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双循环”不畅、增长潜力下降、经济的脆弱性增大。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的失衡。过去我们在共同贫穷的条件下，需要先考虑怎么做大蛋糕，让大家富起来，改善人民生活。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整体上是一种“计划社会”，实际上是全面性的计划管控，社会成员之间并不平等，限制了自由流动和个人选择。而这种社会限制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有可能制造出比普遍贫穷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两极分化。现在两极分化虽然已经消除了，但社会流动依然受到过去留下来的“计划社会”的深刻影响，阶层固化的危险并未消除。2021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72%，说明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人口正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扩大；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大多数仍是“农民”身份。也就是说，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这也反映出中国的社会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转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对经济循环中的供给和需求都会构成严重拖累。老龄化的加速，也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用工成本和社会抚养负担。

经济上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社会转型缓慢带来的人口阻力在增大，人口城镇化不足、人口老龄化加速，国家发展的成本快速提高。人力资源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开掘这个资源的根本途径是市民化，减少农民，加快向“市民社会”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实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如何减少农民。

要想真正改变“农民社会”，消除结构性扭曲，解决社会转型滞后于经济转型的问题，就要实现社会转型。这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并使之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包括市场化在内的改革全面深化。(www.daowen.com)

而要实现社会转型进行深刻社会改革，需要真正落实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需要农民市民化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减少农民，实现从“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并以此来带动农民、市民的一体化发展。这是当前及今后融合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一个抓手，既是改革的“牛鼻子”，也是扩大内需战略、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以此来彻底改革二元结构，普遍提升国民能力，释放社会创新活力，为促进共同富裕获得持续的动力。

同时，要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动社会供需良性循环，形成清晰的多级改革目录和实施方案，着眼于中长期，把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治理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城乡分治带来的结构性扭曲与资源错配，增强经济韧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减污降碳、数据安全、反垄断、共同富裕、回归公益性等公共性目标之间应构建协同的生成机制，防止各行其是，相互对冲，避免给市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