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中毕业之前，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一直是我的理想。在研读《圣经》上，我下了苦功。那时候，我们家最常玩的游戏便是背《圣经》里的诗文。我们围坐一圈，一轮轮地挨个背，就像玩拼词那样，直到淘汰得剩下最后一个人。始终留到最后的那个人就是我。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没有我会背的诗句多。

在背诵《圣经》诗文方面，经常到我家做客的牧师也不是我的对手，我会背的诗句是他的好多倍。7岁那年，我开始创作布道词，之后便在父亲的印制间将稿件排印好。我会在大家聚集祷告时进行简短的布道，因此大伙儿都以为我会成为圣坛上的演说家。我还是学校致毕业词的班级学生代表。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对“野心勃勃”的看法。我在论文中反对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提倡一种清贫和奉献的人生态度，这些我仍然记得。

那年夏天的每个周日，我都在那个我任教的乡村学校传道。那里离我家有12英里，我是提着行李走去的。整个学校理事会连个会读写的人都没有。理事长凭借客厅角落里的一大桶威士忌赢得了大家的拥戴，他同时还是社区的领导。那桶威士忌是密歇根湖里漂上来的，来自一次翻船事故。对于这桶酒，理事长很是慷慨，因此他家变成社区的大本营。

理事长家的客厅里就有一个木炉和三个肥皂箱。我坐在肥皂箱上，用尽各种办法向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家伙表明我这个老师是合格的，最终靠读了个年鉴里的笑话赢得了他的信任。他的所有藏书仅有此本年鉴，而且还是在我读给他听之后，他才有所收获。在他那里，我获取了另外一种经验。跟我打交道的大多是十分单纯的人，不一定全是文盲，我喜欢他们，喜爱并了解他们的天性和本能的反应。

然后，就要解决报酬的问题。他们打算办两个月的暑期学习班。于是，我们便一起去找管钱的人。他们把本区的东西清点了一下，合计79.5美元，就把这些钱给我做报酬。

我找了一个农户，见他家有一架新的风琴，还有两个想学琴的女孩子。我提出教两个孩子学音乐，另外每周再支付1美元做租房的费用。那年夏天，我每月能攒下35美元。后来，正式参加工作之后，我要好久才能积攒这么多钱。

周一到周六我在那个社区教课，周日我在那里布道。在那个地方，我每天都对人们有新的认识。你会慢慢发现，这才是我所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那年夏末，我去了一次芝加哥。当时母亲正在布莱顿公园探访米尔斯医生一家，我到那里和她会合。我到达的第二天是一个周日，下午的时候牧师来做客。那天他不太舒服，而且第二天还要出发去度过长假。他对我们说晚上他实在不想去布道，于是母亲建议让我晚上替他，毕竟我也学神学。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危机。我一直都在与母亲刻板的宗教观念渐行渐远。如果她了解我是怎么想的，那么是不会赞同我的。她是一个宗教激进主义者，相信人人都会受到魔鬼的诱惑，相信地狱之火，相信一切奇迹。

我一直在远离她的正统思想，但我没敢告诉她，因为那意味着让她最美好的幻想被打破。不过在暑假期间，我根据自己的宗教观念准备了一篇布道稿，它对我被禁止享受的那些无害的生活乐趣表示赞同，对地狱之火和生而有罪等我所知道的清规戒律表示反对。在文中，我甚至质疑“创世记”和“约拿与大鱼”两个故事。

我决定当晚就这么讲道，并承担一切后果。那一年，我18岁。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敢面对这样的危机了。除非我选择了神职，否则我觉得自己再也不用听别人的话了。我到芝加哥来就是要决定我的人生道路，这是一次考验。

那天晚上在讲坛上的情景仍然是我最清晰的回忆之一。当时观众席里有800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我的2倍。但我似乎忽略了他们，脑子里仅有母亲一个听众。我知道坐在我身后的牧师是母亲的友人，他的正统思想跟母亲完全一致。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不可恕的激进派。据我所知，从那以后我从没面对过如此一致的反对。那次布道我认为是自己生命中做过的最大胆的事。

