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论战

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论战完全是在新古典理论范围内的论战，以兰格、泰勒、狄金森为一方的经济学家试图把新古典理论应用于计划经济，而以新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的反对派也没有从根本上脱离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命题，即静态的、没有利益冲突的资源最优配置原理，争论的焦点仅仅局限于虚构的完全竞争模型和计划模型的信息处理问题。

在新古典的资源配置原理创立伊始，维塞尔就指出，这种新古典理论的命题更适合于集体主义的计划经济^[4]，因为完全竞争模型只不过是一种处理信息的机制。帕累托和巴罗尼发展了这一思想，巴罗尼^[5]详细设计了计划经济的模型来取代完全竞争。2025年，米塞斯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不存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以货币计算的生产资料价值，合理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6]。从目前对新奥地利学派的评价来看，米塞斯的论点是针对新古典理论的：其一，在经济计算问题上，米塞斯所强调的是经济活动决不是静态的，从而不可能通过实物来计算资本的效率；其二，在利益问题上，米塞斯所强调的是以一定所有制为基础的动态竞争，而与新古典抽象的完全竞争不同。这些论点后来为哈耶克所发展。然而新奥地利学派的资源最优配置和竞争结果的理论与新古典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从而人们并没有把米塞斯的论点与新古典理论对立起来。当泰勒、狄金森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全可以使用新古典的方法进行经济计算而不需要生产资料市场时，争论完全转向罗宾斯和哈耶克所提出的这种实物计算在实践上的困难。对此，兰格设计了著名的竞争解决方案，正如他本人明确提出的，这种竞争解决方案是以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根据消费者主权和企业对完全竞争规则的模仿，即使没有生产资料市场，计划机关通过试错法调整价格也能够得出生产资料的选择指数，从而达到新古典理论的一般均衡和帕累托的资源最优配置。这样，兰格在新古典命题下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使兰格模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遗产。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兰格模式的性质和缺陷进行详细的分析。

如果计划经济仅仅在信息处理上是完全竞争市场的替代物，即兰格所说的市场仅仅是电子计算机发明前的产物，那么，社会主义的计划与资本主义的市场并无二致。显然，兰格设计竞争解决方案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而是要阐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所获得的收入，从而使分配更为“公平”，并使积累率得以确定，而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兰格理论中的逻辑混乱。

第一，调整生产要素的分配以使收入分配更公平，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根据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决定分配是新古典理论的一大教条。这一理论的逻辑错误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如罗宾逊的《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卡尔多的《可选择的分配理论》。而把这种福利经济学的命题移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其逻辑错误就更为明显了。其一，如果计划经济能够按照实物指标进行计算，显然，收入分配与要素的天赋及替代弹性根本无关；其二，如果用价值或兰格的竞争解决计算问题，如兰格模式中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则对生产资料的估价取决于对消费品的需求偏好，而对消费品的需求则又取决于收入，当劳动者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来确定收入时，与国家事后按照某种原则对生产资料的收入进行社会分红时所得出的需求偏好是不同的，从而生产资料的价格和生产资料的边际生产力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价格依赖于收入分配，这就导致了逻辑上的矛盾。问题就在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不适用于收入分配问题，因为它不能解决资本的度量问题，从而用边际生产力决定分配和把收入再分配纳入新古典的逻辑体系必然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

第二，兰格模式并未到此止步，而是进一步把收入再分配推进到动态的积累率的确定上。在兰格模式中，国家确定积累率，而把资本分配给各个部门和企业是通过使资本供求相等的利率进行的，那么，这种国家决定积累会不会与消费者主权产生矛盾呢？在兰格看来，国家确定积累率只会影响利率，而与表明消费者偏好的均衡价格无关；另一方面，国家支配一部分国民收入虽然会使社会的偏好体系发生变化并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但这并不会影响均衡价格的形成和对竞争解决方案的使用。对此，道布指出：“不可能确定投资率和同时利用‘平衡利息率’作为一种工具，使投资需要适应可支配的投资资金量和它在各部门和企业的分配。在应用某些假定的条件下，可以得出，投资水平等于消费品的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投资率越高，消费品生产的赢利率也就越高，因而对投资的倾向也就越强烈。这样就形成一个累积过程，它在保持预先规定的利率的情况下使平衡的建立成为不可能。”^[7]可见，新古典理论严格局限于静态的资源配置，在存在积累和结构变动的条件下，使用均衡价格理论必然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8]。(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在经济计算问题上，兰格模式的另一个缺陷是完全抽象掉了技术变动，而资本积累是与技术变动密不可分的。在存在技术变动情况下必然会出现一笔净利润，熊彼特在评论20世纪30年代大论战时提出了这一问题，但他并不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会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是转向讨论国家对获得利润的经理如何给予刺激以解决分散决策的问题，这就使问题的关键点模糊不清了。因为这种净利润的存在会毁灭整个一般均衡理论结构，在国家决定积累率和不存在一般均衡价格的情况下，国家如何对企业的利润是否正常作出估计呢？^[9]

第四，兰格模式完全抛开了利益问题，正如许多作者所指出的，这一模式用什么去保证企业经理去从事完全竞争的游戏呢？必须强调指出，这一问题在新古典理论的假定范围内根本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由此可见，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内不可能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因为它把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完全竞争静态均衡模型的一个复本，而抽象掉了经济运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国家通过自觉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来加速资本积累以适应技术发展的要求，这只能用动态的资源最优配置和与之相联系的、以一定所有制为基础的利益竞争才能说明，而这与新古典理论的前提假定是根本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