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课堂上的小学生，在老师上课的时候突然站起来告诉老师：“你说的不对，我有更好的方法。”那么这个孩子如果在中国，可能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缺乏管教的孩子。但是，在西方社会，这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而已。而这种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看法的习惯便伴随了西方社会孩子的成长，并且影响了他们的认知模式。而中国的同龄人则习惯于服从一个权威人物的指示，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

这种认知差异被北京大学的一个实验所证明，这就是老板效应的实验。

当我们看到一堆相片的时候，我们会很快找到自己的相片。北京大学的一个研究表明，在有老板相片的情况下，个体寻找自己相片的速度大为降低，可见老板对个体的影响。在我们的文化中，对老板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替代了对自我的认知，这就是“老板效应”。有趣的是，西方环境下长大的人，则完全没有这个效应。

由此可见这种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了个体的行为模式。在西方长大的项目管理研究者们，在制定项目管理体系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就带着自身的那种固有思维，这种思维影响了对管理流程的设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在引进西方的各种管理体系的时候，总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水土不服”的现象。这也是CMMI或者敏捷的开发方法在中国公司中的实践所要面临的挑战。

而最能充分体现这种西方社会文化的一个知识领域就是质量管理。在质量管理中，将质量这种具有辅助流程的性质的活动通过职位的设置来保证其正确执行。这种职位则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影子。尤其是质量保证（QA）的角色，在西方的公司中，很容易被理解，也是很常见的一个职位，而在中国的公司中，则会带来混乱。一直到今天，质量保证到底在公司中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众多的中国公司。而在中国环境下长大的员工，从心理上也对质量保证人员有很大的排斥。作者调查了北京地区的IT公司中质量保证人员的现状，发现大部分质量保证的员工都表示了对自己工作的茫然。他们往往对这个职位进行一些改变以适应中国国情。(www.daowen.com)

（1）扩大了QA的角色。比如某世界著名的电信设备生产商的QA就同时集岗位标准制定、员工绩效考核等多种职务于一身。把QA工作的司法性质加上了立法和执法属性。作者调查的北京地区的几乎所有机械照搬国外的管理体系的公司的QA都是十分郁闷和茫然的，而唯独这家QA的工作十分容易，也没有什么抱怨。因为这家的QA权力实在太大了。

（2）改变了QA的职责。例如国内成都的一个软件集团，他们公司的QA还要负责测试的任务。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进行了混合。

（3）按照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定位行使QA职权。例如有的公司的QA几乎成了总经理派到下面的“间谍”，负责监督一切违规行为。还有的公司的QA为了讨好项目组成员，不断地给项目组发各种参考资料，组织培训等。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成了培训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