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世界体系论及其发展趋势

世界体系论及其发展趋势

时间:2023-05-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世界体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出版,学术界认为这是世界体系论创立的标志。从某种层面上讲,这一格局演进,也给适应新形势主动构建具有中国话语、中国叙述等特点的世界体系论提供了沃土,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世界体系论及其发展趋势

世界体系论,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这一理论主要阐释世界体系得以产生、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及其原因,并对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进行分析,从而对剩余价值如何向中心国汇集等问题作出非常有力的解释。[28]它试图用中心边缘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为变量来建立分析框架,阐述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进程,从而解释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29]诚然,世界体系论主要阐释国家与世界之间的权力演进格局体系,本书运用这一理论,一方面是为了借用其关于“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研究视角及演进分析框架,阐释中国正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牵引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大势;另一方面是为了阐释广东等中国省域经济外交与其高度关联,从而找准新时代广东发展的世界坐标与历史方位。这里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广东作为中国省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因其特殊的中央授权定位、区位优势、雄厚经济实力等有力支撑,在中国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牵引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大势下,其地缘经济功能凸显进一步重塑优化的新机遇;二是广东作为中国的省级次国家区域,必须自觉顺应这一历史大势,抓牢重大机遇,扎实发挥好新时代中国省域经济发展龙头的引领功能,致力成为亚太区域乃至世界发展的重要一极。

世界体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但他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方面也相当擅长,出版和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他的重要著作集中反映了世界体系论的主要观点。1974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出版,学术界认为这是世界体系论创立的标志。[30]他的世界体系论是一种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理论,认为西方工业革命的原因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内部,而在于已经组成了单一世界体系的各国之间的关系中;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等级,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属国。[3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构建的现代世界体系论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经济体是整个世界体系的基本层面,是政治体、文化体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中心—半边缘—边缘”分析模式,认为世界经济体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世界经济体包括一个占支配的中心和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不同区域(中心、边缘、半边缘)被派定承担特殊的经济角色;中心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等控制支配着其他的国家。[3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当代世界体系的三个依靠:依靠高利润的世界生产体系、依靠处于中心地带的主权国家的社会聚合力、依靠相当稳定的国家关系。边缘国家面临的选择是,凝聚其后发优势举力于发展这第一要务,力求在该体系内部由边缘地位上升为中心地位,为“追赶式”。[3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从世界体系层次分析世界发展的历史,无疑是有意义的,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补充,开拓了体系论研究的新视角,特别是他关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关系的分析很有可取之处,是多种体系论中的佼佼者。但我们在考量这一理论时,也要清楚看到其局限性:因为主要基于资本主义的视角、以西方强国为中心进行分析,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当今世界的格局体系正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是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二是大批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以及亚太地区的快速崛起,正有力改变世界经济体系的内部运动格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及演进不仅终结了由美国负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更是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一次全面挑战。这意味着500年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地域的分层结构,即由欧美国家为主导的增长核心—后发的半边缘地区—落后的边缘地区这种全球要素流动的格局被改写,欧美力量的衰落和亚洲力量的崛起将成为21世纪最为突出的特征。[34]

依据世界体系论,世界权力中心辐射源往往是世界经济重要增长极。基于此,作为近40年来人类最伟大的发展奇迹之一,中国的快速崛起并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重要增长极,理应成为当今世界一个重要权力中心源,这就极大拓展了世界体系论的实践外延,也有力改写了自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体系一直由西方国家主导引领的格局。从某种层面上讲,这一格局演进,也给适应新形势主动构建具有中国话语、中国叙述等特点的世界体系论提供了沃土,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这在实践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其世界参与度、贡献率及国际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强,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变量因素(见表2-1)。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世界第八大贸易体上升为第一大贸易体,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上升为第二大经济体,不久可望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自近代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世界影响中国、中国影响世界,世界更加需要中国、中国更加需要世界。[35]中国崛起不仅使得东亚拥有能影响世界的超级大国,而且将使东亚成为世界主要的战略竞争地区。[36]

表2-1 部分年份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

材料来源:国家发改委课题组《中国对外开放4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290页。

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的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借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勾勒的世界体系论关于“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演进框架分析,当前中国已具备从广度和深度不断向全球范围拓展纵深腹地,以及引领新的国际规则体系变革的综合条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中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也将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37]就战略层面而言,未来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规则设计,事关国家之间发展制高点的争夺,也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长远制度性安排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制度规则话语权,既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提出的倡议和贡献的智慧与方案,将深刻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38]实际上,中国的迅猛发展对世界格局的冲击力量日益增大,正从多个维度使未来世界秩序变得日趋复杂。比如,在物质层面,中国对外部能源与资源的需求大幅增加;在货币层面,人民币将逐渐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制度层面,中国将寻求更为公正的国际规则;在观念层面,中国的发展模式将得到更多的国际认同。[39]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图在于着力完善国际经济秩序,这不仅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中国国内的经济诉求,是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话语权的重要途径。[40](www.daowen.com)

从历史大纵深的视野看,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外交深入推进的历程,也是中国量力而行、主动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历程(见表2-2)。可以预见的是,世界经济格局体系的变化,将深刻改变世界权力的地理空间分布版图,给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经济重要增长极和权力中心辐射源提供战略机遇,这不仅影响当前及未来的世界历史,而且也还正在开启一个新的伟大时代。

表2-2 1978年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标志性事件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课题组《中国对外开放4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257页。

麦肯锡公司的世界增长周期预测,“世界经济中心千年后回归东方”。该机构分析指出,宋朝以后,世界经济中心从中国移至欧洲,后来又移到美国,不久的将来将回归中国,可谓世界归位。[41]在这一格局之下,中国如何将大国综合实力转化为大国外交能力,成为关乎国家命运也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4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全球视野倡导构建国际关系新秩序,正是顺势而为、主动作为之创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3],这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构成之一,将有力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深入展开,助力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44]

综上,可以借用世界体系论演绎阐释当今中国发展的国家命运、整个国家的大趋势,那么广东等中国省域经济外交肯定要适应这样的历史大背景,即国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广东作为中国省域发展的龙头,就必然要在中国推进大国和平崛起进程中有更大的担当与作为,这也就彰显出新时代广东省域经济外交背后所蕴含的大趋势、大格局。具体而言,根据世界体系论关于“中心—半边缘—边缘”演进框架,“一带一路”勾勒出的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处于世界经济边缘或半边缘艰难起步、奋力挺进世界舞台中央的跨越图景,并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日益成为世界权力中心辐射源;同样,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由此崛起的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第一对外经贸大省,在中国全局中具有特殊的经济地位,不仅在过去和现在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也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背景下,广东等省域迎来了中央授权式地方外交权重持续增大的窗口期,省域经济外交被持续赋予更大舞台、更多机遇。基于此,广东在积极顺应国际格局体系变革、全球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及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中,因其处于“一带”与“一路”交会地带的特殊区位、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中央赋予更大的授权等综合因素支撑下,其面向未来的地缘经济功能可望进一步重塑优化,必将在中国乃至世界格局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广东发展演进的大逻辑与大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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