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地利资本理论中，资本并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由劳动生产的中间产品和能够用于生产消费品，资本品的生产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从劳动投入到消费品的产出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被称作“迂回生产”。给定劳动数量和迂回生产的技术，假设生产时期越长，劳动生产率越高，但生产率的提高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的。加入时间偏好的假设，即可得到新古典的比较静态命题，其区别只是把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存量转化为劳动流量和时间，所以需要使用稳定状态的比较。在奥地利模型中，每一种生产时期是一种稳定状态，其中所有的投入—产出系数是不变的，因此技术选择是根据时间偏好来选择各种稳定状态。

这一问题同样可以用图1来表述。假设在时间t0表示只有给定的劳动而没有资本品，稳定状态的选择即是在横轴上选择一个时点，例如，t（1Kt1）或t2（Kt2），每一个时点都表示一种稳定状态或“平均生产时期”，它还表示生产结构或资本—劳动比率，如果资本数量或资本密度可以用平均生产时期来测量。参考前面的分析，这一模型是容易理解的。如果稳定状态的比较是从时间t0开始，去比较t0、与t1和t2，奥地利模型的所有推论都是正确的，当一种稳定状态被选择后，异质的资本品就能够使用价值单位来加总，因为所有的资本品都是在给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由劳动生产的。奥地利模型在这里可以看作是“劳动价值论”的时际均衡模型，实际上，稳定状态的比较只是按照时间偏好选择一种劳动生产率，所以说，资本密度或资本—劳动比率在t2比t1更高，只是意味着t2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来自于“资本”或时间的生产率。然而，这种稳定状态的比较绝不能从t1开始，比如人们已经选择了一种稳定状态t1，然后由于时间偏好的变动要选择另一种稳定状态t2，这两种稳定状态是不能用前面的“给定的技术”进行比较的，因为在时间t1已经存在了一定的资本品存量，所以原有的只存在劳动流量的技术已经不能再保持了，资本存量的存在肯定影响劳动投入流量或技术条件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们不能再把两种稳定状态的资本品按照价值单位来加总，因为它们是用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生产的，这里已经不再是稳定状态的比较，而是稳定状态的转换。与前面的分析相同，这里出现了存量——流量模型而使稳定状态的比较失效。

对于奥地利资本理论，最复杂的问题是平均生产时期的计算，这直接涉及到关于技术再转折的争论。庞巴维克使用流量投入——时点产出的方法计算平均生产时期，由此导致了混乱。按照迂回生产的假设，也许使用时点投入——时点产出的方法更能清楚地表明庞巴维克的论点。例如，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机器来表明不同的生产时期，机器被从小到大来排列，更大的机器表明更长的生产时期。技术选择即是选择某一种机器，不同的稳定状态可以用不同的机器存量来表示。但如果使用流量投入——时点产出的方法计算生产时期，就可能侵犯迂回生产的假设。比如我们可以先生产一种小的机器，然后使用机器和劳动再生产机器，最后生产消费品，这已经超出了稳定状态的假设，或者说是一种非稳定状态模型，这里存在着一系列投入—产出系数变动的可能性。投入——产出的线性分析可以表明庞巴维克神话的缺陷。肯定这里还有更为复杂的模型，如时点投入—流量产出和流量投入——流量产出，奥地利资本理论的命题并不能用于这些模型。

现在我们再回到新古典的时际均衡模型，如果稳定状态的比较是从奥地利模型的时间t1开始，就还原到时际均衡分析，因为在时间t1已经存在着资本品存量。使用时际均衡分析来处理这一问题可以不导致稳定状态的转换或逻辑错误，当一种稳定状态已经建立而要改变到另一种稳定状态时，时际均衡的方法是，原有稳定状态中的资本品存量可以重新被作为给定的生产要素而不考虑它们以前的生产成本和时间偏好，当然更不能使用价值单位去测量资本品，稳定状态的比较将重新从时间t1开始，因而不会出现技术再转折。但必须特别提到，原有的给定的技术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使用，因为资本品存量的存在必然会改变原有的技术。

图2　两种技术下的技术再转折(www.daowen.com)

图3　多种技术下的技术再转折

图2经常被用于讨论技术再转折问题。两条曲线（W1R1和W2R2）表示两种给定的技术，可以把它们作为两种非稳定状态（储蓄与消费）投入—产出的轨迹，或工资率（W）与利润率（R）曲线。当然，我们还可以给出更多的非线性曲线来表示非稳定状态的技术关系。在时际均衡中，技术选择是沿着外部的包络曲线（W2acbR2）选择一点，因而不会带来技术再转折。但在某些特定的技术条件下，如图3可以视为多种特殊技术的包络曲线，当资本数量（K）用价值和价格来测量时，就会出现资本倒转。如前面所表明的，在时际均衡中稳定状态的比较并不能使用相对价格或相对价格并不能预先给定，表明消费时间偏好的工资率和利润率必须独立于资本存量的相对价格，因为这里存在着依赖于不同技术和时间的资本品的再生产，这会使时间偏好和技术的选择影响资本存量的价格。一旦相对价格被用于稳定状态的比较时，就将使其成为稳定状态的转换而导致技术再转折。在图2中，每一种技术都有它自己的一套相对价格，当两套相对价格被用于稳定状态的比较时，技术选择就已经不再是沿着外部的包络曲线进行，而是各自沿着自己的曲线，由此导致技术再转折。萨缪尔森试图用“替代的生产函数”来否定技术再转折，但这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单一产品模型，即所有的各种技术都是线性的而使稳定状态的假设能被保持。然而，如果不使用相对价格，萨缪尔森的分析可以被扩展到异质品模型或非稳定状态的时际均衡分析，如索洛所表明的。前面的分析还可以回答剑桥资本争论的一个问题，即资本倒转可以独立于技术再转折，因为资本倒转并不依赖于相对价格，而只是与特定的非稳定状态的技术相联系。对于奥地利模型，如果平均生产时期或资本密度的计算被用于非稳定状态，或预先给定资本存量而使用工资率和利润率进行稳定状态的比较，就会导致技术再转折，因为这已经是稳定状态的转换，换句话说，技术再转折来自于稳定状态的转换分析中相对价格（工资率和利润率）的使用。

以上分析可以表明，在稳定状态转换中，新古典给定技术的假设已经不能再使用了，而应当明确使用技术进步这一概念以区别于“给定的技术”。需要提到的是，这个技术进步的概念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使用的，如果用图1来综合新古典和奥地利模型，在时间t1，由于增加了资本存量Kt1，生产函数曲线必然会移动，这正是通常定义的技术进步。如前面所提到的，新古典的时际均衡模型可以处理这种技术进步，即把每一次稳定状态的转换重新作为稳定状态比较的起点，从而能够把技术变动作为“给定的技术”来处理，以讨论资源配置问题。但这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现实问题时的做法，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所有现实问题都涉及到稳定状态的转换，而且在使用相对价格来讨论这些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逻辑上的错误。更严重的问题是，新古典理论把这种稳定状态的转换或技术进步作为给定的技术来讨论收入分配问题，这就模糊了技术变动条件下竞争的性质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由此导致了分析中严重的逻辑错误，这正是剑桥资本争论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