随着布道的进行，我身后的牧师变得焦躁不安，可母亲的表情却很神秘。观众们看起来都震惊极了。在我结束布道时，牧师用颤抖的声音做了祝福。听众们一个个默默离去，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来跟我打招呼。之后我便明白，曾希望成为这些教徒的领路人的我，现在已经被他们放弃了。

母亲沉默着走回家，当晚没跟我说一句话。我知道，我已经把自己带到了岔路上。第二天，她让我陪她到市中心共进午餐。在迪尔伯恩街边的一张餐桌前，她说我已经不再是她的儿子了。没等她说完，我就起身上了大街。就是在那个地方，我永远地与我的牧师生涯告别了。

对我来说，母亲也再不是从前那个样子，她没办法原谅我犯的错。那天之后，我们很少见面。她亲眼看到我在其他行业获得成功，但从未跟我聊起。我打破了她的梦想。不过，如果广告业也像宗教一样让我感到压抑，我同样会选择放弃。事实上，我已经因类似的原因放弃过很多客户。我觉得人人都该这样做。无论什么行业，如果你不认同，觉得做起事来不快乐，那么你都很难获得成功。我觉得生意就是一种游戏，我把它当作游戏一样玩，这就是我直到现在仍然对工作如此投入的原因。

在那个重要的日子，我站在迪尔伯恩大街上，在口袋里只找到了3美元。我的其余积蓄都留在了密歇根州。当时，我想到了斯普林莱克，我的叔叔在那里有一片果园。那时正是水果成熟的时节，所以我决定到那里采摘水果。

我去了港口，发现有几艘从马斯基根方向开来的木材运送船。有艘船的船长带我去，但我要在厨舱里打下手。接下来，我就从马斯基根到了斯普林莱克。在那里，我跟叔叔和其他人谈好，我帮他们摘水果，他们每天付我1.25美元。这些收入加上教书得来的钱超过了100美元，可是去上商学院的课程需要200美元。(www.daowen.com)

我的祖父在叔叔家里住，他很欣赏我的工作方式，叫我“坚持不懈先生”。我有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堂弟，农场里就我们俩男孩。每天我都要工作16个小时，而我的堂弟总是干力所能及的活儿。所以，我的祖父决定支持我。他将100美元的棺材本儿都给了我，那是他全部的财产，条件是到时候让我承担他的丧礼费用。当然，我后来真就那么做了。

这是我职业生涯的另一个危机。我和堂弟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孙辈，到目前为止，至少在周围人看来，我们的能力毫无差别。我是个叛教的人，要被迫面对很多非难。可是我得到了100美元，工作勤奋努力。另一个男孩却什么也没有，还不喜欢工作。因此，我成为那个获得帮助改变人生道路的人，而那个男孩后来做了火车机车消防员。在人生的许多关键点，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勤奋节俭的人会得到机遇的青睐，而往往这种青睐就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机遇。

带着200美元，我去了大急流城，进了斯温斯伯勒商学院。这是一所荒唐的学院。“教授”斯温斯伯勒花体字写得不错，而且就凭借这一点，他当上了商学院的老师，但他没教我们任何东西。在我们看来，他对整个商业概念的理解就是字写得好坏。我们与其跟他学，还不如花6个月时间去学几门已经消亡的外语。毕业之后，我们本应成为出纳员，可我们学到的记账法就是写花体字。

真正的老师是一个叫韦尔顿的人，我们称他为韦尔顿“教授”。直到去世时，他还是个看门人。他的教学理念就是嘲笑男女学生，让我们感觉自己无足轻重。他的话总带着讽刺意味，而他最喜欢的虐人方式就是让我们拼写没人能拼出来的词语，以此表明我们是多么不可救药。记得在一堂课上，他让我们拼的词里有个“charavari”，没人会拼。然后，他就让我们查词典，第二天早上再回答。然而，他心知肚明，没人能查得到它。我们连前3个字母都拼不对，这便让他逮到机会说我们胸无点墨。

