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人口增长与移动:工业化及廉价运输的影响

人口增长与移动:工业化及廉价运输的影响

时间:2023-06-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到1950年,世界总人口为25亿,而欧洲人口总数已升至5.5亿以上。根据现在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世界总人口将在25年至30年内翻倍。可见,在工业化和人口增长之间并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廉价的运输同样促进了人口的迁移。而这不仅是绝对数量的增长,还有在总人口中比重的上升。法国和西德的比例与此相近,但是在欧洲甚至世界的其他地方,多数国家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

人口增长与移动:工业化及廉价运输的影响

欧洲人口在19世纪内翻了一倍还多,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才增加了20%。然而到了20世纪,欧洲人口增长逐渐减慢速度,而世界其余国家的人口却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增长,其中绝大多数的增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生的,在表13-1中我们一目了然。

经过粗略的估算,我们可以将自然死亡率的降低看作是人口数量急速增长的原因,尤其是一些非西方国家更是如此。西方国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历过一次人口变革(即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当下,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也在经历这种转型变革。由于西方有关公众健康公共卫生、药物使用和农业生产这一系列方面的科学技术的传播,第三世界国家的死亡率急剧下降,而出生率的下降却很缓慢。这些变化可以参见表13-2中所选择的国家。

在总的死亡率下降中起主要作用的一个因素就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指在一岁内死亡)。详见表13-3。

表13-1 世界各大洲人口 单位:百万

a 指日本、韩国、中国。

b 不包括俄国/苏联,以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

c 指中美洲、墨西哥、加勒比地区的拉美部分。

资料来源:1950,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1994; 1990, W. S. and E. S. Woytinsky, Worl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Trends and Outlook(New York, 1953); the 1900 figure for Russia is from the 1897 census; 1998,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0. Both dates and population figures are approximations.

表13-2 部分国家的毛出生率与毛死亡率 单位:每千人

a 或者是距离1998年最近的年份。

b Ca.1900—1910年,只包括欧洲部分的俄国。

c 1945年。

资料来源:Ca.1900-1910, W.S.and E.S. Woytinsky, Worl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Trends and Outlook(New York,1953);1950,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various issues; 1998,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0. Both dates and rates are approximations。

表13-3 部分国家的婴儿死亡率 单位:每千个出生婴儿

资料来源:Ca.1900-1910, W.S. and E.S. Woytinsky, Worl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Trends and Outlook(New York,1953);1950,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various issues; 1998,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0. Both dates and rates are approximations。

死亡率下降的主要结果就是平均寿命的迅速增长。它常常是用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这一概念衡量的,即在特定的年份出生的人所活的年数。在20世纪初,这一数值也普遍低于50,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在1900年,美国白人男女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47.3岁,而非白人的男女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3.0岁。瑞典人相对其他国家人口更长寿些,在1881年至1890年这10年内,该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48.5岁,女性为51.5岁。另一方面,20世纪初非西方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都很短,甚至经常低于古罗马帝国曾达到的水平。例如,印度,即使到1913年,平均预期寿命才26.8岁。到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都提高到了60岁或者更高。然而世界其余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却仍低于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水平。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平均预期寿命都有上升的迹象,详情参见表13-4。(www.daowen.com)

表13-4 部分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 单位:年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various issues;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0。

平均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营养水平、保健水平这些标准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与平均收入水平较低国家的人民相比,平均收入较高国家的人民吃得更好、更有营养,享有更好的医疗照顾,他们的死亡率必然也更低,平均预期寿命也相应更高。正如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教授在1993年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讲中提到,在20世纪,更高的工作效率和人均产出对于婴儿死亡率降低有着长期的影响。

