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记载，中国远在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就渗透到社会生活当中，高利贷资本作为古老的资本形态已经广泛存在于民间，受高利贷盘剥的主要是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到汉朝，不仅出现了私人借贷、官府信用，还出现了救济性贷款。到了唐朝，经营货币信用的组织开始发展，典当行业就是从那时开始盛行的。当时还出现了一种称为“柜坊”的商铺，专门负责保管金银财物。唐朝还出现了“飞钱”（一种汇兑方式）^[3]，“飞钱”的出现既缓解了钱币不足的问题，同时也给商人在各地的贸易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加速了货币的流通和周转。因此，早在唐朝，货币信用机构就已经展开了存款、放款和汇兑这些最基本的金融活动。到了宋朝，货币信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北宋的“交子”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到元明时期，产生了钱铺和钱庄（在长江流域叫钱庄，在其他地方叫银号）。清朝道光年间，商品流通有所扩大，并与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矛盾，支付货款的需求突出，于是规模大、业务多的票号产生，成为重要的金融机构组织。

票号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是一种旧式的金融信用组织，以山西的票号最为出名。道光初年，雷履泰把他经营的日升昌颜料铺改造创办为票号，由此诞生了山西第一家票号。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票号的产生满足了货币金融的新要求（以前用起镖押运现银的办法开支大、不安全），使封建金融机构逐渐打破单一的兑换业务，并向信贷阶段逐步过渡，出现了票庄、汇兑庄等。嘉庆道光年间，民间各省相继有了信局，于是汇兑开始取代运现，随即诞生了票号。票号诞生初期以办理汇兑业务为主，存贷款等业务到后来才逐步进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将银行带入中国。例如，英国人在华设立东方银行（之后其在上海等地的分行称为丽如银行），主要经营国际汇兑和进出口贸易方面的业务。需要指出的是，外国银行的进入虽然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引入了新的力量，但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银行并没有支持中国的工业企业发展，其主要目的是从鸦片贸易等对华贸易中攫取暴利。

19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后，中国开始建立现代工业和现代军事，现代金融中介机构随之开始出现，并为现代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1897年，“晚清第一官商”盛宣怀创设了具有官商合办性质的上海中国通商银行，这也是首家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现代银行。(www.daowen.com)

在随后的国内战争时期，金融中介机构的组建非常活跃，但主要发挥为巩固政治力量提供资金支持的功能。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计划经济，金融中介机构作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手段，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高度集中统一。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的现金中心、信贷中心和结算中心，形成所谓的“大一统”金融体系。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重点，我国对金融体制进行了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几大行也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剥离出来成为专业银行，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探索建立商业性的股份制银行，在这一时期，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筹集资金是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体系逐步完善，金融中介开始明确为经济建设和人们日常生活提供金融服务、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为其目标定位。而银行在融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各类企业获得外源融资的主要渠道，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正逐步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进入21世纪，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逐渐走向规范和成熟，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一步获得充分发展并在发展中重新进行定位。

从前述可知，中国的金融中介经历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变迁进程。首先，从古代封建社会到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小商品经济、小农经济一直在中国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对货币的需求是主要目的，几乎不存在对资本的需求。其次，个人财富有限，民间没有产生对货币和财产进行管理的需求。与此相适应，发展起来的就是规模不大、分散的货币信用机构。这与处在历史同一时期的中世纪欧洲国家不同，欧洲国家现代银行业务以及证券发行与其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化大生产、专业化分工、现代企业制度密切相关，但当时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社会和经济基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