斯温斯伯勒“教授”给我们上了一节早课，他的目的似乎就是让我们学会谦卑。对打算在高脚凳上终老的会计员来说，谦卑或许是一种很好的品质。我也倾向于这么认为。他的谦卑课程还包括向我们保证，我们的课程结课时会有每周4.5美元的会计工作等着我们。他既不开导学生，也不鼓励学生，只是高高在上地嘲笑和讽刺我们这些学生。不过我想，他还是合理地评价了我们。支付更多报酬（超过每周4.5美元）给斯温斯伯勒的毕业生，确实是给得太多。

我快要结束课程时，也快身无分文了。我开始考虑重回农场。接下来的一天早上，斯温斯伯勒“教授”来上课时带来一张明信片，并将它作为本节课的主题。他说：“我总跟你们说，每周4.5美元的工作正向你们招手。现在我有了确实的证明。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而不是信件，这就节省了邮资。这是大急流城的一个商人写给我的，他说有一个每周4.5美元的会计工作，让我给他送去一个候选人。大家都先别急着申请，你们中间谁想要这个工作就在下课后去我的办公室，我会告诉他名字和地址。”

其他的人都笑了起来，觉得这又是一个讥讽我们一文不值的新笑话。可是，我却走近了门口。等“教授”讲完课下楼时，我紧随其后。

他给我一封写给E·G·斯塔德利的信，接着我就去拜访了那个人。他对大急流城的毛毡靴公司产生了投资兴趣。他那个原来的小会计已经晋升为主管，因而公司想找个人填补他的位置。如果那个主管觉得我合格，我就可以获得这个职位。

我找到那个主管并成功获得这份工作。记账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内容，我主要负责的是扫地擦窗户，还有跑跑腿儿。这份工作的主要要求就是不准穿外套。因为这个主管是个亲民的主儿，不希望他的属下穿着花哨，所以无论在办公室工作还是去市中心办事，我总是套着一件衬衫。我有资格获得那个职位，是因为我恰好剩下俩衬衫。

接下来，问题就是每周4.5美元该怎么生活了。我找了一个小房间，住在一个希望家里有个男丁的寡妇家里。这个地方每周要花费我1美元。在杂货店楼上的一个小饭店里，一个邋遢厨子提供脏兮兮的饭菜，伙食费为每周2.5美元。这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因为我不得不考虑为洗衣服备点儿钱。因此，我就安排厨子一周少送两顿饭，如此我只需交2.25美元。

我是个年轻人，活动量大，却饥肠辘辘。一直以来，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不吃哪顿饭。我尝试过不吃早饭，结果一个早上都饿得要死。我也尝试过不吃午饭，结果会影响我的整个下午。唯一的办法就是晚上迅速闪过那个饭店，接着马上上床睡觉。除非我提前过了马路，不然这么做太难了。食物的味道常常引得我忘记了身上那件对于我的工作如此重要的衬衫。

这听起来很可怜，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已经比我在雪松沼泽的经历好太多了。我能够独自睡一张床，而不用跟铁路段的工人在干草堆上挤着。只要朝好的方向进步，就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而当我们走下坡路时，即便是从大理石构筑的豪宅搬到稍便宜的宫殿，也会让人觉得困难。

毛毡靴公司里有几位大急流城的商业领袖。由于我们只在冬天销售产品，所以整个夏天我们要四处筹款，为销售做好准备。董事们需要签署我们的借款单，而我的职责之一就是到处奔波，落实签名和续签协议。就这样，我遇到了M·R·毕塞尔先生。他是必胜地毯清扫机公司的总裁。

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我看到他便觉得有机会获得更高的薪水。那一天，我在他去吃午饭的路上拦住了他，向他描述了一个窘迫的年轻人每周仅挣4.5美元的生活。我没有必要夸大其词。在去吃午饭的路上，我告诉他自己每周要少吃两顿饭。最重要的是，我还表达了我对吃馅饼的期盼。我认识一家饭馆，他家在晚饭时提供馅饼，但那里的伙食费是每周3.5美元。我那时最大的雄心就是要吃到那种馅饼。

从他那里，我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奋斗和贫穷并不会打动他。他很了解它们，并觉得它们对一个人来说是有益的。不过他喜欢吃馅饼，从没有过吃不到的情况。于是，他便邀请我去他家吃馅饼。后来，他为我安排了每周6美元的工资，如此我便可以天天吃馅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