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权力的最大化，恰似生物遗传中的“单性繁殖”，它使英国社会陷入了既不能有效体现效率原则也不能有效体现公平原则的境地，英国的经济权力结构，以放纵资本流向为标志，日益呈现社会结构失衡的局面。“福利主义”的国家经济权力，不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利”秩序下手，不得不以降低工资为代价，换取自由竞争结构的维持，而英国工团主义势力的抬头，又使其不得不同时在三个维度，展开周而复始的博弈，即政府、市场和工会。换言之，英国实现的是产业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就业压力加大→工团主义抬头→社会局势紧张→产业资本投入更为不足的“环闭合”，最终使英国社会始终在市场效率和福利原则的“旋转门”内亦步亦趋。

图5.2　英国政府领先百分比和“困苦指数”（1948～2000年）

资料来源：【英】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金钱关系．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216页．(www.daowen.com)

图5.2揭示出英国社会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英国“困苦指数”达到峰值的时刻，恰好是保守党政府领先之时。也就是说，尽管国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叠加的局面，英国民众宁愿选择背弃代表自身利益的工党，转而选择保守党执政。对此，我们必须通过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才可得到正确的认识。

英国的普通法系传统，曾是其国家发展的骄傲，因为自爱德华·柯克^[15]肇始的法律高于一切，教权与君权只能服从法律，而不能以特权干预法律的思想曾是英国文明的源泉。但是，基于功利主义思想所形成的判例法传统，使其在私人产权的界定之外，对国家的性质及其权力的结构，从未予以认定。三权分立的法理结构，客观上导致“制度悖论”，即虽然制度实现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但也失去了国家权力的常态化均衡，这就导致其经济权力的集成方式，完全建立在议会政体之下。换言之，谁获得了执政的地位，谁就控制了代议制的话语权，从而出现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经济政策的钟摆效应。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英国保守党与工党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

以1900年工党成立为标志，英国进入了“议会工团主义”时代。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其实真正的工团主义，即彻头彻尾的工团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即跟同样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是水火不容的”^[16]。英国工党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何性质，甚至连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的性质也不具备，其政治经济政策，并不是戴维·施韦卡特在其《反对资本主义》一著中，所预想的“经济民主”^[17]，也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斗争性质，它不过是少数拥有过度法律特权和政治操控力量的所谓“工人阶级”的意见领袖，利用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实现其左右英国政治经济权力格局的工具。这一点可以通过英国工团组织乱象发展的极致，得到充分的证明。1979年5月3日，在极其混乱或曰各怀鬼胎的工党领导下，工团组织利用其庞大的选举优势，居然推翻了充分体现自身一切权利主张的工党政府自己，促使保守党撒切尔夫人就任首相，英国随即进入了以私有化、控制货币、削减福利、打击工会为标志的“撒切尔时代”，继之，在幕后顾问哈耶克的帮助下，撒切尔与服膺于供给学派的里根联手，以自由竞争、减少税收、控制公共支出为支点，开创了告别凯恩斯主义的“规制”（regulation），转由新自由主义“治理”（governance）的时代。

英国“工团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的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是完全割裂分离的。如前所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性区别。工具理性将人的经济权力异化为只具有“生产属性”，而将资本的经济权力异化为具有“人格属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在这种“双重异化”机制下，人的经济权力完全服从于市场权力，而市场权力，完全服从于资本权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市场不是社会，更不可能替代社会，当经济形态唯资本权力意志为动时，社会必将唯个人经济权力意志为动。这一点通过撒切尔在其连任三届后，于1990年强制推行“社区收费”，即通称的所谓“人头税”所引发的剧烈社会动荡，便可窥见一斑。尽管出于减少地方性公共开支的目的是正确的制度选择，但撒切尔的做法无疑与里根向富人减税进而刺激投资的经济政策如出一辙。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者，财政大臣尼格·罗森甚至觉得用人头税代替原来的财产比例税简直令人恐怖，因为他发现，人头税将使住在伦敦市内的一对普通靠养老金生活的夫妇支付相当于他们22%收入的税收，而一对富裕的夫妇家庭只支付他们收入的1%，据此他断言这简直就是一场政治灾难^[18]。强制实施的结果证明了这一单纯资本权力导向的经济政策，根本有违社会公众普遍的价值判断，伦敦出现骚乱，而撒切尔夫人也因此让位于约翰·梅杰。以此观之，英国“工团主义”是基于普通法系传统的经济权力结构，对市场权力的反制，而基于工具理性的经济权力结构，客观上导致市场与社会都将个人意志“异化”为公众意志，将个人经济权力“异化”为驱使社会权力的工具。从这一点上说，保守党和工党，都是造成英国经济增长停滞的客观因素，因为它们不过是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双重羁绊循环”作用下，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社会成本积累，不同利益集团以不同的权利诉求裹挟国家经济权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使整个社会充斥着制度风险和社会秩序乱象。