19世纪欧洲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并蔓延到了世界其他地区。(但是,目前有一种趋势,已经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起工业化都市的国家英国初露端倪:城市人口的比例在近几十年里有所下降,许多事业兴旺的企业和专业人士放弃居住在城市,喜欢上了小乡村,工作日就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内,由于城市的生产率和收入一般都高于农村,因此城市往往成为财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况略有不同。第三世界的城市人口很大一部分是由失业人口与未充分就业人口组成,他们大多居住在市中心边缘的贫民窟内(图13-1)。例如墨西哥城的城市居住人口,由20世纪40年代的200万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2 000万,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增长人口是来自低文化、无技术、处于失业的农民。如此雨后春笋般的增长是绝大多数拉丁美洲、亚洲,甚至是非洲的大城市的特征,这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表13-5描绘了部分城市自二战来城市人口的增长。我们不能过于迷信这些数字的绝对值,因为各国对于“城市”的定义不同,人口资料也经常存在一些随机误差,但这些趋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表13-5 城市人口比重(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图13-1 第三世界的棚户区图中所示为秘鲁首都利马城市周边的景象,第三世界大部分城市人口就居住在这样的地方。由于缺乏卫生设施和自来水供应,这些地区是疾病流行的温床。

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内的移民。由于农村地区和小镇上的剩余人口要寻找更多的机会和自由,所以纷纷移民来到城市。国际移民是19世纪的人口史上一个相当引人瞩目的特点(至少对于欧洲和其海外的殖民地来说),在20世纪仍然继续存在,虽然其所处环境已有所不同。在19世纪,大多数移民是出于国内经济的压力和对国外机遇的向往。在20世纪,这些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战争而来的政治压迫(或威胁)和革命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大规模的移民通常是被逼迫的,并非自愿。在19世纪这一点尤为显著。在20世纪,自愿移民的刺激因素与19世纪时一样强烈,而越来越多的移民是出于被迫。一次大战之后,欧洲被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国家,每个国家都以占人口多数的民族作为依据来确定其本国公民身份。这意味着会驱逐大量的少数民族。不管第一批移民大潮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是之后的移民流往往是从相同的移出国流向相同的流入国。这就形成了持久的“连锁移民”(chain migration)。

一次大战前不久,19世纪那种形式的国际移民潮达到了顶峰,平均每年有100万人离开欧洲去海外目的地,其中又以去美国居多。一战的爆发暂时阻碍了这一移民潮,而美国通过的战后限制移民法,更是进一步限制了这种移民。这也是为什么在战前10年间平均每年去美国的移民数约为100万,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一数字锐减至不到一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严重减少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而二次大战则再次减少了移民浪潮,在1930年至1950年期间,其每年平均移民人数竟不到5万人。战后,为了躲避战争破坏和新政权压迫的难民大大增加了移民人数,使其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10万增至20世纪80年代时的50多万。

近几十年来,美国移民的特点发生了变化。过去绝大多数移民都是欧洲人,现今更多的是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后者(或许主要来自墨西哥和一些中美洲国家)大多数是非法入境者。这些非法入境者基本上是来寻找工作的非法劳工(俗称“湿背人”,wetbacks)或是来自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难民。

在20世纪,西欧入境移民与出境移民的特点也发生了变化。在19世纪,欧洲输出了大量国际移民,而如今欧洲却已成为政治难民的避难所,也成了欧洲中部和东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贫困大众的就业天堂。

这一过程始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沙皇的臣属们(过去的贵族等)选择了居住在欧洲,尤其是法国,而不是留在苏维埃统治下的祖国。随着二战后东欧重新划分边界,这一进程加速了,数百万说德语的人被驱逐和流放。但也有许多其他民族利用战后的混乱状况摆脱了他们认为残暴的政治体制。后来1956年夭折的匈牙利革命以及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重演了这一过程,只是规模上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西德曾被难民潮所困扰,开始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负担。但是,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西欧经济的复苏,随之而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一负担反成了一种恩赐。实际上,劳动力的需求超出了难民所能提供的人数。其结果便是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德国,“邀请”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土耳其和北非的外来劳工来补充他们本国的劳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移民是暂时的,或者打算是这样的,但这个举措也带来了一些永久性移民。

另一股新兴的移民潮则是欧洲的犹太人,最终涉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战之后,英国受国际联盟的委托接管了巴勒斯坦,只允许少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居住。在二战期间,由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成千上万的“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到这里寻求庇护。起先,英国拒绝了,并驱逐了很多非法移居者;但是,1948年以色列的成立,向数百万的犹太人敞开了避难的大门,这些犹太人不仅来自欧洲,还有来自美国、亚洲和非洲的。在最近几年,许多犹太人离开前苏联国家,来到以色列或者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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