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国经济所以具有国民经济之通质者，以其建立于统一集中的政治制度之上。两汉政制虽经汉武、新朝、光武之三次改革，但其中央集权之精神未易。东汉灵帝之后，州牧之权渐重，内轻外重，政柄下移，乃成三国割据之局，循是一往不返，虽晋初渐告一统，然未久函夏失御，国家领域仍告分裂。且国家政制，南北俱失其传统精神。盖自司马氏为政，政尚宽大，法治渐漓，于时，数州之上设置军府，以将军都督军事，专职一方，由是名宗望族侵蚀国柄，聚敛庶众，封固山泽，造成中枢窘弱，军镇豪强尾大不掉之局势。其在北方，外族主政，对于中国本原之国家观念缺乏真实了解，故其政治组织与运用，但求形似，转失精义。由是可知，本期中国政制自其全体范围及局部言，俱表现分裂之象，而严格的国家精神亦名存实亡。

惟于此应特为指出者，当时政治领域及制度之分裂，依经济史型理论与历史秩序言，洵属一种反动，但不宜遽目之为封建制度，此须加以明辨，否则一错百错，对经济史全局必发生失真之判断。论者尝认为魏、晋封王宗室，流行阀阅制度，而佛教寺院勃兴，有类于欧洲中古之教会经济，因而断定本期为封建经济者。此乃皮相之论，有失鉴衡之真。盖就封王而言，曹魏封王食邑不过一县，其权极微（《三国志》云：魏封诸王，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见《魏志·卷二十》，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见《魏志·卷十九》）。晋封诸王，法同郡县，无建国之制（《晋书·刘颂传》）。诸王虽均兼刺史及都督军事，但究与封君有别，且至怀帝时，诸王之名已告消灭，南朝之宋、齐、梁、陈诸王兼为守令，无封以国土者。北魏初期，宗室、勋臣虽有封王侯者（国卅六，大姓九十九），但其制亦非殷周之旧。至孝文太和十年，变政废封君，置州郡三十八（河南二十五州，河北十三州），而封君之名亦去。由斯可见，本期中严格之封君系统并不存在。

就田地制度言，封建经济必以封君为主之农庄组织之。而本期之屯田制与占用制，均非封君农庄，均田制其田地亦非世袭之封君所得而私，而为国家所有，其田地分配之权直属之政府。且立三长，定户籍，其租课、徭役亦直接纳于政府，其农民负担户税，而为国家之自由公民。至南朝土地私有，买卖自由，更非封建农业。

就阀阅制度言，本期虽有所谓士族（魏文帝于州郡置中正，品评其本地人物，分为九品，以资登庸人才之参考。此“九品中正制”，南北朝间流行中国，至隋开皇中始罢，因而造成当时之士族）。但尔时之士族既无封地，又不拥兵，彼等虽有权位与土地，但与封君经济不同。其在政治上所具之特权，严格言之，亦不足以构成封建贵族（如东晋南渡之始，南渡士族得免课役，至成帝时乃悉令编户与白籍同）。若细究之，南朝阀阅只是清谈风习下之一种精神贵族。彼等既非王室所命。在政治上又不足与王室抗衡。【按：宋孝武帝云：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唐时已无封建，时唐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见《唐书·杜羔传》）。倘认为士族即等于封建时代之贵族，其说实不可通。】北朝汉胡逼处，中国之士族，既非北朝之贵族，且与外国之大族间充满民族敌忾。婚姻不通，更非封建贵族可比。【按：北魏统一后，外国大族渐被汉化。西魏时，诸大族多易汉姓，以后大族鲜有存者。】(www.daowen.com)

自寺院经济言，本期佛教流行，南北寺院领有之田地颇多。但就一般观察，寺院并无独立之政治经济权力（北魏文成帝时，佛教沙门昙曜奏请，立僧祇户及寺户，寺院遂有田地租税。但南方寺院则否。北魏自孝文帝延兴三年，慧隐谋乱起，至孝明帝熙平二年止，沙门谋叛者凡八次，但南方则少见）。盖因中国之制度学术具有不可动摇之优越性，故佛教寺僧深受抑制，屈居于王权之次（当时僧尼大都礼拜帝王，认帝王即为如来。北周僧任道林云：道不自道，非俗不显，佛不自佛，唯王能兴。是以释教东传时经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佛之成毁，功归圣旨。见《广弘明集·十叙》）。

其后则数毁沙门，寺院陵夷（北魏太武帝时，崔浩为政毁佛、坑沙门。北周武帝断佛道二教经像，毁沙门。后灭齐毁寺、逐僧，僧皆还俗）。由是可知，本期之寺院经济，与欧洲中古封建时代天主教之教会经济，迥不相谋。盖天主教之教会经济，乃认教会为万王之王，所谓神界、俗界总管一切，确属欧洲封建经济之主要组成部分，固不能与中国寺院并论也。

总之，本期经济制度之特征，乃国民经济之退撄，虽政治与经济领域表示分裂，但非政治、经济之分封。纵然在经济组织方面，部分掺杂有封建性之形式，但与其视为封建制度，毋宁视为国民经济之变征，乃属经济逆潮之现象，亦即经济史全程之暂时现象。彼强本期中国经济附会欧洲中古封建经济者，实乃胶柱鼓瑟之妄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