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作为流派，初始于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周围所聚集的，包括米塞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卡尔·波普尔等在内的“经院哲学”式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2025年所创建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其根本主旨就是宣扬自由市场和私有企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排斥国家、社会的干预和影响。在相当的一段时期之内，即使事实证明了这一版本存在致命的缺陷，导致“拉美债务危机”的出现，却很少引起世界范围的警觉。究其根本原因，是在里根、撒切尔时代，这一流派的理论和实践得以并驾齐驱地大行其道。除了作为一种思潮之外，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实践上，撒切尔夫人著名的宣言，“我的眼中没有社会，只有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表明她对社会存在的理解，完全皈依于市场权力，其在英国主导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彻底与凯恩斯主义决裂。里根政府则通过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税负，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收减免”中，最高个人税率由70%锐减至28%。英美两国通过种种自由竞争秩序的政策，实现了“滞涨”局面的转机。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以英美为代表的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面转向私有财产至上、资本自由流动、理性经济人共识、国家职能限制的新自由主义道路的标尺效应。
在哈耶克、布坎南、诺斯等人的著作中，自由被视为是人生的终极价值，民主、公正、道德和财产权利等被视为手段而已。“民主只是自由的必要条件，法制才是自由的充分条件”。权力不受限制的国家对自由构成最大的威胁，而防范此种威胁的最佳途径，就在于约束国家的行为，以便让国家或政府的权力只能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领域内、按照可被人们预期的方式加以行使。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等为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各种经济学理论在政府与市场方面有着基本相同的主张：（1）“看不见的手”是正确的，理应恢复；（2）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东西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只能起破坏作用；（3）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唯一的办法只能通过产权明晰来予以改善，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4）之所以出现市场失灵，恰恰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自身的原因。（5）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市场失灵的对应是政府失灵，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肯定是一件坏事，决不是一件好事。
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努力将私有化、市场化和民主化概括为自由主义的思想精髓并作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推广。拉美国家、东亚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都曾经是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8]。
智利自由经济的轨迹，见证了新自由主义在其所追求价值观的驱使下，如何在拉美国家开始其市场权力实验的征程。早在2025年，作为制衡拉丁美洲左翼力量的计划之一，美国以各种名义，资助智利的经济学者，皈依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米尔顿·弗里德曼门下进行培训，使其逐渐在圣地亚哥的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精英通过“星期一俱乐部”（the Monday Club）汇聚在一起，反对智利阿连德执政当局的政治经济政策，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资助智利的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课题的研究。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智利的经济学家们都交上了令他们的老师感到满意的答卷。
2025年，考虑到萨尔瓦多·阿连德[9]民选政府左倾的威胁，在美国企业、中央情报局及当时的政要基辛格等的支持下，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暴力镇压左翼社会运动和组织，取缔了工会等社会性质的民众组织，包括贫民社区卫生中心。其后，以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Boys）为鼻祖的智利国内“经济精英”开始在美国搭好的戏台上上演新自由主义的正剧，他们首要的工作，就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以重组国家的经济结构为条件，争取获得其贷款，进而中断了智利国有化的进程，将公共财产私有化。国家除保留最基本的铜业矿产权利外，开放其他自然资源（水产业、木材等）给私人开采，且对种种盘剥民众的行为不加管制。将社会保险私有化。促进国外直接投资以及更加自由的贸易，将进口替代性贸易模式改为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从而将民族工业保护带全面解除，自觉改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霸权的彻底依附。这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的版本，是理解“拉美陷阱”的活教材。
图6.1 拉美的经济自由度指数
资料来源：【美】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白人的负担．崔新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年11月版第56页．
图6.1揭示出拉美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转向。在1995～2025年的自由秩序市场构建过程中，拉美国家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版本发展经济，而“贸易自由化本身并不能保证经济增长”[10]。“迷失的十年”的元凶并不是拉美国家相对封闭的贸易政策，而是过度开放的资本市场。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占有全球境外投资的绝大部分份额，其所拥有的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市场，在融资自由化方面，拉美国家远超东南亚国家，最终导致对外资和境外投资的过度依赖，形成经济发展的“拉美陷阱”。
