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拉丁美洲中比较典型的国家有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东南亚中比较典型的国家有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除此之外，一些非洲国家如南非也出现经济发展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内部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一个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对于扩大内需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内需旺盛有助于拉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内需旺盛有助于维持国内经济相对稳定，减少国民经济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倘若一个国家内部贫富差距过大，大多数财富被少数人掌握，由于富裕者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国内需求，导致国民总需求的萎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内部贫富差距较大，大部分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甚至高于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数据来看，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大于0.4，如巴西2019年收入基尼系数为0.534、墨西哥2018年收入基尼系数为0.454、菲律宾2018年收入基尼系数为0.423、阿根廷2019年收入基尼系数为0.429、南非2014年收入基尼系数为0.63。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不利于稳定的国内消费市场的形成，同时也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影响投资预期，国内资本形成不足、银行信贷收缩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下行、社会动荡，这一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教育不均等，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很难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从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本质上是不同发展阶段的转型，也就是能否实现产业升级，将原有的劳动密集型、粗放型、出口导向型的低端制造业升级成为技术密集型、集约生产、兼顾内需外需的高端制造业或高水平服务业。教育有两方面作用：一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二是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为国家提供需要的人才。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新加坡的1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值低于6.7年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值都大于7.3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值都没有超过5.7年。^[13]教育的不均等导致国家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缺乏相对应行业的技术与管理人才，难以发展高端制造业或高水平服务业，实现产业升级。过高的工资导致这些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无法与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竞争，同时它们较低的技术水平也无法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www.daowen.com)

最后，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采取高福利政策，但这些政策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国家财政难以支撑。20世纪初期，由于拉美国家过大的收入差距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和社会不稳定，受民粹主义影响，部分拉美国家未能有效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发展的“鼎盛时期”逐步出台高福利政策。这种不能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高福利政策在持续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逐渐成为财政负担，导致国内集中出现财政赤字、债务危机、增长停滞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使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区的“福利赶超”有两个现象需要关注：一是对劳动就业的过度保护，二是扩大社会支出。对劳动者的过度保护表面上提高了劳动者地位，但它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雇佣成本，企业为控制成本裁员导致大规模失业潮，劳动者的权益反而更难保障；扩大社会支出提高了人民福利，但这也挤占了生产性支出，导致资本形成不足和财政负担过大，福利支出的过高挤占了科技创新支出，这使得拉美国家难以转向技术驱动型、创新驱动型发展路径。^[14]这种“福利赶超”政策实际上难以提高国家福利水平，真正为人民切身利益考虑，它仅是作为政客迎合选民的手段，通过牺牲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为代价换来了民众短期福利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