恰如城堡外的人朝里冲，冲进去便是名贵的“普及”，一普及便掉价，恰如婚姻中人的离婚愿望。所以说，冲进“围城”和逃出“围城”，不仅仅指人的婚姻活动，还可以象征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的一种高度的艺术概括。人的活动，常常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悖反”状态，为实现某一种目的做起，实现目的后常常找到的是空虚，成功“异化”成对成功的否定。例如《围城》中方鸿渐的活动，实现与孙柔嘉的婚姻（开始是企图实现与唐晓芙的婚姻）固然是他冲击的围城，同时，回国又何尝不是他冲击的围城？去三闾大学又何尝不是他冲击的围城？在漫漫旅途上望眼欲穿想到达目的地又何尝不是他冲击的围城？种种的冲击都收获着失落和空虚，都否定着冲击行为的本身，但冲击却没有停止，热情在焦灼地燃烧，希望永远是那座远方的城堡，这正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和整体的人类在生命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喜剧意义上的荒谬和悲剧意义上的崇高。我们来看钱钟书借方鸿渐之口怎样扩展这种“围城”的象征意义，方鸿渐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写到这里，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分析《诗经》时所谈到的“在水一方”的人类“彼岸”意识，分析《老子》时所阐释的“反者道之动”的运动哲学。总之，“围城”意象是一个包含辩证法智慧的文学意象、文化意象和哲学意象。
《围城》的比喻智慧分析
钱钟书擅用比喻并把比喻看成一种智慧。在他的理论专著《谈艺录》和《管锥编》中，都有大量篇幅论及比喻，前面的不少分析也都涉及到他运用比喻写人写物的高超技术，这里结合作品再简单谈一谈他的比喻运用形式。
关于比喻，钱钟书有“相异相比”、“亦隐亦现”、“愈分愈合”、“近取诸身”、“喻之边柄”、“曲譬而喻”、“一意数喻”、“比喻理趣”等理论。这里简单举例言之。
如关于“爱情”的比喻，是用具象喻抽象，钱钟书“近取诸身”，分别用“起火”和“热带植物”来比喻老年人和青年人的不同的爱情情感特征。他说“老头子恋爱听说像老房子着了火，烧起来没有救的”。年轻人的恋爱呢？“无论如何，从此他们俩的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的生长”。写没有爱情只有肉欲的爱，“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细微处有洞若观火的生活智慧闪光。
而关于“留学”和“文凭”的比喻，或以俗写雅，或信手拈来，意象迭出，有理趣也有情趣，包含了钱钟书对那个时代社会某些庸俗卑下文化观念的深刻认识和尖锐批判。
“……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的心理，并非为了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用简单的笔法把这一种极端功利观念的“留学”观刻画得惟妙惟肖，深刻揭露潜藏在人们心底里的卑俗。
“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通过对方鸿渐留学观念的揶揄，嘲讽了“一部分人”——留学人中的文科学习者的精神深处的丑陋。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遮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一段对所谓文凭的特点进行了本质意义上的揭示，同时揶揄了方鸿渐的精神上空虚和无聊。
上述几例，钱钟书的比喻思想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其特点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作为本体和喻体的事物都相隔很远，是“千里姻缘”配成眷属；二是作为比喻体的事物都极简单，人们极为熟悉，一经联系点破，让人有赫然惊喜之感；三是这些比喻的构拟，都渗透着钱钟书的理性思维和理性批判，无不表露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和精微剖析。
《围城》的讽刺艺术分析
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在创作上别出心裁，自成一家。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是其一生的代表作，最能体现他机智隽永，才情横溢的艺术风格。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常以平易的笔触，在貌似嬉笔中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下面就《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特色加以分析。
一部好作品，通常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从而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炙似的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时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并以机智的幽默、渊博的学识、辛辣的嘲讽，对当时社会种种丑恶的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道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钱钟书融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彰显机智的风格，可谓妙语连珠，新意迭出，善用比喻和典故。这样使一种睿智的幽默得以成立，成为独具一格的讽刺作家。
大凡读过《围城》的人，都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所感染，忍俊不禁。用两个字说，就是“幽默”。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智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常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尤其是那精辟的比喻和蕴含深意的象征暗示，更是如此。
钱钟书采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以锋利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幅幅形神兼备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人生态度和情感锋芒，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夌菱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描写刻画了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形象，浮现在读者脑海中了。这样以来，作者既是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又是在讽刺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再看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连用几个想像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绕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贯中西，联想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驰向更广阔思维空间的讽刺幽默笔墨，能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
如此调侃，主人公自欺欺人的阿Q相活灵活现。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从中看出方遯翁父子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那些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害及中国国体”。讽刺的对象相当广泛，无所不包，集中、概括、典型地对知识阶层进行强烈的讽刺。
钱钟书在自序中写到：“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序）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肖。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谈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走卒之辈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也要戏谑一番。如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重庆途中所乘的车就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描写：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撒依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先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像这样拟人化的调侃，读过之余，每有会意，一种舒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在行文中，《围城》通篇都是嬉笔。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钱钟书善以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对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有所借鉴，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画，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处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绘状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从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出发，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下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伪。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颇具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博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异行为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让人顿生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地揭示真理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
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复杂的心绪交会在一处，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嫉之情。结果让方鸿渐喝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方鸿渐以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弹，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艺术的高超、犀利。
《围城》读来回味无穷。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风景，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它时而让你发笑，时而让你痛哭，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围城》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倾向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不仅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同时奠定了钱钟书在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群中不可忽视的地位。正如钱夫人——杨绛女士所说，钱钟书的“痴气”，使《围城》更富于真实性和戏剧性。钱钟书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尽在《围城》中。
多元视角
想一想
1．想一想作者借三闾大学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形象，旨在批判什么？
2．试着分析孙柔嘉的性格特征，想一想她是如何把方鸿渐引入了婚姻的围城？
谈一谈
1．试着谈谈《围城》独特的语言艺术风格，举例说明《围城》语言的幽默特色。
2．如果让你写一部爱情题材的小说，对表现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运用艺术手法等方面，谈谈你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