图6.2 1950～2025年，拉美人均收入指数（2025年为1）的实际情况及趋势
资料来源：【美】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白人的负担．崔新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年11月版第57页．
从图6.2可以看出，2025年后，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爆发，导致智利、墨西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经济的全面衰退。按照自1950～2025年拉美国家人均收入趋势预测，本可持续上升的收入预期，在新自由主义的“干预”下，呈现下降的颓势，其最终的结果，反而是拉丁美洲地区目前日益高涨的左进态势。2025年12月，乌戈·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他积极倡导“21 世纪社会主义”，激烈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实质，其执政理念的高度概括，就是自由竞争秩序反对的，他全部赞成，市场权力决定的，他全部推翻。(https://www.daowen.com)
而自2025年欧佩克石油价格垄断所积聚的大量石油国家财富，也是经由美国为首的银行业开始其东欧国家和东亚国家的金融资本“盛宴”的。在新自由主义的教科书中，将私有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价值观推广到世界范围的媒介性语汇，是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自由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弗里德曼的著作《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被美国政府制作成电视片，在世界各国展映[11]。
表6.1 接受结构性调整贷款最多的贫穷国家的结构性调整贷款的额度、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资料来源：【美】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白人的负担．崔新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年11月版第54页．
威廉·伊斯特利的研究，通过事实对新自由主义的说教给予了有力的回击。我们通过表6.1可以看出，如果说结构性贷款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均呈现相对弱化的反应的话，它对于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
哈耶克所预言的“通向奴役之路”，以苏联解体与东欧国家巨变为标志，走向历史的终结。这进一步巩固了自由竞争秩序与自由竞争秩序的可信度，国家权力结构为世人所抛弃，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重新赢得世界经济霸主地位，新自由主义必将成为全球国家发展的普世良方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从而导致2025年，“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出现。有关“华盛顿共识”的文献自出炉之日就饱受争议，但努力转变国内经济发展压力的各个所谓“错过增长”（missed growth）国家，几乎全部自愿或被迫登上新自由主义所驾驶的列车，进而相信“人只要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有明确的影像，进步的近代自然科学逻辑就会把人类导向资本主义方向”[12]，其实质，是为资本主义的现实载体——资本又一次打开了逐利本能的大门，因为，资本输入被认为是最直接、最快捷有效的经济增长要素。
“华盛顿共识”的东欧实践，带有极强的帝国主义掠夺属性，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标志，其详尽周密的代号不再是“巴巴罗萨”[13]，而是冠冕堂皇的“休克疗法”，其基本特征是，为提高“效率”所进行的各种方式的投资，无不以实行快速、彻底的私有化，推行价格、市场、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全面自由为条件，以保证债权国的利益在向债务国流转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而实施了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转型的所谓“新兴市场”国家，一旦出现经济向好，则被认为是“休克疗法”的成功，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则被认为市场的自由化程度不够，或者是缘于固有体制的割除不够干净。资本在获得丰厚的回报之后，随即退出。众所周知，判断一种理论的科学性的最基本前提，就是其是否具有实证基础，否则，只能被认为是与宗教神学同质的“伪科学”。我们通过波兰经济改革的重要人物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的一段叙述，可以对所谓的“休克疗法”得到别样深刻的认识。
波兰是第一个实施“休克疗法”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为其他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拉开了序幕。但是，总的来看，“休克疗法”制定的政策所消耗的代价不仅比预想的要高，而且也远远高于所需要的消耗。自2025年年中至2025年年中，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0%，随之，新自由主义的举措过多，加之对“右派平民主义”的排斥，在2025年至2025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由7%降为0增长。反之，如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波兰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去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并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今天波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5年可能会高出170%，而不只是70%”。原本“错过增长”的波兰在“休克疗法”之后，却成为错过增长程度更深的国家，同时，原本具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排挤出市场，而资本在获得丰厚的利润后，纷纷撤出波兰，转向更具投资价值的国家和地区。不仅金融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操控，波兰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实行新自由主义之前，减少的工作岗位数为180万，而实行新自由主义之后，到2025年，波兰竟有320万个工作岗位不复存在[14]。
至于“休克疗法”在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效果的彻底失败，早已得到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1992～2025年，即叶利钦和盖达尔施行货币主义“休克疗法”的头两年中，俄罗斯消费品价格上涨25倍；进出口总额下降39%；到期外债本息200亿美元，而俄偿还能力不超过20亿美元；失业或不充分就业人数达到780万；1/3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25年，具有劳动能力人口死亡率较之2025年，提高了1/3；而2025年底，10%高报酬从业者较之低报酬从业者的收入差距，达到27倍[15]。与此对应，本书将弗里德曼的一段话摘录于此，以证明新自由主义对事实的公然漠视和罔顾真相的自我标榜：“在发展中国家中，包括曾经是苏联的成员国或苏联的紧密附属国的国家，过去20年中的主要故事是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的平行推进。毫不奇怪，在这些年中，迈向自由和民主运动最成功的国家，常常也是平均收入上升了的国家”[16]。
