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是指将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生产出人类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的过程。生产可以用实际物质单位衡量（或相同的服务单位），也可以用价值单位——即货币来衡量。例如，比较两个苹果园的产出，我们可通过蒲式耳（bushel）来计算；但用同一种方法比较苹果园和橘子园的产量就失去意义了。为了进行有效的比较，我们必须将实际单位转化为价值单位，也就是说，分别将每个果园产出的蒲式耳数量乘以各自的价格，得出它们的总价值。

“生产率”是指生产流程的有效产出与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之间的比率。与生产一样，它可以用实际单位衡量，如每英亩x蒲式耳小麦、每工时y件；也可用价值单位衡量。而“全要素生产率”——即所有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则必须用价值单位衡量。

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如某块土地天生比其他土地肥沃；有些工人比其他工人更健壮、技术更熟练。资本的生产率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含的技术功能，如一台机械拖拉机（正常工作秩序下）比一组等价值的牛拉犁的生产率高，水力发电机比等价值的简单水轮生产率高。此外，生产要素的某些组合会提高生产率，如土地因施入肥料——即因资本而变得更肥沃，在机器上工作的工人比靠手工或用简单工具工作的工人效率更高，断文识字的工人大多数情况下比不识字的工人更有效率。

这样的思考将我们带入一个相当重要的生产要素的特殊组合，即“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概念。人力资本（不是奴隶，尽管他们曾一度被视作资本）是投资知识、能力或技能的结果。投资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正规教育或培训（高等教育是一项大投资）、学徒或“边干边学”（即实践）。然而，人力资本是后天习得的，最先进国家与最落后国家之间最显著也是最关键的差异就是人均人力资本。

近几十年的经验清楚表明，在经济发达国家，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对于提高产出只起很小的作用。换句话说，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得到了大幅提高，怎么解释？至今已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很明显，在所有决定因素中，最关键的是技术进步、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组织改进（包括所谓的“规模经济”），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生产率的提高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特别显著，正如我们在以后各章中所证明的。贯穿人类有记载的历史甚至更早的时期，生产率的提高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www.daowen.com)

在这一点上，我们详细讨论一下所谓的“收益递减定律”是很有用的。精确地说，它更应被称为“边际生产率递减定律”。举个简单例子，假设有100英亩可耕地（实际大小无关紧要），一名工人运用一定的技术（无论简单或复杂的技术），能产出一定量的谷物——比如10蒲式耳。增加第二个工人，就有了分工，产量增至一倍之多——25蒲式耳，即边际产出15蒲式耳。增加第三个工人可使产出更多，达45蒲式耳，边际产出20蒲式耳，以此类推。换言之，工人的数量增加至某个点前，边际产出都是增加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工人的加入，他们相互挡道、踩踏庄稼，这最终会使边际产出递减。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定律。

现在，让我们将这个简化的例子的教训移植到一个完整社会中。先假设固定资源（100英亩）和一定的技术（无促进生产率的创新）。如果，在某一个时点，社会的人口相对于资源是稀少的，那么，即使在技术和社会制度没有变革的情况下，其人口和人均收入仍可增长并持续一段时间。但最终，资源耗尽了，人口增加的结果是边际生产率的递减，进而是实际收入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创新，大力提高生产率（技术、制度或两者兼有），才能摆脱困境。

1798年，托马斯·R·马尔萨斯，一位牧师出身的英国经济学家，出版了著名的《人口原理》。他在书中提出“两性间的激情”将导致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2，4，8……），而食物供应则以“算术级数”（1，2，3……）增长。他得出结论，若没有“道德约束”，如独身或晚婚（他未能预见人工节育），边际收益递减定律和对人口产生“正常抑制”的战争、饥荒、瘟疫将惩罚人类，大多数人将在艰难的生存线上挣扎。在二百年后的今天，马尔萨斯好像是错了，至少在工业化国家如此。马尔萨斯肯定没能预见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推迟了边际收益递减定律的应用时间。当然，在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抑制人口的战争、饥荒和自然灾害仍是严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