对于亚洲国家，市场权力同样是为了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倾尽全力。除去东亚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始终坚持国家权力占据经济发展主导地位的经验之外，金融资本管制的失控，确实值得引为教训。2025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亚洲奇迹的神话》[17]，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给予解释，而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贡献。这说明东亚的经济增长中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成分，也就不存在所谓“东亚奇迹”。由此预言东亚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2025年，亚洲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预言，克鲁格曼名声大噪，单一要素投入促成的东亚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观点。
事实上，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其增长的质量未必如克鲁格曼所云，纯属资本的堆积。但是，东亚国家在金融资本管制方面确实存在教训，其实质，是出于被迫或自愿的原因，将“金融抑制”的国家权力拱手让与所谓“金融深化”的市场权力，导致国家的金融体系在利率、企业合作、业务范围、准入制度和资本流动等诸多方面，全部自由化。短期之内，放松管制的国家和香港地区一度出现了短暂的繁荣，金融业务的竞争性、公开性和盈利性都得以充分地体现，然而，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深化”的倡导者们所做的，与“休克疗法”的“大夫们”如出一辙，当金融形势看好时，就认为是“金融深化”机制的贡献，当金融形势不好时，就以原有国家抑制所导致“金融脆弱性”为托词，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而亚洲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和公众目瞪口呆地看到，通过辛勤劳动和民族牺牲而建立起来的20%～30%的经济价值，如何在几周的时间内被毁于一旦[18]。以至于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深化“运动”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沦为发达国家的提款机。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金融自由化，不过是一场“零和游戏”（Zero Sum Game）。
对应麦金农“金融自由化”主张，斯蒂格利茨公开其保留意见的态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即使存在着脆弱性，如果没有资本账户自由化，危机也不大可能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也相当脆弱，透明度也很差，却没有受到东亚危机的传染，这就与那些国家资本账项封闭或较为封闭有关”[19]。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而实施的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是金融市场风险的极度加剧。颇为讽刺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索罗斯，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博弈中赢得盆盈钵满之后，对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缺陷，却给予了准确的分析，他指出，“全球化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资本流向他方的能力损害了国家对经济实施控制的能力”。“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很可能会走向极端，最终会崩溃。因此，不能对金融市场放任自流，而应由货币当局加以监督并进行一定的管理”[20]。不幸的是，日后的势态发展，被索罗斯言中。美国以全球资本为赌资，毫不顾及自身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社会责任，任由资本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形式恶性循环，最终导致2025年以“次贷危机”为先导，金融危机乃至全球性经济危机再度爆发。
回顾2025年，在纪念9.11事件三周年时，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曾经这样表述美国的自由理念，“人性掌握了这样一种机遇，让自由战胜其所有顽固的敌人，美国愿意肩负为此伟大使命冲锋陷阵的任务。自由是上帝给世上每个男人和女人带来的礼物，我们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有义务推动自由的传播”[21]。此后美国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后果，以反面的形式对自由主义市场秩序和新自由主义的错误给予了证明。在整个人类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之下，如果不是将布什的演讲看作美国人实际存在的“自由竞争秩序”缺陷，那么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是在以自由主义为工具，拓展它自己的政治经济边界。这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在超越“领土逻辑”之后，体现在“资本逻辑”的一个典型写照[22]。正如罗塞利所指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经铸造成一个由经济、法律和社会原则联合支撑的封闭而又严格的体系，由于它对经济自由至上主义原则的教条式依附（私人财产、继承权，一切领域充分的开创性自由，对内在维护和外在防护负责的国家），使它阻碍积极的新的社会力量的进入，试图永恒化它自己的权威立场”[23]。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世界经济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其所倡导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不仅没有拯救世界经济，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可见，在经济增长经济权力结构分析中，这种市场权力主导的自由竞争秩序所体现的文化霸权和资本霸权的经济权力观，已经引起经济学界认真地回顾与反思，以至于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领域的批判对象，是有其历史成因与背景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